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头衔，让人垂涎盈尺的宝座。
傅作义不愿意受人牵制，不愿意做蒋介石的殉葬人。
美国人吃惊，向国内报告说：“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
蒋介石在圆恩寺行邸多次召见傅作义，密谋偷袭计划。
这一“锦囊妙计”“掏心战”，原以为可以创出惊世之举。
傅作义满意地点点头，王克俊告辞离去，谈话就此结束。
一连几天，傅作义经过反反复复地劳神苦想，犹豫徘徊，权衡利弊，请师问贤，终于形成了这样的腹案。
傅作义处在深重的矛盾中，处在十字路口。
不择吉日赴大任，无力无勇辞“厚礼”
1947年的岁末，国民党头号人物蒋介石颁下了一道出人预料的手令：“保定、张垣两绥靖公署，即行裁撤。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山西、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五省军队，统归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节制指挥。”
“总司令”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头衔，让人垂涎盈尺的宝座。但在华北战局越来越黯淡的情势下，蒋介石为何偏偏倚重傅作义，而不用近在咫尺且资历声望都在傅之上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以及原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呢？
李宗仁虽身居高位，但手中没有桂系主力部队，无所施展，且在如何对付共产党问题上与蒋介石存有异议。
阎锡山一直稳坐太原，经营山西，反共坚决，但几度向外发展均告失败，难以统顾大局。孙连仲在任职期间无所建树，反而丧师失地，险象重重，人心震动。他知难而退，主动建议由傅作义主持华北全局。
傅作义出当大任，乃是水到渠成的安排。他以坚守涿州、长城抗战而名震天下，在国共之战中又脱颖而出，克集宁，占张家口，被称为“中兴功臣”，在绥远“政绩斐然”。
当然，傅作义自己心里最清楚，蒋介石任命他当总司令，绝非对他的信任、器重，而迫于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才不得已把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这个非嫡系但有实力的将军。他明知“总司令”是个搁在火山口的纸糊的高位，却无力去挣脱，也没有勇气推掉蒋介石的这份“礼物”。
12月5日，一个阴云密布的天气，傅作义在张家口宣布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没有中外记者采访，没有礼炮锣鼓声，没有阅兵游行，就职仪式再简单不过了。
本来，“华北剿总”的辖区还包括山西在内。傅作义因为阎锡山是他的老上司，不好发号施令，所以他力持谦退，职权行使一律不涉及山西。这样，阎锡山的太原绥署颇为独特地改名为“国防部太原指挥所”。
作为华北4省2市和60万大军之主，理应把总部设在北平，设在一个体面气派的地方。可是傅作义把总部留在张家口20多天，迟迟不肯迁往北平。在蒋介石再三电催下，他才于12月26日把总部挪到了北平。这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不想冒险，不想赔尽老本，另一方面又觉得已经拴在国民党的战车上，就只好听天由命，走一程看一程了。
但傅作义没有去城内，他把总部办公的地方选在了当年日本人在北平西郊修建的一所普通楼房里。据说，傅作义有个选择原则：无论是军政机关还是家属区，都要避开闹市。当时的北平内城为文化住宅区，前门以外的南城为工商业区，北平西郊为日本人开辟的“新市区”，北平人称之为“新北京”。傅曾对人说过他选定总部办公地点的理由，一是谢绝各种应酬，避免牵扯到若干纠纷之中，聚精会神于作战指挥；二是免得共产党渗透，保守军事机密；三是大都市里鱼龙混杂，官兵难免受到各种不良感染，腐蚀士气军风。
在人事安排方面，傅作义慎之又慎，颇费心计。他在绥察时，选用干部有个“三方”比例原则，即傅作义部队所属训练校所的毕业生为一方，长期随同作战的行伍干部为一方，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和外来干部为一方。各方人员大体都占三分之一，但师、旅级干部大多出自傅的老部下和相同资格的行伍。通常升调营一级干部都要由他亲自来决定，别人只能有考核、建议之权限。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职后，统辖的地盘大了，指挥的军队多了，用人的标准和考虑就不能与以前一样，必须兼顾到方方面面。
正是出于协和方面的考虑，傅作义以张垣、保定两个绥署为基础，组建“华北剿总”司令部。在副总司令的名单上，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原保定绥署副主任上官云相和宋肯堂、原张垣绥署副主任冯钦哉、热河省主席刘多荃、原北平行辕副主任吴奇伟、天津警备总司令马法五以及后来从山西调来的郭宗汾。参谋长一职由李世杰担任，因为他原是察哈尔省军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还上过国民党的陆军大学，既是老部下，又便于同国民党军中的老派新派打交道。原张垣绥署秘书长、他的亲信王克俊为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银行华北分行主任郑道儒充当秘书长，这是为了加强与国民党中央财经部门联系的需要。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调职后，傅作义委派他的老同学，曾在晋绥抗战中表现突出的福建籍的陈长捷继任。
在省、市政权方面，察、绥两省已在傅作义的直接控制之下，热河省主席也当了副总司令，现就剩下河北省了。由于孙连仲辞去了河北省主席的职务，省政府改组，傅作义保举河北籍的楚溪春继任，新任省府委员及厅长均系河北知名之士。当时，楚在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手下当总参议和沈阳警备司令，与傅作义同是保定军校第五期的毕业生，并在抗战中并肩作战。而陈诚在保定军校第五期当学员时，楚恰好在陈的中队当队长，算是陈的教师。至于平、津两市的行政首长，因为暂时还有李宗仁当北平行辕主任，傅作义不便也不想去插手。
对辖区内的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傅作义虽然要求蒋介石充分授权，但实际上多限于行使作战指挥权，对高级将领没有更换过。
他的这种人事安排，让人觉得他在干实事，用人惟贤，不分地域，一视同仁，而不是利用职权，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不论旧部属、新袍泽，都愿服从他领导，为他效力。
作为总司令，傅作义最为关注的还要说是华北战局的情势。为掌握第一手情况，他带着少数随员，冒着严寒，跑天津，去涿县，上唐山，下保定……哪儿有部队，哪儿就有他的声音，就有他的脚印。
他给部属打气，他自己却感到底气不足起来。沿途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感到肩上担子具有怎样的分量，同时也隐约地预感到等待自己的将是由于大势所趋，个人力所不及而可能招致的难以收拾的局面。
涞水惨败做殉葬，总司令辞职起风波
1948年初，毛泽东指挥的解放军，在南线驰骋作战，完成了战略展开，在北线频繁反攻，收复了大片失地，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部署。
