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眉初
到延安去
1938年我到延安的时候，还不满17岁，一个毛孩子。
我的父亲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在日本和德国都留过学，实际上也是总工程师。我们家只有两个大人、五个小孩，可是有三四个“听差”和“老妈子”伺候。我们住在租界上的小洋楼里。我是名副其实的“大小姐”，吃饭有人盛，衣服有人洗。除了念书，就是跟大人逛公园、划船、滑冰、坐咖啡馆。
我们学校很落后，甚至可以说反动。那个学校数理化很好，英文要求很高。从小学起就学《论语》，写文言文。什么《孟子》、《诗经》、《礼记》、唐宋八大家……我都读过。可是身在天津，却不知道一二·九运动。全班同学都没听说过“朱毛”这常常联结在一起的两个姓。同学许多是袁世凯等大军阀大买办的子女。我的同班同学，有的上下学都藏在车里，不见外人面。讲起影片从不说中国名，连爸爸妈妈都叫“爹地”、“妈咪”。每天放学的时候，汽车、马车、黄包车，一条街都摆不下。学校门口有两个穿制服的校警站岗，给少爷小姐开车门。
你们问，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学校，我怎么会到延安去呢？说到这里，先要交代一下我的小舅。他是我母亲的小弟弟，我们一起长大。小时候我随母亲住在外婆家，他上大学时住在我们家。他在一二·九以前就到陕北去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虽然是个小孩，但是对他有感情，信赖他，关系非同一般。抗战爆发了，我大了。他给我弄来了给董老的介绍信。这使我有了去延安的机会。
但这只是外因，决定的因素还是自己思想的转变。那时候，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激发了我的民族意识。学校里日语是必修课。但我一学期只念会了五个字母。考试的时候，后排的卷子还没有发完，我已经把白卷交上去了。我们的校长是个基督徒，可是因为对日本人不满而被暗杀了。从来学生运动之风吹不进来的我们学校，有的班级课后也唱起抗日歌曲来。我在那里第一次学会了《五月的鲜花》。
我那时最好的朋友是老董。去延安前他是我们家的厨子。我们也是一起长大的。我、他、小舅，我们三个是一伙特殊的朋友。当着人的面，他叫我们“三爷”、“大小姐”，背着人，我们撺掇他“贪污”我母亲交给他的菜金。只有他知道我拥有一封去延安的介绍信。我们商定一起走。他清理小舅的残书，给我找到一本马卡连柯的《塔上旗》下册、一本屠格涅夫的《门槛》。他还帮我找到那时我十分入迷的巴金的著作。他利用以前给小舅送信结识的关系，给我弄到了油印的地下刊物，并且把我写的“读者来信”送给那个刊物，登了出来。
放了暑假，我们走的机会到来了。
先是筹措路费。老董告诉我，母亲放首饰的抽屉与旁边放手绢袜子的小抽屉之间有一条缝。我的手小，把小抽屉取下来，可以伸进中间抽屉拿东西。就这样，我拿到了一枚钻戒和一串珠手镯。他又领着我到一个当铺里把戒指当了300元钱。
路费有了，但他不肯和我一起走。他说，我们这样走后，人们会传说小姐和厨子拐逃，对我家名声不好。于是，他先走了，藏在他的朋友那里。一星期后，我接着偷跑出来，找到他，一起走上了旅程。
我们先乘火车到济南。到济南的时候是黑夜，又碰上下大雨，我们找到一个小旅店。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他让我睡在床上，睡在蚊帐里；他打地铺睡在地上。我们就这样睡了一夜。他比我大十岁。“文化大革命”中，他那个市来外调，要我承认我们的关系暖昧。我很生气，闭住嘴一声不响。这些人懂得什么叫纯洁的友谊？对那个时代的青年知道多少？
我们从济南又乘火车到青岛。在青岛买了去上海的船票。
