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弑兄篡位之谜
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地位重要，是中央禁卫部队屯守之所。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秘密向父亲上奏说自己的哥哥即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淫乱”后宫。李渊一听，不禁愕然，决定第二天问个清楚。李渊当然知道三个儿子之间早就不和，所以六月四日这天他先是召集了大臣裴寂等商量此事，想然后再召三个儿子劝和。但他有所不知的是这个时候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伏兵于玄武门了。
后宫张婕妤探知李世民有所动作，立刻向李建成报告。李建成找来李元吉商量，想想自己也早已作好在京城的军事准备，自己的旧属常何守在玄武门，所以还是决定入宫上朝。当二人行至临湖殿时，发觉有点反常，刚想拨马东归，李世民随后呼喊，一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带领70骑兵奔驰而来，射杀了元吉。东宫和元吉齐府的精兵二千人发觉事情有变，结阵猛攻玄武门。玄武门的将领常何、敬君弘等早已为太宗收买，这时奋不顾身，率兵坚决抵抗。不明就里的部分驻守玄武门的士兵则采取观望的态度，一时之间战斗不分胜负。
由于李世民方人数较少，越战越不利，众将士惊恐万分。尉迟敬德灵机一动，提着元吉和建成的头展现在齐府和东宫将士前，众人一看自己的主人已经人头落地，便无斗志，纷纷溃散。当尉迟敬德杀气腾腾地向李渊报告为何在玄武门发生战斗时，李渊马上明白了整个局面，只能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一律听秦王的处置。同时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谕诸将卒，事变很快平息了下来。
三天后，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而且表示大小政事今后全听太子处理。过了几天，他又提出自己应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自己想早点退位。两个月后，他下制传位于太子，李世民正式即位。
“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所以以后各种史书在记录这一事变时都站在唐太宗的角度阐述事情的经过，而把失败者他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以及他的父亲李渊描写成昏庸无能的样子，使得后人大多认为“玄武门之变”是正义的，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然而，随着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深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一些疑问，如事变到底是谁发起的？李渊在立李世民为太子之后，为什么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让位了呢？
有人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他用佞人，忌功臣。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李渊一样是个纨绔无赖子。第四子李元吉，也是凶险的一个人。他们勾结宫中宠妃们，极力想谋害李世民。可以这样说，这种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其实是无奈之下的自卫，对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一些学者发现，李建成、李元吉看到在实战中不断建立功名的李世民，心中十分不安，引树党友，想置李世民于死地。早在武德七年夏天，李建成就私自召募健儿，打算用武力除掉李世民。甚至还让宫中妃嫔向李渊报告，李世民曾经说自己有天命，应该为天下主。玄武门之变的前几天，李建成乘征北突厥的机会，还想夺秦王府的兵权，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不同意这种观点者认为玄武门之变的实质其实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争夺皇位，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要搞清楚历史的真相，首先要从史书的真实性谈起。从史源上说，现在的史书主要是来自于朝廷编修的实录。然而自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指出唐初的实录不实，不能尽信其记载。自唐初起，史官由国家任命，负责编修本朝国史，宰相负责监修。当时负责修改实录的是许敬宗。《旧唐书·许敬宗传》中记载他喜欢凭个人的爱憎随意删改实录，而且也有史料记载太宗自己也曾强行审读过实录，并命令史官按其意进行修改。由此可见，太宗和高祖两朝实录的真实程度确实值得怀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一方面对实录的诸多记载表示怀疑，但同时有关唐初政治内容还是大量参照了实录。如此一来，实录之后的史书，包括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在内，均没有摆脱实录记载的影响。因此所有史书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是不能全部相信的。