国民党蒋介石为解放军空前规模的攻势所震惊，连续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命令说：
“对东北方面，持久消耗、打击匪军，使其战力不能成长；对华北方面，采取主动攻势，使东北、华北之匪陷于孤悬分离，截断其补给；在华中方面，为固我作战重心，首以建立封锁，阻止匪军继续扩大窜扰。”
根据这一决策，傅作义一面大量扩编保安团队，用其代替正规部队守备重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一面把自己的嫡系部队第35军等部三个师，由张家口地区调到北平附近，并把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正规部队，编组成平绥、平汉和津浦三个机动兵团，用以对付解放军正规部队，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新战法，以确保对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的控制。
傅作义在作战室里精心运筹，想打个胜仗壮壮声威，一改孙连仲时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他在等待、寻觅机会……
1948年1月，蒋介石召傅作义到沈阳参加军事会议，研究对付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的策略。奉蒋之命，“华北剿总”集中暂编第3军和蒋介石嫡系第16军、第94军，由孙兰峰、李文指挥南下保定，寻求解放军主力作战，并以第35军为机动力量，随时准备支援，其目的是为了配合东北战场作战。
当孙、李统领三个军到达保定以北的北河店、固城一带时，天气已晚，遂安营休息。不料，半夜枪声大作，暂3军一部遭到了解放军袭击，损失约一个营的兵力。战斗持续到黎明，孙、李正准备集中主力决战时，解放军却主动撤走，不知去向。他们判断为解放军主力向南撤退而继续南进，殊不知解放军已回师北上涞水、高碑店地区。
傅作义接到华北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北地区活动的报告后，认为“以主力对主力”作战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便命令他的王牌军第35军军长鲁英麟，率领这支机动部队，迅速赶往保北涞水、高碑店一带，其余部队在保定迎战解放军。
鲁英麟不敢怠慢，立即率领新32师沿平汉铁路南下，并电令101师从定兴北上，会同新32师驰援涞水守军。
1月11日晚，求胜心切的新32师进驻高碑店。次日一早，大队人马直奔涞水。但此时天不作美，浓雾弥漫，十几米之外便看不清道路，汽车只好开灯行驶。一路上，不时遭到解放军的袭击，鲁英麟判为小股解放军所为，不以为然，继续率部前进。当到达拒马河边时，鲁英麟下令停止前进，并在桥头堡附近的几间草屋内设立临时指挥所。他深知解放军作战一向神出鬼没，怕河对岸有埋伏，遂派新32师师长李铭鼎率二个团过河探路。他的预感还真准，新32师刚一过桥，就同解放军一部交上了火。但是，当发现交手的解放军仅有一个营兵力时，李铭鼎便狂妄起来，指挥部队猛追且战且退的解放军，恨不得一口吃掉这个营。傍晚时分，李铭鼎率部进驻一个名叫庄町的村子里。
夜幕降临以后，鲁英麟深怕过河部队遭袭击，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地位。于是，他用电话命令李铭鼎率部撤回拒马河以东，准备明日再战。可李铭鼎自以为兵多装备好，战斗发展顺利，不同意后撤。鲁英麟虽然感到解放军有诱歼的可能，但附近尚未发现解放军大部队，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听任新32师二个团在庄町村宿营。
庄町村不大，一下子来了几千名官兵和上百辆汽车，顿时拥挤不堪。入夜后，解放军分散游击，一会儿这里打几枪，一会儿那里放一炮，搅得李铭鼎心烦意乱，一夜不得安宁。天快亮时，突然枪声大作，村内人喊马嘶，一个参谋慌慌张张地跑进师部报告说：解放军大部队已把村子围起来了！
原来，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第9旅早已在拒马河一带布下了陷阱，而纵队主力星夜兼程，从涞水城外赶到庄町，准备围歼傅作义的王牌军。
李铭鼎听到报告后，顿时感到情况不妙，急忙呼叫军部，要求鲁英麟派兵火速增援，同时命令所部迅速突围。
此时的鲁英麟已自身难保，因为他的军部也同时受到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大乱。留在拒马河以东担负保护军部的新32师一个团仓促迎战，战力不支，纷纷逃遁。鲁英麟在混乱中找了匹好马，带领少数随从人员，快马加鞭脱离了战场，奔向高碑店去了。
新32师师部及二个团拼命顽抗，几次突围均遭失败。13日上午九时许，师长李铭鼎纠集残部再次突围，但解放军里三层外三层，就是冲不出去。在激战中，李铭鼎被击毙，两个团长段吉祥身负重伤，安立道下落不明，新32师二个团和师部被歼。
从定兴乘汽车北上的第35军101师，得知新32师在庄町村被围后，急忙前往增援。但该师刚过拒马河，就遭到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的狙击，一个营长被击毙，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向高洛、吴村一带。
傅作义闻悉第35军主力在涞水城东拒马河一带遭到解放军围攻后，立即电令在满城、易县地区担负搜索任务的暂编第3军（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驰援，命令第35军暂编17师从北平郊区南下增援。两路援军在途中都遭到解放军的狙击、拦击，进展缓慢，暂编第3军在定兴附近与溃退的101师相遇，暂编17师则被阻在高碑店附近的松林店。
逃到高碑店的鲁英麟，由于丧师辱命，情绪十分低落。他不吃不喝，也不睡觉，只是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有时坐在椅子上发呆，有时玩弄着手枪，嘴上还念叨着：“总司令起家的35军，断送在我手上了！”
13日晚，鲁英麟接到傅作义让他率部返回北平的电话后，连忙将该军残部收容起来。第二天一早，他无精打采地站在车站的月台上，看到部属个个垂头丧气，联想到此番南下作战损兵折将，处处被动挨打，不禁长叹了一口气。他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总司令，精神完全崩溃了。他趁随从人员不注意的一刹那，像个疯子似的躲进一节空车厢里，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前胸连开两枪。当参谋、侍卫们跑进车厢时，鲁英麟已经躺在血泊之中了。
第35军主力在涞水惨败，少将师长李铭鼎阵亡，中将军长鲁英麟自杀，对傅作义真是沉重的一击，在傅部各军中也产生了很大震动。傅作义自带兵以来，军师长自杀、阵亡还是第一次。再加上鲁英麟是他在保定军校同期同学，抗战时期的参谋长，他闻讯后一连几天无心办公，大发脾气，还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过几次。
涞水一战，使傅作义明显感到自己的部队已被牢牢地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并成了殉葬品。自己被召到东北开会，自己的主力部队又被指派南犯，结果受到重创。据报，暂编第3军一部在保定以北姚村镇附近受到解放军攻击时，激战一夜，左翼相距仅一公里的“中央军”第16军竟按兵不动，连个火力支援都没有，致使自己的部队孤军奋战，损失约一个营的兵力。当第35军主力在涞水苦战时，“中央军”第94军、第16军都不积极行动，在旁边作“壁上观”。