到上海时，想不到两个堂舅上船来截我。他们接到我母亲的电报，劝我留在孤岛，帮我学习英文和数学。我断然拒绝了。趁他们去吃午饭，我和老董商量好，他假意劝我留下，当着我堂舅的面，他说让他一个人走，我吃不了苦。我回说他管不着我，各人的主意各人拿，又对堂舅说，非逼我留下，我就跳江。其实黄浦江里船那么多，跳下去也淹不死。两个堂舅看我如此坚决，只好悻悻地走了。
其实那时我们对延安并没有认识。现在说起来都可笑。我们不知道延安有吃有住，还准备到延安后开个小饭馆，他掌勺，我跑堂记账。为此，我们在上海买了许多小本子，准备记账用。
船驶往香港。我们买的统舱票，露天睡在船尾巴上。我晕船，整天躺着，煤灰像雪花般飘落在头发里、被子上。一切由老董照料。他在船上结识了两个老乡，是去找河北的军阀鹿钟麟的。老董就是有这个本事，不管什么人他都能搭上话，并且很快熟起来，特别是下层社会的所谓三教九流。
船到香港，发现有传染病人，被罚停港一天。这时我们忽然发现我父亲乘了小汽艇，擎着望远镜，围着大船转。他是去广西谋职回家路过香港的，大概接到我母亲的电报来找我们。老董买通了船上的茶房，将我藏到洗碗间里，又想办法搭上船长的专用艇直抵九龙。我们的行李托他在船上结识的老乡带到广州。
到广州，他那两个老乡如数把行李带到约定的旅馆里。我们又从广州来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拿出董老的介绍信办了手续。在武汉停了一星期，经历了大轰炸，接着去了西安。在七贤庄住了一夜，老董雇了一头毛驴，我骑着，他走着，到了延安。路上一共走了一个月零一星期。
在去延安的路上，他给我做了美味的茄丁和炒鸡蛋。到延安后，又帮我这个什么也不会做的小姐在延水里洗了被子。
我们都进了抗大。
这就是我去延安的经过。这就是我的人生。
当兵
我没有打过仗，但是戴过八路军臂章。很长时间，我保存着两枚白底蓝字的小布块：一块印着“八路”，一块印着“十八”，就是十八集团军。
那是1939年春天，我参加鲁艺实验剧团，跟着八路军炮兵团的大队伍，过黄河去晋东南。
我是文学系的学生，到前方去本来是实习写作的，可是既然参加了剧团，就得和大家一样。合唱，是每个人都必须干的。此外，我什么都做，拉幕布，管服装，在活报剧里扮群众，演小京戏我还负责打小锣。那“风点头”的鼓点至今还记得。因为我一口普通话，后来还担任了好几出话剧中的女主角，都是被敌人欺侮上吊吞金的小媳妇。我甚至还担任过歌剧《农村曲》中的主要演员。
最能反映我们那时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莫过于歌。前些时北京举办了一个晚会，叫《我们年轻时的歌》，引起我很深的感触。我永远忘不了那些歌，这里我引几个片断。我清晰记得的当然要比这多得多。譬如《在太行山上》我们几乎每场都唱。因为现在你们人人会唱，我不引了。这里只引现在不大听到的。
一首好像是李焕之作的《祖国颂》：
我们在中国生，我们中国长，
我们爱我们的祖国，祖国是伟大荣光。
啊！我们怎能让敌人横行，
怎能让祖国沦亡。
我们在中国生长，中国是我们的故乡。
我们就死，就死，
也要埋葬在祖国自由的土地上……
一首叫《军民合作》，我们在台上唱，抬着粥桶开饭时也唱：
嘿呵嘿，嘿呵嘿，
我们军民要合作。
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
挖战壕，送子弹，抬伤兵，做茶饭，
我们有的是血和汗……
一首是我们剧团的歌咏指挥自己创作的。那韵律好像《大路》歌：
今天拆桥啊，明天破路啊！
拆桥多，破路长，敌人兵马起恐慌啊！
哪怕太阳火样红啊！
哪怕大雨淋满身啊……
如果不是怕你们嫌啰唆，我真想引更多更多。
我也写歌词。有一首叫《柳条》，写一个少妇一面在山坡上放羊，一面为她出征的丈夫缝棉衣。一首小调叫《王小二打铁》，每唱一段给家里的一个人打一件抗日的用具。还有一首是为我们自己写的团歌，有“跋涉千山万水，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字句。
