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村基督教的调查与分析——以河南省郸城县郑集基督教活动场所为例
王丽萍
“摘要”近几年，基督教在我国农村发展较快。在对中原农村的一个基督教活动场所调查的基础上，笔者从中西文化的角度，对基督教在我国农村传播与发展的现状、原因、影响等进行了初步分析。
“基督教是指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所有教派，即包括罗马公教、正教、新教三大派及其它一些小教派”，“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包括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以及民间信仰在内的多元一体文化体系”。有学者认为，在文化划分中，可将基督教文化归于“罪感文化”，而将中国传统文化归于“乐感文化”。其中，“所谓‘罪感文化’乃是根据基督教信仰中的原罪观以及与之相关的负罪感和忏悔感。所谓‘乐感文化’则是基于中国思想传统中孔孟‘人性本善’的看法、老庄‘逍遥’、‘无为’的精神，以及荀子‘人定胜天’的乐观情怀。”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中国农村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着深远影。由于基督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对其态度不一，有人认同，有人排斥。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基督教的原罪观、拯救观、超越观、终极观、普世观对中国农村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深远影响。原罪观使人们能够不断的自省；拯救观以其独有的悲壮和深沉给人们以感染和激励；外在的超越观使人们谦虚谨慎，减少盲从。
在中国近代史上，基督教曾被帝国主义国家用作统治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基督教逐渐成了中国基督徒自办的事业。基督教对我国农村发挥着与其入华传教史本质不同的影响和作用。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发展较快。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的展现状怎样？原因何在呢？笔者以豫东农村的一个基督教社区为例，对此作了初步的调查与分析。
一、郑集基督教活动场所的基本情况
郸城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总面积1471平方公里，总人口131万余人。2009年3月，笔者从县宗教局了解到，全县已经经过县宗教局批准的基督教活动场所106个，从1987年郸城县“两会”即郸城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郸城县基督教协会成立至今，已有400余人从南京金陵神学院、武汉中南神学院等神学院毕业。全县没有牧师，有长老4人，传道员500余人。全县有基督教徒43000多人，约占全县人口的3.3%。在县城里的基督教新教堂耗资900多万元，耗时2年半，预计在2009年6月投入使用。其经费主要来源于“两会”22年的积蓄、教徒的捐献，和其他宗教活动场所的捐献。
郑集基督教活动场所是经过县宗教局批准的基督教活动场所。该活动场所主要有临近8个村的人做礼拜，有教徒295人，其中男教徒约占1/3.教堂有传道员8人，组长1人，负责日常工作，副组长6人，分别负责传道、财务、扶困、保安等工作。郑集原有的活动场所是三间的民房，新建的教堂耗资13余万元，全部来自信徒的募捐，由教徒及其亲友无偿捐献建立起来的。
基督教最早是在19世纪20年代传到该地区，由于历史原因，直到1949年，信奉基督的教徒也只有数10人。从1949年到1978年，因政府的宗教政策未落实，基督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基本处于停顿甚至萎缩的状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精神需要的发展，加之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的实施，郑集活动场所8个村庄基督教的传播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从此开始走向缓慢发展的阶段，到20世纪90年代，该基督教活动场所已有信徒200多人，合法活动场所1处。一直发展到今天，在原有信徒人数的基础上，增加了流动人数100多人，这些人是外出务工人员，回家时才能运河教堂做礼拜，他们的年龄也稍微年轻些。由于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在提供资金支持方面他们有时候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这次建新的教堂，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其中有个外出务工的教徒一次性捐了7000元。
2009年2月6日到3月8日，在对该地区情况进行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我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郑集基督教活动场所抽取4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10名教徒进行了更深入的个案研究。在40名基督教徒中，60岁以上老年人约占26.7%；45～60岁的壮年人约占46.6%；30～45岁的中年人约占26.7%；30岁以下的青年人很少，年龄老化的特征十分明显。正因为这样，以上的基督教徒大多数已婚，部分基督徒因年老丧偶。在性别方面则以女性为主，约占2/3.由于我们调查的区域是农村，所以调查对象在职业方面的趋同性较强，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在家庭人口规模方面，两口以下家庭大约只占23.3%，3～5口之家均达66.7%，6口以上家庭只有33.3%；在受教育水平方面，被调查的基督教徒的文盲率达到43.3%；受过小学教育的却有33.3%；受过初中教育以上的基督教徒只有23.3%。
在问到信教的途径时，63.3%的人认为信教是通过亲友介绍。只有36.7%的人认为是自己主动信教。由此可见，在农村亲友之间的传福音、亲友之间的互相影响是农民信教的主要途径。
在对国家宗教政策的了解程度方面，尽管大多数教徒认为国家采取措施引导基督教健康发展了，但是除了几个经常去县里开例会的组长和负责人外，其他信徒几乎都不了解国家的宗教政策。
二、郑集基督徒的发展变化趋势及其制约因素