其实，傅作义从就任总司令的那一天起，就有受人利用、受人掣肘、受人牵制的感觉。只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他的这种感觉更加重了，使他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无法容忍。
“华北剿总”的战斗序列中有四个兵团，其中三个兵团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对这三个兵团，傅作义只有指挥权而没有人事、后勤、补给等权。就是指挥权的行使，也时常受到限制，没有真正的实权。
蒋介石虽然当众面谕“中央军”各将领切实接受傅总司令的节制指挥，并派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到各军驻地传达此项命令，但暗中又让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到北平传口谕说：“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继承）教师的。”
陈继承在国民党军中有很大影响，黄埔军校成立时便在该校工作，后任教育长，与国民党军将校关系很密切，此时又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他利用“中央军”各部有关人事调动、兵员补充、物资补给等事宜由其转承上报的机会，从多方牵制傅作义的指挥权，自恃是蒋介石所派的“监军”。
傅作义不愿意受人牵制，不愿意做蒋介石的殉葬人，不愿意做图有虚名的总司令。
这样，蒋傅之间自然存在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1948年2月，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的会议，研究军事工作问题。
他说：“作为总司令，我有权调遣和使用整个战斗序列的部队。”
这个纯属常识性的问题一提出，使不少与会将领有点发愣，很不理解。难道总司令无权调动部队，还是总司令在开玩笑？不了解真相的将领，怎会知道总司令的苦衷和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提出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不料想，还真有人敢拆总司令的台。傅作义的话音刚一落，陈继承就公然表示反对。他说：“对‘中央军’的调动必须通过我，像青年军208师这样的部队，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使用。另外，总部直属部队的行动，我也有权过问。”
陈继承说这话时，指手画脚，骄横跋扈，根本不把总司令放在眼里。对于他的做法，连“中央军”的李文、石觉等高级将领都感到有些过分，很不自在。
显然，傅作义对陈继承的态度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权力枉加限制，更不能允许副总司令凌驾于总司令之上。他当即以严肃的口气对陈继承说：
“我是总司令，有权指挥任何部队，不需要副总司令来过问，也用不着监督！”
他说话时很激动，本来泛红的脸膛一下子变得发紫了。
陈继承岂肯让步，提高嗓门说：
“只要我在位一天，就不会放弃自己的职权！”
两人各持己见，你一言我一语，会场变成了吵架场。傅作义气得浑身哆嗦，头胀心痛，但他明白这家伙是不好惹的，有靠山，有背景，再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傅作义把手一挥，宣布休会。
军事会议不欢而散。
傅作义越想越生气，这个总司令当得太窝囊了。他气愤地对身边几个亲信说：“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我是不干的！”
他有些后悔，当初就不应该出任这个总司令，就不应该进北平。他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辞职。
蒋介石自然不准，复电竭力慰勉挽留。
第三份辞职报告又递上去了。
蒋介石还是没当一回事。
紧接着，第三份辞职报告又来了。这时，蒋介石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觉得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了。他向傅作义表示：“你若能推荐一个像你一样的人才，作为你的替代，可以接受辞呈。”
傅作义当即回答说：“陈继承可以。他已经掌握了军事、人事、警备、舆论等各方面的大权，完全可以胜任有余。”
原来，傅作义连续三次请辞是陈继承一手造成的。蒋介石心里很矛盾，舍弃谁，都对自己不利。但从全国战局特别是华北地区情势来看，还只能靠傅作义这种人支撑局面。为了缓和矛盾，平定傅作义的情绪，蒋介石不得不撤掉陈继承。
这是反复思考、权衡利弊后的决定。蒋介石致电傅作义表示安抚，并让傅作义推荐人选，接替陈继承的职务。
傅作义也不客气，立即提名第16军副军长周体仁出任北平警备总司令，以示自己是出于“公心”，并无排斥“中央军”之意。蒋介石下令批准，风波才告平息。
这只是表面的、暂时的。
傅作义从此在内心里对蒋介石越来越失望，对“中央军”越来越存有戒心。他处处提防着蒋介石，并设法减少自己身边的羁绊。
在陈继承调离“华北剿总”后，傅作义又以坚决的态度，迫使蒋介石撤换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局长、军统特务马汉三和社会局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人，削弱了国民党在北平的特务势力。
1948年6月，蒋介石拟派亲信张彝鼎为“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遭到傅作义的婉言谢绝。蒋介石旋即又委派另一亲信赵仲容为政工处长，傅作义再次表示拒绝。为了防备蒋介石再派人来进行监视，傅作义主动电请蒋介石任命他的秘书长王克俊为政工处长。蒋介石明知傅作义在搞鬼，但有口难辩，只好默认这一既成事实。
7月5日，大批东北流亡学生涌入北平，得不到妥善安置，市参议会建议“集中军训”，实为变相抓兵，引起东北学生结队到市参议会大楼前请愿，砸了参议会的牌子。参议长许惠东不顾傅作义再三强调不许打人、不许携带枪支维持秩序的命令，擅自串通由青年军208师扩编的87军，对请愿学生进行武力镇压，结果造成学生死伤44人的流血事件。“七五惨案”激起北平市民的义愤，全国各地学生、各界群众也展开罢课、罢市等抗议活动。傅作义看问题闹大了，只好亲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主动承担责任，指定专人做好善后工作，采取措施安置东北学生的衣食、求学问题，并答应惩办肇事者。
与此同时，傅作义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引咎辞职。蒋介石了解情况后，知道这起事件和学生的抗议活动是由87军和一些特务引起的，遂复电表示慰留，并同意傅作义采取必要措施。傅作义趁机把过分嚣张的“中央军”87军调离北平，派往唐山。
“七五惨案”对傅作义的震动很大，他痛心地说：“我是个军人，不懂政治，后方闹得这样糟，前方的仗怎么会打好？”
由于军事上连连失利，政治上不得民心，经济上重重困难，东北、华北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勒紧绞索拖援兵，偷袭未成蚀尽米
1948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
国共双方经过整两年的厮杀，胜负虽还未见最后分晓，但胜利女神的光辉，已明显照向共产党、解放军方面。
此时，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1946年的3.4：1缩小为1.3：1，正规军对比为1.32：1.
