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奥本海默已经成为权力圈内的重量级人物，角色的不同使得他想法改变，开始喜欢普林斯顿，还有研究院。因为这些改变，他在1947年搬至普林斯顿，开始频繁往返于普林斯顿与政府间的工作模式；他在“原子能委员会”内的顾问工作持续到1952年，这份顾问工作可以算得上是他在这段时期中最令他满意的工作。但在政府的权力圈内，怀疑他对国家忠诚度的阴影仍挥之不去。
1947年3月，联邦调查局从军方手中接管他战时的安全档案，并将这些档案和军方在战争早期所搜集的资料，再加上一些新的消息，全部交给大卫·利连索尔。联邦调查局的这份档案内容，着实令利连索尔及其他委员会吃了一惊，他们对奥本海默的左派倾向一无所知。
为了回应联邦调查局的警告，利连索尔以及委员会委员路易·斯特劳斯决定召开秘密会议，来讨论是否仍保留奥本海默的顾问一职，并且洗清他的安全记录，让他有机会继续接触所有美国核机密。
利连索尔及斯特劳斯两人，私底下和奥本海默的交情都不浅；斯特劳斯甚至帮他争取过“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职。
因此，他们对联邦调查局丢在他们眼前的消息并未全然在意。“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开始调查战时与奥本海默共事的人员，威能瓦·布什和詹姆斯·科南特，两人的证词都对奥本海默有利，证明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服务期间“明白地表现出他对国家的忠诚”。
调查终结后，甚至联邦调查局局长艾格·胡佛都不得不承认奥本海默是清白的。
1947年夏天，委员会决定保留奥本海默顾问团主席的职位，所有对他的指控都不足以成立；另外，他对国家的贡献十分重大，致使无法免除他的公职。
但是，至少在斯特劳斯心中，奥本海默的声望已因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而染上了污点，再加上两人之间微妙的个性冲突，逐渐在斯特劳斯心中扩大，以致造成日后两人对立的情况。
但至少在此时，奥本海默正处于个人事业的巅峰。他是重整美国核研究力量幕后的大功臣，在他的努力下，大量的经费拨至新成立的、位于伊利诺斯州亚肯以及纽约州布鲁克哈汉两地的核科学实验室。
而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也被重新改制为一个纯研究的机构；位于华盛顿州汉福特镇的反应炉获得重新翻修；而田纳西州橡树岭的仪器也逐步现代化。
虽然这些改变，都与他常挂在嘴边的“限制核武器”相互冲突，但他却为置身在政府核心中，比身为一个圈外的抗议者更能够影响各项事件的发展，因此，他才修正了他在战后的各项努力。私底下，他则对好友承认，他对于世界强权间签署一份限制武器条约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这段期间，他仍保持对理论物理的涉猎。他发起一个每年举行一次的高能物理会议，邀请世界顶尖物理学家齐聚一堂，讨论在原子结构研究上的新观念及方法。
1948年是奥本海默战后生涯中的高峰。他不再是位默默无名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以及政府公职上优秀的双重角色，人们称他为“原子弹之父”，《时代》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他的巨幅照片，名扬四海。
各报刊还广泛引用他的一段得体的谈话，其中表达了他与其他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的那种忏悔心情。他说：“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们摆脱本能的内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知识本来不应当拿出来使用。”
在1948年发行的第一期美国科学期刊《今日物理》中获得肯定，在这本创刊号中登出一帧照片，照片中奥本海默的平顶软帽，放置在重型机器的一堆管线上。
这帧照片的意义，无须文字来解释，每位美国科学界及政坛人士都认得奥本海默的这顶帽子。这张封面只是更加肯定：在20世纪的美国科学成就中，奥本海默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更具代表性的地位！
奥本海默在科学界的声誉使他有可能接近政府的最高官员，从而成为他影响政治界的资本。他应邀参加各式各样的委员会，经常在华盛顿，不时应聘充当各种顾问，并且似乎已沉湎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之中。
