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最难堪”是日本人常说的一句话。人必须要景义理”就像是他一定要景义务”一般。但是“义理”是一系列色彩不同的责任。在英语中与此相当的词语根本就不存在。
并且这是人类学家从世界文化中发现的一切奇怪的义务范畴中最稀奇的范畴之一。这也是日本独特的范畴。
忠孝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虽然日本改变了一些概念，但是它们跟其他在东方国家中为人们所熟悉的责任具备某种同族性质的类似。可是，日本“义理”既不是东方的佛教也不是中国的儒学。这完全是日本的范畴。倘若不对“义理”加以考虑，就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行动。日本人在谈及行为动机、良好名誉以及男女在本国所遇到的两难境地时，会经常谈及“义理”。
“义理”在西方人眼里包含着一连串五花八门的义务，从过去所受到的好意的感谢到复仇之责任。至今日本人还未能尝试到西方人所解释的“义理”，这不足为奇。就连他们自己的日语词典也几乎没有对该词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有一部日文词典是这样对“义理”进行解释的——我将它翻译出来——“正当的道理，人应该遵循的道路。向社会谢罪而不情愿地去做某些事情。”这些解释并不能令西方人了解到“义理”的含义，但“不情愿”一词显示出与“义务”的不同的地方。无论“义务”对人提出多少困难的要求，至少它是对直系亲属、对象征着其国家、生活方式和这种生活方式和其爱国心的天皇陛下所负的一些责任。一个人对人富有“义务”是因为与生俱来的牢固纽带。无论遵行“义务”的特定行为有多么不尽如人意，人们向来不对“义务”下那些“不情愿”的定义。可是“偿还义理”是充满着很多不愉快的。去做一个欠人人情的债务人是有一定难处的，这样的难处在“义理的范围”内达到了极致。
“义理”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部类。我将其称为“对社会义理”——顾名思义就是“报答性义理”——的那一类，是一个人对他的同伴报恩的责任。但是我却将它称为“对名誉的义理”的那一类，是不让自己的声誉和名字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大概就像是德国人的“名誉”那样。对社会的“义理”基本上可以描写为对契约关系的履行。相反的是，“义务”被看作是履行人与生俱来的内心的责任。所以“义理”包含着一个人对其家族承担的所有责任。“义务”包含着人对血缘家族承担的所有责任。公公或者是岳父被称为“义理之父”，婆婆或者是岳母被称为是“义理之母”，夫或妻的兄弟姐妹，姐妹的丈夫，兄弟的妻子分别称之为“义理之兄弟”和“义理之姐妹”，这一术语指的是配偶的兄弟姐妹或是兄弟姐妹的配偶。
在日本，婚姻是家庭间的契约，自己向对方的家庭终身履行契约义务是“尽义理”。对父母，也就是商定这种契约的一辈的义理是最重的。年轻的媳妇对婆婆的义理尤其重要，原因是，如同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新媳妇是到一个并非自己出生成长的家庭生活。丈夫对岳父岳母的义务是不一样的。可是也是令人生畏的，原因是倘若他们处于危难之中，那他必须借钱给他们，还要尽一些其他的契约之责。如同一个日本人所言：“倘若成年儿子为自己的母亲做些事情，那是因为对母亲的爱而不是义理。当你发自肺腑地采取行动之时并非是出自义理。可是，倘若一个人刻板且细致地将他对其姻亲的责任去履行，那就是因为他在不顾一切地逃避‘不懂义理’的指责。”
从“入赘养子”上能将日本人对姻亲家属的义务看得十分清楚，他如同是女人结婚那样入赘到妻子家。一个家庭倘若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就要为女儿来选择一个女婿入赘来延续“家名”。
养子要在原户籍中将自己的名字取消，改用岳父的姓氏。进入妻子家庭的他在信义上是要从属于岳父岳母，死了之后要埋葬在岳母的墓地之中。这些跟那些一般的妇女结婚是完全一样的。为女儿选择夫婿入赘的原因或许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家中没有儿子，经常是为了彼此双方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婚姻”，有的时候女方家里虽然十分贫穷，但是“门第”高贵，男方愿意带着钱到女方的家中以换取身份在等级上的提高。