国民党正规军在一线的兵力共174万人，被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战场上，其中大部分担负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的守备任务，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已寥寥无几。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上也陷入空前危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物价飞涨，货币大幅度贬值，地方实力派酝酿反蒋倒蒋，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副总统李宗仁竭力逼蒋下野……
美国人吃惊，向国内报告说：“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
蒋介石沮丧，向将领们哀叹道：“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对国共双方来说，战争第三年都是最关键的一年。
双方都在召开会议，研究战况，商讨大计，部署行动。
8月3日至6日，国民党统帅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该会作出决议：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同时组成若干个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的机动作战兵团，使解放军对主要城市“啃不烂”，对机动兵团“吃不掉”而陷于被动。这一重点防御战略，要“于东北在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在东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达到钳制东北、华北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的目的。
9月8日至13日，共产党统帅部在河北召开政治局会议。该会提出了战略任务：建设一支500万的军队，从1946年7月算起，总共用大约五年的时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会议还决定战争第三年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计划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师）左右，并要求各野战军敢于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
一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已迫在眉睫。
从1948年9月起，解放军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战场上，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秋季攻势。
在东北，此时的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55万兵马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以钳制东北解放军于关外，并相机打通北宁路，若形势不利即撤往关内。而解放军已有100余万人，并解放了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还控制着95%的铁路线。
毛泽东看准了，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军力和经济力均已超过国民党，东北战局在全国五大战场中对解放军最有利，于是决定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在东北，决心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予以各个歼灭。
在东北决战之前，毛泽东的方针是把卫立煌集团就地歼灭在东北境内，不使其撤入关内，同时坚决防止傅作义集团从华北出关作战。为了顺利解决东北问题，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首先南下北宁线，攻克锦州，关闭进出东北的大门，同是决定华北野战军主力出击冀东、察绥，钳制傅作义集团，策应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当时，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定东北，巩固华北。他曾一度考虑放弃沈阳、长春，打通北宁线，将卫立煌集团撤往锦州，进而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但怕这样做政治影响恶劣，不利于巩固华北，所以最后决定固守东北。为了确保关内外联系，蒋介石将东北、华北地区合并成一个战区，命令范汉杰集团派主力防守锦州、锦西，命令傅作义集团随时做好出关作战准备，并派兵防守承德地区以及唐山至昌黎一线，以便两集团相互衔接，相互支援。
毛泽东已有一盘好棋成竹在胸。
1948年8月3日，毛泽东电召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到西柏坡，面授配合东北作战的事宜。
9月5日，杨成武率第3兵团和北岳军区部队由易县、涞源地区出发，开始向绥远进军。途经山西朔县、代县地区时，与李井泉率领的晋绥军区第8纵队会师。随后，杨、李率部跨过长城，进入绥远境内。
为了掩护杨成武兵团进军绥远，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华北第2兵团于9月8日向平古路南段和北平以北山区积极活动，至24日歼敌3000余人，吸引了傅作义集团第35军、暂编第3军和第16军共十个师于自己周围。
在绥远，杨成武、李井泉部夜行昼宿，不畏饥寒，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每战必作精心准备，在艰苦的条件下屡挫傅作义部队。至9月27日，连克丰镇、凉城、和林、清水河、集宁等城，歼敌5000余人，控制了绥东、绥南的广大地区，并包围了归绥。
杨成武、李井泉部西进绥远，杨得志、罗瑞卿部对北平以北山区、平古路南段的威胁，使傅作义感到震惊，深恐自己的老窝被端，连美国人也大叫：“这是一个‘绞杀性的进攻’！”
这时，东北解放军已对北宁路展开攻势，并对锦州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立即意识到解放军意在割裂关内外联系，急忙电催傅作义由华北派兵增援锦州。可是，绥远频频告急，傅作义怎肯置自己的后院大火于不顾而去为他人扑火？他严令张家口、北平的嫡系部队第35军、暂编第4军、新编骑兵第4师等共10个师，星夜驰援绥远。9月28日，先头部队进抵集宁东北的马连滩、台基庙、玫瑰营地区。
在这种情况上，杨得志、罗瑞卿指挥华北第2兵团乘机向平绥铁路北平至张家口段沿线发动攻势，相继攻占一些重镇。
傅作义担心防备空虚的张家口落入解放军之手，又急忙把刚去绥东的第35军、新编骑兵第4师东调张家口、宣化地区。与此同时，命令第16军主力由平承铁路增援平绥铁路东段，暂编第3军也由西向东开进，企图东西对进，恢复平张铁路的交通。
在傅作义增援绥远部队主力回援后，杨成武兵团于10月12日开始向绥西、绥北横扫，先后攻占陶林、武川、固阳、包头等城镇，至10月底已解放了绥西、绥北广大地区。
解放军华北第2、第3兵团东西呼应，配合作战，使傅作义集团腹背受敌。傅作义一会儿西援，一会儿东调，把部队搞得疲于奔命。虽说“华北剿总”兵力有60万人之众，蒋介石一直想调傅作义集团主力出关增援，但傅作义集团却被华北解放军死死地拖住，根本无法派重兵增援东北。
1948年10月中旬，锦州攻克，长春解放，给东北国民党军以致命打击。坐镇北平的蒋介石哀叹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如何挽救东北战场的败局，稳定一下军心呢？蒋介石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招毒计：偷袭石家庄，直捣西柏坡。
为此，蒋介石在圆恩寺行邸多次召见傅作义，密谋偷袭计划。
