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岩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合，接连粉碎了蒋介石军队多次向陕甘宁边区的“围剿”，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西北。从此，延安便成了国内外瞩目的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参与斡旋下，得到了和平解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全民抗战的战线以及各方面方针政策的公开发表，很得人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937年9月在平型关取得重大胜利，打得日军板垣四郎中将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乱作一团。这一仗歼敌千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弹药。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精神大振，高唱“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中国不会亡”、“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1937年底到1938年春，华北重要城市平、津失守后，大批逃亡学生涌进河南开封，到处向群众演讲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在华北的蒋介石军队几十万却一触即溃，一败涂地。防守平汉线的国民党将领刘峙，一看涿县的防线被日军突破，就不战而放弃保定，仓皇而逃，一口气跑过黄河，到了河南。被人讥为“长腿将军”。
在这样的形势和事实面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的威信迅速扩大，不断提高，一股找共产党、到陕北延安去的潮流，在中华民族热血青年中涌动着，从国内外四面八方，经过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到延安去。这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失去信心，对日本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愤恨，也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大众觉醒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要去延安？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处的地位及个人思想认识的不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我是怎样想的呢？我的初衷及以后又是怎样变化的呢？回忆这段历史，等于回忆我的青年时代，当然心情是愉快的。
我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农民家庭。我的青少年时期，正当反封建、反殖民地、改造旧中国的伟大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废除私塾，兴办学堂，主张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反对缠足，剪辫子留短发……尝到了一些民主运动的甜头，也受到了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痛苦。
我家十几口人，父亲是老大，由于只有我们姐妹五人、没有儿子而被看不起。当母亲怀我时，奶奶怕再生个女孩，曾指使叔叔拿棍棒朝我母亲肚子上打，一边打，一边骂：“你不给我生孙子，我就打！”这种封建、落后、野蛮的做法，当时曾引起两亲家的群架风波，引起父亲与叔叔的争吵，遂与祖父祖母分家另过。父亲一气之下带着我们搬进开封城里，自谋生活。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开始在一家印刷所工作，以后又开办木材加工小厂，干了十多年，生意不好，欠债赔本，晚年母亲去世，又搬回老家农村。
我八岁入小学读书，成绩不错，女孩子缠足的旧俗还在流行。三个姐姐都被裹了脚，轮到我也不能例外。开始姐姐教我，让我自己缠，还可以走路，后来我姐姐看我不会裹，就替我缠紧，脚趾要弯过来，疼得不能走路了。老师讲课时，劝女学生不要缠足，缠足危害身体。因此，我有恃无恐地向父母亲说，为什么好好的脚，要把脚骨弄弯呢？老师说不要缠足啦！父亲笑而不说话，姐姐不同意，还坚持给我缠脚，缠完后还用针缝上。有一天因缠脚疼痛难忍，我就倒在床上两天不起床，不上学，直到姐姐不再给我缠脚才算罢休。其中起决定因素的还是母亲。母亲小时，因缠足右脚已成残废，走路一拐一拐，有苦难言，所以她说：“随她去吧！将来找不到婆家，谁也不管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是“小脚好看”，大脚说明没有家教，让人家看不起。
