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励
我原籍江苏溧阳县，随父客居太原。父亲是资本家，经商于天津太原间。为人老实寡言，不大过问政治。但对我们的教育很重视。除白天上学外，还请有家庭教师，一个教太极拳，一个夜里课读。母亲出身于溧阳县城职员家庭，粗通文字，但精明能干，为人仁慈善良，勤俭朴实，性格开朗，富有同情心。这些对我的成长都影响很大。我12岁考入太原女师，在班里年纪最小，学习名列前茅。性格好动，爱打球，是篮、排球校队队长。在校被誉为“品学皆优”。
我虽生活优越，但深受进步小说、电影、书刊的影响。一方面十分厌恶父辈间吃喝玩乐、打麻将、抽大烟的腐朽生活；另一方面对劳苦大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深恨旧社会的腐败、黑暗和不公，十分向往光明幸福的新社会。
当时，女师革命气氛很浓，在罢课、撵教员、闹学潮下，聘来一些进步老师，如狄景襄、李一清、李义山等，都是地下党员。给我颇多启迪，教育我要敢于抗争。当时，我校的训育主任是个30多岁的老处女，听说她是复兴社的，属蒋介石的中统。她对同学监管甚严，常蹑手蹑脚偷进教室、宿舍，监视学生思想、行为，引起同学极大反感。我们在同学中酝酿必须撵走她，于是采取揭露、起外号、写匿名信等方法，终于使她威信扫地，灰溜溜地被撵走了，使我初尝斗争胜利的喜悦。
同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武秀英，1934年她参加反帝大同盟后，搞进步活动，数次被捕，与山西大学进步学生乔峰山结婚后，她家更成为进步青年的聚集地。在这里我认识了不少进步青年，他们偷偷地传述着红军沿云、贵、川胜利前进的消息；红军东渡后，一往无敌、神速前进的英勇气概，更被描绘得有声有色。介绍反帝大同盟、抗日武装自卫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薄一波组建牺盟会等进步组织的情况。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统治，特别是复兴社、蓝衣社、CC派、公道团等特务组织的卑劣伎俩。谈论抗日形势，议论山西政局，分析谁进步，谁反动，明辨是非。使我进一步明白了复杂的政局内幕，知道了共产党、红军的真实情况，向往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增强了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决心。
这时，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4年何梅协定割让冀东22县后，日寇更加步步进逼，平津岌岌可危。1935年冬，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抗日烈火影响全国；太原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抗日。1936年春红军东渡，北上抗日，一路挺进，直逼太原。城内进步青年和学生积极响应。阎锡山竭力维持他的反动统治：一方面拼命抗击红军的进攻；一方面在城里滥肆搜捕，严厉镇压。先后将穆政等20余名进步青年杀害，枭首示众，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不仅推翻旧社会要依靠共产党，当前抗日也要依靠共产党。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我苦闷而彷徨！
1936年夏，在武秀英家遇到一位年约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看他温文尔雅，谈吐不凡。武告诉我，他名智良俊，新从北平政法大学毕业回来，是省政府的公务员，他就是我要找的共产党员。经武介绍，智对我数次单独考察后，于1936年10月介绍我入党。随即由他介绍我去参加工作。
他领我骑车到城北一座青砖房的四合院，院子较宽大，北房住着主人及夫人、儿女，东西厢房好像住着亲友及佣人，人来人往，很热闹。门洞里停放一辆黄色车，主人每天乘它上下班，智良俊带我进到南房，屋内很空，好像从没有人住。智把我介绍给这家主人胡西安。胡身材矮胖，40来岁，穿着西服，很气派。他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省政府的公务员，大约是处长或科长。他布置我每周星期三下午去，用药水抄写情报。抄好后，时间不长，写的字就都看不见了。然后装入信封。信大都是发往延安。至于如何显影、如何发信，我就不知道了。此外，他经常给我看油印的小册子，如党中央的《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八一宣言》等文件以及西安事变的内幕等，他使我从中接受党的教育，了解党内的情况。并再三叮嘱我：“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每当我骑车去他家时，心情高兴极了，感到有了为党工作的机会，精神有了寄托，过去苦闷彷徨的心情一扫而光。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们都是为党做重要情报工作，他家就是我党华北局的情报机关。
