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不长，但是杨西光用了足足一个钟头才看完。文章的观点深深拨动他的心弦，他边看，边用手中的毛笔增删，口中不时叫道：“好！好……”
看完之后，杨西光迅速在大样上写了一行字：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发！
这篇文章最初的诞生只是普通的约稿。1977年8月，江苏省理论界召开了一次旨在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讨论会，光明日报社受到邀请，理论部派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到南京参加会议，并带着组织几篇稿件的任务。
在理论研讨中，王强华结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王强华就约请胡为《哲学》专刊撰稿。胡福明答应了，两个月后，文章寄来了，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理论部经过五次修改，准备刊用，没想到被杨西光慧眼相中，决定放到一版。
按照杨西光的要求：文章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要冲破禁区，有利于拨乱反正，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于是，报社决定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对文章进行大手术，把胡福明本人也请来。
文章定稿后，以最快的速度上报到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问：“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送稿的同志告诉他：“这篇文章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写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看到后，认为文章很好，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决定撤下来进行修改，使文章进一步触及当前现实问题。文章经过七八次修改，又送到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进一步修改，现已定稿，要求发表。”
胡耀邦听完汇报，说：“别急，让我看看。”
十几分钟后，胡耀邦已通读全文，马上拍板“发！”于是，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心论点是在否定“两个凡是”。文章发表后，在理论界和政坛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叫好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反对的。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当晚11时，正在报社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他的前任尽管与他交情很深，但是电话里的声音很严厉，对胡绩伟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胡绩伟对听筒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5月13日，新华社社长曾涛接到了《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打来的电话。真是无独有偶！王殊批评曾涛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文章，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曾涛回敬他说：“我看不见得！”
王殊强调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汪东兴、纪登奎联合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关系甚大，后果堪忧，请示华国锋应付方针。不知是华国锋对问题的估计不足，还是觉得难以扭转，泰然回电：且由他们去吧！
主管宣传的汪东兴不能容忍大讨论如此蓬勃发展下去，他力主《红旗》杂志保持沉默，而且，多次公开批评这篇文章。
《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当时邓小平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反对派态度很强烈，就让秘书找来看看，他的评价很高。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当时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道：“《光明日报》的文章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过了几天，恰好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找到了支持的机会。在会上，大讲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从理论上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
之后，署名文章、讨论会不断出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氛围越来越浓。汪东兴坐不住了。
6月份，汪东兴就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他的态度很严厉，人们惊讶一向温和的中办主任竟然动怒了。他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讲到：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这是针对毛主席来的
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红旗》保持了沉默。
《红旗》是党的理论刊物，华国锋、汪东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纷纷“背弃”后，牢牢掌握这块舆论阵地。
熊复是接替王殊后于5月17日到《红旗》任总编辑的。此前，他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刚到红旗杂志社的当天，他就在见面会上发表意见。他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看都有问题。对这些文章，我也有不同意见。”
熊复对杂志社几位负责人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按劳分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到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不算数？”
第二天，汪东兴来到《红旗》杂志社，赞赏了熊复的观点。平时很温和的汪东兴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时显得火气很盛，他说：“这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他用十分坚定和信任的目光看着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
熊复有党中央副主席的指示，更敢于公开他的办刊指导思想了。5月19日，他向杂志社的干部作了首次公开讲话。
他说：“《红旗》的任务是完整而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而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离开毛泽东思想倾向。”
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各报发表文章，理论家撰文，科学家表态，中央领导表态，举世都在关注，熊复坐不住了。7月底，他终于布置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在组织撰写文章之前，熊复已定下基调。他在一个小会上说：“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不应强调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一位被指定的副总编辑经过一个月苦战，在9月11日写出初稿。
初稿很快送到汪东兴手中。汪东兴起初不同意写讨论文章，后来经熊复再三请求才同意。当他看到初稿的标题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汪东兴不赞成，提议把标题改为：“《实践论》的认识论”，而且，只讲一般的认识原理，不深入阐述实践标准问题。
但执笔者不同意，双方经过协商，最终定题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后来三易其稿，进行了多处修改，然而，最终还是流产了，没能刊用出来。
真理标准讨论不断深入，《红旗》杂志愈来愈被动。此时，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谭震林同志的一篇文章又给《红旗》带来一场麻烦。
198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日，12月份出版的第12期《红旗》必须要有纪念文章。于是，编辑部从8月份就积极筹划，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
谭震林曾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也受到过毛泽东当面严厉批评。“文革”中，谭震林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
接到约稿时，他坚决地对编辑部人员说：“文章要写，但是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谭震林文章的初稿10月下旬送到了《红旗》杂志社。文章其中一大部分是讲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熊复看后主张删掉，但是责任编辑认为谭震林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增删应尊重作者意见。