实录不实，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就要多加个心眼了。史书记载李渊是庸愚昏暗，李建成是冥顽不灵，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这些是真的吗？
学者指出，其实李渊出身于北周军事贵族，富有政治、军事经验。虽然他举兵反隋时已年过五十，但仍不失为一个雄心勃勃、英勇干练的领导人物。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称他“身怀经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且待人接物不论贵贱都表现得谦逊有礼，在当时颇得人心。他策划了太原起兵，并成功地引导唐军进入隋都。在大唐建立之初，李渊又利用自己与旧贵族和官僚的关系，网罗了一批周、陈、隋朝的宗室贵戚在新朝中央供职。在经挤上实行租庸调法与均田制，前者在开皇旧制的基础上扩大了纳绢代役的范围，后者对抑制土地兼并和保证农民获得少量土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可说明李渊不仅在整个反隋建唐的战争过程中功不可没，而且在他统治的武德时期也颇有作为，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至于太子李建成，他为人宽简仁厚，有政治军事才干。在辅佐李渊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有显著军功，决非实录描绘的是荒唐无能之人。李建成的威望之所以没有李世民那样高，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比起李世民接连战胜窦建德和王世充，他的战功表现得不太明显。
既然李渊不是昏君，李建成也并非是无能之辈，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书在刻意掩盖事实，那么玄武门之变也决不会是一场正义全在唐太宗这一边的战争。早在40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已经说过：“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争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陈先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李世民想抢皇位，而李建成想保持皇位，所以双方明争暗斗。
更有一些人直接指出，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宫廷政变。立长不立贤是古代社会的传统，建成身为嫡长子，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不见其有失德之事，由他继承皇位，本无可争议。建成无除掉李世民的本意，而李世民却是蓄谋已久地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因为如果通过正当途径他是无法登上皇位的，只能用杀兄戮弟逼父的办法达到个人的目的。按例杀掉建成自己当上太子，事变应该结束，但唐太宗并不满足，杀建成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他先把李渊架空，二个月后干脆连皇帝也抢了过来。至于当时为什么不马上抢皇位，主要是李世民为了避免得到逼父篡位的恶名而已。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李渊的态度也成了讨论的焦点。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明争暗斗的过程之中，李渊的态度是有倾向性的。如果光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似乎更加青睐李世民。太原刚刚起兵之时，他就对李世民说过，事成之后，要立他为太子。杨文干造反时，他也许诺李世民，等讨平杨文干后，“立汝为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说：“武德六年之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有大臣觉得唐朝建立后，秦王李世民权力过重，威胁到太子建成的地位，建议乘早将他外放为官，李渊不但没有听取，反而擢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开馆延四方学士，从而导致了李世民周围聚集了一大帮心腹。玄武门之变时，李渊似故意在太极高泛舟海池，并不急着去阻止儿子间的争斗。当大臣劝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时，他立刻表示“此吾之夙心也”。因此许多人认为李渊从一开始就是偏袒李世民的，到最后他其实是放手让李世民与其兄弟一争高低。