团里有一匹供病号骑的马。但是从来没人骑过。我背着自己的全部财产，白天行军，晚上演戏，爬山淋雨晒太阳，吃的和和饭，睡在干草上，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精神得很。现在你们都觉得黄花菜好吃，北京还定量供应，可我那时候吃伤了。记得有一夜爬高山，淋大雨，好容易落到山顶上一个小村里，什么粮食也没有，只有新鲜的黄花菜。拿白水一煮，盐也不搁，一班一盆，那香味冲得人想吐，真难吃。
我们的工作中也刻印着王明路线的痕迹。我们每场必唱的一首小调《抗日点将》，第一段就是：“抗日点将点头名，蒋委员长人人敬。”这太不符合事实。我们的歌词中也出现过粗俗的字句，如“抗敌走上了新阶段，出了个大汉奸，汪精卫叛国贼，该死的王八蛋”。我们成天在农村转，有时到部队去，可就是不接近农民和战士，更谈不上了解他们，深入地表现他们。特别是我们几个从文学系来的同学，有很多不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小资产”。我们视骄傲为美德，把“庸俗”当作分量极重的贬词。在日记里用“苍蝇”称呼我们看不起的人，甚至有时用消极怠工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不喜欢的工作。
那一年晋东南很严酷。日本人搞九路大“扫荡”，阎锡山镇压新军，内外夹攻。正如我们在一首歌中所唱：“杀人放火，凌辱又抢掠。山川震惊，林木动荡，到处是救国的热情，到处是抗日的武装。兄牵弟，儿别娘，前呼后拥上战场……”但是，我不向你们讲述那些英雄业绩、壮烈的故事。我要讲述你们万万想不到、也许没有人讲过的我们的普遍生活。目的是让你们全面地了解我们，战争年代并非一色火药味，我们是常人。
我们特别爱干净，碰见水就洗。不管是多深的井、多小的溪流，都欢迎。有一次洗衣服差点被山洪冲走。一条毛巾撕开两个人用，直到破还是白白的。我们喜欢红军的八角帽，不喜欢那种和国民党军队统一样式的军帽。白天没办法只好戴那个筒筒，晚上把珍藏的旧帽子戴上睡觉。我们的背包精简到不能再轻的地步，被子短得睡觉时下端必须用绑腿捆住，可是那又厚又重的日记本谁也舍不得丢，哪怕休息十分钟也要放在膝盖上写一段。我们没有钱，发下津贴，买了肥皂草纸，就剩不下多少了。可那时候邮票可以当钱花。有一次，我和伙伴给了房东一枚邮票，我一口气吃了十个煮鸡蛋。还有一次我们用邮票换得了上柿子树的权利，条件是当场吃管够，不许带走。我骑在树杈上，一口气吃了14个。晋东南的村名大都很美。有一次我们住的一个村子叫麦仓，村里一大片梨树林，那时正开花，林子里飞着蓝色羽毛的鸟。我们伏在草地上展读那夹满野花的远方来信。有一回，我们到部队演出，借到一本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我们把书拆开，一人几页，连夜把它抄完了。黄昏时，我们坐在老乡家的门槛上，用低沉的声音唱高尔基的《囚徒歌》。这里，我忍不住全文录下一首歌。这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然而是我们心爱的。
海
他扬帆到海上，海上，
她站在岸上哭泣。
那船儿去了，阳光从那阴暗的水面隐了。
那低语的蚌蛤静了，渐渐地听见鬼叫。
她枉然在海边哭泣，枉然，枉然。
一年年一年年过了，
那只庄严的漫游的船碎了，
沉没在深深的海底。
在碧水里，躺在珊瑚床上，
爱人长眠不醒。
在碧水里，在珊瑚床上，
爱人长眠不醒，不醒。
在陕北的亲戚
我在绥德整整待了六年。端午节到的，端午节走了。
刚到绥德，只有一个大女儿。找了一个老婆婆看她。后来添了大儿子和小儿子，一个人有一个看的。就是现在所说的保姆。
