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作者与写作年代
“古诗”作品在梁代尚存有59首，但现在只留存30多首，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就在梁代，对“古诗”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已有疑义。刘勰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锺嵘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诗品·古诗》）大概正因为作者“疑莫能明”，所以萧统把《文选》入选的十九首古诗都归之无名氏。然而，陈代徐陵编选《玉台新咏》，却又把《古诗十九首》中的八首诗确定为枚乘《杂诗》。这样，虽然大体确定“古诗”是汉代作品，但对于其是否有西汉枚乘、东汉傅毅、汉末曹植、王粲的作品，后来甚至猜测“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明·王世贞《艺苑卮言》），究竟是两汉产物或者都是东汉作品等问题，形成长期纷争。
现代大多数学者不再局限于探讨《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究竟何其人，而是侧重于对这一无名诗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生活境况、生存状态、思想感情的描述。强调他们用诗的语言，诗的意境构筑出对人生价值的思考、理解和追求，并把自己孤独、寂寞、惆怅、痛苦、愤懑、悲哀、焦虑等种种复杂的情感体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们所发出的惊心动魄的千古绝唱，与这一诗人群体的独特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一章。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问题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而以东汉末年说最具代表。现代学者大多摆脱了前人成见的纠缠，主要根据《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指出它们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并论证它们应是东汉后期安、顺、桓、灵帝年间，约公元二世纪的作品，得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这方面的成果较多，梁启超、俞平伯、游国恩、马茂元、罗根泽、刘大杰、李炳海主东汉末年说，赵敏俐主两汉说；徐中舒、胡怀琛主建安说。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东城高且长”、“西北有高楼”等几首诗的年代上。比较各家，徐中舒考证最为详备，颇具说服力；隋树森资料最为充足，参考价值较大；梁启超观点最新颖，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三者之间各有优长，亦各有不足，谁也说服不了谁。只是梁启超的观点切合进化论、历史主义的时代风气，再加上其学生罗根泽的发挥，后又经刘大杰、马茂元和游国恩等人的补充，就成为50年代以后最有影响的观点了。对于其他两说也不能轻易否认。如20世纪90年代张茹倩、张启成的《〈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力主两汉说，作者针对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定于东汉末年的依据逐条进行分析批驳，认为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本身的论述中即可证明文人五言诗始见于西汉，肯定《怨歌行》为班姬之作，确认古诗是西汉之作。并从《文选》李善的注中搜求征引五言古诗成句的最早例证，从而证明“西汉的文人五言诗技巧已相当熟练”，这种以诗证诗的方法虽然传统却很有说服力。接着作者在更广阔的史析视界内，结合《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逐首考证出11首古诗的大概创作年代，其余8首作适当推断，这种继承前人考据训诂功夫，又运用现代较为宏通的眼光作判断的研究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也是当代的古诗研究应该提倡的方式。当然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古诗、乐府、《古诗十九首》到底是不是一个概念？李善的注是否都是征引最早且可靠的材料？这些问题不解决，《古诗十九首》的作年不可能最终解决。自二三十年代展开较大规模的讨论之后，学术界比较一致地倾向于产生于东汉末年的说法，而李炳海则以秦嘉三首《赠妇诗》作为确定《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的最好参照物，推断其写作年代应在公元140年到160年这二十年中，写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
二、关于主题和生命意识
一般认为，这批作品多出于失意的中下层文人之手，东汉末年，社会纷扰，他们在仕途上看不到出路，坎坷奔命，苦闷彷徨，情绪低落，时有激愤之辞。但在过去一个时期，有人认为诗中所写“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等，是表现统治阶级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思想。最近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而认为这是汉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对个体生命珍爱的表现，无可非议。
梁启超说：“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则厌世思想之浓厚——现时享乐主义讴歌，最为其特色。”更多的学者开始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古诗十九首》的题旨内涵，马茂元认为：“它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在《古诗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辞，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刘大杰、游国恩等也有类似的看法。但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社会的真实反映，其中浓厚的消极情绪更是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
80年代以后由于对文学这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认识日益明晰，学者们尝试多视角、多方面、多元化的研究，关于《古诗十九首》的题旨探索出现了新变，如倪其心的《汉代诗歌新论》、赵敏俐的《汉代诗歌史论》、叶嘉莹的《汉魏六朝诗讲录》、钱志熙的《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郑文的《汉诗研究》等。另外还有从宏观角度透视《古诗十九首》思想情感的，都试图立足于汉代社会深层的文化背景，以诗人的心灵颤动和智慧闪光作为解读对象，用全新的哲学观念、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角作方法论的依据，因而这时期的研究视野宏通，探讨深入，触及了一些问题的本质，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初版于1999年8月，它及时地吸收了当今《古诗十九首》的最新研究成果，其有关《古诗十九首》题旨内涵的论述，带有权威性，代表了现阶段这一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作者认为：“《古诗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多数学者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精神形象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生命哲学论”。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