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初唐的实录并不可信，李世民在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尽力加以粉饰，从而使自己的即位显得合情合理。因此，又有人认为，高祖其实是倾向于李建成的，因为他默许李建成增募长林兵以加强长安的力量，又眼睁睁看着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被革职而不闻不问。李元吉被派往抵御突厥人之时，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和精锐的士兵，对于这件事，李渊也并无反对意见。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嫡长子继位的观念在他身上从没有动摇过。除非建成身上出现什么问题，否则废立太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建成也很有军事才能，唐初在安排职务时，建成统率左三军，李世民统率右三军，建成在军事上的能力并不亚于李世民。相反，李渊对李世民的哆哆逼人是有所看法的，曾经不满地说：“这个儿子带兵的时间太长了，在外面专制独断惯了，周围的一帮读书人教了他许多坏点子，已经不是我原来的儿子了。”
除了以上两种相反的看法之外，还有人认为李渊并没有什么倾向性。眼看着两个儿子争权夺利，他只想把一碗水端平。因此，他一方面空许诺李世民，要立他为太子，一方面又对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的诸多阴谋视而不见。
玄武门之变的结束是以唐高祖李渊退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而告终的，但史书对这一过程记载十分简略，因此李渊禅位十分让人产生联想。
有人认为当时的唐高祖已年迈花甲，精力不足，当上皇帝之后，安逸的宫廷生活消磨了他当年带兵打仗时的锐气。宫中妃嫔众多，生活日益腐化。他在关中各地巡幸、打猎，好不快活。然而由于唐王朝建立才不久，隋朝灭亡的过程还记忆犹新，他虽不愿再为朝政而日理万机，但也不想断送辛苦建立的唐朝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把大权交给才华横溢的李世民，自己当太上皇，坐享奉养之福。其次李世民的地位已经确立，做皇帝只是早晚的问题，对高祖来说，让位比不让位要保险得多。持这种观点者还称赞高祖主动禅位是明智之举。
也有人认为高祖的让位是被迫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夺取皇位，六月四日喋血禁门只是达到目标的第一步，即对高祖釜底抽薪，逼他让出帝位才是真正的目的。为了缓和舆论，李世民先让高祖当傀儡皇帝二个月，之后演了一出内禅剧。所谓内禅，无非是将高祖软禁后逼其退位的代名词。而李渊的确害怕李世民像隋炀帝那样为了夺取皇位最终杀害自己的父亲，所以只能选择禅位的形式。
但不管怎么说，玄武门之变的结果是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推上了历史舞台，而与此同时，由于他对修史的诸多干涉及有些人的故意隐晦，使得这一事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以破解的谜题。
“无字碑”之谜
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凄凉地死去。第二年，她的灵柩被运到长安西80公里的梁山，和唐高宗合葬在一起。
梁山是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圆锥形石山，山势峭拔挺立。乾陵以山为陵，将整座山建成了一个巨大的陵园。梁山有三个山头，北峰最高，南面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形成天然门户。三峰耸立，就好像武则天仰卧于大地，北峰为其头，南面双峰峰顶因为有15米高的土阙，远远望去恰似乳房。有人认为，只要一看到梁山三峰，就会使人感受到武则天的威严和非凡无处不在。置身于三峰之间，你仿佛就面对着这位刚烈女性，受到了她张扬的性格和媚丽的恣色的包围，你对她既萌生出肃然起敬的感觉，又产生出无限的联想。传说武则天希望死后自己能头枕梁山，脚蹬渭河，卧望长安，看来她的选择是很有眼光的。
