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日本这般极端要求回报义务以及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仿佛坚定地要将私欲谴责为罪恶并要求将其从内心根除。古典的佛教的教义就是这般。令人惊异的是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这般宽容。日本是全世界中有数的佛教国家之一，可是在这一点上面，日本的道德伦理很显然是同释迦牟尼及佛典相对立的。满足私欲并不会遭到日本人的谴责，他们不是清教徒，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一件美妙的好事，是值得去培养的。他们尊重并追求享乐，可是，享乐一定要恰如其分，不能侵入人生重大事务。
这样的道德准则会令生活经常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比起美国人，印度人更能理解日本人对于允许感官享乐的后果。美国人并不觉得享乐必须学习，在美国人看来，拒绝沉溺于感官的享乐就是将已知的诱惑进行克制。但是事实上，享乐就如同是义务一样，也是需要学习的。享乐本身在很多文化中并非要经过学习的，因此人们很容易献身于自我牺牲的义务之中。甚至是男女双方的肉体吸引有时也会受到极度的限制，以至于几乎对家庭的圆满生活毫不威胁。这些国家中的家庭生活和男女爱情是不同的，是以另外一些考虑作为基础的。一方面日本人培养肉体上的享乐，而另外一方面又规定不能将享乐当成是严肃的生活方式而纵情沉溺其中。如此这般，生活就被日本人变得很难处理。肉体享乐被他们当作是艺术一样加以培养，在品尝完各种的趣味之后又将享乐牺牲，献身于义务之中。
洗热水澡是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细致的肉体上的享受。从贫穷的平民、卑贱的仆人到富豪贵族，每天傍晚都要在滚烫的热水中浸泡，这已经成为日本的生活常规之一。最为常见的浴桶是木桶，下面烧着炭火，水温能够到达华氏110度甚至是更高。日本人在入浴之前先要将身体洗净，之后全身浸泡在热水之中，尽情地享受这种温暖和舒适。他们在木桶中抱膝而坐，如同胎儿一般，热水浸至下颌。每天洗澡的他们对清洁的重视程度与美国人无异，但这里面有另外一番艺术情趣却是世界其他各国的洗澡习惯都难以媲美的，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年龄越大，情味越浓。
在洗澡上，日本人竭尽所能节省费用和劳力，但是入浴坚决不能少。城镇之中有像游泳池那样大的公共浴池，人们能够在那里面洗澡并且能与澡伴谈笑；农村里面几个妇女轮流在庭院里面烧洗澡水以供几家人轮流入浴，即便是洗澡时被人见到也毫不在乎。即便是上流的家庭，入浴也要遵守严格的顺序，首先洗的是客人，接下来依次分别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是家庭中最下等的佣人。出浴后全身绯红就如同是熟了的大虾。之后合家团聚，享受一通每日晚餐之前的轻松愉悦。
就像是将热水澡视为一大享乐一样，日本人也酷嗜“锻炼”，传统包括最严厉的冷水裕这样的习惯被称之为“寒稽古”（冬炼）或称“水垢离”（冷水洗身锻炼），直到今天仍旧很盛行，但是已经不是传统的形式。进行之前，一定要在黎明之前出去，坐在冰凉的山间瀑布下面。寒冬夜晚，即便是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中往身上泼洒刺骨的冷水，也是不一般的苦行。帕西瓦尔·洛厄尔记述了19世纪90年代盛行的这样的习惯：希望获得医治疾病或是能够预言的特别才能的人——他们并不想去当神官抑或是僧侣——在睡觉之前进行“水垢离”，凌晨两点，“众神入员时要起床再做一次。早上起床、中午以及日落的时候也要各做一次。那些急于学习乐器抑或是其他手艺来谋求生路的人中更加盛行黎明前的这种苦行。除此之外，为了能够锻炼身体，人们会在严寒中裸露自己的身体。据称，尤其是练习写字的孩子们更加要锻炼，即便是将手指冻僵、长冻疮，据说这是十分有效的。现在的小学里没有取暖设备，据说这对锻炼孩子们的意志有十分大的好处，日后就能够容忍各种人生的苦难。西方人却对日本孩子时常感冒和流鼻涕印象更为深刻，因为这种习惯只能这样。
日本人爱好的另一乐趣就是睡眠，这也是日本人最熟悉的技能之一。不管他们采取什么姿势，也无论是在我们看来根本就没法入睡的情况之下都能舒服地入睡。这件事儿令不少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都惊奇不已。美国人几乎将失眠和精神紧张看成是同义词语。但是按照我们的衡量标准，日本人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但是他们却能够丝毫不费力地熟睡。他们在夜晚很早就睡觉，东方国家很少有如此早睡的国民。村民们都是在日落后不久便上床入睡。我们的信条是为明天积蓄力量，而日本人早睡的目的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盘算。一位对日本人十分了解的西方人这样写道：“你到了日本就必须将那种认为今晚睡眠与休息是为明天工作准备的想法摒弃。你不得不将睡眠与解除疲劳、保养、休息等问题区别考虑。”就如同是工作提议一般，睡眠也是“自成一案，同任何所知生死之事无关”。美国人的观念认为睡眠是为了维持体力。我们大多数人一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计算昨晚睡了多长时间，睡眠的长短决定我们白天的精力和工作的效率。日本人睡觉却不是为了这些，他们就是单纯的喜欢睡觉，只要没有旁人妨碍，他们就能很高兴地入睡。