“生命价值论”。杨德贵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一曲深沉的生命之歌，从内容到形式开一代之先声，之所以能产生一种“泣鬼神、动天地”的力量，也在于它以“人”为主题而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诗人们重视生命价值，积极去体现生命价值，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中渗透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深忧患。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汉末和魏晋，古代文人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和人生的坎坷。《古诗十九首》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典型表现。他们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具有生命的深刻内涵。总之，“生命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复归”、“人文精神”等问题，成为一时研究的热点，姜兰宝、张振龙、黄桂凤等都参与了讨论，并对某一方面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生命形态论”。郭自虎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时总结出“他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增大生命的密度来弥补”，这一说法在不少论文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宣丽华两次撰文，从深层次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他们独特的抒情方式自始至终贯注着属于文人所特有的苦闷情绪，我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相悖于当时主流文化的独立话语，或者说作为籍籍无名的文人群体的独特生存方式，恣意挥霍生命密度来弥补令人遗憾的生命长度，外化为抛掷生命的种种状态。美酒佳人，宴饮冶游，构成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勘破人生，及时行乐的生命形态，他们在自己的失意人生中营造着独特的精神避难所，对人生无常与生命短暂的忧患，终于化为秉烛而游的生存状态。
“精神形象论”。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在诗人的心灵深处，安琪透过“消沉颓废的表面，看到了一群苦闷彷徨、在迷乱中探索的追求者的不懈形象，感染到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深眷恋”。安琪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史增添了新质，塑造了一个自我生命开始觉醒的生机蓬勃的崭新的精神形象，诗人们探索到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从人生价值的哲学高度重新审视永恒的宇宙，短暂的人生和生命的意义。与“精神形象论”相似的有“精神孤独论”。刘方喜从诗人“寄居外乡的特定语境中”，把握其思妇诗的真正意义，分析出《古诗十九首》作者在物质空间层面上，他们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失去了精神家园。《古诗十九首》就是作者在精神上不被接纳而失去认同感、家园感所发出的真挚咏叹。刘则鸣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古诗十九首》所宣泄的情绪乃是一种沉重的孤独感，这种在时空中、人世间的孤独感萦绕在每个诗人心间，并显露于每一首作品的字里行间。古人因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迷茫而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他们想藉爱情来排解，想藉友情、亲情、乡情来排解，用及时行乐来排解，醉生梦死来排解，用诗的清醒与迷狂来排解，终于吟成这千古绝唱。
“及时行乐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及时行乐”思想，曾一度被批判和否定，说其是没落阶级的腐朽哲学，是追求富贵、长生的享受，以及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和离愁别恨的感伤情调等。关于马茂元所受批判的阴影在相当时间内挥之不去。所以学术界一直采用低调处理方法，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它。或用“消极颓废”来简单概括，或避而不谈。80年代以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对古诗作者及时行乐、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不能肯定，也不能盲目称赞所谓“感情真挚”，应深入分析这些诗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不能模糊时代和阶级界限。随着思想解放，人们逐渐摆脱了偏见，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二重性，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采取客观的、宽容的态度，辩证地分析评价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个人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王利锁认为：享乐思想不过是假象的肆意畅怀，其背后真实的则是人体的自觉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享乐思想也应被看作是觉醒时对人生价值追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生命有限，要求在有限的时间中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企图增加生活密度来补偿人生短促的缺陷，在生活密度和自身亮度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郭精锐也指出：诗人们不是在生命短促的感叹中悲天悯人，也不是要超然物外求告神仙，它要追求现世享受，而这种享受是因为诗人不愿再在忧生念乱中虚度一生而理直气壮地追求的。骆玉明和张湛非常直率地认为追求享乐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古诗十九首》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念的宣传，及时行乐的种种表现中充满着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无可奈何的心情。诗人旨在从客观性出发，建立一种享受人生、任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这就是诗人赞叹神往的另一个天地，别一种人生。