有的时候是女方的家庭比较富有，有经济实力供女婿去上学，倘若是女婿接受这一恩惠的话，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到妻子的家里去生活。也有的时候是女方的父亲为了找到一个未来的公司的合营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入赘养子所要承担的“义理”全都是非常沉重的。
原因是，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其他家庭户籍，这在日本人看来，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是在封建时代的日本，那么这就意味着倘若遇到战争，他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养父出征，即便是让他去将生父杀掉，他也要毫不犹豫地去做，来证明自己已经是这个新家族的一名成员。近代的日本，凭借入赘养子的“政治婚姻”所造成的强大的信义上的约束力，将年轻人束缚在自己岳父的事业抑或是自己养父家的命运上面。尤其是在明治时期，有时来讲，这样的事情对双方都是很有利的。可是，日本社会对于入赘养子通常都是十分嫌弃和厌恶的。在日本，有这样的一句谚语：“有米三合，绝不入赘。”日本人的这种嫌弃和厌恶的感觉也都是出自于义理。倘若使美国人民也有这样风俗的话，美国人厌恶的时候会说：“这根本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干的１但是，日本人却根本不会这么说。
不管怎样，履行义理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是根本不愿意做的。所以，为了义理这一句话，对于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出那一种负担十分沉重的人际关系。
不仅对姻亲的义务是“义理”，甚至对伯父母和甥侄的义务也属于同一范畴。对这类比较近亲的义务也不列入孝行范畴，这是日本和中国在家族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中国，很多这类亲属，以及比这还远的亲属也分享共同的资源。但在日本，这类亲属则是“义理”关系，亦即“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指出，救助这类亲属绝非对他们曾有何恩情，而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共同祖先的恩情。抚养自己的孩子虽也出于同样的动机，但这却是一种当然的“义务”；而对远亲的帮助，虽然动机同属报答共同祖先，却列入“义理”范畴。当必须帮助这类亲属时，人们就像援助姻亲一样地说：“我是为‘义理’所牵连。”
与婚姻产生的“义理”关系相比，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传统的“义理”关系，比如武士对他的君主及其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的是一个高尚的人对其上级及同伴的忠诚。很多传统的文学作品中都歌颂这种“义理”的义务，将之视为武士的美德。在德川氏还未完全统一日本之前，人们认为这种德行甚至是比“忠”更加崇高的美德，在那时是只对将军们才这样要求的。在12世纪，源氏将军曾要求自己的一位大名交出藏在他处的一名藩主，那个大名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您如此这番责难我的“义理”使我感到非常愤慨，因此即使是冒着“不忠”的罪名，我也不会背叛义理。对于公务，我个人无能为力。但品行高尚的人都注重一个“义”字，即使是怠慢了将军的权威，我也要竭力保留“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最后，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这封信至今仍被保留了下来。在日本有很多历史故事都是描写古代日本武士崇高的德行的，这些故事一直流传至今。现在，通过对这些故事的润色、改编，他们渐渐地变成了能乐剧、歌舞伎和神乐舞蹈。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硕大无敌的“浪人”（没有主君，靠自己的才能生活的武士）弁庆的故事，他是12世纪的豪杰。弁庆除了令人惊叹的力气之外一无所有，他栖身寺庙时把和尚们都吓坏了。他砍倒每一个路过的武士，夺取他们的刀，用来支付所需的费用，以把自己装束成封建武士的样子。最后他向一个人挑战，此人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小毛孩子，一个纤弱浮华的贵公子。可是，这一次他遇上了劲敌，他发现这个青年正是企图使其家族重掌幕府大权的源氏后裔，是日本人热爱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奉献了由衷的“义理”，并为他的事业屡建功绩。可是，最后他们不得不带着家臣从一支占压倒优势的敌军包围圈里逃出来。
