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义
在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望红军老战士、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妈妈，并请她谈谈金维映的情况。刘妈妈精神很好，她讲述了和金维映相识后的一段悲壮经历。
张伯义：刘妈妈，您和金维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刘英：我们是1933年在瑞金认识的。那时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瑞金扩红突击队队长、军委武装动员部副部长，我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搞扩红是组织部分管的，我常去组织部汇报工作，就熟悉了。大家都叫她阿金。那时扩红是中心任务，她很能干，对工作抓得很紧，成绩突出，常受到表扬。她扩红的经验还在《红色中华》报上介绍过。所以，她给我的印象很深。
张：听说你们一起参加长征，您讲讲长征的情况好吗？
刘：是的，我同蔡畅大姐、金维映、刘群仙等同志一起参加长征，都在红章纵队，就是中央各直属机关人员组成的后梯队，也叫中央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是李维汉同志。红章纵队下边有个地方工作部，任务就是沿途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打土豪、筹粮食等。我和阿金就在这个部工作。
阿金很能吃苦。她的脚是缠过又放开的，走起路来不很方便，但她从不叫苦。过彝族地区，没有粮食吃，大家饿坏了。最苦的是过草地，到处是茫茫的沼泽，气候多变，一会下雨，一会下冰雹，草地上没有老百姓，也没有房子，晚上一个床单铺在地上，下雨时，再用一个床单撑起来，避避雨。早晨起来，全身都是湿淋淋的。草地的水有毒，吃了肚子胀疼。脚腿被草划破了，毒水一浸，就溃烂。到处是烂泥，脚踏进去就拔不出来，越陷越深，想拉也拉不上来，有的同志眼睁睁地就牺牲了。没有粮，没有盐，没有药，好多同志病了，有的病得厉害，走不动，想坐一坐，躺一躺，一坐一躺就再也起不来了，永远离开了大家，多少好同志就这样牺牲了。
张：刘妈妈，我听了深受教育。到达陕北，您和阿金还在一起吗？
刘：到陕北，还在一起。我们先到吴起镇，又到瓦窑堡，1936年春天到达保安时，阿金生了个小男孩，叫小金，就是李铁映。当时我、蔡大姐、贺子珍都来帮忙。刚生下小金不久，国民党的飞机来保安轰炸，大家都钻防空洞，我看到李维汉同志怀里紧紧搂着刚出世的小金也钻防空洞，我们都为孩子担心。李维汉同志说，真是没办法呀！
后来，中央迁到延安。这时，张闻天同志兼任宣传部部长，李维汉同志任副部长，我们和李维汉、金维映一家同住在杨家岭山坡的窑洞里，相距不远，几乎天天见面，来往很多。阿金先在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后到陕北公学。
张：您和阿金长期在一起，是她的老战友了。到苏联还在一起吗？
刘：我是第一批派去苏联的，那是1937年11月，从延安动身，经西安，飞往迪化，到当时苏联的阿拉木图，再转火车到莫斯科。阿金是1938年5月去苏联的。和她同去的还有蔡大姐、方志纯、张子意等人。阿金当时身体很弱，但她还坚强，到苏联她边看病，边学习。我在苏联呆了将近一年就回国了。阿金仍在那里学习。1940年，蔡大姐等从苏联回到延安，李维汉找蔡大姐询问阿金的情况，蔡大姐说：阿金非常想念孩子，要我转告你，无论如何要把小金从保安接回来，后来，阿金病了送到病院，我曾多次去看望她……
苏德战争爆发后，兵荒马乱，当时很多人死于炮火、饥饿。阿金奋斗一生，吃过不少苦，但没有能看到革命的胜利就牺牲了，当时才30多岁！我是个幸存者，我常常怀念他们……
听到这里，心里感到很沉重，我为先辈过早地离去而惋惜！我想，我们后来人，现在生活在幸福之中，无论如何不能忘记那些悲壮的历史，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九死一生的革命先辈，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千千万万的先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