以前可不那么叫。那时候按岁数，该叫什么叫什么。大女儿叫着她的老婆婆“niɑniɑ”（绥德这个称呼的意思是奶奶或外婆）。对大儿子来说，晚上带他睡的人比我亲，干脆叫“妈”。小儿子到奶妈家的时候刚满月，一周岁我就领回来了，因此没有称呼。
大女儿的niɑniɑ和我一起生活最早。开始的时候大女儿只有两个月。那时我在文庙小学教书，一个月薪水四斗小米，分给她一半。她带了一个小女儿，叫珍儿。虽然才10岁多一点，可真能做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每天帮我们拣“烂炭”（就是煤核），对我们那自砌的小炉子很解决问题。
我们住在一间糊着“仰尘”（就是顶棚）的小屋里，一半是炕，大人小孩睡得满满的。另一半左边是门，右边放一张小桌，一只方凳。我在前面伏案备课改作业，他们在后面炕上哄孩子喂饭。
大儿子的妈姓刘，她的儿子是我在文庙小学的学生。大儿子就放在她家里。她家有什么好吃的都先尽他吃。那时他刚会走路，还记得他系着屁帘，到鸡窝里掏出热乎乎的鸡蛋，高兴地报告：“妈，鸡下蛋了！”他那位老刘爸有时在街上买个“果馅”（一种枣泥馅的酥饼）给他吃。他吃馋了，就索讨：“我要吃圆格旦旦哪。”他这个干妈一手好针线。我们穿的鞋都是她做的。正绱、反绱、毛底、包底，什么样都会做，又结实，又好看。她还做得一手好饭食。我们积攒了几个月，决心在新韭菜下来时吃一顿“扁食”（即水饺），就在她家解解馋。
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在绥德县委宣传部当干事，小儿子刚生下来，敌人离绥德越来越近了，我们就把大女儿放在郝家沟——珍儿家，把大儿子放在城里——他的老刘妈家。自己带着还没满月的小儿子，离开了绥德城。
开始我随孩子爸爸的机关驻在小崖嘴。在这村里我们找到一家老乡，小孩刚死，男人是个二流子，家里穷得只有一眼破窑，连炕席都没有。我们把小儿子托在这里，说好一个月两斗小米，我便背着背包找县委机关去了。
那时候，“家属”可以带着孩子过黄河。我因为“一身轻”，便随着机关和敌人绕圈子。我临时担任县委的秘书，管图章和各区委与游击队联络。
小崖嘴离城15里，敌人不常来。偶尔来了，老百姓临时躲到山里，敌人走了便回来。这是解放区。郝家沟离城五里，敌人常来抢粮，是游击区。有一次，来抢粮的国民党问我的大女儿：“你妈呢？”她答：“在炕上纺线线哩！”她那时穿着老百姓式的开裆裤，一口绥德话，炕上果然坐着她纺线线的妈——珍儿姐姐。敌人一点也没有疑心。城里是敌占区，敌人的专员公署就驻在老刘妈的院子里。一次，敌人的专员抱起房东的孩子，给了他一块糖。后来，我们老跟大儿子开玩笑：“应该在你的档案里留一笔，不到三岁就和敌人勾搭。”解放后，他的“奶哥哥”——我当年的学生，当了电影导演，到北京出差就来看我们。“文化大革命”当中，大儿子也借串联之名到绥德去看他的老刘妈。老太太看见这个穿军装的小伙子，不认识。大儿子自报：“我是疾娃。”于是老太太搂着哭了起来。那时生活很困难，老太太还是千方百计擀了杂面条给他吃。临走时送他一双给老刘爸做的新鞋。虽然这双鞋穿不下，大儿子却一直珍藏着。
大女儿的niɑniɑ早死了。她的“舅舅”——珍儿的哥哥，当年在外学木匠手艺的小学徒，现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出差到北京，来看我们。1981年，她的“干大”——珍儿的姐夫，到北京来了。他当过队干部，现在“退休”了。这个当年很英俊年轻的“花匠”（农村弹棉花的手艺人），现在成了一个小老头儿。他带来了从门前枣树上摘下来晒干的红枣，带来了特意为我们做的炸年糕。我们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他玩，只是女儿陪他逛了一趟颐和园。老头儿住了十来天就回去了。我们给珍儿姐妹带去两身衣料，给“舅妈”带了点零碎。
这就是我们在陕北的“亲戚”。