同样，他们也可以毫不吝啬地将睡眠牺牲掉。准备考试的学生能够通宵学习，根本不考虑睡眠会令他更有精力应付考试。军训当中睡眠则是完全服从于训练。1934年至1935年杜德（HaraldDoud）大尉曾在日本陆军工作，谈及与水岛上尉的谈话时说：“平常的演习中，部队连续三天两夜行军，除了十分钟的小憩和短暂的间歇能够打一个盹儿之外，完全不能睡眠。有的时候士兵们会边行军边打瞌睡。有一个少尉因为熟睡过去而撞到了路旁边的木堆上面引起了周围人的大笑。”好不容易回到兵营，还是不能睡觉，都被分配去站岗或巡逻。杜德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休息呢？”上尉回答说：“噢，不用，他们都知道怎样睡觉，现在是要训练他们不睡觉。”这段话简洁生动地表达了日本人的观点。
如同洗澡、睡觉一样，吃饭既是一种休闲式的娱乐，又是可以当作一项训练项目的。日本人的一大爱好就是在余暇时间里自己烹调多种菜肴，然后来慢慢地品尝。每道菜的量只有一羹匙大小，色香味都很有讲究。但有时，人们对吃饭又是不太讲究的，甚至还给吃饭定下了很多标准，就像埃克斯坦（G·Eckstein）引用的一位日本农民的话那样：“快吃快拉是日本人最高德行之一”“人们不认为吃饭是大事，……吃饭只是维持生命而已。”因此，吃饭应当尽量快。对小孩，尤其是男孩，人们总是催他们快吃。这点与欧洲人不同，在欧洲人们总是叫小孩慢慢地吃。在静心养性的佛教寺院中，僧侣在饭前都会感谢佛又给了他们一剂苦口良药，因为对他们正在修行的人来说，吃饭只是一种生理上的必需，其间已没有任何享乐的成分了。
按照日本人的观念，被迫断食是测试一个人“坚强”程度的绝好的试金石。正如放弃温暖和睡眠一样，断食也是一种证明某人能够“忍受苦难”，并能像武士那样“叼牙签”的好机会。一个人面临无食可进的考验的时候，会由于精神胜利而增加他的力量，不会因为缺少热量和维生素而减弱他的力量。日本人并不承认美国人的营养与体力之间的对等关系的公式，因此，战争期间，东京广播电台会对躲在防空洞中避难的人们说，体操可以使饥饿的人增强体力与元气。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无论它与日本人的婚姻形式与对家庭的义务如何抵触，它都是彻头彻尾的日本本土化的东西。他们的小说中充满这一主题，而且，同法国文学一样，主角都是已婚者。殉情是日本人最爱阅读和谈论的主题。10世纪的《源氏物语》是一本绝妙的浪漫爱情小说，其品质不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伟大作品之下。封建时代的领主们与武士的爱情故事也属于这种浪漫类型，这也是他们当代小说的主题。而中国文学与此截然不同。中国人对浪漫的爱情与性享受都相当克制，这为他们免去了很多麻烦，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因此而非常平稳。
当然，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理解日本人比理解中国人更为容易，但这种理解也是相当肤浅的。对于性享受，我们有很多禁忌，而日本人没有。在这一领域，他们没有道德说教，而我们有。他们认为，性如同其他的“人情”一样，值得在生活的小节处全心享用。“人情”毫无邪恶之处，因此，不需要对性享受加以任何说教。欧美人视他们珍藏的某些图册为色情书，认为“吉原”——艺伎与妓女的聚集区——是可怕之地。对这一点，日本人颇为不满，甚至在与西方接触的早期阶段，日本人就对这些来自外界的批评非常敏感，并且通过一些法律以使自己的行为与西方的标准更为契合，但是法律规则并不能沟通文化的差异。
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人都非常清楚，一些在英美人看来猥亵、不道德的事往往在日本人看来并非如此。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完全了解这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一些在日本人看来属于“人情世故”的事情在英美人看来简直就是人生中的禁地、是不能逾越一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英美人才很难理解日本人对待恋爱和性享乐态度。日本人总是把夫妻生活和性爱的享乐划分得清清楚楚，两边截然不同，而且都是被公开承认的。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只有夫妻生活是可以公之于世的，而另一个则只能避人耳目。日本人之所以能将两者划分得如此清楚，是因为他们知道夫妻生活是他个人必须尽到的义务，而性爱的享受则是不伤大雅的消遣娱乐。这样一来，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就可以“各得己所”了，一个典型的模范父亲可能同时也是市井中花柳小巷的常客。日本人不像我们美国人，他们的理想不是把恋爱与结婚看作一件事。