蒋介石认为，东北解放军主力在辽西，华北解放军主力在太原、绥远、察北以及冀东等地，而冀中一带兵力空虚，如果组织一支奇袭兵团，进击石家庄及其附近的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西柏坡，将会一夜之间扭转不利战局。即便未达到预期目的，也可打乱共产党的战略部署。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决策，傅作义口头上大加赞赏，心里却打着自己的算盘。这样做既可解太原、绥远之危，又可借机拒绝派兵出关作战，还可树立自己的声望。但转念一想，共产党也不是好对付的，解放军一向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搞不好可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想到这里，傅作义提出步骑联合行动，步兵从“中央军”中调，骑兵从他的部队中抽。
蒋介石听后，连称这是“锦囊妙计”！同时强调行动要注意两点：一是绝对保密，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二是把爆破队带上，把石家庄的重要设施全部炸掉。
傅作义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制定偷袭计划，物色人选，布置任务。
紧张的备战活动开始了，不明真相的官兵纷纷猜测，有的说要驰援太原，有的说要打石家庄，有的说要在山海关和解放军决一高低……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感到不久会有一场恶仗。
10月21日，傅作义亲自用电话传来了政工处上校副处长由竹生。这位副处长来到总部会议室门前时，正遇副参谋长郑长海从里面走出来，并说：“总司令等你哩。”由竹生进屋后，傅作义立即把一位军官介绍给他说：“这是第94军军长郑挺锋。”然后又把他介绍给郑挺锋说：“他是政工处副处长，他对地方熟悉，对各部队都熟悉，随你一块去有事情叫他办就行。”郑军长点头称是，并与由副处长商定23日下午在涿县相见，说完就告辞走了。
傅作义让由竹生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
“目前，太原已被华北解放军包围，形势十分严重。冀中地区共方没有野战军。总部决定，调第94军的3个师为主力，再配上第101军刘化南的第32师，并已电调在包头的新编骑兵4师及骑兵第2师鄂友三部配合，袭击石家庄市。如步兵顺利到达滹沱河，即命骑兵进袭平山县西柏坡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并派由美式武器装备的国防部驻华北的新式技术大队队长杜长城同去。另外，再调10个‘人民服务队’（该队是国民党政工局训练的青年学生，每队16人，每人配一支卡宾枪，专门监视部队活动，兼做一些地方工作），归你指挥。如果能进入石家庄市，你以兼市长身份找几个在地方有名望的人及教会、学校联合向全国发出‘拥护国民党政府、感谢蒋总统’的通电。在石家庄市最多住上三五日，把军用物资抢运回来，不能装载运输的，以及坚固的城防工事，叫杜长城派人彻底破坏。对俘获的军政人员，不准打骂杀害，一律优待。”
傅作义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掌握住：绝对不能使军队受到损失，打不打石家庄是次要的，要保证军队能随时撤回。我已向郑军长介绍了你的情况，遇到情况多找他商量，万不可冒险前进，并要随时以电报请示。”
最后，傅作义说：“克俊还有些事要你办，你去见见他。”
由竹生来到政工处长王克俊的办公室时，王克俊停下手头公务，站起身，迎上去说：“你来得正好。”随后，他向由竹生交代三项任务：一是把平山县天主教神父吴稚阁等人从北平送过保定；二是把经理处蔡科长带上，因为蔡给部队筹备了大量金圆券和解放区使用的边币。到解放区后，公平买卖，老百姓愿意要边币，即付边币，愿要金圆券，就给金圆券；三是把已训练好的俘虏五六人带到徐水县，放他们回家。
在谈话中，王克俊明确告诉由竹生说：“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决不能贸然进入石家庄。要密切监视部队行动，保证任务完成。”
傅作义、王克俊还召见了政工处上校督察员王越，命他随同“援晋兵团”行动，并充当一线联络官。在10月22日王越向王克俊请示具体任务时，王克俊首先说：
“目前中央军在东北失利，形势吃紧，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要抓住这个紧要关头，出奇制胜，打开局面。我们这次要出奇兵，要运用我部成功的掏心战术。”
王克俊停了停，接着说：“这次咱们打的是‘援晋兵团’的旗号，但这是对外的提法，我们并不是要打到山西去，而是叫共产党摸不着我们的意图……”
王克俊振振有词，但一字未提具体任务，使王督察员越听越摸不着头脑，急切地问：“我去的任务是什么？请处长明示。”
王克俊严肃地说：“给你挑选30名政工队员，随郑挺锋部出发。具体任务另给你说。”
王越见此，便不问了，告辞而去。
第二天下午，王越接到通知便急忙来到王克俊的办公室。由于王克俊未到，他只好在室外等候。没过一会儿，傅作义、王克俊迎面走来，并把他带入一个门口挂着“止步”小牌的日式平房里。
王克俊抢先几步走到一面墙壁跟前，用手把墙上的白布挂帘拉开，露出一幅大的军用地图，图上有几个小纸旗，在北平的位置上插着一个大头针，上面拴有几根白线。王克俊捏着一根白线顺图转动，边转边说：“这里有共军的指挥所，是刚到的。”“聂荣臻的指挥部还在这里，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对这架电台活动的监视。”随后，又捏着另一根白线转动了几下，并用手指按住线头说：“这是共产党的总部，位置一直没有移动，这是准确的。”
傅作义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好奇的王越向前走近了一步，看到线头所指的地方是平山县附近的西柏坡。
王克俊回头对王越说：“你看，西柏坡的位置就在这里，共产党的总部就设在西柏坡。”然后，他放开线头，拿起教鞭，指画着地图说：“我们这次沿平汉线南下，进入石家庄即回师直捣西柏坡。我们这次总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共产党的心脏。”又说：“我们这次不但在军事上打垮共产党的整个指挥系统，取得胜利，同时要配合政治作战和经济作战。就是在解放区进行政治宣传，发动民众支援我们，同时摧毁其行政系统；在经济方面，破坏工业设施，大量使用边区票以打乱共产党的经济手段。”
王克俊转身看看，傅正在注视着地图，王越也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看着，又接着对王越说：“共产党的要人都在西柏坡，你跟部队的任务就是接管各部队的重要俘虏，这很重要。”
王越在抗战结束后曾担任驻集宁国、共、美三方参加的军调小组国民党代表，跟共产党、八路军一些领导人打过多次交道，深知这些人穿衣戴帽与士兵几乎一样，很难分出谁是官，谁是兵。于是，他急切地问道：
“八路军和咱们过去一样，也是官兵不分，哪能认出谁是大官？”
一直在旁沉默无语的傅作义，突然哼了一声，转向王越说：
“那容易，那不难，共产党的高级人员南方人多，先听他是个什么口音。再就是看手指头，这些人最爱吸烟卷，左手的指头总是熏得黄黄的，这些都是可以识别的。”
傅作义边说边伸出手指示意着，最后说：“这次你去要注意对高级俘虏以礼相待。好好干！好好干！”说着，傅作义朝门口走去，跟在后边的王克俊拍着王越的肩膀说：“任务交给你了，就看你们这一下哩！”
10月23日晚，傅作义遵照蒋介石的手谕，在北平西郊“华北剿总”大礼堂召开军事秘密会议，下达了袭取石家庄、西柏坡的作战命令，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还任命了两位师长为副总指挥。接着，傅作义讲了袭取石家庄的重要意义，强调此役可以收到“围魏救赵”的效果，要求部队沿途破坏共产党地区的军事设施，把缴获物资及时运回保定，用边区票征购各类物资，彻底搞乱共产党地区的经济。最后，傅对执行任务的军官们说：“好好完成任务，有奖励，有奖励。”待总司令讲完话，参谋长李世杰说：“会议到此结束，诸位回去立即准备，27日集结保定！”
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
就在“华北剿总”军事会议散会的当天晚上，中共地下党员、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便已侦知到这次会议，并通过他与绥远老同学、小老乡鄂友三、杜长城喝酒聊天，探听到了华北国民党军准备偷袭石家庄的详细情报。
鄂友三是国民党军骑兵第12旅旅长，杜长城是“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兼“华北剿总”爆破大队大队长，他俩都参加了军事会议，并将率部南下执行偷袭计划。