梁山三峰，由一条南北走向的高岭相连。高岭之巅便是长达700多米的墓道。墓道两旁，124件石刻对称排列，以其独特精美的造型风格，点缀着陵园的自然风光，与山陵默契相合，创造出了一种神圣、庄严、肃穆的气氛，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在朱雀门的地势宽阔处，西侧矗立着武则天追记高宗文治武功的纪念碑——《述圣记碑》。全碑七节，高6米多，全文8000多字，武后撰文，中宗书写，字面填以金屑，光泽艳丽。东侧的《无字碑》，是武则天的纪念碑。碑高与《述圣记碑》相同，整石雕成，重量达100吨。碑头九条蟠龙盘绕，两侧线刻云龙纹。碑座的正面是一幅狮马图，马屈蹄俯首，雄狮威严挺立。雕刻之精细，为历代墓碑罕见。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武则天立《无字碑》时只字未刻，这在中国历代是十分少见的。今天我们在乾陵参观时看到碑上隐约可见的文字，是宋、金以后游人在上面的题识，使《无字碑》成了有字碑。那么武则天在立碑时为什么一反传统不刻一字，其用意是什么？
有人认为武则天在碑上不刻一字，是为了夸耀自己的政绩，表示自己在统治时期功德高大，并不能用文字来表达。武则天从655年被册立为皇后，660年高宗将政事让给她裁决，直至705年中宗复位，前后掌握国家大权几十年。她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称孤道寡，主宰天下。由于她的非凡才能，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得以延续。她坚持中央集权，继续推行法治，开创殿试制度，加强和改善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武则天维持了贞观以来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对唐玄宗的开元之治起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这样说来，武则天的确是功高德大，不是很容易能用文字表达清楚的。
反对这种观点者认为，武则天既然给自己的丈夫唐高宗立碑作传，歌颂他的政绩，轮到自己却不是这样做，显然很不符她的风格。她是个敢做敢讲、好大喜功的人，她不可能不用文字这种最方便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政绩。她在暮年就为自己立过“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碑歌颂自己，为何在临终前认为自己功高莫名，非文字可述？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立无字碑，主要是她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无颜为自己立传，感到还是不写文字为好，以免死后落个话柄在后人手里。持这种观点者对武则天执政时期的政策基本上全部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武则天以非常手段骗得高宗信任，从才人的地位爬上皇后高位，最后窃取皇位，无论是唐朝人还是后代人，这都是无法接受的。掌握政权后，武则天培养自己的党羽，任用酷吏，实行告密和滥杀政策，大量铲除异己。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唐朝的社会经济并不见得有什么发展，实际上当时是处在一个马鞍形曲线的底部。就在武则天期间，安西四镇一度不保被夺，威胁到了国家的统一。因此武则天是无法为自己立传的，她只能以无字碑为后世定基调。不过这种说法有很多人并不赞同，他们认为如果武则天无颜为自己立传，那么她干脆不立碑岂不是更好。
另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是个聪明过人的女人，她既不想自吹白擂，但又不甘心无声无息，她立了无字碑，想让自己的功过由后人去评述，据说这也是武则天临死前的遗言。武则天执政时期，有骄人的成绩，不但经济上承继了唐太宗时的发展趋势，而且在用人上不拘一格，为后人赞叹不已。另一方面，她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统治集团。武则天后期，随着年龄的增大，她被迫还政于唐中宗，自知死后人们对她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件很难的事情，干脆就立一块无字的碑，留给后人去评说自己。
此外还有少数人认为碑是唐中宗李显所立，但撰写碑语时犯了难，称武则天是“皇帝”、“母后”好，还是称“大圣则天皇后”好，群臣意见也不统一，所以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不过不同意这种说法者认为这种观点仅是猜测而已。武则天死后中宗就谥号“大圣则天皇后”，唐中宗如果用此号写碑文可谓名正言顺，有什么不好称呼的？
也有少数人认为武则天权智过人，很喜欢标新立异，她造怪字，信佛教，宠幸男人，她做的往往都是历史少见的事情。死后，她也要标新立异，立一块无字碑让后人摸不着头脑，以显示出她过人一等的智慧。
