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听说杨成武有事转告，立即领他到了房前的小花园里，听完了汇报后，他高兴地连声说：“听明白了，明白了。”
叶剑英走到水池旁，望着远方。过了一会儿，他走近杨成武，眼睛里放出异彩，兴奋地说：“你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过了两天，杨成武要下山，临走前，他特来见叶剑英。
叶剑英微笑着说：“你回去再告诉聂总，我和先念商量过了，我们正在考虑聂总提出的想法。”
拍着杨成武的肩膀，叶剑英又补充道：“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9月27日，叶剑英用车接来“联络参谋”王震。
王震来后也不客套，急问叶剑英近日的动态。
叶剑英说：“胡子，李先念来过了，事情不能再拖了，还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什么事？”王震着急地问。
“你去陈云那里请教一下！”叶剑英悄悄地说。
王震立即下山。
陈云家中。
这位老革命家听完王震的汇报，沉思良久，缓缓地说：“也只好如此了！”并再三嘱咐，请叶帅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王震回来后，向叶剑英转达了陈云的意见。
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成竹在胸。9月28号，他在西山消失了。
他移住到了北京西郊的玉泉山。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
原来“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的行动，早在叶剑英住西山不久，就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决定派从上海回京不久的王洪文住西山。
王洪文这个新贵，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选择了现代建筑水平很高的25号楼，一方面显示他权位的显赫；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靠近叶剑英的15号楼，便于加强临视。
叶剑英深知王洪文来者不善，便告诉警卫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王洪文住到25号楼后，稍事片刻，便“热情”地来看望叶剑英。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剑英看到这个新贵，虽然不很高兴，但又想到他来得正好，转而以礼相待，想摸一摸底细。
“好久不见了，最近忙什么呢？”
“去上海转了转，刚回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
王洪文支支吾吾应付着，两眼却不住地打量着室内的环境……
他觉得自己的探视任务已经完成，便告辞了。
王洪文走后，他那帮随员和保镖到处乱窜，探听风声。
过了几天，叶剑英特意交待办公室，请几位技术专家从周围环境，房里房外，再仔细搜查一遍，看看是否有人安装了窃听器之类的东西。
检查结果，未发现异常，才放心了。又一轮较量。
9月28日，叶剑英从西山15号楼移住玉泉山9号楼。
玉泉山，北京西郊的一座名山，山势嵯峨，秀蔚天然。山崖上曾有一大泉孔，安装着用石头雕凿的龙头。泉水从龙嘴涌出，白如雪，势如虹，名唤喷雾泉，又名“玉泉垂虹”，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山的最高处，白石砌成妙高塔，高达30余米，直耸云霄。山脚下的静明园，湖波荡漾，古树苍天，殿阁增趣，山石天成。
在西山仍蒙在鼓里的王洪文此时正抽着烟，踱着方步，时不时习惯地用手梳理一下又黑又亮的分头。
他在猜度：叶剑英下步棋会怎么走？
正在这时，王洪文得到迟到的情报：“叶剑英昨天已搬离西山了！”
他大吃一惊，立即打电话给汪东兴，质问道：“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
汪东兴不紧不慢地回答：“周恩来总理生前交待过，他住的那栋房子，剑英同志可以去住。”
王洪文跟踪不得，无可奈何，只好向江青、张春桥报告。
此时“四人帮”在活动方式上也开始隐蔽起来。江青自毛泽东逝世后，又搬回中南海。张春桥在钓鱼台坐镇，汇总情报，出谋划策，与王洪文、姚文元商量之后，再由他进中南海报告江青。
这一天，张春桥在钓鱼台17号楼召集王洪文、姚文元碰头，王洪文谈了在西山所见所闻，“军师”张春桥发现王洪文受了骗，大为恼火，同时深感事态严重。
三个人一商量，再密报中南海的江青，决定加强“文战武备”，发动新一轮的凌厉攻势。他们一方面玩弄“文革”初期制造贺龙“二月兵变”流言的手法，又造谣说叶剑英在西山也有个“军事俱乐部”，图谋不轨；另一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队。
与此同时，他们用更大的努力巩固上海的“第二武装”。
9月27日，张春桥亲自出马，给上海作了“三点指示”：
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二、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
三、《毛选》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
这里，他所说的“集体领导”，就是“四人帮”领导；“接班人”条件就是“四人帮”上台的条件。
9月28日，张春桥仍然放心不下，又给上海市委领导捎去口信，说：“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之后的一个晚上，张春桥悄悄来到中南海江青住处201号房间，经过一番密谋，一个新的“夺权战役”打响了。
9月29日，这个“战役”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了。
午夜，时钟敲过11响，会议开始。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会议由华国锋主持。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主持人华国锋本想通过这个会议解决“四人帮”连日来吵吵闹闹提出的问题，要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
然而，他想错了。
“四人帮”经过充分准备，决心大闹一场，妄图把最高权力夺到手。江青对此充满信心。她首先发难！“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接着她又连珠炮一般放肆地攻击华国锋优柔寡断，没有领导能力。
王洪文、张春桥见状，也一唱一和起来，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
他俩所指的“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毛泽东逝世后，他们酝酿已久，迫不及待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他们心里清楚，只有打出江青这面旗帜，才能压倒华国锋。