他们装扮成为一座寺庙募集捐款而巡游日本全国的游方僧，为了防止露出马脚，义经和一行人穿着同样的服装，混在其中，弁庆则装作这群人的头头。他们在路上碰上了拦截他们的敌人警戒部队，弁庆伪造了一份长长的寺庙“施舍人”名册，并装作宣读这份名单的样子。敌人几乎放他们通过了。但是，在最后的一刹那，假装成下等人的义经露出了他的贵族气质，引起了怀疑。他们把这行人叫了回来。弁庆立即想出了一个小计谋，他借故辱骂义经，还打了他几记耳光，以此消除对义经的怀疑，敌人相信了：如果这个游方僧的确是义经的话，他的家臣是不敢打他的。这是无法想象的违反“义理”的行动。弁庆的失敬行为拯救了这一小队人的生命。这一行人一到安全之地，弁庆就跪在义经脚下，请求义经杀了他。他的主君大慈大悲地表示了宽耍
这些古老故事中的义理都发自内心，尚未被怨恨之情所玷污，它是日本人对于黄金时代的白日梦。故事告诉他们，在那些年代，对于义理来说，没有“不情愿”之处。如果义理与“忠”发生了冲突，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会坚持义理。当时，义理还被封建时代所有的装饰物所修饰，反映着一种面对面的和睦关系。“懂得义理”意味着对主君尽忠，主君则以爱护家臣作为回报，而“偿还义理”则意味着甚至为照料自己一切的主君付出自己的生命。
当然，这是一种幻想，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也讲到过有许多“忠诚”的武士在战斗中被敌方大名收买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所看到的那样，主君加在其家臣身上的任何污辱都会理所当然地、习惯性地使这个家臣离开其职守，甚至同敌人去搞交易。
在日本，人们喜欢赞美至死不渝的忠诚，同时，也一样喜欢对报复的主题进行赞美。而这二者都是“义理”。所谓忠诚是对一个人的主君的“义理”，对某次侮辱的报复是对人名誉的“义理”。这在日本是一块盾牌的两个不同的面。
但是，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来说，那些古老故事之中表述的忠诚也只是令人愉悦的白日梦罢了，原因是“报偿性义理”不再意味着对自己合法主君的忠诚，却是履行对各色人等的各种义务，现在经常的说法总是充满着怨恨，总是在强调公众舆论的压力。也恰恰就是这种舆论迫使一个人要去尽违背其本意的义理。他们说：“我也就是为了义理才安排这门婚事的”“要不是义理，我是不会让他做这个工作的”“我是为了义理才去见他的”“深受义理困扰”是他们挂在嘴边的词语，这个词语在字典中的解释就是“被迫如此”。他们说：“我被他用义理强迫”“他用义理令我实在是别无选择”等等这些用法，都意味着别人以报恩为理由，促使说的人去做一些某种他未曾想抑或是不情愿去做的事情。在小商店的交易中、在小山村、在日本内阁里、在大财阀的上层圈子里，人们也会被义理所强迫抑或是因为义理而别无选择。
一个求婚的人可能因为两家之间旧相识抑或是事务来令未来的岳父答应这门婚事，一个人也能用同样的武器来获得一个农民的土地。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会感到这是自己必须去遵从的，他说：“倘若我不去帮助我的恩人（对己施‘恩’的人），就会令我的义理蒙羞的。”因此这些用法里面都或多或少蕴含着一些不情愿抑或是仅仅是为了体面而依从的意思，就如同日本字典中所提及的。
“义理”的基本准则是一定要报答，对于这个规定，是十分严苛的，不像是摩西十诫那般的道德准则。一个迫于“义理”的人，有的时候竟不得不无视正义。他们经常会说：“我们无法坚持正义，其中的原因就是义理。”并且，“义理”的准则与那些“爱邻如己”是根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它并没有要求挨一耳光的人应该真心主动地宽容别人。他们说，不得不去履行“义理”的原因，就是因为“倘若不这么去做的话，世人就会说是他‘不懂得义理’，那样就是在别人面前蒙羞了。”总之，是因为迫于舆论的压力而不得不去做。事实上，在英语中，对社会的义理通常是这样来翻译的“conformitytopublicopinion”（服从于舆论）。在词典中还会将“因为是对社会的义理，不得不这样”这句话译作“peoplewillnotacceptanyothercourseoraction”（其他的做法不会得到世人的承认）。