以上这些观点，究竟哪一个更能符合当时的实际？这真是一个难题。一个女皇立下的一块无字的墓碑，留给了后人无限的想象。
杨贵妃之谜
安史之乱后，叛军向唐朝的政治首都长安步步进逼。哥舒翰在潼关失守，附近的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郡的守将都弃郡而逃，长安危在旦夕。
潼关最为吃紧的当天夜里，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集禁卫六军和马匹。次日黎明，玄宗和杨玉环姐妹及众皇子、嫔妃、皇孙，还有大臣杨国忠等从禁苑西边的延秋门出宫。中午到达咸阳，县令早已逃走，杨国忠从集市上买来胡饼给玄宗充饥。饭后又赶路，半夜才到达距京城八十五里的金城。当夜，从前线赶来报信的人说，哥舒翰被擒。次日，来到马嵬驿。随行将士个个又饥又渴，于是怒火中烧。杨国忠正好走过，士兵愤怒之下将他斩杀肢解。玄宗出驿让哗变的士兵返回部队，士兵拒不散开。陈玄礼说：“杨国忠谋反，杨贵妃不宜再在御前供奉，希望陛下为国法而舍割恩情。”高力士劝玄宗说：“贵妃确实无罪，但是将士们已经杀死了杨国忠，而贵妃还在陛下身边，他们们能安心吗？望陛下好好考虑。将士安心，陛下也就平安了。”无奈之下，玄宗只得命高力士带杨贵妃到后面佛堂，用白绫缢死，陈尸在驿庭中，让陈玄礼等来验看。传说在运尸时，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位老婆婆拾得，此后又借机发了一笔横财。
根据《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杨贵妃死在马嵬驿，这也是为大陕西临潼华清宫多数人接受的史实。中唐自居易《李夫人》和郑隅《津阳门诗注》等均明确提到了杨贵妃死后葬在马嵬，郑隅还详细记载了玄宗命高力士移葬杨妃的情况。宋朝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甚至说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死于佛堂前的梨树下。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认为乐史可能是受了白居易《长恨歌》中“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影响。
一部分学者认为杨贵妃是死于马嵬驿，但不是被高力士缢死的，而是死于乱军的枪下，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一些唐诗的描述。如杜甫有《哀江头》一首，内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句。此诗作于安禄山占据的长安城中，所以他有可能在暗示贵妃并不是被缢死的，因为缢死是不会有血污的。唐代另一诗人李益有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内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句，究其实也是讲贵妃死于乱军丛中，而不是缢死的。杜牧《华清宫三十韵》也说：“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意指贵妃是死于禁军士兵的乱枪下。
其实杨贵妃的死因在唐代还有多种猜测，除上述死于乱枪之外，还有人认为是吞金而死。刘禹锡《马嵬行》说：“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方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这种讲法在其他书中并不多见，陈寅恪先生也是十分怀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可能与“里中儿”的传说有关。
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并不认为贵妃死在马嵬驿，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杨贵妃逃往日本了。在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被缢身亡的，乃是一个侍女，杨贵妃并没有死。她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在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泊到日本久谷町久津。唐玄宗曾命方士出海搜寻，至久津向杨贵妃面呈佛像两尊，贵妃亦以玉簪答复，但始终未能回归故国，最后在日本终其天年。据说，日本国至今仍有杨妃之墓，而日本著名演员山口百惠也称她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当时提出要缢死杨贵妃的陈玄礼本人其实与杨妃并没有深仇大恨，而且据史料记载，马嵬坡事件之后，他仍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和器重，如果他真的让杨妃死了，玄宗应对他恨之入骨才对，怎会依旧信任他呢？惟一的可能就是陈玄礼通过斡旋，使杨妃保住了性命。
