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继续说：你还是去西南吧！
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的狂风拔地而起，扫遍全国。
红卫兵不答应，硬逼彭德怀写。无奈，他只好提起了笔，出人意料地给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就这样，经受精神、肉体双重折磨，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倒下了。
手术方案经过了周恩来的批准，但彭德怀不肯做。他并不怕死。
他去了。连火化遗体的费用，也是从他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因为他已改名，叫王川，不叫彭德怀。
千里偷袭成都
1965年底，彭德怀结束了吴家花园六年的软禁生活，到四川主持三线建设。在此之前，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1965年9月22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他。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主席：早等着，还没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了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设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前线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否定一切呢？
主席继续说：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这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在中南海长谈了5个多小时，并共进了午餐。
这年11月底，彭德怀告别北京，只身赴川，担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全身心投入了新的工作。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的狂风拔地而起，扫遍全国。
彭德怀到成都不久，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就发表了。此文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在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
原来，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即1966年6月16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内容如下：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以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党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开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处，是不行的。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1966年12月20日，戚本禹给20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说：“现在开展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韩爱晶一愣，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戚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韩爱晶顿开茅塞，开始立即行动。
这韩爱晶又是何许人呢？
韩爱晶，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他们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高中毕业时，怀着对军事科学的神秘感和荣誉感，报考了北京航空学院。
是“文革”激起了他多年被压抑的欲望。1967年初，刮起了“一月风暴”，学校那点权，对他来说太小了，于是，他瞄准了上层。北京市委、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等重要部门，北航的“红旗”都要强占。此时，作为“司令”的韩爱晶，俨然身价百倍。
1967年7月份，他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于8月1日开始围堵中南海各门。一时，中南海畔，喇叭高鸣，人声鼎沸，交通堵塞，旗帜狂舞。韩爱晶亲临“火线”、颐指气使，好不威风。
坐阵北航，遥控全国的韩爱晶面对地图上四处飘扬的“北航红旗”，感到了一种自我陶醉的满足。他得意地说：“别人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这话不假。照我看，全国都要走北航的路。”
中央文革对韩爱晶可谓“厚爱有加”，陈伯达曾意味深长地“勉励”韩爱晶：“前途无限，无限希望，无限光明！”韩爱晶自然受宠若惊，心甘情愿地对之俯首听命。
对中央文革给自己的特别使命，韩爱晶立即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是“地派”！
原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全面内战的展开，北京的红卫兵组织通过分化组合，形成了新的派系格局。在大专院校，主要是“天派”和“地派”的对立。天派主要包括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地派则由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公社”等组成。
“地派”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彭德怀的。
这事又与江青有关系。早在戚本禹给“天派”红卫兵“领袖”韩爱晶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江青放心不下，又直接给“地派”红卫兵打了电话，说：
“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地派”红卫兵不敢违命，在“天派”还未动身前，就赶到了成都。
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最终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还是以韩爱晶为首的“天派”红卫兵，更为“能干”，他们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12月24日凌晨3时，“天派”红卫兵冒着寒风坐着吉普，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他们跳下车，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秘书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正在吵闹时，彭德怀坦然地从内屋出来，他显得异常的瘦削。他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红卫兵们团团围住，推上了吉普车。
在“争夺”彭德怀时，又上演了一出“闹剧”。
原来“地派”红卫兵闻听“天派”红卫兵“抓”到了“海瑞”，顿时醋意大发，岂肯让“天派”抢了头功，便心生一计，趁其不备，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天派”岂肯善罢甘休，又反过来袭击“地派”，重新夺回了彭德怀。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争执吵闹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于是，彭德怀被交还给了“天派”的红卫兵。
“永别了，主席”
来自成都的凶讯，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他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与此同时，他又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电文如下：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
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就这样，彭德怀在12月25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直驶北京。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区部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前来迎接时，一群红卫兵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拥上软卧车厢，劫走了彭德怀。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和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江青抓到了“海瑞”彭德怀，显得非常高兴。她表扬了戚本禹，说：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行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因为这次的“功劳”，从这以后，戚本禹便得一诨号，叫“戚大帅”。
