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国旗护卫队值班电话成了热线电话。还有一些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人和事。
一看到五星红旗，已经躺在病榻十个多月、骨瘦如柴、生命垂危的原天安门国旗班擎旗手陶维革，两眼显露出希望之光。
这一天，终于来了。
陶维革终于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回到了国旗的“身旁”。
他难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只是高呼：“国旗万岁！”
一石击起千层浪
1995年3月24日，《人民日报》“读者之友”版用大半个版面全文刊登了陶维革给我的信《请你代我向国旗敬个礼》，以及我的那封回信《国旗，镌刻在我们心中》。
这两封极为平常的信，犹如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激起了层层波澜，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
报社编辑部收到了许多读者写来的信件：
一名小学生说：“我是学校升旗仪式的主持人。从前，总是认为是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国旗，今天国旗卫士告诉我：还有千千万万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的人，他们也为国旗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为国旗增了辉！每到学校星期一的升旗仪式上，当鲜艳的国旗在朝阳的沐浴下冉冉升起时，我便格外认真地高举右手，向着国旗，行一个庄严的队礼。每当这时，我便情不自禁地想到，远在湖北，一位曾经为国旗奉献青春年华的叔叔，他正躺在病床上，想念着这圣洁的国旗……”
一位离休老干部感叹：“我在病中一口气看完了陶维革和傅昌波的信，精神为之振奋，其情其言，感人肺腑。多好的战士！多好的记者！”
“护卫过国旗的战士陶维革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症，躺在病床上，仍然不忘国旗。他的一片赤子真情，令人肃然起敬！”
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说：“这两天里，我一遍又一遍阅读着你报刊登的陶维革与傅昌波同志的信。他们对国旗深沉的爱在我心中产生着强烈的共鸣。我是一名电台记者。从上小学学会‘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五星红旗’那天起，我就向往北京，向往天安门广场上那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以后读中学，上大学，走向社会，那面神圣的国旗就像一把永恒的火炬，始终照耀着我的心灵。很多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要是自己能作为一名国旗护卫队战士亲手把国旗升上旗杆，那该是多么光荣的事啊！即使有一天能到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一次升旗仪式，也会感到无比自豪。尽管我身处鄂西北山区，这个美好的向往也许遥遥无期，但我可以用手中的笔去讴歌那些为国旗增辉的人们。”
一位党务工作者建议：“在陶维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爱国爱旗爱岗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使许许多多的读者为之感动！作为一个基层党务工作者，我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我觉得无论是哪个行业的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体现出这种敬业精神，而且应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具体的事情做起。”
国旗，标志着56个民族所组成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旗就是爱国。记者傅昌波在给陶维革的回信中说：“晨光中，我站在刘静旁边，右手抚胸，面对东方，代表你，代表我，代表我的同事，向国旗行注目礼。”傅昌波同志所代表的何止是上述几个人啊！
人们很关注陶维革的病情，全国各地对陶维革的慰问和救助，连同对国旗的爱一起，很快传达到陶维革的病榻前。
连日来，国旗护卫队电话不断
《人民日报》一到国旗护卫队，战士们就争相阅读，中队长陈杰、指导员谢辉默默看后，心里酸酸的，眼睛潮潮的，战士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战友们马上向这位老战友发出慰问电：你为国旗奉献过青春，为国旗护卫队争得了荣誉，我们不会忘记你。