与上述大同小异的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确东渡日本了，但不是高力士和陈玄礼用的调包计，而是死而复生。日本学者渡边龙策在《杨贵妃复活秘史》中认为高力士仅是将杨贵妃窒息昏迷，杨贵妃醒后在舞女谢阿蛮和乐师马仙期的帮助下，往东南潜入襄阳，再漂泊到武昌，沿长江到达扬州。日本遣唐使团团长藤原刷雄将贵妃带上了海船，逃到了日本山口县的久津。杨贵妃出走日本后，谢阿蛮和马仙期设法把杨贵妃东渡的消息呈达玄宗，玄宗闻讯，感叹不已，就派方士去日本找杨贵妃，并面呈两尊佛像，劝她回国。双方虽互通了消息，但杨贵妃最后未能随方士回国。
与杨贵妃逃亡日本的说法相似，另有一种新颖的观点认为杨贵妃逃到美洲去了。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称，杨贵妃并没有死在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到了美洲。这种说法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支撑，相信的人很少。
中国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杨贵妃最终流落于民间。俞平伯首先于上世纪20年代提出这一看法，他主要是对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进行了考释。他指出，白氏诗中说“似马嵬之事不足为恨”，看来只有生离才称得上“长恨”。白氏又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玄宗正是由于马嵬驿坟中没有杨妃的尸体，才遣方士四处寻觅。白氏诗中又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其实是说杨妃仍居于人间。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俞平伯认为马嵬事起仓促，杨贵妃虽被赐死，但未必真死，可另觅替死鬼。杨妃流落民间后，大约当了女道士。唐代的女道士院就是娼家妓院，故杨贵妃最终沦落为娼女。所以对深爱杨贵妃的玄宗来说，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有不少学者赞成俞平伯的说法，并进一步作了论证。
杨贵妃是个有着倾国倾城美貌的特殊人物，她的死被蒙上了一层特殊的面纱。对美的追忆，使我们对杨贵妃的最后归宿，至今仍用不同的观点在阐释着。
梅妃之谜
梅妃是我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人物，尤其是她的《楼东赋》和《一斛珠》广为后人所传诵。有关梅妃的事迹，莆田自宋修志开始，地方史志均有记载，主要有宋代赵彦励《莆阳志》，宋代李俊甫《莆阳比事》、明代何乔远《闽书》，明代黄仲昭著福建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以及明、清《兴化府志》与《莆田县志》、《福建通志》等著述。鲁迅、胡适、郭沫若、林恭祖等许多文学泰斗，都对梅妃作过研究。然而，自鲁迅先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中国小说史略》和《唐宋传奇集》中对《梅妃传》的作者和著作年代提出质疑后，关于梅妃有无其人的争议一直持续至今，并被列为中国文化之谜。之后，胡适曾想从正面考证梅妃其人的历史真实，因资料欠缺，无果而终。
1962年初，一代文豪郭沫若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途次莆田》，一声“梅妃生里传犹在”的深沉吟唱，再度引起人们对这位唐代名妃的关注和怀念。
作为一代皇妃，梅妃无疑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然而，却因了鲁迅先生的质疑，一度变成了“传说”人物，成了扑朔迷离的文化之谜。此前，学术界多从正面考证梅妃的存在。但遗憾的是，关于梅妃的出生、史料记载、梅妃住过的上阳宫考证、莆田地理位置、高力士是否使闽等，这些方面保存的完整资料少，考证难度大，才逐渐形成了困扰史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谜。由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主编，中国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之谜》第四辑《梅妃有无其人》一文中，认为“梅妃无其人”。向思鑫主编、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49大谜》“宫闱七大谜”之《梅妃有无之谜》，均偏向于“无其人”的观点。