24日一大早，刘时平为核实鄂友三、杜长城在酒桌上所说的情况，又亲自赶往西直门火车站。这时车站岗哨林立，过往旅客已不能靠近，他凭着记者证进入站内，看到军人来往匆匆，列车已满载大批军用物资，正在生火待发。他又进一步弄清了偷袭部队的番号、开车时间及方向等情况，说明情报是可靠的。于是，他迅速离开车站，前往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那里作了汇报。
10时许，北平地下党组织冒着极大危险，破例在白天开机发报，将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传向了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接着，又传向了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部，传向了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西柏坡。
10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局收译了这份电报，值班参谋一看，神色有些紧张，知道事关重大，立即送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一一阅处。
几位领导人看后，不禁心里一怔，没想到蒋介石、傅作义会狠毒地来这一手。他们先后来到作战室，聚集在军事地图前，一面在北平――涿县――保定――石家庄――西柏坡各点线上指画着，一面商讨对策，最后决定由兼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副主席具体负责处理兵力部署、下达命令等事宜。
周恩来坐在一把旧椅子上，迅速起草着给华北军区、华北第2兵团并告第3兵团的加急电报。电文中说：
据北平确息，蒋、傅匪军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我石门（石家庄――笔者注）实施空心袭击，并配属汽车400辆，带炸药百吨，企图炸毁石门，现94军121师先头已抵北河店，其5师已抵新城。估计27、28两日，94军可能集中保定，29日可能会合新2军大部向石门前进。
我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7纵主力应即转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以待3纵赶到会合歼敌，使其不得南进；7纵队另一旅应即直开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滹沱河两线，布置坚决抗阻阵地。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得电后，应立即令3纵受军区直接指挥，于明（26）日起，以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7纵主力作战并指挥之。杨罗耿率主力，应相机过路，到后，或直插平涿线破路，或向保定、望都方向随3纵后跟进，视情况再定。
华北军区接到这一电令后，聂荣臻、薄一波等当即命令7纵队和冀中、北岳两军区的负责人，立刻组织动员，进行紧急部署，迅速完成破路、布雷等任务。与此同时，决定在石家庄成立临时指挥部，由军区副司令员萧克指挥分区部队、警卫部队及华北军政大学等部，分别在沙河、滹沱河以南设防；由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负责石家庄市的防御措施，太行、冀南两军区协助。
一声号令，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3纵队从平绥线东段地区兼程南下，军区直属的第7纵队主力从徐水沿平保公路迅速向保定以南开进，冀中等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及人民群众广泛行动起来，使辽阔的冀中大平原变成了吞没蒋、傅步骑联军的汪洋大海。
同在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题为《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的电讯：
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尽管蒋、傅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并配有汽车，带上炸药，但他们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敌军。
10月27日，新华社又播出了毛泽东写的一则电讯：
据悉，敌进扰部队准备于27日集中保定，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该敌有94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4师师长刘春方，骑12旅旅长鄂友三。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此时，国民党第94军等部正在保定集结，总指挥郑挺锋看到载有新华社25日、27日电讯的报纸后，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大骂总部内部共党太多。副总指挥、第272师师长刘化南叹息道：“我们自以为是一次极为机密的行动，可是部队还未出发，人家共产党就知道了，还发出了消息，只怕我们这次是有去无回啊！”
当傅作义看到秘书为他抄录的二则电讯时，顿时觉得后背一阵渗凉，半天未语，看来不妙，共产党、解放军已经知道了这次行动，而且了如指掌，他们一定会做准备的。但华北解放军主力部队还一时到不了保定地区，对付一个第7纵队是不成问题的。最后傅作义还是怀着侥幸心理，决定继续进军石家庄，不能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27日中午，“华北剿总”参谋处任兆周副处长带着傅作义的手谕飞抵保定，召集师以上军官传达作战方案。他说：“确悉，华北共军第7纵队主力可能据守滹沱河，以保卫石家庄。总部认为，第7纵队战斗力弱，不论据守何处，国军有飞机助战，加之重炮轰击，第7纵队构筑的临时工事是无济于事的。”随后，他命令骑兵当夜出发，到达滹沱河时停止待命，等步兵赶上后，即分兵二路包抄平山县西柏坡。
根据总部的命令，郑挺锋决定以94军二个师和爆破大队为右路，以272师、新骑4师和骑12旅为左路，沿平汉铁路两侧的公路，向石家庄进行奔袭。
28日，国民党军从保定出发。原以为骑兵进展会快些，未料想沿途的共产党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处处袭扰，以致行动缓慢，整个左路部队直到29日才进抵唐河北岸。右路部队在郑挺锋的率领下，小心翼翼，不敢贸然前进，于29日进驻望都县一带。随后，鄂友三的骑兵12旅孤军冒进，绕过安国，29日晚到达定县的北旺村。由于人困马乏，饥肠辘辘，部队进村后就埋锅造饭，简单吃了一顿，便分头找地方睡觉去了。解放军第7纵队和当地武装一直密切监视国民党军骑兵的一举一动，当发现敌骑12旅入村宿营后，便趁黑夜迅速包围了村子，并发起攻击。结果，鄂旅司令部被抄，电台丢失，死伤150余人，战马伤亡数十匹，部队被迫向唐河北岸溃退。
刘春方的新编骑兵第4师行动谨慎，到唐河边又向东行20里再渡，过河后进入安国、博野一带。气氛越来越紧张，有时西边枪响，有时东边炮响，间或还有喊杀声，搞不清是民兵还是正规部队，谁也不肯放胆前进，谁也不敢在休息时合眼。刘春方总是观望着步兵而后决定行动，还向傅作义告急，说解放区军民早有准备，强渡滹沱河袭取石家庄之举恐怕要难产，建议重新考虑计划。
初衷的一个美妙计划变成眼下这样难行，这是傅作义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
傅作义有些犹豫，南下部队继续前进将会吃亏，但只要步骑联军密切行动，夺取战略要地石家庄还是有把握的。于是，他一面电令郑挺锋率部迅速强渡唐河，与骑兵会合后渡滹沱河打入石家庄，一面电令第35军、第16军等部从平绥线东段南下保定地区作为策应。
