《诗经》研究日趋国际化。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外汉学家的研究，一是本土学者运用国际眼光对《诗经》的再阐释。国外学者的研究早在明清之际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来华（约16世纪下半叶）时就已经揭开了国外人士解读《诗经》的序幕。对于20世纪国外汉学家的研究，夏传才先生在《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有过专门的论述。
国内学者中值得注意的是叶舒宪的研究，他继承了80年代文化人类学的取向，同时又是比较文学学者介入《诗经》研究的典型。如果说赵沛霖的《兴的源起》还只是对“兴”这一个问题作文化人类学的观照的话，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则是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和方法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诗经》的文化蕴涵作全面发掘和理论阐发。他将中国文化置于整个人类文化中加以探讨和关注。他的研究不仅在拓宽《诗经》研究的思路方面有开拓意义，而且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更为广阔的视域。除了文化阐释方面的论著外，还有如王洲明的《中国早期认识论和〈诗经〉的特点》，从认识论上对诗经进行了观照。同样是远古的诗歌，古希腊史诗和《诗经》在内容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当古希腊人仍然依据古希腊传说，按照众神之主宙斯的意志演义出种种英雄神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把神话历史化、世俗化，认认真真地歌颂祖先和祭祀神灵；当古希腊人极力歌颂那些独具个性特征的英雄们如何斗智、斗勇、斗法以及如何和大海作斗争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王朝的盛衰。总之，《诗经》表现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际生活，《诗经》显示的是已经高度发达了的完备的奴隶社会的价值评判，作为保存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代表的《诗经》明显受到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影响，在内容方面带有十分明显的社会伦理道德的色彩。这是从反映内容上对其与荷马史诗的比较。另外还有从哲学层面研究的，如扬子怡的《〈诗经〉中“人”的解读——〈诗经〉哲学人类学的思考》，运用德国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的理论对《诗经》进行观照；还有影响研究方面的《〈诗经〉之于亚洲汉文学》；经学层面的《〈诗经〉和〈圣经〉的比较学论纲》等等。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诗经》研究的国际化与比较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
新时期《诗经》研究的热点大致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诗经》文献学。文献学是我国传统的学问，古代学者对《诗经》文献的考订、校勘、辑佚和整理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现代学者运用这一传统研究方法，往往能够联系最新的出土文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显现出新的研究特色。
二是《诗经》学史。《诗经》学史的研究在历届《诗经》国际研讨会均受到关注，研究者对《诗经》的传播、名作、名家等方面的研究乐此不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昭示着《诗经》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是《诗经》文艺学。《诗经》文艺学的研究深入文本又兼顾理论的探讨，具有鲜明的特色，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诗学的光辉遗产，推进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四是《诗经》文化人类学。《诗经》文化人类学自“五四”以来就受到不少研究者的青睐，如闻一多先生对于《诗经》民俗文化的研究便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当今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去研究《诗经》文本，也堪称《诗经》学一大热点。研究者探讨《诗经》各种意象的文化内涵，并力图揭示《诗经》与民俗的关系，取得了不少成果。
五是《诗经》语言学。《诗经》语言学在古代属于小学的一部分，多表现为对语言的音韵、训诂的研究，“五四”以后随着外来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形态逐渐变得丰富多彩，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加盟，使得对《诗经》语言本身的研究更为深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