你们看，我说的是老实话吧。我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为后人称道的业绩。我在绥德六年，就是教书，当小干部，生孩子，带孩子。在老百姓当中交了几个朋友，都是因为带孩子的关系。
如果说有值得回忆的，也许就是这“平淡”。那时我们的生活平淡，思想也平淡。我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房子小，没有感到过穷，也没有感到过工作有什么不好。打起仗来，没有想到过对孩子作特殊处置，没有想到过人家可能拒绝，也没有想到过孩子们会出什么事。
孩子与工作
现在党和国家鼓励只生一个孩子，避孕、流产、绝育，都提供条件，还发给“独生子女费”，多幸福！回想以前我们想少生孩子，费多大劲！
那时结婚，最怕的是生孩子、带孩子。那时我们不像你们现在，有什么“专业”思想。我们只有一个专业，就是革命。延安没有条件，生孩子就得自己带，而带孩子就意味着脱离工作，脱离集体，脱离政治工作。我结婚前看到别人过这种生活。当学生时，在习作中写了一首童话诗，叫《黄鹂与鹫》，嘲贬那蛰伏在幸福的小窝里的黄鹂，歌唱在高高的天空中翱翔的鹫。
决定结婚了。婚前就做准备工作，向天津家里要来金鸡纳霜（奎宁）。婚后，刚发现不对劲，就吃。一口气吃10颗。又在两米高的土崖上来回蹦跳。但肚子里的孩子纹丝不动。
妊娠反应，我不懂，只是觉得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这么馋。我照样和大家一样生活、学习。只是特别喜欢看《红楼梦》里描写吃的地方，而且庆幸自己不像别人那样，梦见好吃的，还没有吃着就醒了，我总是吃到嘴才醒。
因为胡折腾，孩子没有打下来，但七个月就早产了，只活了四天。
孩子虽然死了，但我没有获得解放，很快又怀了孕。这次我知道打胎没有希望了，于是申请到学校的托儿所工作。那个托儿所很小，孩子不多。我的想法是：在托儿所，总是工作，和圈在一个小窑洞里成天只带自己的孩子不一样，而且和孩子们一起，对将来从事儿童文学也有好处。于是，没有当妈妈经验、不懂带孩子知识的我，在托儿所当了几个月保育干事，直到第二个孩子生下来。
坐月子中间，听到一个消息：在绥德分区当教员，实行薪金制，可以用薪水雇个人看孩子。这真是一个诱人的前景。通过老同学的关系，在大女儿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到绥德去了。
这时候我不满21岁。
到绥德以后，我在前边已经告诉你们，先在文庙小学教书，每月四斗小米，用两斗小米请了个老婆婆看大女儿。后来又生了大儿子。我调到绥德师范的地方干部训练班，还是教书。
日本投降以后，我调到县委。那时候，陕北哪有什么避孕措施！我又怀了孩子。这一次，我千方百计要把他打下来。刚有可疑征兆，我就吃泻盐，拉肚子不管用。那时孩子的爸爸在地委当秘书，掌管图章。我们就偷着开了一封介绍信到医院。医院动用了所有的“武器”：一面用针剂，我左腕打奎宁，右腕打麦角；同时用栓剂。但还是不管用。那时监狱里关了一个犯人，当过中医。我托人从他那里搞到一个偏方，里面有藏红花、蚕卵等等。三天的剂量我一顿喝了，还是不管用。孩子反而没有早产，足月才生下来——就是小儿子。
接着就是打仗，胡宗南来了，先是轰炸。那时孩子的爸爸去外县参加土改，我一个人躺在炕上坐月子。有一次一枚炸弹落在我近旁，正好掉在井里，炕上震落了一层土块。我躺在被窝里，连外衣也没穿。后来我对别人讲笑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在前边说过，我可以带着孩子过黄河。可是那就得当“家属”。于是我就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打了两个月游击。