1937年暮春，智良俊把我调出，介绍到地方工作。叫我身穿白衫黑裙，手拿一卷杂志，去杏花岭接头。并告诉对方的特征。这时约是4月份，太原已是绿树成荫，花满枝头。杏花岭里树影婆娑，阳光煦煦，鸟语花香，十分安静。我按时到达后，渺无人迹。心中正忐忑不安、疑虑重重时，忽见女师同学温玉梅，身着灰长衫，手拿一卷杂志，迎面而来。我恍然大悟，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我俩接上关系后，她说：“我们的力量太小了，必须发展壮大。”
按照她的布置，我先后找了同班同学周振淑（离休前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和二班同学仝玉一（离休前任山西省财贸办副主任），对她俩进行思想教育。等我发展基本成熟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全民抗战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大批平津逃亡学生涌入太原，武秀英家也聚满了平津逃亡同学，温玉梅便把我的关系转交给一个北平来的女大学生，她身穿月白长衫，长圆脸，很白净，很文雅，约二十三四岁，化名吴一凡。我向她汇报了准备发展周、仝的情况，她表示同意。约定在女师操场上开会。会上先宣布批准她俩入党，我是介绍人。成立党小组，由我任组长。除学习“党员须知”外，并布置工作任务，决定周振淑去国民师范办的学兵集训队讲课，我与仝玉一分别到晋生纺织厂及晋华烟厂给女工上课，发动她们参加抗日活动。不久，因仝玉一随校搬迁外县而中断。
在我和周振淑参加抗日活动中，一天吴悄悄告知我俩去海子边的大礼堂，听中共领导干部做时事报告。去时大礼堂已挤满了听众，台上的领导干部身穿灰军装，讲当前形势时，激昂慷慨，神采飞扬，批驳阎锡山的“守土抗战”，提出“全面抗战”，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鼓励人民参军参战，奋勇杀敌。会场上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时才知讲话的是周恩来同志，我入党来第一次看到党中央领导同志，原来如此博学多才，气宇轩昂，感到党内真是人才济济，令人钦佩不已。使我们对当前形势及党的抗日纲领有了进一步理解。我俩兴奋极了，散会后，仍流连忘返，久久不肯离去。
又一次，吴通知我俩去参加平津逃亡同学座谈会。也是在海子边的一间大房子里，屋里约有五六十人，其中以东北籍学生最多。个个发言激昂慷慨，对东北失守、平津失守、国家危急的形势，都义愤填膺，说到激动处，有的大骂当局不抵抗主义；有的声泪俱下，哭诉有家难归，有书难读；有的振臂高呼：“打回老家去！”“再不在关内流浪！”于是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些歌声久久回荡在我俩的心头，激发起久久不能平抑的抗战激情。
这时战局总的趋势是敌寇长驱直入，蒋阎部队节节败退，八路军则源源不断开往晋北。战事已进入山西，敌机昼夜轮番轰炸太原，眼看太原即将沦陷。我已暗下决心，离家抗日，但家中弟妹多，年纪小，所以我先动员母亲携带弟妹匆忙南下，解除后顾之忧。不久，乔峰山、武秀英对我说：“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了。它是我党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组建的统一战线组织，主要进行战地抗日动员工作。参加后可以直接进行战地抗日工作。”我很高兴，随即我们三人都报名参加。三四天后，即派往忻州前线。临行前，南汉宸同志召集我们讲话，大意是：“前两批工作队刚派上去，就被敌机大炮吓回来了，此次抽调的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其中还有三位女同志（武秀英、王雨薇和我），无总会命令，决不许擅自跑回。”听后，我决心上前线，决不做逃兵。
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上前线参战，父亲绝不会同意，我若不告而别，又怕他找不到我着急。因此留了一信，大意是：“现在敌寇入侵，眼看国破家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抗日，就得同仇敌忾，杀敌抗战。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女儿已被战地动委会派遣，北上忻州去了。”于是我脱下旗袍、皮鞋，穿上发的灰布军装，偷偷离开家，在一个月明星稀的秋夜，随战地工作团出发到了忻州。从此走上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