近年，仅在莆田学术界，就有《梅妃有无其人》《也谈梅妃之谜》《历史上有否梅妃其人其事》等文章，均提出相似的疑问，更让这位唐代名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梅妃故里荔城区黄石镇江东村土生土长的江国兴，早在年轻时就萌生了研究梅妃、揭开梅妃真面目的强烈念头。许多个日子，留连抬头石、浦口宫及后来建造的梅亭等梅妃故里标志性建筑，他对这位江氏先祖倍增敬昂之情，考证梅妃的心情愈加迫切。1995年6月11日，他在多方深入民间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江梅妃的传说》，在莆田市的《湄洲日报》上发表。梅妃艺色双绝，“眉不染自清，唇不点自绛，眸如两汪秋水，腮如丹桂含苞，满面天真稚气”。她得宠时，从不迷恋奢华和权势。入宫后，绝不为自己的家族多求恩泽。所传唐明皇曾问她家有何人，欲封为宫。梅妃答“家中虽有兄长，愿陛下以苍生为重，施恩百姓。”她的传说还与许多莆田民俗相符，如莆田女子去世后，“木主牌”上所书“某儒人神位”，与江氏族谱所载“莆田诸女尽封孺人”相符。梅妃的故事，借助媒体的传播，在当地再次产生了较大反响。
之后，他又跑遍了省市有关图书馆、博物馆及各级地方志办公室，并找来江氏族谱进行反复研究，仅读书笔记就记了满满三大本。此后两年，他又相继在《湄洲日报》上刊发了《史载梅妃》等文章，侧重从“史”的角度宣传梅妃的精神和品质，试图用史料进一步巩固这位唐代名妃在中国正史上的地位。
然而，江国兴深知，要“扳”倒名人的权威论断，谈何容易啊！自幼生长于黄石镇江东村的他，凭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以科学严肃的考证态度，向学术界权威继续发出勇敢的挑战。
不久，世界兴安恳亲会在莆田隆重召开。时台湾著名诗人学者林恭祖正好也回来了，就住在台湾大酒店。江国兴对这位梅妃研究学者仰慕已久，获悉情况后，立即利用午休时间，兴冲冲赶到台湾大酒店，冒昧敲开了林老的房间。一听来意，林老对眼前这位富有钻研精神的后学十分钦佩，当即和他一一探讨起来。与其他学术界同仁一样，林老对从正面考证梅妃也感到力不从心，毕竟现有的材料太有限了。当江国兴把自己打算用反证法来论证梅妃确有其人的想法和盘托出时，林老听罢眼睛一亮，“好，有新意，这个考证思路很好！”在鼓励他朝这条路子大胆走下去的同时，老人当场兴致勃勃地挥毫题写了“梅香万里”四个字，送给江国兴存念。临走时，林恭祖向江国兴建议，要多从唐代笔记小说和唐诗中考证梅妃，并特地把自己对唐诗的最新考证结果告诉他。林老认为，杜甫《丽人行》中的“杨花雪落覆白蘋”，是用“杨花”与“白蘋”暗喻杨玉环和江采蘋，意为杨玉环迫害夺宠江采蘋。这一研究成果给了他重要的点拨和启示。
为了研究梅妃，江国兴不仅跑遍了莆田市和省城大小小的新华书店和图书馆，从大量馆藏书籍中寻找有关梅妃的蛛丝马迹，还省吃俭用，从有限的工资中挤出几千块钱，用来购买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资料。倒是妻子开明，有时他买书的钱不够，妻子还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部分资助他。每当此时，他的心里暖暖乎乎的，更增了解开梅妃之谜的决心。
陈桥兵变之谜
周世宗柴荣临死前，因猜忌而罢免禁军主帅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军职，命赵匡胤接任，使他掌握了后周最重要的军权。世宗死后，幼子柴宗训即位，因年仅七岁，主少国疑，政局不稳。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镇、定二州传报北汉与契丹联兵南侵，宰相范质、王溥决定派赵匡胤率军前往抵御。军队方始调动，京城开封即盛传“策点检为天子”的舆论，惟独内廷晏然不知。正月初三，大军出发，天黑前到达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当晚，赵匡胤酒醉就寝，其弟赵匡义和赵普等组织策动兵变。忠于赵匡胤的禁军将领纷纷议论，说当今皇帝年幼，将士即使出死力破敌，又有谁知道。不如立点检为天子，再北征也不迟。这些话，使将士中的兵变情绪渐渐高涨起来。赵普见事已成熟，要求诸将严禁士兵剽掠百姓，以安定都城人心，保证“兴王易姓”顺利进行。次日凌晨，众将士手执兵器，来到赵匡胤的寝所，齐声喊道：“诸将无主，愿立太尉为皇帝。”并把象征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罗拜高呼万岁。这就是众多史书号称的“陈桥兵变”。
赵匡胤一待黄袍加身，立即率大军回师开封。他当众宣布：回京师后，不得惊犯后周幼帝、太后，不得侵凌后周公卿大臣。兵变队伍进城后，秋毫无犯，市井平静。后周宰相、大臣闻变失色，个个手足无措。侍卫亲军马步军副指挥使韩通欲召集兵士抵抗，为兵变士兵杀死。宰相范质、王溥被抓到赵匡胤面前后，见势不妙，只能相继跪拜，口呼万岁。
就这样，赵匡胤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正式登上皇位，改封后周幼帝为郑王，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