三、关于艺术技巧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相当突出。作者们大抵属于当时的中下层文士，熟悉自己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绪，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歌艺术上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传统，汲取了汉代乐府民歌的营养。《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在《古诗十九首》中得到广泛运用。有的作品还在题材继承、成语使用、作品引喻等方面，表现出《诗经》的影响。《古诗十九首》中不少作品有浓厚的民歌风味，如“行行重行行”回环复沓，排比重叠；“青青陵上柏”晓喻通俗，如唱道情；“迢迢牵牛星”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客从远方来”用双关隐语表相思；“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抒情诗都采取叙事方式倾诉衷情，运用比兴手法渲染烘托，使作品增强了民歌情趣。不过，总的说来，“古诗”的形式、技巧较之乐府民歌更为细致工整。
研究者谈到古诗的艺术技巧，差不多都喜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是抒情，二是风格，三是语言，而且都是用前人成说来加以申述。讲抒情总喜引刘勰《文心雕龙》里的话：“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讲风格则好引钟嵘《诗品》里的话：“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讲语言则常引陆时雍《古诗镜》里的话：“深衷浅貌，短语长情。”以后的研究者大多陈陈相因，对《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的成就、艺术手法上的特点论述唾拾古人，少有突破。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一批中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的文本细读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对《古诗十九首》艺术上的特点重新审视，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如王建华的《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谢发平的《〈古诗十九首〉诗义结构初探》、刘跃进的《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态势的形成——从〈古诗十九首〉及南朝文学谈起》、赵敏俐的《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等，赵敏俐文在论述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特征时，更着重探究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他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既是世俗的艺术，同时又是文人的艺术。世俗化使它在情感的抒发上不同于传统的文人雅诗和骚赋；而文人的艺术修养又使它不同于一般的乐府歌谣。”“它既有乐府歌谣的纯真，又有文人诗的文雅；既不过于粗野，也不过于雕琢。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它独特的艺术风格，质朴而自然，纯真而高妙。”这种于比较中的阐发说理与清儒一味高呼“一片混沌，不可句摘”的感性抽象相比不知要高妙多少倍。谢发平直接面对文本，探索《古诗十九首》抒情艺术何以高超，诗篇何以感人的原因，作者运用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探析了《古诗十九首》诗义结构的特征，认为“从抒情过程看，《古诗十九首》分为两类：一是直接晓畅的抒情；一是深婉曲折的抒情。受其影响，《古诗十九首》的两种诗义结构就是直线型结构和链锁型结构。”并指出这两种结构深受前代诗歌的影响，分别表达不同的情感。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风格，体现在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表现力的炉火纯青的语言上。它具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优点，质而不野，浅而不露。不虚矫晦涩，不闪烁其词的情感表达方式等等，是许多论文反复重复、极力称道之处。赵敏俐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把《古诗十九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总结为：是情真意切的艺术，是文人抒情诗的典范。既有乐府歌谣的纯真，又有文人诗的文雅，不过于粗野，也不过于雕琢，质朴而自然，纯真而高妙，在追求思想表达的畅通无阻中，自然把自己的文化修养融入全部情感之中。
四、关于美学意蕴
从艺术美学的角度而言，对《古诗十九首》作任何方位任何内容的价值评估都是一种美学的分析和探求。早在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对具体作品的内容和命意展开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肯定了《古诗十九首》表达男女私情和相思离别之情的艺术价值。虽然它只是对《古诗十九首》中部分作品的解析，却仍可看作是对作品的美学分析。80年代后随着方法热的兴起，一些学者自觉地操持美这一武器，对《古诗十九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美学分析和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意象批评的论文有刘迪才的《〈古诗十九首〉的审美意象》、许晓晴的《论〈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与主题》、欧阳冰的《古诗中的意象及其审美积淀》等，审美范畴批评的论文有吴大顺的《论〈古诗十九首〉的悲剧精神》、梁球的《〈古诗十九首〉的悲剧美》、《浅析〈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赵昌平的《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等，许多论文借助系统论、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学、阐释学、文化人类学等西方理论对《古诗十九首》进行新的阐释。如邓乔彬前一篇文章即用系统论的方法论述《古诗十九首》在思想、艺术上的三大特点：真情美、自然美、整体美，又用整体美勾连全篇，很好地说明了《古诗十九首》“天衣无缝”、“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的艺术特点。特别要指出的是，该文从古人评述中摄取精华，为我所用，很好地实现了融会古今的研究法式。
无疑，探讨《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审美特征和审美意象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邓乔彬认为《古诗十九首》对生活现象作了准确深刻的本质概括，体现出“美是生活”的精神。它不同于汉大赋对生活的游离，而是与生活的统一，且在表现生活美之中，创造了艺术美，达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统一。并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的真情美、浑厚朴实的自然美、意境浑融的整体美，对我国诗歌美学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置疑的。盛树屏又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的重复变化的节奏美、整齐规范的形式美，从意象与诗中呈现的情感氛围中透视出诗人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