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不喜欢尼采，只推崇叔本华。早年，在他扬名世界的前夜或十年寒窗的日子，青年爱因斯坦在自己的斗室墙壁上就挂了牛顿、麦克斯韦、法拉第和叔本华等人的画像图片，以示仰慕。他喜欢叔本华的这句名言：“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却不能要他所想要的。”
他承认：“这句话从我的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
按我的理解，叔本华的格言大概是说：人的欲望太多，一个接一个。满足了一个，又引出更大的一个，而满足欲望的手段和能力又太少太小，够不着。这之间的差距是根本的、哲学性质的。这正是人生(生命)元结构的荒诞或痛苦的总根源。
面对这荒诞，在爱因斯坦的内心，便油然升腾起大孤独、大忧郁、大苦闷和大悲愤。另外，宇宙时空结构也给他一种桎梏感。但是他没有患上重性忧郁f抑郁)症，既没有被忧郁压垮，去绝望、低声哭泣，也没有自杀，一死了之。他把所有的“四大”统统集中到一点，这就是向物理学发起攻击，企图从这个地方撕开一个口子，杀出一条出路。他是背水一战，以死求生，不是以生求生。
他不是研究物理学，而是哭物理学。试问，我们有几个人(包括院士)是哭物理学的？哭物理学比研究物理学要整整高出一个层次。
走在哭物理学的路上，他的内心才有种“解放”和“自由”感。
哭物理，于他就如同“越狱逃跑”(尽管他没有用这个说法)。
他的“四大”愈深、愈烈。他越狱的冲动就愈大、愈猛。两者成正比。这才是天才的精神深层构造。
如果你从18岁就暗暗发誓：“考上北大物理系。决心若干年后拿诺贝尔奖！”你可能永远也拿不到。
如果你从不考虑名利，只是心怀“四大”，向监狱厚厚的由花岗岩构筑的墙发起冲击。你或许能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这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们不必把任何奖看得太重。把“四大”转化成创造力才是最重要的。哭物理学才是关键。
五、哲学家的根本忧郁和创造
哲学起源于根本的忧郁、苦闷、悲愤和孤独；起源于对人生世界元(原)结构的大惊讶。
整个东、西方的哲学史都证实了这一点。
大哲学家的创作同精神病学中的忧郁(抑郁)症有关，但两者又有重大区别。
精神病院围墙内的重性忧郁症只是整天被消极(负面)的情绪——低落、无助感、自我贬低、丧失一切兴趣，被悲伤和空虚等恶劣心境所控制。病是主动，患者是被动。
哲学家相反：忧郁是被动，人是主动。
叔本华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善于驾驭忧郁的世界，将世界的忧郁系统化、哲学化，创造了有关人生世界的悲观主义哲学，深深影响了像爱因斯坦和希特勒这样两个人。(在一战中，希特勒作为一个下士，躲在战壕里抽空认真阅读叔本华的论著)
爱因斯坦和希特勒都是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走向奋斗或搏斗，自强不息的。不过两人取向截然不同：一个建设世界，另一个破坏世界。
当然，伟大作曲家瓦格勒也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只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大忧郁和大悲观统统转化成了壮丽、崇高和悲壮的音响。
同绝望相对应的是奋起拼搏。绝望和搏斗形成了两极。一个在负方向另一个在正方向。
天才是搏斗。疯子是绝望——这区别还不大吗？
-10000000
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数。这是疯子身上背负的，非常沉重。天才只做了一件事，把负号变成了正号：
10000000
尽管天才最后也不免一死：
“学道三十年，未免忧死生。闻弹一夜中，会尽天地情。”(唐·孟郊《听琴》)
尼采是另一个例子。他是一位化大忧郁为大搏斗的哲学家并且成了体系，影响了许多人，有广泛的客观效应。
不过这里有个善恶方向问题。好人把尼采搏斗的力引向善，恶人则把它引向犯罪。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崇拜尼采。在参观魏玛尼采档案馆时希特勒曾久久凝视着尼采的一尊雕像。他从尼采的著作中汲取了许多思想、观念。并将它们化成疯狂的行动，化成火与血，毁了欧洲文明，也毁了德国。
在纳粹士兵开赴前线的时候，背包中常常有一本书，这就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993年在科隆一座街心公园，我曾同一位70岁的老人神聊过。1941年他18岁，正在西线作战。“不打仗的时候，德国士兵干什么？”我好奇地问。
“有的吹口琴，有的看书。因人而异。”老人回答。
“你读书吗？读什么？”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高等数学中，有负无穷大和正无穷大：
尼采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把负号改成正号。
这也是他的哲学所教导的，也是他的哲学要害或精华。
尼采笑一切悲剧，无非是把生命的负无穷大这个符号改成了正无穷大。这一改，事关重大。
忧郁、痛苦、苦闷、伤感、悲哀……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忧郁是经线，欢乐是纬线。一经一纬相交织才能编织成生命的整体。
你否定、逃避了忧郁、悲哀和痛苦的机会或经历，其实你同时也就丧失了同等大小和份额的欢乐、幸福。