忻口战役正在忻县城北40里处进行，大炮日夜轰鸣，震耳欲聋，敌机沿铁路线轰炸忻县县城和太原市。我们到后，但见断壁残垣，处处房倒屋塌，一片凄凉景象。群众大都逃往他乡，城中基本渺无人烟。乔峰山等负责人见状，就地商量，除团部留三四人外，把团员分作城北、城南、城西三个组，每组六七人，我与武秀英、甘重斗（后任内务部副部长）等分在城南组，甘重斗任组长。我们住在城南郊十六七里外的乡下，工作组自己起火做饭，南瓜小米饭、萝卜咸菜，这对于吃惯大米白面、鸡鸭鱼肉的我，无疑是一种磨炼。但大炮、飞机、小米、咸菜的战地生活，我却十分高兴。白天随农民下地，一方面帮助秋收，一方面宣传抗日。遇敌机来，立即就地卧倒，以高粱秆掩盖周身，一旦敌机走后，又照常起来工作，后来逐渐习以为常。
忻口之役由于八路军、国民党军队正侧面配合作战，坚持40多天。日寇死伤甚众，又强攻不下，只得改攻东路，顺平汉路南下，占井陉，破娘子关，沿正太路长驱直入，直奔太原而来。太原危在旦夕，总会来电，命我们撤往岢岚县，与总会会合。同时转来我父亲的电报，要我立即返归，随他南下。同志们都在观察我，看我能不能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坚持战斗在敌后。我随即表示，敌后抗战的决心不能动摇，并给我父回电表态。后听说我父痴痴等待，直到太原失守的前两天，见我回去无望，才在兵荒马乱中离太原南去。我们在忻县坚持工作半个月后，告别了当地群众，撤往岢岚。
从忻县到岢岚，途经静乐，约一百四五十里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没经过长途行军的锻炼，所以，每天最多不过四五十里，个个脚上都磨起了血泡，一瘸一拐地走着，晚上睡在老乡的仓房里，常被大耗子咬耳朵，既疼又怕，吓得直叫。经过三天的艰苦行军，总算到达了静乐县。当时的静乐县是晋西北的门户，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一二〇师部就驻扎在岢岚县，距静乐60里，是他们前往忻县等地指挥作战的必经之地。南下又可直逼太原市郊，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师部早已派马隆兴（后任东海舰队司令）、朱辉照（1955年授中将军衔）等率工作团前来开展工作。战地总动委会派李蔚然任县动委会主任。他们三人组成县委会，马任书记，朱任组织部长，李任宣传部长。随马、朱而来的营、连干部则分别到四个区去开展工作。此外，县大队长王怀远、牺盟会特派员龚元恭、公道团长时曙明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当时静乐县形势很好。我们到静乐后，县委见来了大批生力军，便再三挽留。经请示岢岚总会后，乔峰山、甘重斗、张韵、侯勇、段春和、武秀英、王雨薇和我八人留下，回岢岚13人。
在县里休息三四天，除乔峰山、武秀英、王雨薇外，我们都先后被派往各区。甘重斗和我派往娄烦镇。该镇在静乐县南约90里，距太原较近，地理位置很重要，而且人烟稠密，比较富庶。县委很重视此地，先后派来八路军干部刘达仁、区牺盟特派员孙竹生等人。接着又派甘重斗任区动委会主任，我任区动委会宣传部长。不久，又派来段心维任区动委书记，孙竹生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搭起了区委的领导班子。另有区游击队大队长赵天任已早被派来。
区动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化，我们按“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的号召，由甘重斗兼动员分配部长，与旧区长、旧商会会长及地主士绅等周旋，动员他们捐献粮草钱财，以筹集粮秣弹药等，我与孙竹生则是向群众进行抗日教育，动员他们参军参战。发现积极分子，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活动，李作基、武三威等就是由我们发展的，另外还发展游击队员30多人。刘达仁则是铲除汉奸，保证社会治安。当时区动委会设在尹家祠堂内，男同志都住西厢房，只有我独住东厢房。抗战初期，革命热情很高，秩序还不十分好。干部、游击队员四五十人，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白天乱哄哄的，不断有人来报名参加游击队。半夜我住处常被敲错了门，吓得我胆战心惊。
这时，日寇已攻占太原，屠杀了大批的士兵和百姓，连城西汾河水都被鲜血染红。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到处逃窜，骚扰百姓，烧杀打骂，无所不为。娄烦南边不少村民来报，恳请赵大队长解民于倒悬。赵天任听说后，立刻带领两个游击队员前往，收缴散兵枪支。不料在一次收缴枪支中，被一散兵开枪击中头部。由担架送回区上时，人已昏迷不醒。连夜送县城抢救，只走出十几里路便牺牲了。这是我在抗战中看到的第一位烈士。对他的悼念没有花圈，没有挽幛，只能默念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938年初，县委决定成立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除工会主任由当地工人张文焕担任外，分别把侯勇、段春和和我调回，分任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的主任。