我在小学六年级时，母亲去世，三个姐姐都已出嫁，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父亲和幼小的妹妹。老师劝我父亲让我考学，但家里生活困难，无力供我，老师看我父亲为难，又指点说，可以报考女师，不要报名费，考上以后，每月有六元钱津贴，不用家里拿钱就可以。父亲同意了，于是我就进入河南开封省立女子师范简易班学习。我憋着一口气，不信女的不如男的，一定要合格毕业，到农村当一名小学教员，让农村孩子不当“睁眼瞎”，挣钱养活父亲和妹妹。然而，我这个再过半年就要实现的理想也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摧毁了。
七七事变后，华北大片土地相继沦丧，人民大众惨遭战乱，国民党当局抵抗无力，节节败退，战事已逼到河南北部。我们女师学生和开封其他学校学生一样，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激励下，爱国热情高涨，《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在街头校园不时地回荡着。这时，学校当局奉命南迁，学生思想复杂，一部分学生决定跟着学校走，一部分已到豫北前线参加抗战。我不赞成“读书救国”，不愿跟学校走，羡慕去前线，但没人引路。因此，在我们整队准备去开封水利专科学校集中待发时，我和同班同学陈云璋毅然离队，躲在储藏室小楼上，等队伍走出学校后，才商量怎么办。她说她哥哥在河南大学，我随她几经辗转才找到河南大学学生杜达，他们正在酝酿组成一个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亡的团体，我俩当即决定参加。这个团体就是于1937年11月成立的河南文化动员工作团光明话剧团。
剧团成立时，团长林亮（北仓女中的青年教师、中共党员）宣布：自愿参加，自带行李，没有报酬，你们要考虑好，生活是艰苦的……当时，18位青年学生（女六人）都没有提出意见，而且热情很高。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在一位教师的带领下，稍做些准备，学唱些抗日救亡歌曲，排练几个街头话剧，集资买了一套锣鼓，于同年12月雇了一辆马车，拉上行李，车前插一面三角小红旗，由开封步行出发了。第一站陈留（离开封45里），后到杞县、扶沟、太康、淮阳、西华、项城、周口、西平、隧平等地，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传播抗日救亡思想、提高群众觉悟、动员团结抗日、增强爱国主义思想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我从中也学到许多抗日救亡的道理，提高了觉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也增强了。
在话剧团演出宣传工作中，团员以兄弟姐妹相称，彼此关系融洽可亲。记得在杞县的一天晚上，在一间昏暗油灯下的平房里，我们18个团员席地而坐，由团长林亮主持开会。他倡议，为了工作方便，生活上互相照顾，按年龄大小，以兄弟姐妹相称。杜达老大，林亮老二，我十三，大家喜气洋洋，倍感亲切温暖。1988年10月，河南省委党史办邀请我们话剧团和开封孩子剧团的部分同志到郑州聚会，纪念剧团成立50周年。到会的老团员虽然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有的虽已耳聋眼花，但见面时仍亲切地以兄弟姐妹相称，50年前的感情又回到我们之间，真感人啊！
光明话剧本身一无服装，二无道具，剧团到哪里演出，担负联络的团员打前站，向当地群众借道具和服装，叫“就地取材”。演出反而非常逼真，就像当地人演当地的故事，群众喜闻乐见。记得演《放下你的鞭子》时因为香姑娘几天没吃饱饭、没力气卖唱而被鞭打的情节一出现，一位青年工人从群众中走出来上场干涉，责令“放下你的鞭子”，马上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这时，往往需要剧团同志出来说明，这是演戏，请大家散开。演出结束后归还群众的衣物时，经常听到群众的称赞。
剧团流动演出，有时住在城市的小学校教室里，有时住在农村，分散在老乡家里，还有一次大家住在一个破庙里。剧团在豫东一带活动半年，正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兴起的时期。所以每到一处，当地政府、民众团体、商会都热情接待，帮助安排食宿。我们从开封出发，是第一个在陈留出现的抗日救亡团体，安排我们在一家小饭铺吃饭，没有要钱，临走时还送我们一块紫红色幕布，作为对抗日救亡工作的帮助，这对我们以后开展工作增强了信心。记得在淮阳演出后，有一位开明绅士热情送我们每人一套土产棉布制服和一双鞋子，表示对抗日救亡的支持和对剧团的慰问。