贝多芬交响曲的慢板乐章是忧郁的，苦闷的，伤感的。翻过这个阴暗的乐章，便是激昂、光明和生机勃勃向上的末乐章(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结构也是如此)。
忧郁是个疑问号，激昂、斗志昂扬是个惊叹号。
疑问号的大小和个数同惊叹号的大小和个数是对应、对等、成比例的。
人生的艺术和哲学无非是将疑问号改写成惊叹号的本领。
你不会改写，让三个疑问号恶化，毒化你的生命，成为心境恶劣障碍患者，你就只能进精神病院或自杀。
我们这些普通、正常人只把一个疑问号改写成了一个惊叹号。于是我们既欢快又忧伤地活在世上。
幸福是战胜了痛苦，将疑问号(否定生命存在的价值)改写成惊叹号所产生的生命崇高意识和一种神圣感。
人若没有忧郁、悲伤、苦闷和痛苦，他的欢乐和幸福必然是浅薄的，卑微的，低层次的。
尼采推崇“酒神精神”正是勇于把疑问号、负号改写成惊叹号、正号的积极、向上精神。
21世纪的人类及其文明迫切需要这种精神。
最后，关于尼采，我想说，1889年1月，44岁的他急性发作精神病，其后11年，他始终没有康复，最后死于1900年，享年56岁，算是短命天才。
一百年来，关于他的精神病，一直有研究文章发表。如1900年1月6日柏林《未来》(Die Zukunft)发表《尼采的病》，以及1910年1月14日柏林《日报》(Der Tag)上的《尼采病》。再就是E。F。Podach的书《病人尼采》(德文版，1937年)；K。 Schlechta《卧病不起的尼采》(德文版，1959年)。
尼采的妹妹一直坚持认为他哥哥是因三氯乙醛中毒引起的精神病急性发作。尼采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结果体内毒素在经年累月中积累过多，大脑受损害，神经系统发生病变，错乱，精神变得极度沮丧、忧郁和悲观。他说：“阴郁的时刻，整日整夜，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活的。有种黑洞洞的绝望抓住了我，先前的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心境。”
今天的精神病学告诉我们，有害物质(如有机磷和某些重金属)进入体内会引起中毒性精神错乱，症状包括昏迷、意识障碍、人格改变等。
后来，尼采的双目几近失明。在朋友眼里，他成了一位孤独的怪人。他不能行走，呆坐在轮椅上，茫然无语。尼采自己也说：“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大不幸。”是的，生老病死，谁能逃脱、幸免？这景象是否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提出的这个命题呢：
天才接近疯子。
尼采的哲学太疯狂。他自己不当心，便从天才滑向了疯子，左右两只脚都踏进了精神病院。因为他的脑神经承受不住太疯狂的思想！被压垮了！
一个人疯无关大局。整个民族、国家疯了呢？尼采死后只有14年，德国便卷入了疯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二战爆发。从战争的思想根源来说，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尼采的身影。
对希特勒、纳粹运动和许多德国人的疯狂、集体犯罪，尼采该负多少责任呢？
对德国和欧洲文明之旅，我们该怎样评估尼采的功与过？
作为本章结语，我想提一下，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黎明恐惧症”(Eosophobia)。
患者对黎明的景象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比如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黑夜一丝丝地退去，一轮红日仿佛是跳跃式地在天边缓缓升起。仔细想想，这场面，这天文现象是很怪异的——我多次也这样想过而百思不解，心里有种困惑和忧郁弥漫。
也许，这天下第一荒诞和怪异现象不是靠逻辑推理能够吃透的，而要靠主观感受、体验去琢磨，识读，领悟。
黎明代表新一天的开始。
其实黎明恐惧症患者是不敢面对生命将要承担的苦与乐，忧和喜。他不敢面对现实世界，不敢用一种拼搏、战斗的姿态去迎接新的一天。病人把忧郁症推向了病态的极致。
我想起今天的中小学生，由于课业负担过重，承受的心理压力太大。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就非常不愿看到每天早晨第一缕阳光射进卧室的窗。推开早晨的窗是要有生存勇气的。
我理解这些过早承受人生过重压力的少男少女。
不过，我的少年可没有受到当今少年如此大压力。文明越发达、先进，压力会越大吗？这叫进步吗？
青年时代，我很害怕朦胧黄昏，内心有种“黄昏恐惧症”。暮色苍茫，宿鸟归飞，我有种茫然、无家可归感。我尤其怕周末黄昏。这种轻度的“黄昏恐惧症”断断续续延续到我45岁左右，后来还是写作彻底驱散了这症状。所以是写作拯救了我，安顿了我的漂泊灵魂。
今天的我，早晨起床，推开窗，第一句独白是：“感谢造物主，又赐给我新的一天！”
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爱生命。
对黎明第一缕阳光的态度，能检测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病还是健康？是逃避还是拼搏？是悲观还是乐观？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回避和厌倦的东西有六样：
阳光、空气、淡水、土地、母爱和爱情。
因为它们是构成生命本质的元素。担心、害怕失去它们才是我们忧郁的理由。而忧郁产生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