打完仗，回到城里。不久我又怀了孕。这时敌人虽然撤离绥德，但是没有退出陕北。原来的地委书记、当时西北局的负责同志正好在绥德。他住的镇子离城90里。我和他蘑菇，终于获得批准，允许我做手术。
战争还没有结束。只知道这一带有医院，却不知在哪里。我背起背包，一个人上路，边走边打听。走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个野战医院。大夫们很热心。全院都是有菌手术，都是伤员，只有我一个是无菌手术。那时条件差，像这样的手术现在很简单，我却使用了半身麻醉，刮宫、结扎、割盲肠，一共做了1小时50分钟。到最后割盲肠时，麻药已经过劲了，大夫问我：“盲肠找到了，割不割！”我答：“割！”看见我这干脆劲，大夫都笑了。这时胎儿已有五个月，已经成形。医院原来想留作标本，后来弄破了，扔了。
刚拆线，我骑上来接我的牲口回了家。
从此结束了生孩子的历史。
我怀了五个孩子，生了四个，活了三个。除了坐月子，没有间断过影响过工作。你们可能以为，我带孩子很省事，什么也不管。不是这样。现在年轻妈妈做过的，我都做过。而且那时条件不好，做的比现在多。因为第一个孩子胡折腾，弄成习惯性早产。大女儿七个月生的，我又没有奶，得按时给她喂用大米面、小米面、绿豆面配制“糊糊”。还喂过一只奶羊，因为不会养，不久就死了。大儿子八个月生的，常水泻。跟我一起睡的时候，有时半夜弄我一身。小儿子爱尿炕，晚上给他把尿，白天洗席子。他们也和别的小孩一样，生过麻疹、肺炎。他们春夏秋冬四季衣服，都是我手缝的。虽然都是土布或旧衣服改的，但是我设计得不错，穿上很别致。
不管怎样，“养”的任务不算简单，“教”的事复杂得多了。
我的原则是不娇惯孩子。从月子里起，只要吃饱了，尿片子是干的，那就他哭他的我睡我的。会爬了，就在腰上拴个带子捆在炕上，从来不抱（当然闲暇时也抱着玩玩，但他们没有养成抱的习惯）。大女儿五岁多我就让她上学了。她自己来去，没有人接送。现在她别的记不得了，只记得路两旁都是高高的山，很害怕（其实是不高的土崖）。后来进城了。我们在沈阳工作，两个儿子在哈尔滨保育院。我们调到北京，大女儿一个人在沈阳读小学。
这样对我好，对他们也好。直到现在，孩子们什么家务事都会干，没有依赖性，也不自命特殊。
我是不是不爱孩子呢？不。只是我认为爱要有地方。我从小对他们真诚坦率，把他们当朋友看待。他们敢跟我说真话，我就可以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哪时错了哪里对了，我自己又应该怎样做。学习好坏靠自觉，别人勉强不了；特别是大了，懂事了。但从小养成好习惯、好品德，则是父母的责任。从吃饭、叫人、关灯这些小事起，我的“老规矩”很多。我觉得这些起码的“生活之道”应该让他们自小从家里得到，至今他们谁也没有成“家”（学问家），但都勤勤恳恳地从事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心好，正派。
管孩子，我也有失败的地方。那就是对小儿子。他小时候有些坏毛病，我的对策就是打。结果他见了我像老鼠见了猫，背着我照样犯。别人说我：“你们又不是供不起孩子念书。”但我觉得，培养一个“人”比培养一个大学生重要得多。我把自己完不成的任务推给了社会，推给了劳动。结果小儿子学好了，入了团，结了婚，当了爸爸，成了车间里的骨干，“年轻的老师傅”。我在干校时给他写信，说小时候对他太厉害了。他回信说一点也不怨我，“那是为了我好”。
现在我离休了。大儿子大女儿都在北京。但我们不住在一起。他们星期六才带着孩子来。我每天有规律地写东西，织织毛线，锻炼身体，看那么多报纸，又订了许多杂志，一天不闲、不闷。我年轻时不恋儿子，老了也不想孙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弱点。不要美化我们，也不要非议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