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异于晴空霹雳，文章一见报，全国震动了。全国人民从四面八方投书、拍电报、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社。
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社就收到1万多封来信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了两麻袋信件和电报。所有的来信、来电都对文章表示赞赏、支持、拥护。
有的人说：“文章说到咱心坎上了”；有人说：“等了多少年，今天终于听到令人看到希望的声音”；有的人说：“希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继续大造，推动干部政策的彻底落实”；有一个被迫害的家庭写信说：“从广播里听到这篇文章，边听边流泪，全家都看到了被洗冤的曙光。”
文章尽管顺乎民心，但是思想界的坚冰还没有打破。要想很快落实干部政策问题谈何容易。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还在对着干。思想僵化的人打电话、写信到人民日报社厉声责问；一些地方打电话询问：“你们刊登这篇文章，中央有文件吗？”；态度最温和的也只是说：“问题难办，不可操之过急。”
“左”的干扰使文章作者们对写下篇文章的思想有些动摇。他们一起请示胡耀邦。然而，胡耀邦的态度十分坚定，他说：“我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十二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于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中组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胡耀邦所指的“十二级台风”的起源就在被“左”的思想长期笼罩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当时的组织部长郭玉峰，是深受康生欣赏的军队干部。“文革”中，康生吹捧郭玉峰是全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干部，于是，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他派到中组部和中监委“支左”，把原部长安子文“揪”了出来，从此，由郭玉峰掌管中组部的大权。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他的把持下，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持消极的、抵触的态度。并且发下话说：“没有中央的正式文件，一切都维持原样。”
郭玉峰把持的中组部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成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真正的“阎王殿”。对老干部的呼吁请求置之不理，对来访者拒之门外。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要求组织上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可郭玉峰不仅把舒同挡在大门外，还派人到中组部招待所把舒同赶走，让舒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在北京的6000多名中央机关干部被闲置在家；一大批如夏衍、楚图南等文化名人仍被视为“社会糟粕”弃之不用；被关押在外地的原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写信呼吁，甚至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对这些，郭玉峰都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他对原中组部和中监委一大批受迫害的同志也不给落实政策，仍然让陈野苹、张志杰、杨士杰等人天天扫院子，倒垃圾，当成阶级敌人对待，不准他们跨进办公大楼半步。
中组部有正义感、靠边站的人们愤怒了，纷纷起而抗争。人们采用了当时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贴大字报。一时间，中组部大院里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严厉批评中组部的官衙门作风，斥责郭玉峰破坏党的干部政策的行为，要求改变继续对人民、对干部犯罪的态度，强烈要求立即给靠边站的老同志妥善安排工作。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大字报，有点着慌了，马上派人撕。就这么，前面撕，后面贴，中组部的院中每天都堆积了好多纸。中组部的老干部把被撕下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的人又把大字报转给胡耀邦。
胡耀邦看着这些大字报，再听听同志们每天的汇报，他心急如焚，急得在室内踱来踱去，口中不停地说：“这种局面一定要打破，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马上请来上次的几个作者和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与他们商量下一步的对策。胡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阻力重重。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
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大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中国的说法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求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等人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有关落实政策的典型消息，逐步打开为干部平反昭雪的工作局面。”
于是，胡耀邦与大家研究，把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的言词比上篇激烈，主旨也挑得更明确。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的评论文章。第二版也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总标题仍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开始了。
此时，中组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反对郭玉峰的大字报撕了就贴，贴了又被撕下。有人觉得必须把中组部发生的斗争报告党中央。后来，有人把一批批大字报整理成情况汇编，通过人民日报社，拟出一篇题目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汇报，上报给叶剑英和中央分管宣传的耿飚。
叶剑英马上把这个情况转告了陈云和已复出的邓小平等中央老同志。几位党中央核心的老人意识到中组部被郭玉峰搞乱了，工作搞坏了。12月初，经过党中央决定，把极左的郭玉峰调离中组部。
调走郭玉峰只是为工作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叶剑英不无担忧地说：“喊冤的人这么多，到哪里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呢？”
邓小平最了解胡耀邦，马上接上话：“我举荐一个人，胡耀邦，最合适。”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一致同意。
当中央找胡耀邦谈话，决定让他出任中组部部长时，胡耀邦听后马上表态：“我愿意当这个包公！”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中组部，与全体同志见面。
蒙冤者有了希望
12月15日早晨8点钟，一向安静得有些森严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喧闹起来了。门庭前，一大群人个个手提鞭炮来到这里。他们有一般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也有老干部、老同志，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赶来了，她买的鞭炮最多，十元多钱买了两大串。他们就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在门前地上争着燃放起来。
他们是来欢迎胡耀邦的。胡耀邦与他的秘书梁金泉在欢迎的鞭炮声中穿过人群，不停地与人们一一点头招呼，矫健地登上了办公大楼二楼。
胡耀邦把公文包放在自己办公桌上，然后召开与全体干部见面会。胡耀邦说：“今天，我只是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有些工作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他对组织工作讲了很多。但是，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后来作为工作方向的一句话和两个要求。
他说的一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个山有多高，步履如何维艰，他是这样说的：“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案’、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意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案积如山’！”