美国人所认同的恋爱是以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为前提的，“相爱”才是人们结婚的最好理由。结婚以后，如果丈夫与其他妇女发生肉体关系，那就是对自己妻子的侮辱，因为他把理应属于妻子所有的东西给了别人。日本人则不这样看。在选择配偶问题上，他们大多听从家长的意见，草草地结婚。夫妻在实际生活也要遵守一些烦琐的规矩。即使是很融洽的家庭，孩子们也很少看到父母间比较亲密的行为。正如日本杂志中的一位年轻人说的那样：“在我们国家里，结婚的真正目的就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除此以外，所谓的其他目的都是对事实的歪曲。”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男人只有把自己禁锢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才算有道德。如果财力充裕，他便养一个情妇。与中国的情况不相同，日本男人不把自己所恋慕的这个女人算作家庭中的一员。如果他这样做，便混淆了两个必须截然分开的人生领域。他所蓄养的这个情妇可能是个艺妓，在音乐、舞蹈、按摩和其他待客技艺方面很有教养；也可能是个妓女。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男人都同这个女人的雇主订立契约，这一契约保护这个女人免遭抛弃，并确保其经济收入。男人给这个女人一间独立的屋子。仅在罕见的例外情况下，即在这个女人有了孩子，男人又希望把这个孩子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的时候，他才把这个女人带回家中，此时她的身份是仆人而不是妾。这个孩童称他爸爸的合法妻子为“母亲”，而真正母子之间的关系却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如同中国那样明确的传统习惯，也就是东方式的一夫多妻制度在日本完全是不存在的，甚至日本人在空间上也对家庭的衣服和“人情”彼此分离。
情妇是只有上流社会的有钱人才能养的，很多男人则是在市场与艺妓或妓女逢场作戏。这种玩乐甚至是公开的。妻子甚至会为出去应酬的丈夫打扮一番，妓院也会将账单送给他的妻子，妻子照单全收，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便是妻子对此感到很不满，那也只是自己的烦恼。去艺妓那里玩乐的费用要比妓院高很多，但是跟艺妓玩一晚上的费用里面并不包含着性行为，他享受到的将仅仅是欣赏那些训练有素、衣着时尚、举止得体的美女的深切款待。倘若要是想对其中的艺妓做更进一步的接近，男方就一定要成为这个艺妓的保护人，需要签订契约规定艺妓为他的情妇抑或是男方具有迷人的魅力，将艺妓深深打动，让她自愿献身。当然了，跟艺妓共同度过一夕之欢也不能将色情之事排除，艺妓的风趣、舞蹈、歌谣和仪态都是传统且具有挑逗性的，并且会故意表现出上流社会夫人所不会表现的一切。这些全都是“人情世界”里面的事情，对“孝的世界”是一种解脱。没有不去纵情享乐的理由，但是这两个领域一定要划分清楚。
妓女是生活在那些持有执照的妓院之中的。只要男人愿意，与艺妓度过一晚后还可以光顾妓院。这样的费用将会很低廉，那些囊中羞涩的男人只能以这种乐趣来满足自己，将那些上艺伎所的念头放弃。男人通常会花很长的时间来公开审视那些挂在妓院门外的妓女的照片。这些妓女的地位很低下，不如艺妓那般受人尊重。她们大多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家里急需要用钱的时候被家人卖进了妓院中，没能受到艺妓那样专业的娱乐表演训练。起初，在日本人尚未意识到西方人将废止他们习惯的反感之前，这些女人时常面无表情地将自己展现，让男人们挑选自己的身体。但是现在却选用照片来代替了。
在选定一位妓女之后，日本男人会与妓院签订契约，这个男人此后便会成为这个妓女唯一的客人，这个妓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男人的情妇了。这个妓女是会受到合同的保护的，但是，也有一些男人会在尚未签订合约的情况之下擅自将女招待抑或是女店员变为自己的“情妇”，这样的妓女通常是最没有法律的保护的。原因是，从分工的角度来说，这些女招待抑或是女店员是属于跟其他人谈恋爱之后与男友结合的那一种，但是现在他们的做法令他们无法被纳入“家庭义务”所考虑的范围之内了。当日本人读到美国那些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所抛弃，“婴儿绕膝”，悲痛欲绝的故事抑或是诗歌的时候，他们会将日本的“自愿情妇”与私生子的母亲联系在一起。
同性恋也是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物公认的一种享乐。明治时期，日本为了赢得西洋人的赞许，宣布许多旧习为非法时，同性恋也规定要惩处。但是，至今这种习惯却仍被认为是“人情之一”，不值得郑重对待，只是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不能妨碍家庭关系。因而不必担心会出现西方人所说的那种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变成”同性恋爱者的危险，虽然有的日本男人自愿当职业男妓。对于美国存在着成年男子扮演同性恋的被动角色，日本人感到特别吃惊。在日本，成年男子选择少年为对象。对于成人来说，扮演被动角色被认为有损人格。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界线（什么事可以做而不伤害自尊），不过他们的界线与我们的不同。