调查中在问到今后几年，信基督教人数的发展趋势时，86.6%的基督徒认为会增加，或略有增加，认为没有变化以及认为会减少的均为6.7%，另外6.7%的人不知道将来基督徒会增加还是会减少。调查结果显示，基督教在该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的速度有加快的趋势。尽管信教人数增加是基本趋势，但是调查中了解到其增加的幅度不会很大，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党和国家积极引导农民发家致富，很多农民外出务工或经商，忙碌的生活节奏使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宗教活动，甚至没时间去了解宗教信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感觉还是赚点钱实在一些；另一部分人则本来是基督徒，外出务工以后根本没有节假日，渐渐地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其次，现阶段人们信仰的多元化，在郸城县道教、民间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有信仰者。在郑集地区占主要地位的信仰是民间信仰、道教和佛教。其中以敬祖先、祭鬼神为主要内容的民间信仰根基最深，信徒也最多。有些人在信仰一段基督教后，发现家里还是不平安，感觉还是我国的传统宗教道教能保佑平安。
第三，教会制度不健全，存在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再加上制约机制不缺乏，导致个别基督教堂的领导者和个别基督徒，没有起到榜样的作用。某些领导者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官僚主义，账目不清，管理不善。个别基督徒不能很好地约束自己，不能按照基督教的戒律做事，这不但影响广大信教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给想信教的人造成负面的影响。
第四，传道者水平有限，不能给教徒们讲出满意的、有启发性的知识来满足教徒们的要求。教职人员的缺乏，是郑集地区基督教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尤其对于一些中学文化水平的信徒来说，他们有对传道者的水平要求更高些。在观察中我们发现传道员，一般是农村中文化水平稍微高一些的人，他们接受的培训也很有限。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对基督教的制约，以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文化也制约着宗教，使任何宗教信仰在中国都不可能成为至高的、一统的意识形态”。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理性化的，注重经世致用，强调“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宗教观的最高概括，也就必然是孔子所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这种宗教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如道成肉身、童贞女受孕、原罪等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违背，使许多农村人感觉陌生。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全民进行了50多年的无神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逐渐深入人心。以上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人对基督教的信仰。
三、郑集基督徒的结构特点与新变化
在个案访谈中，我们发现在五年以前基督教徒在结构上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年龄普遍较大，绝大多数已婚；二是以女性为主，男性较少；三是家庭经济收入相对偏低；四是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老人多、妇女多、穷人多、文盲多等四多是当地基督徒的基本特点。用当地的话说，信仰基督教的没有“好人”，要么是老弱病残，要么就是家里不和睦或出现天灾人祸，要么就是家里很穷。由于信徒发展主要在农村，基督徒在结构上老人多、妇女多、经济收入低、文化程度低的现象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的改观。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近5年基督教徒在结构上呈现出新变化：
一是年轻化。在个案研究时中发现有20岁左右信教的。他们大多受父母的影响信教，起初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信教有些反感，但是经过一些比较巧合的事以后，他们就把其归结为父母的主在暗中帮助他们。然后，他们逐渐就信了基督教。
二是知识化。一方面是基督徒的知识化。这是与年轻化相对应的一种趋势，年轻化必然带来教徒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随着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和社会的发展，青年一代的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传道者的知识化。传道者通过参加各神学院以及县级以上教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所办的培训班，使自己成为有一定神学造诣、群众基础、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爱国爱教的教牧人员。
三是富裕化。在农村一些比较富裕的人由于疾病或者受亲友的影响开始信教。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基督徒通过外出务工、做生意等，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基督徒的富裕化是政府积极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一部分内容。基督徒的富裕化有利于基督教的自立和自养。
四、基督教在郑集传播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
当问到信基督教的原因时，80%的人选择了为了健康平安；13.3%的人认为信基督教是为了灵魂得救；6.7%的人是为了精神寄托而信教。在选择信教是为了健康平安的信徒中，他们同样认为他们信教的最终原因是为了灵魂得救。
由此可见，农民信仰基督教有很强的功利性。“中国民众信仰的动机，从基本的生存需求，到精神上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寻求，大都为今生现实的困惑所驱动，极少基于对来世的思考或追寻。”这种重今世的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端，使得中国民众的信仰具有十分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无事不等三宝殿”、“临时抱佛脚”这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成为为数不少的中国百姓对待信仰的基本态度。基督徒认为只要相信耶稣，按《圣经》的指示做事，耶稣就会保佑他们及他们的亲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些基督徒把上帝看成直接因果报应的神，对上帝产生了如“清官断案”那样的信赖感。