尽管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成就受到那样广泛的赞扬，在政府中担任地位显赫的顾问职务，仍然受到科学界绝大部分人的衷心尊敬，但他仍然无法避免受到外界批评的困扰。
与奥本海默有10年以上私交的菲利浦·莫里森发现，他们之间现在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他向哈康·舍瓦利耶说，奥本海默“完全在另外一个圈子里生活”。
他不断用亲昵的语气提道：“乔治认为如何如何……乔治考虑怎样怎样……”最后莫里森不得不问这个“乔治”是什么人，原来奥本海默指的就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
此时的一切都表明，奥本海默在这个时候很享用拥有的特权与显赫的高职位。但奥本海默的这种转变究竟是单纯由于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个人责任感，还是至少带上一种对权力越来越大的兴趣呢？连他的一部分同事都开始产生怀疑了。
在科学家同事们看来，对原子能进行军事管制的问题上，奥本海默再次辜负了他们对他的信任，其中许多人甚至表示永远也不会宽恕他。奥本海默甚至在他们眼里就变成了所谓的“御用科学家”。
在战后，许多科学家都在争取核能不再继续受到军方控制，但他们发现奥本海默并没有全力阻止军方担任领导及参与到有关的委员会中。
但奥本海默有他自己的理由：至少可以使当时“失去目标，失去方向，成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的沉重包袱”的曼哈顿计划生存下去，并始终认为这会推动某种国际管制的体制的建立。
他的弟弟弗兰克是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的一名积极分子，并自称为“理想主义的局外人”的典型代表。他并不认为他哥哥的行为背离了共同的基本目标，相反，他认为分歧仅在于达到目标的方法。
他回忆道：“罗伯特希望更直接地由政治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他就认为我们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去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要签订原子军备国际管制协议，因此，他认为必须集中力量影响政府系统以内的人士。”
确实，奥本海默的工作作风完全与其性格相符。他无论在任教或领导洛斯阿拉莫斯期间，都希望能全心全意地从事一项工作并得到完全的信任。现在他又全心全意地从事新的任务，仍然希望再次得到完全的信任，然而，他不明白目前他是在尔虞我诈的美国政治圈内工作，他这种作风肯定会惹来麻烦的。有些针对他的批评，则是他那种有“特色”的个性上引起的。
他在战时突出的表现，使得他的个性又“死灰复燃”，也就是他自称的“劣根性”，对人那种傲慢、爱答不理的态度。这个他一辈子也改不了的个性到后来成了他丧失权力的一根导火线。
有些批评是由于他在担任顾问委员主席时所作的决定而造成，第一个问题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
在那时候，爱德华·泰勒和一小部分科学家仍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埋首于名为“超级炸弹”的氢弹，氢弹的威力，可以设计成比“小男孩”或“胖子”炸弹更强百倍，甚至千倍。然而，尽管他们努力不懈，研究进行得并不顺利。
他在奥本海默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前，要求研究室能支持他的“超级炸弹”研究工作，却遭到奥本海默一口否决。
奥本海默的否决，深深地伤害了泰勒。奥本海默认为该做的都已做了，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只是在浪费时间罢了！
沮丧且深受打击的泰勒在1946年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接下去的两年里，他一直留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直到他在1948年又回到洛斯阿拉莫斯，重新开始他这个心爱的研究。
很显然地，奥本海默相信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工作应该专注于改善较简单的分裂式炸弹上。
1947年7月，美国政府只拥有13件核武器。在奥本海默看来，在核武器数量仍嫌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全力提高产量，而不是分散力量在研究其他炸弹上。