10月30日10日许，郑挺锋率94军主力从望都县进抵清风店。当得知唐河南岸已有解放军布防、附近几十里的大小桥梁均遭破坏、唐河可以徒涉等情况后，郑挺锋首先命令炮兵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唐河南岸的解放军防御阵地，尔后命令步兵抢渡。在飞机、大炮、轻重机枪的掩护下，第5、第121、第272师向河对岸发起轮番攻击。华北解放军第7纵队在孙毅、林铁的指挥下，依托简陋工事，顽强抗击，浴血苦战，打退了郑挺锋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鉴于部队进攻屡屡受挫，伤亡不断增加，郑挺锋只好下令步兵暂时停止正面抢渡，而炮兵继续轰击，同时派人侦察唐河上、下游地区，以便寻找可乘之隙。入夜后，郑挺锋判断解放军第7纵队主力就在对岸，而石家庄城防空虚，遂致电总部建议：骑兵直接向石家庄进攻，使共军首尾难顾，待共军主力回援石家庄之时，将其歼于途中。可总部复电说：郑的意见，正在研究。敌情不明之前，应严加防范。
10月31日凌晨，郑挺锋与参谋人员还在忙着筹谋明日作战事宜。这时，河对岸突然枪炮声大作，指挥部附近不时有炮弹爆炸，但前沿阵地报告未见有解放军进击之势。于是，郑挺锋判断解放军要撤退，举兵过河追击又怕上当，处于背水作战或被包抄的不利地位。郑挺锋正当在是否过河问题上犹豫之时，一位参谋送来了总部特急电报：共军二个纵队已由热、察两省返冀援石，其前锋已过察省蔚县。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待命，并已派第35军接应。
原来，由平绥线兼程南下的华北解放军第2兵团第3纵队，在司令员郑维山的率领下，已于10月30日拂晓到达望都，并继续向冀中沙河以南地区疾进。与此同时，东北解放军第4纵队等部已入关向冀东地区挺进。第3纵队突然出现在郑部的翼侧，使傅作义完全动摇了继续南下袭取石家庄的决心，知道94军如果再南下将会受到解放军第7、第3纵队协力围攻。此外，东北战场大势已定，不出几日就会结束战事。如果郑部继续突击下去东北解放军主力势必会提早入关，从而对京津地区构成重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不得不电令郑挺锋率步骑联军迅速回撤。
郑挺锋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组织部队撤退，恨不得一步就迈到北平。当日（31日）午后，郑部回到了方顺桥。随后，在已到保定的第35军和已到定兴的第16军的接应下，于11月3日晚总算逃回了北平。
仿佛是一场噩梦。蒋介石、傅作义挖空心思设计的偷袭计划，就这样半途而废，宣告彻底破产了。
这一“锦囊妙计”“掏心战”，原以为可以创出惊世之举，没想到非但无补于节节失败的国民党军队，反而使本已涣散的军心又蒙受一次沉重打击。
傅作义原想捞点资本，保存实力，结果是“偷鸡不成反蚀米”。在这次为期十多天的行动中，他的集团损失官兵近4000人、战马240余匹、汽车90多辆，以及大宗的作战物资。部队在回撤的途中，埋怨情绪有增无减，生怕遭到解放军堵截，落荒而逃。
此时，傅作义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加上内部军心涣散，民怨载途，真可谓内外交困，形势危殆。何去何从，傅作义处在艰难的思考与选择中。
密谋和谈投石问路，千里长蛇直撑华北
1948年10月30日深夜，北平市内的大街小巷早已平静，稀疏的路灯被秋风吹得摇摇晃晃，灯光微弱而变动，显得那么阴森。重要的路口，持枪荷弹的哨兵在盘查着偶尔过往的行人，使本来就很凄凉的秋夜，变得更加恐怖。
北平西郊的“华北剿总”大院里，除门口岗哨和作战值班参谋外，人们也早已熄灯休息。但总司令的住处还亮着灯，傅作义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有时伫立窗前凝视黑夜，有时停步沉思，有时低头叹息，显得心事很重。
近一个月来，东北战场的炮声，由远及近，震撼着华北大地，也震撼着傅作义的心。
他在想，东北战事一旦结束，解放军就会杀进关来，与华北的解放军一起攻打平津地区，自己的地盘和军队行将难保。而国民党政府投靠美国人，丧权辱国，违背民心，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前夕。在东北战局危急关头，蒋介石竟为“私事”去上海而置几十万军队于不顾。怎么能继续指望国民党统一中国、实现独立，让蒋介石来保护察绥军？！眼下应该当机立断，走人民的道路，除此别无选择。
想到这儿，傅作义眼睛一亮，转身对外屋的贴身卫士和勤务兵说：
“我这里没事了，倒一杯茶，去叫王克俊来，你们都去休息吧。”
勤务兵沏好茶后，便与卫士一起离开了房间。
王克俊知道总司令深夜召见，一定有要事，急忙来到傅作义的住处。傅作义表情很深沉，让座后，对王克俊说：“咱们谈谈，现在没别人，直说无妨。”
王克俊一时找不着头绪，便问：“总司令，谈什么？”
傅作义未作正面回答，却反问道：“你说要谈什么呢？”
王克俊在傅作义身边工作多年，善于察言观色，知道总司令眼下最关心的是时局发展，考虑最多的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现在肯定到了要作出决断的时刻了，便问道：“是否要谈自张家口以来，咱们屡次谈及但没有谈透，而今需要作出决定的那件事情？”
傅作义点点头，表示同意王克俊的判言。
停了一会儿，傅作义说：“一向很要好的朋友现在都主张和平谈判，劝我走人民的道路。一些有学识、有地位的朋友，以及许多青年学生，都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次‘援晋兵团’的总指挥郑挺锋军长，最近又托辞母亲病重，请假一去不归了。就连蒋总统也为了家事而匆忙飞往上海，真是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依赖他了。”
说到这儿，傅作义好像断然又联想起什么，接着说：“1945年蒋介石要缩编咱们的部队，而近来又慷慨予以扩编，还一再让我把部队干部家属安置到福建后方基地去，并封官许愿，任东南军政长官，指挥全部国民党的军队。可是，他对张学良、卫立煌是何等毒辣？！在目前形势下，咱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独立统一复兴的人呢？”
王克俊认真听着总司令的讲话，既然傅作义已道出真实想法，他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便直截了当地说：“从目前局势看，‘戡乱’是不得人心的，是没有前途的。现在与抗日战争大不一样了，人心都倒向共产党，倒向了解放军。现在，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国共之战必将是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之所在。”
傅作义半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听着。这时，他突然挥了一下右手说：“看来，目前必须当机立断，脱离国民党蒋介石，走咱们自己的路。”
紧接着，傅作义又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王克俊建议道：“先秘密地给共产党、毛泽东发个要求和谈的电报，看看动静，再派代表接触。关于时机，最好等解放军围城之后，利用内外力量对付‘中央军’，才有可能实现整个部队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
听了王克俊的意见，傅作义没有说话，又问道：“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过没有？”
王克俊回答说：“我还没有见到他。”
傅作义说：“这样，你明日就去找刘先生谈谈，听听他的看法，然后拟出一个与共产党言和的电文给我。至于和谈时机，就照你说的办。”
沉默了片刻，傅作义握紧拳头，断然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180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王克俊立即表示说：“我虽是个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完成此事。”
傅作义走近王克俊，以关心的口气说：“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王克俊站起身，郑重地说：“我相信，无论是军统、中统，还是其他反对此事的，不会有愿舍其性命而为蒋介石效力的。我会相机行事的，请您放心。”
傅作义满意地点点头，王克俊告辞离去，谈话就此结束。
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向共产党求和是傅作义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是审时度势的结果，是在各种矛盾的掩盖下极其秘密地进行实际行动的开始。
10月31日，也就是傅作义找王克俊谈话的第二天，王克俊在“华北剿总”联谊处（高级招待所）与刘厚同见了面。
