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毛泽东对它的感情极深。这是他家乡湖南的省城。青年时期，他在这里读书，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住的时间不短。
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略事休息，便去见毛泽东。
“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毛泽东一边摇着手，一边对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王洪文脸红了，红得很明显。
毛泽东接见周恩来、王洪文时，王海容、唐闻生在座。
“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毛泽东向周、王说着自己的身体情况。
话题转到邓小平身上。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脑袋。“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Politics是英语“政治”，周恩来当然听得懂。
“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王洪文十分尴尬，也很紧张。
接着，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地说：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得”四个字。
12月28日，周恩来、王洪文离开长沙返回北京。飞机在平稳地飞行。上面，是无边无垠的晴空；下面，是茫茫无际的平原。世界、宇宙多么博大多么深邃。
两人的心情此时却各不相同。王洪文心绪欠佳。周恩来则有一种喜悦宽慰之感。毛泽东与他们说话的主题很明确：批评江青和他们的那个“四人帮”，赞扬邓小平并赋予小平更重要的责任。
此次来长沙，毛泽东于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与周、王两人共进行了四次谈话。
23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逗留三天谈谈。24日又说，让他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让他们再留两天。27日说，现在没什么要谈的了。
这四次谈话，毛泽东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对邓小平的评价和担任新的职务问题以及副总理人选。即23日谈话的主要内容。
对江青的批评。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题，然后提意见。说自己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说，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11次路线斗争就不对了。当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条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江青说没有工作做，毛泽东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毛泽东说，搞乱了，也不告诉他。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他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毛泽东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谈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毛泽东认为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毛泽东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周恩来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毛泽东点头。
周恩来把这几次谈话的内容归纳整理了一个提纲，准备回京以后立即向政治局常委传达。
周恩来微微地笑了。四届人大之前围绕人事安排的这番较量，已经有了令人鼓舞的结局：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有人插手“组阁”但没有成功。如果形势照这样发展下去，就可以比较放心了。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北京到了。
周恩来一动身去长沙，江青便慌了手脚。她十分敏感：“这是去游说主席，是去‘组阁’了。他临死前还同我们较量……十有八九主席采纳他的意见。”张春桥更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果真不出所料，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批准李德生辞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政权的象征，法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已有八年半的时间被实际上废除了。
四届人大的召开表明党内的正确势力力图使国家走上正轨的努力有了初步结果。当周恩来站起身，准备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四届人大产生的国务院领导层是这样一个阵容：总理还是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从这个格局看，为四届人大的组阁而进行的较量，以“四人帮”阴谋夺权却败下阵来而告结束。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第四节 全面整顿图恢复，意在周公批《水浒》
受命于危难之际，邓小平毅然提出且大力推行全面整顿。
毛泽东指出：“老九不能走。”
批经验主义这场刚刚拉开战幕的进攻只好收场了。
与会者，不论是哪一方，都面无笑容。所有的脑子几乎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思考。
邓小平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
姚文元坐在办公桌前，眼睛注视着毛泽东这几段不足300字的谈话，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考虑如何把这些本来是针对一部古典小说的个人的评论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
周恩来要把历史的真相可靠地保存下来。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由周恩来主持，讨论了四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会议追认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了他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担负起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重任。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在总体上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纠正毛泽东所认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分”错误，使形势好转起来。
受命与危难之际，邓小平毅然提出且大力推行全面整顿。
这一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845亿吨，增长3.4%；棉花238.1万吨，下降3.4%；钢2309万吨，增长13.2%；原煤4.82亿吨，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发电量1958亿度，增长16%。基建投资总额409.32亿元，增长17.7%。铁路货运量8.76亿吨，增长12.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71.1亿元，增长9.2%。国家财政总收入815.6亿元，总支出820.9亿元，赤字5.3亿元。
更重要的是，全面整顿是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唤起了全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1975年的全面整顿，就没有1976年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全面整顿又是后来党所进行的拨乱反正伟大斗争的前导，从思想和组织等方面做了重要的准备。
国务院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从2月到10月先后召开了解决全国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钢铁工业座谈会、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南方12省委书记会议和部分地委书记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邓小平在这些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要点是：
1.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全国各方面存在着整顿问题。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班子“软”、“懒”、“散”。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
3.要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闹派性的人有大小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弄得不得安宁。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
4.在整顿中要落实政策。快些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中年干部有比较多的经验，要发挥他们的作用。青年干部的提拔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来，才是爱护他。对劳模、老工人，要注意落实政策。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们叫臭老九。
5.要抓规章制度。这是保证产品质量所必要的，不能叫管、卡、压。工业整顿后，利润还是要抓。既要抓政治，又要抓利润。
6.要重视教育。学校教育总的要求以学为主，中心是教育，不能把整个现代化教育水平拉低。要提高教师地位。
7.要搞好科学技术。科研是生产力，科学落后要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8.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
9.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做法。“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
以上这些，是全面整顿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全面整顿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起点，邓小平当时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2月15日至3月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根据会议反映的情况和讨论的意见，3月5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央9号文件）。决定指出：“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要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和健全起来”；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妨碍正在进行指挥、调度和各种勤务的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阻拦火车、中断运输、损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都是违法的、必须坚决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少数职工利用职权，内外勾结，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严肃批评。”“对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
邓小平3月5日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着重强调了要坚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增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这三条方针。他还明确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了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召开几千人、几万人、十万人大会，反复宣传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批判，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果断的组织措施，重新配备领导班子。对于极个别煽动闹派性、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坚决给予打击，逮捕法办。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打击面过宽。这些措施深得人心。
经过一两个月的整顿，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到4月份，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为提高。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国家计划。铁路的整顿立竿见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对全国工交战线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央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四月底做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
根据上述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行动。这次落实干部政策是很不彻底的，但是毕竟放了人，对于促进形势继续朝着较为有利的方向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又将贺诚之女写给他要求给他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作了安排。5月17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贺诚的任职报告上作了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日章被迫害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毛泽东也是很痛心的。这一批示又推动了干部政策工作的落实。
毛泽东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萧条的景况，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5月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指出：“老九不能走。”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的来信的批语中指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书面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他还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2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反映大庆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大加指责，指使文化部于3月10日提出报告，给《创业》加上了“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等十条罪名，并且停止在全国放映，组织批判。7月18日，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重新上演。7月24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些讲话、批示、并不是每一条完全正确（如周扬一案是错案，不存在“从宽处理”的问题）；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若干具体问题上是能够纠正错误的。
5月8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万里在会上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整顿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29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