对奥本海默手下大多数的科学家来说，他的意见单就科技的观点来看是十分有道理的，不过，从一个十分“政治化”的角度来说，他仍饱受批评。
坚决反对军备竞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开始在其所控制的东欧境内国家里，推行共产主义民主制度，并且推翻原有的民主政府以共产政权取而代之。
另外，苏联也公开发表声明，声称支持英法殖民地的任何共产党及左派活动。
对于这种对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军的军事挑战，美国境内的政治家们开始心存警戒，忧心忡忡。
于是对战前和共产党或任何激进政治活动有关联的个人或团体，都积极地展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反击。
在对苏联歇斯底里的反应中，还夹杂着恐惧。这便是：唯恐苏联研制成功原子弹。
奥本海默和其他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开始对政府官员上交简报，评估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杜鲁门总统。
结论是美国根本无法阻止苏联，苏联研制成功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
根据战后的评估显示，苏联大概还需7年至10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开发成功，也就是说，美国还可以独享核武器的秘密到1953年或1954年。
因此，当苏联在1949年9月23日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时，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感到十分震惊。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由斯大林命名为“乔依一号”。
第一次苏联的核试爆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恐慌，并加深了他们惯有的反共情绪。
特别是一些右派的政治家们更是开始灌输一个观念，那就是美国是被自己的人给出卖了。
另外，国会的委员会亦开始调查一般美国人及公众人物的政治信仰。
这些国会团体中，最激进的就是众议院中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反共机构。这个委员会开始调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在伯克利厄尼·劳伦斯的回旋加速器实验室中相当出名的共产党活动。
由于奥本海默曾经和实验室里的年轻科学家们交往频繁，他就很自然地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1949年，“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员传唤奥本海默作证。委员会也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十分有兴趣，他在一份销路颇广的报纸报道中更透露出他自己永远是共产党员的身份。
大战期间，弗兰克在田纳西州的精铀制造厂工作，该厂产品主要是提供给三一基地的核研究使用，对许多议员来说，这可真不是什么利好消息。恰恰相反，这个消息更令人大为不快。
一开始，奥本海默的作证还进行得十分顺利。
想必是这些国会议员也折服于他的名声之下。委员会中的一位助理说，委员会“并不想为难你”，又说，“你的忠诚记录，还会有格罗夫斯将军出面担保”。
委员会成员接下去又问到奥本海默以前的学生——罗西·洛曼尼兹以及其他认为可以联想到的人。
然而，奥本海默尽力地为大多数人辩护着，除了伯纳德·彼得斯外。他认为，彼得斯这个人太过激进，不足以委任任何政府的机密工作。
他对彼得斯的指控，激怒了许多他在伯克利及其他地方的朋友、同事，并使他与在30年代参与激进政治活动时，所结识的许多朋友的友谊关系画下了永久的休止符。
接下来，委员会又问奥本海默有关他弟弟在共产党内的活动。
对这一点，他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他说：
“主席先生，我请求你们不要逼问我有关我弟弟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真的很重要，就请去问我弟弟他本人。如果您非要坚持来询问我，我仍会据实地来回答。但是，我还是想在此提一个要求，请你们别问我这些关于我弟弟的问题。”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以绝不接受任何证人意见出名的委员会，这次竟然一改常态，一致同意奥本海默的意见。