笔者在进行个案访问中体会最为深刻的是很多基督徒徒接二连三地讲述自己信教的经历。一连几天，听得最多的是这样一类故事：疾病与信教的关系。在信教前他们或者其他信徒患有什么病，医治无效或者某大医院医生都认为治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皈依于基督教，信教后病就不治自愈或者有所减轻。
尽管在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方面，寻求健康平安的信徒占大多数，但是在个案访谈中我们发现，随着基督徒的年轻化和信徒对基督教了解的加深，寻求健康平安的因素有弱化的趋势，而追求灵魂得救的因素有强化的趋势。
五、基督教在中国农村传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宗教是人们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探索，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宇宙、自然、社会的一种认识。基督教在中国农村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着消极影响。
1.基督教在农村的主要作用是使人们互助互爱，互相宽容。基督教倡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观念，“爱”的思想，要求人谦卑，爱人、爱神，这种精神能够限制人的自我中心，使人超越自我，关爱他人。我国传统文化中也包含提倡人们互助互爱，互相宽容的内容，像“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然而儒家传统也倡导“亲疏有别”。在个案访谈中，信徒们几乎都主动提到，人与人之间应互助互爱，应该宽容，要爱自己的仇人。农忙时节，他们之间互相帮忙。平时，谁家有困难（甚至不同教堂的信徒之间），大家也都捐钱捐物，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由于信仰上帝能看到一切，他们能心态平和地包容他人，忍受一些不公平。
2.基督教使人们夫妻和睦，孝敬父母，从而有力地促进农村家庭的和谐。基督教宣传主与每一位信徒同在，“上帝会看到一切，会惩罚一切、奖赏一切”，使基督徒一方面心灵上得到安慰，另一方面对神产生畏惧，不得不按照基督教的戒律和要求做事。“当孝敬尔父母，则可于耶和华尔上帝所赐之地，而享遐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十分强调孝敬父母和夫妻的和睦，有“百德孝为先”还说“家和万事兴”的说法。在观察中我们发现基督徒一般能孝敬父母。一些原来夫妻之间不和的家庭，随着夫妻中一人或夫妇二人信教，情况明显改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基督教促进了家庭和谐，也即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
3.基督教在农村起到普及和巩固文化知识的作用。由于基督徒的知识水平比较低，通过听老师讲课和唱赞美诗，他们不仅学会了大量的圣经故事，而且原有的文化知识也得到了巩固。在个案访谈中，一些信徒告诉我们，信教前他们几乎不看书、写字，以致以前学过的知识都忘记了，信教后，他们开始看圣经、记笔记，以前的知识得到了巩固。
4.基督教在农村还起到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的作用。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是人的基本属性，并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原有的文化娱乐活动像电影、庙会甚至茶余饭后的闲聊，被一家一户的电视、扑克麻将所取代了，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单调。基督徒把人们聚在一起，听课、唱赞美诗，一起讨论等，客观上起到了丰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基督教的信仰能给弱者带来抚慰和鼓励，给陷入隔膜的人们创造一种理解和沟通的气氛，使信徒生活踏实，对人生充满信心。“民间信仰又在某种程度上改造着中国农村的基督教”，民间化的基督教包含了大量的民间信仰，例如，把上帝当成直接因果报应的神；把耶稣视为土地神、灶神、丰谷神等来敬拜等等。
基督教在中国农村，一方面发挥着的积极作用。由于事物的两面性，与其他事物一样，它对我国农村产生着一些消极的影响。
1.一些信徒把一些偶然因素、自然现象，归结于神，扩大了神的作用，存在着把主迷信化的色彩。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些信徒把自家的庄稼长得好，牲畜产仔多都归结为主的赐福。有些信徒甚至把东南亚的海啸归结为主耶稣对该地人的惩罚。由于传道员水平限制，他们在传道过程很容易把基督教与我国民间信仰结合起来，以致把基督教迷信化。
2.大多数农村信徒，认为信教能治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基督徒并不排斥医生的作用，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信教能治病是深信不疑的。只有少数信徒表示，信教至多能起到精神慰藉的作用，有病还得靠医生。有位教堂的传道者向笔者介绍了信教能治病的原因：“从基督教的方面讲，它是一种对上帝的祈祷；从科学的角度讲，它是精神治疗的结果。”在我们的调研中，并没有发现，信仰基督教而贻误病情的事例。但是，我们认为过度认为祷告能治病，存在着耽误病情隐患。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在不断吸收异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形成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特色。而基督宗教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文化体系，超越特定的民族、文化及地域的限制，而属于整个世界人类文化体系之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在价值观、伦理观等方面有相同之处，因此它能与基督教和睦共处。政府应加强对基督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和引导，最大限度支持宗教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避免其可能的不利因素。
（作者：王丽萍：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