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心目中，过去碍于毛泽东，关照并谅解江青，而现在情况不同了，特别是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以后，江青等人继续无理取闹，且越闹腾越厉害，使人再也无法忍受了。对于这个不懂工，不懂农，甚至连字典都不会查的人，怎么能让她当党中央主席呢？
江青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
华国锋坐在那里，对江青问题不好表态，但他心里很明白，江青早已有工作，何须再安排？她的意思就是要夺权。
一炮没打响，又来一炮，江青突然又抛出一个问题：“毛远新是否回辽宁？”原来，这是“四人帮”的又一个圈套。
他们事先策划毛远新为此事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说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已经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返回辽宁？如果有事，他可以留下。
这封信是个“问路石”，想试探华国锋，让他表态，其真实意图是要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
华国锋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的信，并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
这一下又打乱了“四人帮”的如意算盘，他们一听，一齐连声叫嚷：“毛远新应该留在中南海。”
江青首先强调其重要性：“远新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呢！”
华国锋一听，立即回敬道：“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远新要留下参加后事呢？”
江青像被抓住了把柄似的，马上大声狡辩，极力否认。但她忘记了她说此话时，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都在场。
汪东兴出面作证。江青立即大哭大闹起来，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会议陷入了冷场。
过了一会儿，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突然笑眯眯地摆出了一副调解的姿态。他说：
“我看还是这样吧，毛远新暂时留在中南海，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懂。”
江青自知理亏，擦干泪痕，放弃对峙，附和着说：“对！还是把主席的文件、材料交给他。这样做，我放心。”
一直在冷眼观察“四人帮”表演的叶剑英，他心里非常清楚：毛远新是主席晚年重病期间在他身边接触最多的一个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四人帮”想把他留下，一起闹事，这怎么得了？何况主席生前就叮嘱过毛远新，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而他又偏偏同她搞在一起！
想到这里，他语气果断地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
李先念和其他几位委员也点头赞同，支持华国锋和叶剑英。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继续纠缠，摆出种种“理由”，坚持要毛远新留下。会议僵持不下。
从头一天的午夜到第二天的凌晨，激烈的争吵，无理的纠缠，使与会人员万分疲惫。正当参加会议的委员们疲惫不堪，恹恹欲睡时，突然听到一声嚎叫：“喂，你们不想讨论了！有关的留下，无关的都走。”
原来，江青以“女皇”自居，发起命令来了。
谁有关？谁无关？在江青眼里，只留下华国锋和他们“四人帮”最好，因为这样可以大胆地“逼宫”。
江青话音一落，王洪文、张春桥也跟着嚷叫。
华国锋被逼得焦头烂额，只好说：“叶副主席年纪大，先念同志身体有病，两位可以先走，其他同志还是不要走。”
叶剑英一看会议主持人陷入了困境，且已宣布他退席，如果坚持不走，将影响华国锋的威信，又势必和江青等人发生正面冲突。这样的会议不会有好结果，再参加下去，将毫无意义。他从大局出发，起身愤然离去。
接着有几个委员跟着相继离去，会场只剩下六七个人。华国锋招呼大家坐下，继续开会。
汪东兴为了保护华国锋，没有离开会场。
江青等人一看叶剑英和一些委员果真被“赶”走，又开始得意忘形起来。她滔滔不绝，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要帮助整理文件档案，所有文件应该统归自己保管；一会儿又说要召开三中全会。
江青讲话时，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随着她的调子，一呼一应，帮腔作势。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刚一插话，就被她强词夺理，从中打断。
后来，华、汪以沉默相对，索性听“四人帮”讲。
等“四人帮”说累了，不说了，最后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江青露骨地说。
紧接着张春桥又“表态”了：“毛远新不能走，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真是见鬼了！三中全会问题，政治局一次也未开会讨论过，准备哪家的报告呀？可是，有关三中全会问题“四人帮”已经作了“决定”，他们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了！而且要由他们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实际上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已经准备起草报告，并内定了中央和国务院的人选名单。今天，他们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就是要逼他交出中央领导权。
华国锋，这位中央第一副主席，通过“四人帮”的一言一行，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他再也不能退让了。
他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
他又提高嗓门，再次强调，由于叶剑英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
最后他站起身，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做，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一挥手，宣布散会。
这次会议，使华国锋感到政治局会议无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那么，召开中央全会怎么样？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否定了这种设想。能不能争取简单的方法，公开动武“一抓了事”呢？他事后又找了叶剑英，认为这个办法也是不可取的。