在圆满地结束这场对全国最受尊崇的科学家之一——奥本海默的质询后，多位议员，其中包括来自加州的理查德·尼克松，均公开地赞扬了奥本海默。
根据在场的一位“原子能委员会”律师说，奥本海默当时是“令全场的议员为之倾倒”！
奥本海默在此次“受审”的下一个星期，又出席了另一个国会委员会。这次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另一项技术事件作证，他又再次作了一场不同凡响的公开演讲。
在这次听证会上，他展露出自己超乎寻常的口才，以及为他树敌无数的、天生的讽刺态度。
这次，他是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出席听证会的。举行这次听证会的是原子能的共同委员会，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旨在调查“原子能委员会”将辐射原料送至美国盟国研究室的这一举动，是否触犯国家安全法。
不少参议员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的路易·斯特劳斯，特别关切一批运至挪威的铁的放射性同位素，这批原料是送往挪威的兵工厂以协助铸造技术，改善生产的钢材的强度。
以奥本海默的看法，这些辐射性原料的价值，仅在一般例行的实验用途中。
他更强调，这些同位素根本不具任何机密的军事价值。他说，这些同位素在原子能的军事用途上“不具任何地位”。
他又针对斯特劳斯个人补充了一句：“没有人能强迫我这样说：这些同位素绝不可能被用于发展原子武器。因为任何东西都可以用于发展原子武器。你可以说，一把铁锨可用于发展原子武器，事实也正是如此。你也可以说一瓶啤酒可用于发展原子武器；事实也是如此。”
“但只要有一点头脑的人，就可以看到，不论在战时或战后，这些同位素对于发展原子武器都没有重要作用。依我看，这些同位素的重要性……根本连电子仪器都不如，不过倒是比维生素重要一些！”
在他说完这些话后，整个房间立刻笑声不断；不过，很明显地，其中有一位听众并不觉得有趣。
坐在奥本海默身边的约瑟夫·沃尔普看见了斯特劳斯当时的表情：他眯起双眼，两颊肌肉发颤，满脸通红，显然是被激怒了。
斯特劳斯是个不轻易忘记侮辱的人，他总有一天会对奥本海默采取报复行动，来回敬他在这天自以为聪明却是相当残忍的行为。
奥本海默和斯特劳斯的分歧，演变成杜鲁门总统政府中保守派和自由派间更严重的意见之争的导火线。
苏联第一枚原子弹“乔依一号”的成功试爆，也就标志着美国在国际上这一领域的核垄断地位已被打破。美国政府顿时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它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安抚一般民众突然袭来的不安全感。
在1949年整个秋天，美国一些政府机构私底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焦点在寻求与苏联的应对之道上。
其中一边，包括爱德华·泰勒、路易·斯特劳斯以及美国空军在内，都要求立即展开计划，研制可行的氢弹，与之持相反意见的则是“全国性顾问团”大多数成员，甚至还包括“原子能委员会”中的多数委员。
对奥本海默及他的同事来说，要求立即研制氢弹更暴露出订立限制武器条约的需要；对他们来说，这些军事将领和其他人发起的武器制造要求，只是代表着一项大规模武器竞赛的开始，竞赛中还有数不清的危机隐藏着。
“全国性顾问团”的其他科学家更注意到，把氢弹当成一项军事武器根本是不可能的；它所蕴涵的爆炸威力之巨大，只能算是一项毁灭全世界的工具而已！
而陆军总司令欧玛·布拉德利将军也强调，氢弹的价值只在于它的恐吓作用。
氢弹注定是城市毁灭者，或者如同奥本海默在“全国性顾问团”呈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附件中写的：“一项会造成大规模灭族惨剧的武器。”
因为这个理由，再加上制造氢弹仍有相当大的技术问题，顾问团投票反对了氢弹的研究案。
顾问团中另一成员恩里科·费米写道：
基于这项武器威力无限的事实，它的存在以及制造技术对人类来说是祸不是福，不管怎样，它都是邪恶的。
也因为这些顾虑，我们相信，美国总统有必要让美国老百姓及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就基本的道德原则来说，要开始这种武器的研制计划，是大错而特错的！
军方、国防部部长，甚至新任国务卿狄恩·艾奇逊均不赞同这项评估结果。
就在此时，一件事的发生终止了双方的争论。
1950年1月27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原子能专家弗雷德里克·雷伊尔·米拉尔爵士紧急访问了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