日本人对于自淫性享乐也不认为是道德问题，再没有其他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那么多的自淫工具。在这个领域内，他们也试图避免过于昭彰，以免外国人非议，但他们绝不认为这些工具是坏东西。西方人强烈反对手淫，欧洲大部分国家比美国还要强烈，这一点，在我们成年以前就已经印象很深。大人会悄声地告诉小男孩，手淫会得神经病，头发会秃掉等。母亲从孩子小时候起就监视着，一旦发现这种事，就会非常严厉地对待，施以体罚，甚至把双手缚祝或者说，这样会受到上帝惩罚。日本的幼儿和少年没有这种体验，他们长大后也不可能与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他们丝毫不觉得自淫是罪恶，而认为是一种享乐，只须在严谨的生活中把它放在微不足道的地位，就能够充分控制祝
酗酒也是被允许的“人情”之一。对美国人发誓要绝对禁酒，日本人认为是西方的怪行奇想。对于我们地方上举行投票号召禁酒的运动，他们也这样看待。饮酒是一种乐趣，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反对，但它只是一种小消遣，因此正常的人也绝不会为它所困。按照他们的看法，正如不必担心会变成同性恋爱者一样，也不必担心会成为醉鬼，强制防止酒精中毒也确实没有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因此，家庭以致社会都并不嫌恶醉酒的人。他不会胡来，也没有人认为他会打自己的孩子。一般常见的是，纵情歌舞，排除严格的礼仪束缚，无拘无束地畅饮。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则喜欢坐在对方的膝盖上。
古板的日本人严格区别饮酒和吃饭。在农村的宴会上，如果谁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再喝酒。他已涉足于另一个“世界”，对这两个“世界”区别得很清楚。在自己家里，他有时也在饭后饮酒，但绝不会一边饮酒一边吃饭，而是先享受一种，再享受另一种。
日本人的上述“人情”观具有一些严重后果。它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人关于肉体和精神两种力量在人的生活中互争雄长的哲学。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常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在整个历史上，日本人都似乎缺乏这种认识恶的问题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抓住这个问题。”事实上，日本人始终拒绝把恶的问题看作人生观。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但却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既有“温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没有注定一个灵魂要进地狱，另一个则要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
甚至他们的众神也明显地同样兼有善恶两种性质。他们最孚众望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弟弟素鸣尊——“迅猛的男神”，他对姐姐的无礼行为在西方神话中会把他说成恶魔。他的姐姐天照大神怀疑素鸣尊到她屋里来有不良动机，企图把他赶出去。于是他撒起野来了，把粪便撒在天照大神的餐厅里，当时天照大神和她的随从人员正在举行水果尝新仪式。他还犯了毁坏田埂的可怕罪行。尤其凶恶的罪行——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罪行——是他在其姐姐的卧室顶上开了一个洞，并从这个洞里投入了一匹“被剥了皮”的斑驹。由于这一切暴行，素鸣尊受到众神的审判，遭到重罚，被赶出天堂，撵入“黑暗之国”。但他仍然是日本众神中最受人喜爱的神，并受到与此相应的崇拜。这样的神格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中是常见的。然而，在比较高级的伦理性宗教中，这些神是遭到排斥的，这是因为关于善与恶在宇宙间相互斗争的哲学使人们觉得，把超自然的众神分成黑白分明的两个集团更为合适。