到底怎么办呢？
华国锋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他与叶剑英的来往也更加频繁。
叶剑英严肃地说：“兵法讲究‘上兵伐谋’，只能智取，无论如何一定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
华国锋非常赞成叶剑英的观点，问道：“您认为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做到智取呢？”
叶剑英点了点头，他想起林彪叛逃后处置黄、吴、邱、李“四大金刚”的办法。那次他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出席有“四大金刚”参加的有关会议。中央等待了十天，“四大金刚”顽抗到底，最后在会议上突然宣布其罪行，断然处置。对付“四人帮”是否可能借鉴参考呢？
叶剑英向华国锋谈了自己的想法：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华国锋赞同地也点了点头。
两人又经过慎重研究，最终确定：以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名义，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行处置。华国锋亲自主持会议，叶剑英亲自坐镇指挥，地点定在中南海怀仁堂。考虑到汪东兴对情况比较熟悉，又掌管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具体执行由他负责。至于时间，拟过了国庆准备十天，视情况再定。
危险的信号一个接着一个
10月，剑拔弩张的斗争，已不容许人们再有丝毫的犹豫了。
叶剑英对于行动方案和执行任务的编组名单，一一亲自审定。
熟悉叶剑英的人都知道，他在平时工作中，常常是只管大事的。对于小事，则充分发挥具体办事同志的积极性、主动性，放手让他们去做。
然而，在这样的时刻，他却对名单上每一个人的情况、行动方案的每一个环节，都仔细地询问，反复地斟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他要求参战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绝对忠实可靠，整个行动要做到万无一失。
他记起了历史上的许多教训：
孙中山挺进白鹅潭，海军司令偷偷向陈炯明叛军告了密，致使大总统的舰队在珠江上遭到叛军炮火的猛烈射击。
南昌起义前夕，一名下级军官向敌人告密，迫使起义不得不仓促提前举行。
广州暴动前，一个秘密武器转运站被敌人发现，加上个别变节分子向敌告密，一度给起义带来极大威胁。
……
非常时刻，危急关头，小节也是大节，小事也是大事，务必周密、细致、谨慎、小心。略微的疏忽，小小的不慎，都可能导致重大失误，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一个杰出战略家，既要运筹决策鸿猷大计，又要把握全局进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哪怕是细微末节，才能真正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
就在党内健康力量开始布网，准备捕捉“四人帮”之际，王、张、江、姚也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这时刻，像一座满是机器的厂房即将发生爆炸，总控制台上报警的红灯不停地闪亮，危险的信号一个接着一个，巨大的灾难，正向善良的人们头上压来。
“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
张春桥炮制的“怎样巩固政权”的“杀人”纲领，就要实施，按照他的黑话：“历史与现实”、“革命与专政”，“批邓”与“镇反”“杀人”，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王洪文则不停地叫嚷：“在上海找100条狗困难，捉1万个、10万个反革命容易。上海精选10万民兵，每人发给40发子弹。”姚文元却捕风捉影地说：“为什么不能抢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四人帮”还准备了告人民书，政变后即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全世界发布。他们依仗上海和北京的“民兵”武装这个“强大的后盾”，开始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场争夺战的表演。
10月1日，国庆节。
江青再次跑到清华大学，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嚣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并煽动说：“有人要迫害我，有人要弄死我。我被他们绑架了一次，我准备被绑架第二次。我随身带着一把剪刀，准备自卫。”
说着，她当场从挎包里掏出一把大剪刀，在人们面前摇晃，恶狠狠地说：“我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我要斗，我还能斗，我要锻炼身体跟他们斗。”
有人举着照相机要给她照相，她说：“你们把胶卷留下，等有重大政治事件时再照。”有人招待她吃苹果，她说：“把苹果留下，等有重大政治事件时再吃。”学校要给她放电影，她说：“把片子留下，在重大政治事件时再映。”清华的心腹深怕人们不明白江青的话，解释说：“过几天将有特大喜讯！”
10月2日。
王洪文将新华社的一位摄影记者招去，为他拍摄“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
他要摄影记者拍摄了穿便服，穿军装的标准像、办公像，洗印114张，并从27张8寸样片中选定了标准像，指令按照周恩来标准像的样子进行修改。
当记者问他拍摄标准像做什么用时，他狡黠地说：“准备追悼会用！”
其实这是骗人的鬼话。原来，“四人帮”已经排定夺权后的“座次”名单，所以抓紧时间，纷纷抢拍个人标准像，以备登台时大量印刷发行。
同日，张春桥得知华国锋在审定外交部的一个报告时，删去了“四人帮”蓄意篡改的毛泽东的一句话，便阴险地说：“此事不向下传达。”他又与姚文元磋商，命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就此事赶紧炮制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
接着，张春桥写下类似林彪《“571”工程纪要》式的提纲：
历史与现实。如今。
时代。
革命与专政。
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
杀人。
一句“杀人”，将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和嘴脸暴露无遗。
这一天，“四人帮”还专门照了彩色合影像，以作为他们的“历史性纪念”。
10月3日。向来怕风的江青，居然拿掉帽子，来到太阳底下，她叫摄影师一口气拍了17张单人半身照。“马上给我冲洗、放大，急用！”江青吩咐摄影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