他通知墨菲说，英国已经在伦敦逮捕了原子间谍克劳斯·富克斯。
在经过严刑拷打和审讯后，被捕的富克斯如实地供认了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以至战后一直向苏联递送情报的事实。
所有与富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参加原子弹计划的深度。
因为，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专利委员会内工作过，并负责登记所有可能在战后申请专利的新发明。因此，人们相信苏联必定已经知道有关裂变弹与超级弹的全部重要机密。
爱德华·泰勒也是了解富克斯的科学家之一。
他立即联想到所有有关超级弹的建议，包括最新的想法，都曾经写入富克斯提供的绝密《发明登记表》内，现在苏联必定全部掌握了这份材料，而且苏联人可能看到后还会讥笑他填写得乱七八糟。
泰勒在大怒之余，立即采取行动。
在1月30日，即富克斯被捕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泰勒与劳伦斯联名写信给参众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
他们明确地指出美国目前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尽快地推进超级弹制造的计划。
他们的请求是如此之坚决，使得联合委员会也不得不立即采取了紧急行动。
委员会的成员们会见了总统，并且忧心如焚地告诉总统说：“你最好驳回顾问委员会的决定。泰勒先生说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立即全力发展超级弹。”
当天稍晚一些时候，奥本海默也会见了总统，汇报了富克斯涉密的范围。
然后杜鲁门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国防部部长约翰逊，国务卿艾奇逊和利连索尔。
利连索尔仍然坚持反对立场，结果3位总统顾问以两票对一票决定开始一项研制超级弹的紧急计划。
第二天凌晨1时左右，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美国总统的如下声明：
身为三军总司令，我有责任保卫我的人民抵抗任何可能的侵略。因此，我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继续所有核武器研制计划，包括氢弹，也就是超级炸弹。
这样，奥本海默竭力争取的终止军备竞赛的局面就寿终正寝了。杜鲁门的决定不仅打开了热核军备竞赛的大门，而且改变了美国政府内部各派力量的平衡。
失意晚年
身为一位科学家必须坚决确信，世上的知识以及它所赋予的力量对全人类具有真正的价值。——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失意晚年受到政治迫害
在富克斯丑闻之后，紧接着又有一项指控，告发奥本海默一直都是共产党员。
有位名叫西尔维亚·克劳奇的女士，向附属在加州立法机关下的清共委员会告密，她的丈夫以前是位共产党员，她指控奥本海默曾主持“一个共产党最高组织的会议……这个组织十分重要，一般共产党员都不清楚内部细节”。
奥本海默立刻发表声明，“他未曾加入过共产党”，也没有在“我的房子或任何地方”主持过共产党会议。
然而，克劳奇女士的指控，使得一直保持警戒的联邦调查局又再度紧张起来，开始对普林斯顿及其他各地的奥本海默家族进行电话监听以及巡逻监视。
更糟的是，有关奥本海默叛国的谣言开始在政府机构间传播开来。对他最怀疑的是空军将领们以及路易·斯特劳斯，路易·斯特劳斯在奥本海默的好友大卫·利连索尔退休后，于1952年接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一职。
空军之所以不信任奥本海默，乃是因为他阻碍了空军成为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
空军十分清楚，氢弹若研发顺利，将会为空军带来好处，因为战争一旦爆发，需要更多的飞机及运输计划来运送这个巨大的核武器。
简而言之，一个氢弹的诞生，也就代表一个更壮大、更重要的空军部队，这是每位空军将领都追求的目标。
很快地，空军就开始表明对奥本海默的不满，空军的首席工程师大卫·葛利格在“原子能委员会”表达他的意见：“制造氢弹的过程中，有一路障，那就是‘全国性顾问团’，特别是奥本海默博士的干涉。”