有关这次行动的细节，戚本禹在1979年受审时，有如下笔供：
“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主张。”
1966年12月26日，戚本禹又致信江青说道：“彭德怀现在已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来。北京的学生，已经作好了斗争的准备。”
由于周恩来的干涉，又由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但是他们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到了1967年1月1日，备受折磨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应为24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应为25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9年1月1日
彭德怀的这封信，可谓酸楚的很。显然，他预感到自己难逃劫难，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向老人家致“最后一次敬礼”！
彭德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1967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棍子”姚文元的又一篇力作《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之后，《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纸纷纷转载了此文。
此文一出，红卫兵们又发难彭德怀，要他写所谓“认罪读后感”。
彭德怀答道：“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红卫兵不答应，硬逼彭德怀写。无奈，他只好提起了笔，出人意料地给姚文元写了一封信：
姚：
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效，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用词巧妙，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发家的“大左派”。
进入夏季，对彭德怀的批斗又升级了。
7月12日，江青再次通过戚本禹，给韩爱晶下达了新的“战斗任务”：要彭德怀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他说：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上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7月19日，红卫兵下手了：
在北航六系楼一间戒备森严的教室里，一个小型“审斗会”开始了。韩爱晶为自己写下了一生中最肮脏的一笔。
会前，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恩来的指示：“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
然而，韩爱晶根本不听这一套，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他冲上去，带头对彭德怀进行逼供和殴打。
韩爱晶一带头，其他人也跟着仿效，对彭德怀拳打脚踢，逼迫他在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和写“认罪书”。
彭德怀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七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使他前额被打破，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第十根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
韩爱晶还不罢休。一个星期后，在他的纵容和策划下，在北航南操场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
尽管彭德怀已伤病在身，会上还是对他大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遭到毒打。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被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
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
就这样，经受精神、肉体双重折磨，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倒下了。
彭德怀说：我没有裤带
尽管彭德怀被打成重伤，但批斗却没有停止。
一次、两次、三次，红卫兵们对他毒打一顿后，又勒令他限期交代如下的问题：
一、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关系；
二、在朝鲜战场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三、毛岸英究竟是怎样死的……
彭德怀曾愤怒地喊道：“我有罪，我的罪是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
到1970年9月17日，在黄永胜的指使下，专案组写了一个《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
报告的大致内容是：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历经了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彭大将军，竟落得了如此结局。
1973年4月，彭德怀又患了绝症――直肠癌，且到了晚期。
开始，他只住在一家普通医院治疗。后来周恩来和叶剑英从一份报告中，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批示将彭德怀送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及早手术，尽全力治疗，这才进了301医院。
4月下旬的一天，有人告诉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你伯伯病了。
她一听，匆匆忙忙地赶到医院。当她步入病房时，四周漆黑一团。原来向着阳台仅有的两扇窗户和门上的玻璃全被蒙得严严实实。除此以外，门外还有专案人员和哨兵看守。
彭德怀告诉她，十几天前就开始拉血，起初并不在意。后来，蹲在厕所里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伯伯，让我看看你的脚还在不在？”彭梅魁要他站起来让她看。
“我起不来，我没有裤带。他们……”彭德怀看了看周围神色阴沉的专案人员：“不给我裤带，手表也收走了，连一支铅笔放在我身上都不放心。你看这屋子，糊得好死，他们怕我……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怕我！”
手术方案经过了周恩来的批准，但彭德怀不肯做。他并不怕死。几十年的枪林弹雨，他没怕过。他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
他要求专案人员快审查，查清了再做手术。他不能到死还戴着右倾机会主义者这顶大帽。他要求见毛主席，有话要说：“我留着这条命，就是要尽到我这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他还对彭梅魁说：“你要记住，我是被国民党特务害死的。”
一天，专案人员在接彭梅魁来医院的路上，对她说：“你伯伯又发脾气骂人了。我们对他讲林彪爆炸的事，他一直不信，还说我们有意骗他，要引他犯错误。”他说：“林副主席永远是健康的！”
在专案人员不在场时，彭梅魁悄悄地提醒他：“你再也不要喊他‘永远健康’了，林彪爆炸了，死了，这是真的！”
他格格地笑道：“他们给我讲了我不信？我什么时候喊过林彪‘永远健康’？砍我的脑袋我也不会喊。可现在我偏要喊，气死他们！”
他说着，把手掌贴在胸口，比划着喊了起来：“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像个顽皮的孩子那样大笑起来。
1974年秋，彭德怀的病情突然恶化起来，时常处于昏迷状态。
弥留之际，他为临死前见不到一个老战友而惋惜长叹，暗自垂泪。
一天，他又醒过来了，一字一顿地对彭梅魁说：“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他又指着被黑纸糊成一片的窗户，挥动着他那干柴般的手臂，喊道：“撕了！撕了！”专案人员没有理会他这最后的要求，他狂怒地喊叫起来：“呵――呵――”
他挣扎不起来，因为他全身都瘫痪了。他只得用他的牙齿咬着被角，用他仅能活动的右手撕扯着被子，一直把它扯得粉碎，一直扯得自己牙床流血，嘴唇破裂，一直扯得他精力枯竭为止。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他在没有得到审查结果的情况下，在没有一个战友为他送行的情况下，含恨而去。
他去了。连火化遗体的费用，也是从他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因为他已改名，叫王川，不叫彭德怀。
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红三军团的创始人、八路军副总司令、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部长，那个蒋介石、日寇和美帝都不在话下的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一个连敌人的子弹也长着眼睛没敢动他一根毫毛的共和国无帅，却死在自诩为“左派”的小丑手上。
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接着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