日本人始终明确地否认，德行包含同恶进行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百年来所不断阐述的，认为这种道德律不适合日本。他们大声宣布，这正证明日本人道德的优越。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的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发现其所不足。他们说，“这种道德律对中国人是好的，因为中国人的劣根性需要这种人为的约束手段。”18世纪伟大神道家本居宣长就是这样说的。近代的佛教家及国家主义指导者们也就同样的题目发表著述或举行讲演。他们说，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资信赖，没有必要与自己性恶的一半进行斗争，只需要洗净心灵的窗口，使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如果它允许自身污秽，其污秽也容易清除，人的善性会再度生辉。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张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经之中，而在于打开自己的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那么，何必自我怀疑心灵中的发现呢？恶不是人天生而具有的。基督教圣经《诗篇》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日本人没有这种神学，他们没有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教。“人情”是天赐幸福，不应谴责。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应谴责。
在美国人听来，这种理论似乎会导致自我放纵的哲学。但是，如同我们看到的，日本人把履行职责看作人生最高的职责。他们也完全接受这一事实：报恩意味着牺牲个人的欲望与乐趣。追求幸福是严肃的人生目标，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可思议和不道德的理论。所谓幸福，就是在可能情况之下的消遣与放纵，可是将幸福奉为衡量国家和家庭的标准却是无法想象的。人们时常会受到忠孝及义理等责任的重压，他们早就明白这件事了。这就会令生活加倍艰难，可是他们对这早已经有准备了。
他们经常将他们并不视为邪恶的乐趣放弃。这是需要很强意志力的，可这样的意志也正是日本人最为推崇的美德。
跟日本人的这些看法相同，在日本的戏剧与小说中是很难见到“大团圆结局”的。美国的普通观众渴望能见到圆满结局。他们想要相信戏剧中的人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想要知道剧中的人物因为美德而获得了报偿。倘若在剧终时他不得不哭泣，那势必是以为主人公的性格有些缺陷，抑或是他成了这个邪恶社会规范的牺牲品。可是观众更加愿意见到主人公事事如意。日本的普通观众泪流满面得目睹主人公凄惨的结局，因为命运之轮的逆转使女主人公惨遭屠戮。如此情节是夜间娱乐表演的高潮，那些走进剧院的人也正是想要看到这些。在日本，甚至是现代电影也都是建立在男女主人公受难的主题之上：明明相爱却要将爱人放弃；美满幸福婚姻中的一方或者是另外一方为了履行义务只能选择自杀；妻子竭尽全力来拯救丈夫的事业，在他成功的前夕在某个大城市中隐匿，任由其揭开生活新的篇章，并且在缺德胜利的当天没有一点怨言地在贫困之中死去。美满的结局毫无必要，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的怜悯和同情大行其道。他们的苦难也并不是来自上帝施加的审判，这些苦难将他们不惜代价履行职责显示出来，没有什么——即便是被抛弃、病痛抑或是死亡——能让他们将正途偏离。
这种传统也会在日本的战争电影中加以表现，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会表示，这是他们所看到的最好的反战宣传电影。这是典型的美式反应。原因是这些电影从头到尾都只是在讲牺牲和苦难，见不到军乐队、阅兵式、舰队演习和巨炮来鼓舞人心的场面。不管是描写日俄之间的战争还是将中国的事变进行描写，都是一个格调：在泥泞的行军之中，凄惨沉闷的苦难和胜负未卜的煎熬等。那些银幕上见不到胜利镜头，甚至见不到高呼万岁的冲锋陷阵，见到的却是深陷泥泞、夜宿中国小镇，抑或是将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的幸存者的代表进行描写，他们变成了残疾人、盲人、瘸子。抑或是描写士兵死后，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哀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的维持者，仍旧会鼓起勇气继续活下去。在日本的电影中是见不到美英骑兵那种动人场景的。伤残军人的康复也鲜被写成剧本，甚至也不会涉及战争的目的。对于日本的观众来讲，只要是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处处不忘尽自己一切的努力去报恩，这也就足够了。因此，这些电影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电影的制作者清楚，这些电影是不会在日本的观众之中将和平反战的情绪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