后来，当葛利格当面提出这项指控时，奥本海默大发雷霆，指责葛利格“丧心病狂”。最后，为了缓和这个争论，空军部长汤姆士·芬来特邀请奥本海默一起共进午餐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次会面中，奥本海默的“劣根性”暴露无遗。芬来特认为这个物理学家的表现实在“粗鲁得令人不敢相信”！餐后，待奥本海默离开后芬来特告诉席间的同事：“我相信，你们大概不会希望我对他还保留任何好感吧！”
到了1952年，奥本海默所提的国家核政策一再遭到否决。爱德华·泰勒和数学家史丹尼斯洛·乌拉姆两人共同突破了氢弹设计上的困难，得以制造出第一个粗略的氢弹实体。
泰勒在乌拉姆的建议下放弃原先利用热度来促进原子融合而改用原子弹爆炸瞬间所释放出的X光所产生的热量去“启动”。
这些以光速传输的X光比热波速度快很多，有效地“煮熟”氢原子，提供足够的热量，使得氢原子在“启动”爆炸把氢弹炸散之前就开始进行融合。
由“原子能委员会”所举行的第一次试爆于1952年11月1日在南太平洋的埃尼威托克环礁展开。科学家预测，这颗命名为“麦克”的氢弹可以产生约100万吨至200万吨的威力，也就是相当于在广岛爆炸的20000吨炸弹100倍的威力。
结果，威力竟高达1040万吨，相当于三一基地及广岛试爆炸弹的“500倍”！一位目击者描述：“火球的直径大约有5000米。”甚至在16千米外的目击者都为其威力所震撼。在场的科学家为他们所创造的威力也深感惊愕及害怕。但这枚重达65吨氢弹仍无法以飞机运送。
无论如何，这次试验代表着武器竞赛中新的一章。在政府内部，对奥本海默的谣言攻击更加严重。
在国会极端保守的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开始对奥本海默的共产党背景展开调查。同时，参众两院联合的原子能委员会又再次对奥本海默进行调查，在这个委员会中，就有他曾在众人面前取笑过路易·斯特劳斯。
1953年12月，联合委员会分别送出一封信，给联邦调查局以及“原子能委员会”，信中依次列出奥本海默的罪行，部分内容如下：
在1939年至1942年间，奥本海默是位相当强硬的共产党员，他不是自愿就是受指示将资料透露给苏联，从事间谍活动。更可能的是从1942年起，他就是一名间谍！
更可能的是从1942年起，他就在苏联的指示下影响美国在军事、原子能、情报及外交上的政策。
这份国会新的调查报告，不仅破坏了奥本海默的名声，也损及“原子能委员会”的威信，路易·斯特劳斯立即采取行动，阻止参议院展开调查。
从1953年圣诞节起，斯特劳斯下令不准奥本海默得知核武器发展的任何最新消息。另外，原子能委员会也根据联合委员会的报告准备对奥本海默进行起诉。如果指控属实，“叛国罪”成立，那么奥本海默将被剥夺接近国家核机密的权力，也不准参与任何相关的政府研究工作。
在起诉开始之前，原子能委员会官员私底下要求奥本海默辞去“全国性顾问团”主席一职，当他拒绝辞职时，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就要求展开秘密起诉。
他在给斯特劳斯的信中说：“你认为，我请求原子能委员会终止我的顾问合同也许会是个皆大欢喜之举，因为那样会蒙混过关……我认真考虑了这个选择，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就等于我承认了自己不适合为政府服务的看法，而我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干了12年。如果真不称职，那我就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工作这么长时间，也当不上普林斯顿研究院的主管，也不会在众多场合代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学科发言。”
整个听证会以审判的形式由1954年4月5日一直进行到5月6日。奥本海默的审判过程和一般美国法庭的审判有一些特别不同的地方。
第一，一般审判是公开的，但他的审判却秘密进行，一直到《纽约时报》在4月中旬发掘出来，才改以公开方式进行。
第二，一般审判的被告律师有权看任何原告律师的资料，但在奥本海默的案子，一些对他不利的证据却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准他的辩护律师过目。
第三，很多对奥本海默不利的证据，都来自一些匿名的消息，以及非法的电话录音内容，这两项在一般审判中都是不被接受的。
1954年6月 28日，因为奥本海默的远见才得以存在的“原子能委员会”竟投票通过剥夺奥本海默的国家安全许可权。
在这项判决的最后一条，委员会判定罗伯特·奥本海默“人格偏差、不够深谋远虑、极具危险性、与颠覆分子相勾结”，因此不再适任公职。
奥本海默的间谍罪并未成立。他的主要罪行反倒是他莽撞及傲慢的个性，以及他在1945年至1950年间反对氢弹的研发。总而言之，奥本海默的权力运用已近尾声，美国政府再也不需要他的意见及咨询服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