当晚，各班班长就敲开了队部值班室的门。他们手里捧着全体护卫队员的捐款和深情，下士周斌将存折上的100元全部拿出，又翻遍全身找出6.70元，以至于部队领导不得不规定战士捐款的最高限额。
天安门警卫支队，支队长陈智、政委罗国起等领导感慨万千地对官兵们说：“这是一个退伍老兵的情怀，也正是我们全体官兵的楷模。”支队官兵们捐款1万元，为挽救这位战友尽一点力。
连日来，国旗护卫队值班电话成了热线电话。
冶金部机关党委、北京王府井邮电局、东城职教、蓝岛大厦、燕莎友谊商城、北京市第二中学、郑州亚细亚集团礼仪公司都纷纷来电。送来一句句深情的问候，一缕缕热切的关怀。
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和关怀
在北京工作的加拿大籍华人靳北彪先生，为陶维革坚强的毅力所感动，专程从北京赶往武汉，送去慰问款5000元。
4月20日，北京天安门地区管委会钟克勤、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办事处钱惠平、李德英等同志，专程来到武汉，带了北京市人民的深情厚意和87000元捐款。他们拉着陶维革的手说：“你在北京生活多年，北京是你的第二故乡。你虽然离开了北京，但北京人民不会忘记你，首都人民不会忘记你。”
北京物资管理学校、第175中学、海淀区向群小学、北京20中、东城职教中心、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所、牡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通县县委等单位纷纷给远在湖北的陶维革送去关心和问候。
在陶维革所在湖北黄冈地区，在陶维革生活了17年的湖北武昌县，在陶维革住院治疗的武汉市，父老乡亲们也很快行动起来，纷纷献上自己的一份心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设法救活他。
湖北罗田县饮食服务公司团总支在慰问信中说：“我们为有你这样的优秀儿女而骄傲，虽然我们都是普通职工，经济是拮据的，但我们愿从微薄的薪水中为你资助一点，这一点点心意，代表了我们对国旗的爱、对国旗卫士的爱。”
湖北省交通厅及其所属各单位，从厅领导、到普通干部，从在职职工、到退休工人，你100元，我50元，自发地为本系统的一名基层职工捐款，成为该单位历次捐款中自发性最强、数额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
陶维革当年在国旗班时，曾经做过广州24中学的校外辅导员。得知陶维革身染沉疴的消息后，广州24中与26中、29中等学校联合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捐款活动。仅一天就捐款4000元；广州白云区矿泉街所属学校、广州港湾学校、海珠中路小学、沙东中学、三水中学、虎门中学、省女子中等专业学校等，珠江电子工程公司、中山富华电器厂等单位纷纷送来关心和问候。
广东阳江市委组织部林什望和市制药厂及时邮来了急需的100支促肝细胞生长素。广州女工汤佩琼还在给陶维革的信中说：“尽管我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但我愿意从自身做起，发扬‘稻穗鲜花献人民’的广州精神，为社会的进步出一份力。”
贵州一名叫陈华螺的残疾老人，将其节省的20元生活费，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给了陶维革。他在信中说：尽管我是一名残疾人，但也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海南琼海市的李明保，是位每天靠十个小时露天摆摊维持生计的残疾青年，尚有一个失业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他在来信中写道：“献丑20元，图个好事成双吧。”
湖南攸县一中的周异群等几位同学，将集攒的邮票换成了钞票，捐给陶维革治病。
广东阳山县二中、江苏江都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的同学们，响应老师的号召，每天节约一分钱，然后集中捐给了“救治陶维革社会捐款管理委员会”。
许许多多与陶维革素不相识的人，把最珍贵的安慰话语，通过邮电、电波传到他的身边，从精神上给予他鼓励，并盼望有一天向国旗敬礼的不再是陶维革的代表者，而是陶维革自己。
多次给陶维革送去温暖的广州女工潘励志，给陶维革寄了一张照片，她专门交代：“照片是在‘莲花山’拍的，那里有一座巨大的‘望海观音像’，我虽然不迷信，但我那天还是为你的康复祈祷：‘祝好人一生平安’。”
新疆马纬同学来信说：“匆忙之间，不知该为你做些什么，我用家里的红毛线给你编了一条‘吉祥带’，在我们这里，相传红色可以辟邪。”
藏族同胞洛桑勇旦多次给陶维革去信，他说：“星期天，我和同学去了布达拉宫，专门为你的康复祈祷。我们关心你，因为我们同样热爱五星红旗。我们有机会一定去北京，看看国旗，看看国旗班的战士们，听听他们讲述有关国旗的故事，向国旗敬个礼！”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叶剑辉及妻子蔡少兰、儿子叶力申说：“我们热爱国旗，同样，我们也热爱您！我们爱护国旗，同样，我们也爱护您！――因为您为国旗做出过贡献！”他们全家还寄了333元钱，用广东方言是幸运的谐音“生、生、生”，祝陶维革早日康复。