刘厚同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的教师，又是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后多年的挚友，此时是“华北剿总”的高参，平常住在天津。傅作义对他十分敬重，推心置腹，每逢关键时刻，一般都找他商谈。这次，傅作义在面临抉择走什么道路的历史关头，又特意派人把刘老先生从天津接到北平，请他出谋划策。
王克俊问：“东北战局很糟糕，30万大军不战降共。不知刘老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刘厚同不慌不忙地说：“此意中事，无足诧异。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于兹三年，生灵尽遭涂炭，邑里悉成废墟。国民党已演至政治无能，经济破产，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国际诟厉，人心思变。本身既不能别开生面，适应历史，再不与中共停战言和，将见其政权之不为土崩，必为瓦解矣！”了。国民党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领导者毁弃三大政策，以致与共产党不能协谋国事，共同治理。尤其是1946年冬政治协商会议破裂后，国民党日益趋向极端，掀起内战，相斫相杀，于兹三年，生灵尽遭涂炭，邑里悉成废墟。国民党已演至政治无能，经济破产，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国际诟厉，人心思变。本身既不能别开生面，适应历史，再不与中共停战言和，将见其政权之不为土崩，必为瓦解矣！
王克俊认真听着刘厚同的谈话，对他的才华、坦率、眼光很钦佩。心想，难怪总司令对他十分敬重和信任，让自己专程找他商谈。既然刘先生毫不掩饰地说了他对时势的看法，王克俊也就没有顾虑的必要了，遂把傅作义的意图告诉了他。
刘厚同严肃地说：“宜生（傅作义字）既已决心走和平之途，就应该及早准备，取得主动。”
说到这里，刘厚同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以坚定而明朗的口气说：“我对和谈之事的意见有三：第一，不管三七二十一，由宜生发一起义通电，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行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第二，把平、津、察、绥、保等地划为和平区，按照中共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成由中共、宜生、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第三，宜生的察绥军先暂时改编为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俟全国解放后，悉交国家处理。”
听了刘厚同的意见，王克俊点点头说：“刘老先生，您的意见甚好。不过，第一条意见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复杂得多。何况‘中央军’比总司令的部队多十倍。搞不好的话，不但达不到北平千年文物古迹不受毁坏、人民财产不致涂炭的目的，甚至连傅先生的生命安全也难保证。我看，在发起义通电之前，是不是先给中共毛泽东主席发个电报，请他派代表来谈判，您看如何？”
刘厚同没有马上表态，思考了良久，才自言自语地说：“先给毛先生发电报联系，然后再谈，可以。”他看了一眼王克俊，缓慢地说：“这是一个办法。通过要求和谈，表示不愿再打内战，来稳住中共领导人和共军，特别是稳住东北共军，不使其急迫进关，我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与中共周旋，通过谈判解决华北问题。”
王克俊见刘厚同没有异议，接着说：“那我们共同草拟一个给毛先生的电报吧，再请总司令审阅。”
刘厚同表示同意，然后低头琢磨着怎么起草这个至关重要的第一份电报。
王克俊因已有准备，对电报的基本内容考虑了多时，遂用征询的口气说：“刘老先生，您看电报是否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表明要求和谈，不愿继续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报告总司令在北平能够控制的空、陆军数量；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做法，现在看来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刘厚同眯缝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听着，待王克俊说完后，他思考片刻，用比较满意的口气说：“可以，具体措辞要好好斟酌，涵义要深，电文要尽量短些。”停了一下，又说：“平津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应设法通过他们发这个电报。”
王克俊与刘厚同商谈后，立即回去起草给毛泽东的电报，随后向傅作义汇报了他们商定的结果，并把拟好的电文交给了傅作义。
为了表示姿态，傅作义下令释放了一些所俘的解放军官兵，还说服“中央军”青训队放人。
与此同时，傅作义决定向自己直接指挥的师旅以上部队派驻政工人员，以便及时掌握部队状况。王克俊在具体交代任务时，要求这些政工人员认真了解所在部队的情况，任务包括：部队中官兵对时局的认识，部队中的官兵关系、干部关系，部队官兵对傅总司令以及对总部有什么意见。而最终目的，是要摸清各部队到了关键时刻能否接受傅总司令的命令，可能会遇到什么障碍，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尽管傅作义已开始认真考虑和谈问题，打算举起义旗，但此时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还是两手准备，和谈也主要是为了保存实力，体面地解决华北问题，以实力派的身份参加联合政府。
处在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原各路解放军战略包围之中的傅作义集团，是守是撤？已经成为必须迅速抉择的头等大事了。
此时，傅作义指挥的华北国民党军总兵力约60万人，沿主要交通干线和战略要地部署。东面，分布在北宁线的山海关以内、秦皇岛、滦县、唐山、塘沽和天津、北平各点上；西面，分布在沿平绥线从北平到宣化、张家口之间各点上；南面，分布在平汉线北段的保定以北地区；北面，分布在承德以南至通县各点上。此外，还分布在归绥、大同等地。
还在东北决战之前，傅作义曾指令参谋长李世杰筹划制定华北作战方案。李世杰与梁述哉等几位副参谋长经过商讨，勉强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适时放弃热、察、冀，将全军转进绥远省境附近，以便控制西北，休养生息，而后再战；第二，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各大城市，以一部分兵力暂时控制北平，将主力集中津、沽，而坚固守备之，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尔后行动自如；第三，必要时将原来察、绥军转退绥远省境，将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于津、沽，分别守备各地区，以便尔后行动。
上述作战预案第三案未公开提出，其余两案则分别征求了各兵团司令、军长的意见。这些头目一致认为，守备津、沽，可以确保海口，容易得到补给和增援，对尔后作战有利；而第一案绥远省境物资缺乏，地广人稀，运输补给困难，不便大军行动。傅作义看了三个方案后，只是提出第三案分割兵力，影响整体，别的没有说。总之，对下一步华北作战究竟怎么搞，傅作义尚处在犹豫之中，未作明确决定。
11月4日，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召，乘坐一架美制“天雄”号座机飞往南京。他特意身着深绿色将军服，领章上佩戴着上将军衔，显得比平时威武了许多，但神情冷峻，沉默无语，显得心事重重。自“天雄号”从南苑机场一起飞，他就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他在想：
东北决战，蒋介石几次飞沈，临空指挥，海面视察，布置出路，增派援兵，把“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