也就是在这个“义理世界”的里面，同美国促使人们还清借款的制约力类比之后，才最能帮助我们来了解日本人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美国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当收到一封信或是一件礼物抑或是其他人所说的一句适时的话时，一定要像坚持付利息和偿还银行的贷款那般以严格的态度予以报答。破产是在这种金钱交易中对没有支付能力人的惩罚——绝对是一种十分严格的惩罚。可是，日本人会认为当一个人破产是因为他不能将义理进行报答，而人生的每一段接触都极有可能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招致“义理”。这就代表要把美国人因从没想过会招来义理而不当一回事的琐细行为全都记在账上，也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小心翼翼地在这个复杂的人世之中行走。
在日本的社会“义理”观念同美国社会偿还金钱的观念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点相似的地方。偿还“义理”会被认为是一种十分精确的等量之间的偿还。“义理”在这方面完全就不像是“义务”，不管一个人到底怎么去做，不可能完全尽到“义务”，甚至是大体上尽到都不太可能。可是“义理”却不是无限度的。美国人认为，偿还是令人奇怪的并且跟原本的恩惠是毫不相称的，但是日本人却完全不是这么想的，每个日本家庭一年当中会有两次遵照礼节将东西包装起来作为半年之前接受礼品的回礼，女主人也会每年收到其雇佣的女佣人送来的礼物，作为佣人对其雇佣之恩的谢意，我们这时也会对其礼品的赠送感到奇怪。可是用更大的礼物来回赠是被日本人忌讳的，将“纯天鹅绒”作为回赠并非名誉之事。关于礼物所能提及的最贬低的话就是赠送礼物的人“以鲷（大鱼）还杂鱼之礼”，报答“义理”也是一样的。
倘若有可能的话，就用书面的方式将复杂的相互交换的关系记录下来，无论这些交换是物品还是劳力。在乡村之中，这些记录的工作有时是由这个村落的首领来做的，有的时候是由劳动组合中的人来做，有的则由个人或家庭记录。随身带来“奠仪”是参加葬礼的习惯。亲戚也可能带来旗幡的彩色布匹用作葬礼。邻居会来帮忙，女人去帮厨，男人就去挖墓穴和制作灵柩。在须惠村，记录这些事情的册子由村落的首领编制。这将是死者家庭中珍贵的记载，因为这表明他收到邻居哪些礼品。这同时也是一份记载着别人家中有人去世应当回赠礼物的清单。这都是长期互惠的关系。如同任何类型的宴会一样，任何村庄的葬礼上都有短期的相互交换。帮忙做灵柩的人被请吃饭，他们会因此带些米到死者家里作为所食饭食的一部分，米也会被记录在首领的记录里。大部分宴会客人会带来米酒作为宴会的酒水，不管是死亡还是小孩出生，是建造房屋还是农田插秧，抑或是恳谈会，都会将这些“义理”的交换记录下来，等到日后一一偿还。
还有一种关于“义理”的习俗，日本人跟西方人的金钱偿还习俗十分的相似，要是已经过了偿还的期限，就如同是增长了利息一样的。艾克斯坦博士讲述了一段关于这方面的经历，他曾与一个日本制造商交际，此日本制造商曾资助博士去日本以便为他写的野口英世传记收集资料。回到美国之后，艾克斯坦博士撰写好这本书之后，最后将书的手稿寄往日本。之后，他没有收到收函的通知，也没有收到回信，他的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总是在担心是不是书中有什么东西将日本人冒犯了。可是他几次写信过去结果都是石沉大海。几年之后，日本制造商打电话给博士，声称自己已经到美国了，很快他就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来到博士家。毋庸置疑，礼物是十分丰厚的，也正是由于耽搁了这么久的时间，因此日本制造商慷慨的赠礼才显得更恰如其分。日本人对博士说：“想必现在您会认为没有马上向您致谢是做了件好事吧。”
往往那些“迫于义理”的人会被迫偿还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长的人情债。一个人或许想向一个小商人求助，原因是他是这个商人小时候的老师的侄子。因为学生时代没有向老师报答“义理”，因此人情债伴随着岁月的积累而增加，商人也只好“并不是出于本意地向社会表达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