湖北武警总队战士姚新玲将来信叠成“千纸鹤”，她说：“‘千纸鹤’能带来好运，愿它能给你带来欢乐和健康！”
北京东城区职教中心学校的师生们表示：“我们会用心代你守国旗，用心代你向国旗行礼！”
北京市隆福医院的孙莹说：“国旗该是有灵性的，因为她是被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的。你爱她，她一定会祝福你，帮你好起来！”
陶维革生病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信件2300多件，捐款数万元。其中，有工人和农民，有教师和学生，有军人和科研人员，有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有藏族同胞，也有海外华侨。
两名战士愿意献出自己的骨髓
还有一些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人和事。
得知陶维革可能做骨髓移植手术，山东长岛驻军刘伟和甘肃籍的战士周定平，分别给他发去快件，请求把自己的骨髓移植给他。
新加坡籍华人骆一华先生，把当年捐献的血指定给了陶维革。
湖北武警总队机动支队的马支队长，到医院表示：只要陶维革需要，他和战士愿意随时无偿为他献血。
河南一名中年妇女记得《河南日报》登载过一条治疗血液病的消息，她到一家图书馆，翻遍了近半年的报纸，终于找到那条消息。
四川成都城北学校的郭飞，把自己的稿费寄给陶维革，同时将在《成都晚报》上看到的一条治疗信息寄给了陶维革，而恰恰是这条信息，使陶维革找到了祖传四代中医金春乐医生，正是他配制的药对陶维革病情的稳定起了阶段性的作用。
江苏王连才老中医为了救治国旗卫士，顾不得中医“隔墙不开方”“传内不传外”的忌讳，也顾不得“班门弄斧”之嫌，将其祖传三代的三服药方献了出来。
北京北医联合生物工程公司是同国防科工委与北京医科大学联合开办的一家高科技企业，他们生产的“健白”，获国家火炬奖，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人的急需药物。该公司先后为陶维革免费提供了价值7万多元的药物，对升高白细胞、增强机体抵抗能力、稳定陶维革的病情也起了关键的作用，公司总经理宋东光表示，他们将竭尽全力，直到他的身体完全康复。
浙江中医研究院临床医学研究所长魏克民，是我国专门研究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著名教授。1995年国庆节，他正在北京出差，得知陶维革的病情后，专程赶到武汉，为陶维革诊断治疗，并免费为他配制药物。这位已近七十高龄的教授，曾经给伟人治过病（他是邓小平同志60年代的保健医生），这次，他专程到武汉，为陶维革这名普通人治病。
万万没想到的是，陶维革作为一名普通的退伍战士、一名病人，还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怀。
正在外地考察工作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同志得知陶维革的病情后，立即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将自购的一部分营养品和药品送到了他的手中。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同志得知陶维革的病情后，当即捐款500元，并说：“护卫国旗的事业很崇高，国旗卫士的生活很辛苦，如今他们生病了，我们要关心。”
“大家把对国旗的爱给了我”
陶维革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国旗，很多的人则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陶维革的敬意，并从中找到共同的感觉。
安徽铜陵市委宣传部，将他们精心设计制作的两枚“国旗徽章”寄给陶维革，并在信中写道：“愿国旗每天在你胸前飘扬，愿国旗永远陪伴你。”这是陶维革在病中第一次收到国旗，他把其中的一枚佩带在自己的胸前，另一枚留给了才八个月的儿子。
北京大学附中韩冬冬花了好几天亲手绣了一面国旗，托人带到陶维革的病房。她在慰问卡片上写着：“愿你每天早晨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国旗！你只要见到了国旗，就表示你生命的存在。”她还告诉陶维革，她最喜欢的是国旗，她的收藏品中最多的是国旗徽章。
福建省国际广告工程有限公司，特制了一座“敬意旗”送给陶维革。陶维革把它放在床头，每天醒来的时候，他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国旗！
武汉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专门用纸做了小红旗和天安门城楼，送到陶维革的病房，“这是你心中想念的国旗吗？愿她陪伴你度过病榻上的日日夜夜。”附言中还夹杂着拼音。