我任职后，先物色当地妇女积极分子巩凤英、邢爱蝉等，搭起妇救会的架子，内设宣传部、组织部、动员部、生产部。然后分赴各区，组建起区、村妇救会组织。依靠妇救会，做了几件工作：首先，对妇女宣传抗日形势，讲清抗日道理，消除“恐日病”，安定民心，启发觉悟，激发抗日热情。其次，动员丈夫、子弟参军参战。全县2500多名游击队员中，不乏“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生动事例。这些游击队员经过区、县组建和训练，绝大部分先后补充到一二〇师，当了八路军，上了前线。再次，动员粮草钱财，制作军鞋。全县妇女亲手制军鞋数千双，源源不断支援了部队。第四，在开展反摩擦斗争中，发挥了妇救会的威力。一次是旧军军长赵承绶，反动士绅杨集贤、张秀轩、郝孟九等造谣我方游击队游而不击，合理负担多征了粮草，对我方进行污蔑。续范亭主任、南汉宸部长曾两次从岢岚赶来，解决摩擦。为此召集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妇女界派巩凤英、邢爱蝉参加。摆出事实，展开辩论，据理力争，最后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取得了这次反摩擦的胜利。另一次是解决“张文焕事件”。1938年秋，阎锡山已在晋西南初步站稳脚跟，对敌后各县加强了反动统治。撤走了比较进步的旧县长张方焕，换来了反动的彭德勤。彭借口张文焕私造枪支，把张逮捕了，并准备枪毙。实际上是因为张搞的修械所，主要是给一二〇师修枪，但碍于统一战线，又说不出口，就给张捏造罪名，狠下毒手。为此，县委下决心要在这次反摩擦斗争中取得胜利，并挽救张文焕的生命。李蔚然以动委会主任的身份，直接与彭德勤交涉要人。在工会、农会、青救会、妇女会的积极参加下，发动了全县近万名群众的示威活动，每天都有群众队伍到旧县政府门前请愿。妇女界也十分积极，我与巩凤英亲率全县数百名妇女，到旧县政府门前，名为请愿，实为示威。我们高喊：“张文焕无罪！”“坚决要求释放张文焕！”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使彭德勤在广大群众压力下不得不改变处死张文焕的判决，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最后无罪释放。
太原、忻县相继失守后，群众中笼罩着一派失败情绪。就连旧县长崔云彩都心慌意乱，想交班不干。旧公安局长直唉声叹气，埋怨地方秩序无法维持。群众更是怕鬼子打来而胆战心惊。因此，县委决定李蔚然、乔峰山去做统战人士工作。龚元恭和我兼任动委会宣传部正、副部长，对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宣传队、教唱救亡歌曲、写抗日标语、画抗日宣传画、编演抗日文艺节目、出了名叫“战潮”的油印小报、举办小学教员和游击队骨干训练班等，采取灵活多样方式，宣传抗日形势，宣传持久战，批驳“亡国论”和“速战论”，鼓舞群众斗志，培养抗日骨干。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县委组织部长李克（现名张化东，原国家商检局局长）和我连夜编写了日寇抓壮丁的剧本，我在后台提词，他在前台演出，台下群众看后，很受教育。激动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誓死不当亡国奴！”有的当场报名参加游击队。
从1936年10月入党，到1938年10月，整整两年。前一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党秘密工作的锻炼；后一年则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日热潮中，初步经受抗战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考验，开始学到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经验。但是，革命圣地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所有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特别是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和苏区，在我头脑中印象极其深刻。经再三请求后，终于在1938年10月经组织批准，送我去延安学习。我由沿途兵站转送，只身经黑峪口，第一次跨过了奔腾咆哮的黄河，到神（木）府（谷）边区。又经佳县、米脂、绥德，这三县当时还是国民党何绍南辖区，街上公开买卖大烟，狎妓嫖娼，歌舞升平，熙熙攘攘。我从前方带着一身硝烟、满腔热情来到后方。而这里却毫无抗战气氛，使我深深慨叹。再经边区管辖的清涧、甘谷等地，终于在10月下旬到达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