剧团到西华县时，县长楚博十分欢迎，各方面都使人耳目一新。我第一次看到男女老少很多人都会打枪，我真枪实弹学打枪，就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教的，我第一次在一个农村中学的大院里吃大锅饭、大盆菜，没有饭桌和椅子，我享受自己动手盛饭菜、各取所需的革命大家庭的生活，我第一次看到有组织的群众、民兵、妇女队、儿童团，各村打着红旗，整队从四面八方到戏台前集会。演出高潮时，台上台下互相呼应，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抗日热情空前，十分感人。晚饭后，全村各家灯火通明，抗日救亡歌声时时传入耳中。平时只听说中央苏区生活如何好，没有见过，这里大概就是小“苏区”吧！
剧团的生活紧张而愉快，经常为一个时事问题而反复讨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政治上朦朦胧胧，只听不发表意见，心里对一些问题很感兴趣。例如什么叫统一战线？什么叫战略战术？对这个通讯社那个通讯社也搞不明白。后来才知道剧团内有共产党的支部，剧团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也在剧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在剧团生活工作不到10个月，它引导我从家庭、学校走上社会，走上革命征途，受到党的初步教育，明白了入党后自己的责任，但更认识到自己各方面的不足，促使我渴望早日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剧团成员中有退出的，有新来的，我听到从延安新来的团员介绍延安的情况，特别是学习生活，就萌发去延安的念头。不久我的好友穆廉邀我一同去延安，我兴奋异常。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充实武装自己，我提出申请去延安，虽然中间有点阻力，但很快得到组织批准。我秘密携带组织介绍信与好友三人，一道启程。
我们由遂平经郑州、西安，历经三周冲破了重重难关，终于到达目的地革命圣地延安。
在郑州，逢遇日机轰炸，火车暂停，乘客纷纷下车到附近田野躲避，大人喊，小孩叫，人们四处逃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从郑州到西安火车整整走了三天。
在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特务到处与共产党争夺青年。我们坐的火车在将到西安的前两站，国民党特务组织派员拉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说：你们愿到前方，我们西安战干团非常欢迎，那里发军装，佩带枪支，每月给薪水，也可以升官发财！不明真相的人就被拉走了，我们是到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的，所以不会跟他们走！
到西安七贤庄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把给林伯渠同志的介绍信交上去，就等于到家了，好像一块石头落地，心里踏实了。我们在办事处同志指引下，到七贤庄东南方向的一个大车店里吃饭，一日三餐不要钱。但住处却在七贤庄西边的公园内。公园亭子里已住满了人，我们只能在离亭子较近的砖铺道上睡下。随身带的行李很简单，一件棉大衣，一床被子，还有一个装满日常穿用衣物的枕头。这一夜我睡得很熟，但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枕头被窃了。幸好，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知道后，根据去延安路上的需要，给我补助了十元钱。当时我的疟疾未好，身体很弱，他们动员我等几天，乘延安拉货的汽车去，但我不愿离开我的伙伴，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步行。八路军办事处根据要去延安的人数一般三四十人组成一个队，指定带队的人员，大体上集体行进，食宿费用自理。
从西安到延安，一般走两个礼拜，我们却走了20天。因为我们队伍的人不光是青年学生，还有四五十岁的年长者，他们有的身体不好，自然离开了队伍，三五成群地前进。从西安到延安沿途的山崖上、石头上、房墙上，都有大小不同的路标和鼓舞前进的宣传鼓动口号，到富县后又出现“到延安还有一百里”、“三十里快到延安啦”、“同志们加油啊”等等口号。每天走几十里路，对没经过训练的青年学生来说，是够累的，但去延安的心情激励着自己，虽苦亦乐。当然也有令人生气的地方。洛川县城是国民党军队占领着，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对我们去延安的人不许通过，我们只好沿着城墙向西走，上山绕道而行，从早晨太阳升起时一直走到正午下山，才绕过县城。
大队走到富县，我的疟疾又发作了，几个人陪我就地住下，那天正是八月十五，我发烧糊涂，没有医药只能硬拖着，休息一天，继续前进。路上碰到下雨天，泥泞路，吃住找不到地方！群众话语不通，对我们要去延安并不理解。但困难磨炼了每一个去延安的人，我带病行军，给同伴增加了麻烦，也增加了革命友情，对去延安学习革命理论更坚定了信心。所以当听到毛泽东主席对步行到延安的青年说，你们来延安学习入学考试已经合格，延安各个学校对你们，大门都是敞开的，延安人民欢迎你们，党中央欢迎你们。我们的心乐得几乎要跳出来了！我们多么幸福啊！我们已经走到党中央的所在地、革命的摇篮——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