北京德外四小的师生将一面签满师生姓名的国旗送到陶维革的病房，他们说：“这不是一面普通的国旗，因为她上面的每一个名字都有一颗与您同样热爱国旗的火热的心。希望您早日来我校和我们一起把五星红旗升上天安门，并且我们每一次升旗都会替您向国旗行礼！”
青海、吉林、贵州、江西……陶维革共收到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38面（枚）国旗和国旗徽章。在他的病房，摆满了国旗。他说：“我感到自己很富有，因为每天有这么多的国旗陪伴着我！”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八十高龄的曾联松同志，得知陶维革的情况后，托上海国旗班给陶维革寄了一面他亲笔签字的国旗，并赠诗一首，诗名是《颂五星红旗》：
耸立重楼高厥巅，
天安门上舞翩翩，
芬芳桃李花烂漫，
掩映云霞彩万千，
夏云多姿呈壮美，
秋风伴舞艳青天，
曾遭浩劫淹血泪，
急起自强不夜天，
借问春光今何在，
嫣红奋起已飘飘。
1995年4月20日，湖北武汉珞珈山下的湖北省地质矿产职工医院，一间9平方米的病房里，一面鲜艳的巨幅五星红旗被慢慢展开。经请示有关部门同意，国旗护卫队指导员谢辉将陶维革当年升过1200多次的国旗，送到了他的病房。
一看到五星红旗，已经躺在病榻十个多月、骨瘦如柴、生命垂危的原天安门国旗班擎旗手陶维革，两眼显露出希望之光。他激动地说：“我……又站在我心爱的……国旗下照相了，我仿佛又回到六年前……守卫的国旗前……”
泪水顺着他毫无血色的脸落在国旗上。像见到久别的母亲，陶维革紧紧地把国旗拥抱在怀里、贴在脸上，长达17分钟！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回到魂牵梦萦的国旗身边
1995年10月1日清晨6时10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候，一位身着旧军服、戴着白手套、胸前佩着许多国旗徽章的退伍战士，热泪盈眶地向国旗敬了一个长达2分07秒的军礼。他，就是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原武警天安门国旗班战士陶维革。
病床上的陶维革，只要一闭上眼睛，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就在他的眼前飘扬。
他，常常梦见自己在国旗下站岗放哨。
他，常常梦见自己扛着五星红旗，正步走向天安门广场。
为了圆这个梦，早在7月1日之前，他就曾向医院提出过出院要求。8月1日之前，他又曾向医院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都因身体状况不佳，没能得到医生的许可。
这一天，终于来了。
国庆46周年前夕，陶维革身体状况稍有好转，这时他收到了国旗护卫队的邀请。这一次，医生答应了他赴京的要求。陶维革高兴地站了起来。
为了那一天，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叫妻子把他当年在国旗班穿的几件旧军装从箱子里翻出来，吩咐她多熨几遍，到北京时他要穿上。还有那顶黄军帽，也一定把它找出来。
他特意叮嘱妻子：“我留给儿子的那个包中，有一双旧手套，拿出来再洗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是带着它升旗的，这次去，我还是想带上它。”
他还特别向与他同行的哥哥交代：“安徽铜陵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在寄来国旗徽章时，曾经要求过我，‘如果能到天安门广场向国旗敬礼，一定把它带在胸前。’临走之前，不要忘了。”
陶维革记得，北京的李扬还等着他，他曾经说过：“无论如何，我们会等着你，等着你康复，等着你来北京，等着你和我们一起去天安门向国旗敬礼！”
曲慧、韩冬冬也等着他，他们“等待着一个健康的你回到第二家乡北京，期待着能同你一起站在国旗下，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为了保证陶维革平安地到北京参加升旗仪式，武汉协和医院专门给他输血1600毫升、血小板20个单位，并选派了医术高超的医生和护士监护，带上了必备的药物。
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客运段37/38次车队，免费为陶维革提供了乘车服务，还特聘请他为名誉列车长。车队书记陈若杰说：“陶维革思念国旗、想念国旗，车队全体职工应该帮助陶维革实现他的愿望。”
9月28日晚，武昌火车站的月台上，欢聚着许多为陶维革送行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武昌水果湖二小的孩子们，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每人手持一束鲜花，当陶维革出现在月台上时，孩子们蜂拥而上，又是敬礼，又是献花。