他的大胆令中组部的部分人一下子接受不了，瞪着大眼睛观察着胡耀邦的表情。胡耀邦为了表明他坚定的信心，把手一摆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某些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的话锋一转，说：“但是，阻力也很大，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党内还有，各地都还有，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度都好比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但是，我们大家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扫除多年来组织部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门的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接着，他说：“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明确而紧迫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苹、贾素萍、倪书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等几位老同志参加工作，成立一个老干部接待组，认真接待好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他指示说：“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在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的病床前，倾听意见。”他在会上高声呼吁：“要拨乱反正哪！只有拨乱反正，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
胡耀邦说着激动地站起来，用手直敲桌子。他的心和千百万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国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参加会议的许多干部，尤其是长期以来一直靠边站的老同志，激动地淌出了眼泪。多年来，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今天胡耀邦说出来了，他们的心里感觉真痛快哪！
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给冤狱的受害者带来了希望。在他到任的第一个月里，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下来信件达六麻袋。
在这些信件中，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写的，有的是他们的家属子女写的，每一封写得都那么殷切。
胡耀邦拍案而起
有一封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特别注意。这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写的联名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1000多名干部已有800多人被分插在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所以，他们要求中组部能尽快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上干部100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等一批名人也在其中。
胡耀邦看完来信，拍案而起，忿忿地说：“这简真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么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不不够重吗？”
他马上指派副部长陈野苹和贾素萍、倪书林、曾志等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成立联合工作组，对205人的情况进行调查。
工作组的同志分头行动，深入到这些老同志家中，与他们座谈，听他们诉说“文革”以来遭受“四人帮”压制、迫害的情况。他们那充满感激的话语，他们那夺眶而出的热泪，他们那强烈的渴望平反的心声，无不让工作组的同志一一铭记在心。工作组前前后后奔波了十几天，最后写出了一份《情况简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看完简报后马上作了批示：
一、这个材料值得一看；
二、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三、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组部的干部工作组充实人员，改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很快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同时，还本着对对外文委同志的处理精神，解决了中央各部委6000名靠边站干部的工作问题。
然而，尽管“四人帮”粉碎一年多了，但是“左”的坚冰仍旧没有打破。一些人思想麻木，还有少部分人仍坚持“左”的那一套。尤其是思想较“左”的中央专案组还把持着各种申诉案和干部问题，使得许多案件不能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平反昭雪。
曾因在1975年给邓小平写信申诉，要求给徐子荣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的孟松涛，因主张正义被打成反革命，惨遭迫害。1978年春天他带病奋笔疾书，要求为已被迫害致死的亲人徐子荣平反昭雪。
邓小平看完来信后，在信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然后，让他办公室的同志把这个申诉和批示都转到了中组部。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内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本应由中组部审查处理的干部问题，却被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取而代之了。与解决案件有关的档案材料，也都被中央专案组垄断，而对所有的案件，他们又要“维持原结论”。
胡耀邦遇到的阻力远远不止于此。中央专案组的个别人还对胡耀邦大胆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作法异常震怒，大发脾气，道：“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的头上来啦！”
面对着僵化而狂怒的面孔，胡耀邦毫不动摇。他决定越过中央专案组，直接向党中央汇报，争取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很快，中央就作出决定，支持中组部的平反工作。
此时，中组部的“党员之家”名声传开了。写信诉说冤狱的更多。
一天，中组部接到一个电话，指名要找胡耀邦，接话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
“行！”对方很干脆。
打电话的人叫郑仲兵，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讲师。
电话中，郑仲兵对陈野苹诉说起来：“‘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私下我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与林彪也有摩擦等，结果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四人帮’，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陈野苹安慰他道：“好的，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胡耀邦知道后就亲自过问这件事，并让中组部的同志找到郑仲兵，对他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很快，公安部就为郑仲兵做出了平反结论，恢复名誉。
1978年夏天，73岁的著名老报人恽逸群，拖着病弱的身体，蹒跚地来到了中组部上访，胡耀邦热情地接待了他。
老人见到胡耀邦就说：“听说中组部的‘党员之家’真正成了党员之家，我就来了。”“你可以把你的情况写出来，我们一定会为你彻底平反昭雪。”胡耀邦安慰老人。恽逸群激动地说：“听到这话真让人高兴。1976年10月，党中央逮捕‘四人帮’后，我以为我天亮的时刻到了，我从江苏阜宁县的牛棚中跑出来，身无分文，一路乞讨到了北京要求申冤，那时我被赶出了中组部！”老人的泪光在眼中直闪。
胡耀邦听后心情也很沉重，他细心听着恽逸群对自己遭受的长达26年的沉冤。
恽逸群是一位北伐战争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是当代中国新闻界的元老。从1932年起，受党的委派，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译报》《导报》总编辑、《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新中国解放后，任过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社长、兼任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还是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被开除出党。罪状很简单：一条是他同情其地主成分的姐姐，一条是把《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朋友开办小煤窑。不仅如此，1955年5月10日，又因受潘杨案件牵连被逮捕入狱。尽管后来公安机关查实他与潘、杨无关，还是把他当成反革命在押犯，同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11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