正当《红旗》编辑部在争执未定的时候，谭震林又派人送来了修改稿，并附了一封信，说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阐述得不透彻，提得不突出，现补上加强部分。
熊复为难了。《红旗》编辑部派人登门告诉谭震林，中央明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谭震林一听很恼火，气乎乎地对来人说：“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对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在谈话即将结束前，他对来人说：“告诉熊复，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
熊复只好把文章送给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常委审定。邓小平等人都批示刊登，但是，熊复仍不敢做主，又亲自写了一个报告给汪东兴：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十二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完，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写了批语。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21日看了这篇文章后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汪东兴见木已成舟，只好说：“那只好这样了！”谭震林的文章得以发表。
汪东兴觉得一直不顺当，他的思想意识总是占不了上风，他把早就窝着的一肚子火发向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
建国后曾很有影响的《中国青年》在“文革”中被砸掉，粉碎“四人帮”后，拟定在1978年9月复刊，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
《中国青年》第一期内容相当丰富，刊登了广大群众迫切关注和想了解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介绍了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在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中，他坚定不移地同“四人帮”作斗争，面对打击迫害坚强不屈。还选登了备受青年朋友欢迎的由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
复刊后的这一期《中国青年》发行量很大，仅北京的一家印刷厂就承印60万份，其他省市还有7个代印点。9月10日，北京市承印的已全部完成，而且有4万多份已通过邮局送至读者手中。
这天，分管中央工、青、妇工作的汪东兴也拿到了《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政治的敏感使他马上意识到，杂志有点走“味”了。于是，他马上拿起电话找到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很严厉地提出四点意见：
1.《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2.《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3.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4.为什么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韩英立即把汪东兴的批评意见传达给《中国青年》杂志社，责令杂志停印停发，等待中央指示。
编辑们对这一粗暴的干预不能接受，认为杂志内容没有错误或不妥之处，不买汪东兴的账。
9月11日，编辑部代表全体编辑意见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党中央正副主席每人呈送了一封报告，同时，还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及负责人韩英也送了报告。
尽管杂志社极力申说，9月12日，韩英还是带着他同汪东兴商定的四条指示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在杂志社组长以上的干部会上，韩英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求：一、由汪东兴出面请华国锋题词；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三、把《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部分“不妥当”的段落删去；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语。韩英还特别强调说：“关于‘天安门事件’，华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明确表过态。现在《中国青年》的一些做法与华主席讲话精神不符，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损害了毛主席形象。”
第二天，汪东兴派人把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中国青年杂志社。杂志社只好要求全国各地停印、停发，另外增华国锋题词和毛泽东的三首诗词。
同时，编辑部一再要求《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青年革命诗抄》最好不改。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因为这两篇东西内容并没有错，二是已有4万多份发放到读者手中，删改后必将造成一份刊物两个版本，若是不能给读者以满意的解答，恐怕不利于安定团结。
《中国青年》一复刊就遇到磕磕碰碰，了解内情的群众十分不满，有人投书编辑部，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标语，呼喊“救救《中国青年》”。
得到广泛支持，《中国青年》再一次上书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最高领导，坚持保留汪东兴指示删改的两篇文章。
汪东兴恼怒了。9月14日，他指示韩英，把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晚上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
汪东兴脸色铁青地走进会议室，连开场白也没有，就开始了训斥：“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妇，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翻了这期《中国青年》的大概内容，没详细看，还以为是清样，不知道已经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审查了。今天把口径统一一下。你们已经发出41000份，发都发了，怎么叫审查？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
他讲完了组织观念，又开始谈文章内容安排。他说：“你叫我提意见我就提，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的东西，应该考虑。华主席不在（已出访），叶副主席、聂帅题了字，我再讲讲题个字嘛！毛主席逝世两周年，有总理的照片，主席的一个都没有，不考虑考虑？我说可以考虑一下。再有，我说里边有两篇文章内容与华主席讲话符合不符合，考虑考虑。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已经定了。是你们记者写的文章，与转载不一样。”
他面对韩英，像在责问韩英，又像在责问全体人员：“为什么不发华主席的题词？华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照你们的意见办，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这是你们的意见。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题词可以不登，主席诗词也不登。这一期，中央没有审查，就是中国青年社发出的，我声明，我没审查。”
接着，他讲了第二条意见。他说：“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历史上有过教训，凡是离开党的领导，一事无成，会碰得头破血流。”
杂志社总编辑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他们火速派人赶赴印刷厂，让尚未发表的《中国青年》夹进华国锋题词、毛主席诗词重印。已发出的4万多份也全部收回封存。
伟大的历史转折
压力一次次冲向华国锋
真理标准大讨论充分显示了改革思想与保守主张的较量，大是大非即已分清。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负责人也都开始严肃思考这个问题了。一些开始拿不定主意、立场左右徘徊的地方大员陆续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对各路“诸侯”的发言，新华社统统播发消息，全国报纸则纷纷刊登。细心的人曾对新华社发稿时间做过统计，较早的是1979年8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表态，较迟的是11月23日，新疆部队司令员刘震表态，可以看出，同在一个地方，思想观点的转变也并不是同步的。
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中国，就好像一个疲惫瘫软的旅人，突然服用了兴奋剂，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机勃勃起来，“两个凡是”的桎梏被打破，端正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时机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