一个名叫宋永佳的小男孩，代表全校少先队员把一条写有“我们爱你们”的红旗巾系在陶维革的脖子上，请陶叔叔把这条凝聚着少先队员爱国之情的红领巾转交给国旗护卫队的叔叔们。陶维革说：“请放心，我一定转交给他们。”他拉着陶维革的手说：“叔叔，我不能和你一起去北京向国旗敬礼，就请你代表我们吧！”
1995年9月29日下午1时40分，陶维革乘坐的38次列车到达北京车站。
陶维革终于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回到了国旗的“身旁”。
首都社会各界以热烈的方式欢迎他的到来。
“维革，我们欢迎你”“维革，首都人民欢迎你”，这两条醒目的横幅是北京的中学生打出的。
陶维革走出车厢门，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他刚一下火车，武警北京总队的两名女兵便迎上前去，献上了鲜花。
武警总部的首长迎上前去，紧紧握着这位曾经在天安门广场六年护卫国旗的战士的手，“维革，欢迎你回到部队来。”
当武警总部首长和人们问及陶维革的身体状况时，陶维革说：“可以！”随后，他以当年升旗时的几个有力的正步，补充了回答。
国庆前夕，陶维革来到曾经生活过五个春秋的国旗护卫队营地。在途中，他有说有笑；一进营地，他便触景生情，两行泪水夺眶而出。他说：“这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我是那样地熟悉。”
护卫队的战友们身着礼服，在中队长陈杰的指挥下，为陶维革表演了模拟升旗仪式。在参观荣誉室时，陶维革看到墙壁上挂满了奖旗，柜橱里摆满了奖状，高兴地对陈杰说：“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在参观营房时，有战友问他还记不记得叠被子，陶维革躬下身，打开一条被子，重新叠成有棱有角的模样。陈杰说：“行，没错！”陶维革笑盈盈地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1995年10月1日清晨5时，离国旗升起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陶维革身着在当年国旗班时的橄榄绿军装，与战友们一起，精神抖擞地走到了天安门广场。
他，静静地站立在国旗基座护栏旁，等待那庄严的一刻！
他的左胸挂满了38枚国旗徽章、国徽徽章，那是在他病重期间，全国19个省、区、市的群众寄来的，它们代表着38颗爱国心。
离升旗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当他看见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城楼走出来的时候，陶维革同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戴上了那双白手套。
6时10分，随着一声“敬礼”，五星红旗在军乐队嘹亮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起。
陶维革朝思暮想的一刻终于来到了！人们盼望已久的一刻也终于来到了！
陶维革举起了右手，向心爱的五星红旗敬礼，热泪如潮，沿着面颊直往下流。
按照规定，国旗在升起的过程中，护卫队的战士只能双目平视正前方，可是，陶维革的那双明亮的眼睛，却紧紧地注视着上升的国旗。他曾多次说过，是国旗给了他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国旗拯救了他的生命，是国旗把他和全国人民的爱心联系在一起。
升旗仪式结束，人们围了过来，要陶维革谈谈自己的感受。他难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只是高呼：“国旗万岁！”
这发自内心的振臂呼声，通过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到祖国各地，不知使多少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武警北京一总队天安门中队的负责同志陪同陶维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毛泽东主席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陶维革站了许久许久。
无论是在广场上还是在城楼上，陶维革都被心心相印的人们热情地包围着。在广场，一位来自沈阳的劳动模范对记者说：“陶维革同志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可是，他有一颗最纯真最炽热最执著的爱国心，正是共同拥有的爱国心才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在城楼上，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被他的父亲高高举起，冲着陶维革说：“陶叔叔，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当个升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