长期以来，对陈桥兵变中的许多环节，后人提出了众多疑问。司马光《涑水记闻》说赵匡胤北征前，“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当时城中富户一看时局要乱，慌忙带了全家往外州跑，只是宫中不知道要发生兵变。如此，未兵变前早有人看出要发生兵变换朝代了。有学者指出，宋人笔记记载说，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占卜，“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于是自言自语说：“过此则为天子乎？”一掷即中。不论这事的真假，这则在宋朝广泛流行的轶闻，正反映了赵匡胤一直有着当皇帝的野心。《宋史·杜太后传》谈到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还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哪有儿子发动兵变当上了皇帝，母亲仍与人谈笑自若的？北方战事，为什么黄袍加身后，不费一刀一枪，立即就太平了？镇、定二州的军情难道不是配合赵匡胤兵变而谎称的？
民国初年，蔡东藩撰写《宋史演义》时，也产生了许多怀疑。他认为陈桥兵变是赵匡胤一手策划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史家但言非宋祖意。吾谓是皆为宋祖所欺耳。”他也提出契丹和北汉的扰边为何不见踪影了？点检作天子的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兵变的部队中，哪里来的黄袍？赵匡胤称帝后，为什么首先奖赏策划兵变的功臣？他一针见血地说：“足见宋祖之处心积虑，固已有年”，“第借北征事瞒人耳目而已。”这样的怀疑，在现在通行的一些著作中都能见到，一般都认为兵变是赵匡胤自己一手策划的，契丹入侵是谎报。
近年来，又有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件疑案进一步探索，发现了更多的疑点。李裕民认为赵匡胤夺取政权是动足了一番脑筋的。当周世宗去世时，赵匡胤刚为殿前都点检，虽有政变的实力，但反对势力甚强，侍承亲军司都指挥使李重进是周太宗的外甥，副都指挥使韩通有勇寡谋，誓死效忠周室。潞州节度使李筠养兵三万，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是与赵匡胤为敌的一员虎将。恭帝即位一个月后，赵匡胤开始作政变准备。不久，他设法将袁彦调任为陕西节度使，李重进调任为淮南节度使，任命自己的密友高怀德、张令铎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控制了首都军队的主要位置。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镇、定二州来报契丹人寇，朝廷命赵匡胤率兵出征，此时大权在握，可以发动兵变了，但没有发动，原因是他对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吃不准，万一不同意兵变，事情就会变复杂。正月二日，赵匡胤命慕容延钊率前军出发，自己为了不让人怀疑，宣布将于次日出发。四日发生陈桥兵变，然后回城登殿做了皇帝，这时慕容延钊仍不知情，继续一心一意向北进发。赵匡胤发动政变，其实是早就有预谋的。
美国学者刘子健认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在睡觉，醒来已是黄袍加身，那是宋代史料对他的美化，在黄袍上再加上了一件道德化合法化的外衣。关于兵变的主谋，清代学者认为是宋太宗和赵普，也有人认为是宋太祖，但从史料来看，太祖是主角，可是他不便自己活动。太宗是皇亲国戚，到处联络，也不怕受人怀疑，他是主要的执行者。至于赵普，与军队的关系较浅，居于次要地位。
顾吉辰认为赵匡胤典掌禁兵后，在他幕下组成了以他弟弟光义、赵普、李处耘等人为核心的智囊团，同时又聚集了一批知兵善战、老于兵事的领兵武将。在推翻后周政权的过程中，赵匡胤制造了许多政治谣言。如赵匡胤出发征契丹的那一天，号称知天文的军校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就说“此天命也”，意谓赵匡胤当皇帝是上天授命的。周世宗之前攻打契丹时，无意中发现木牌一块，上面写着“检点做”三个大字，这无疑也是赵匡胤故意弄出来的。大军临出发北征时，赵匡胤制造京城内策立新天子的谣言，还通过道学家之口，散布“赵点检作官家”的言论。契丹入侵，也是当时伪造出来的。后周末年的这场政治谣言，直接导致了赵宋王朝的顺利建立。至于许多宋人笔记上谈到的赵匡胤是真龙天子，是命中注定的言论，是后周这场谣言的继续和延伸，为赵氏篡权制造合法合理的理论。
当然，也有一部人认为陈桥兵变是无疑可谈的，应以史书记载为准。他们认为镇、定二州的军情不是谎报，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中全部可以找到。二州的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不是赵氏集团的人，在宋初被解甲归田，他们怎么会编造假情报？契丹趁后周主少国乱之际起兵入寇，完全是有可能的。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认为五代时期的皇帝，常由军士拥立，相沿以为故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出很多。
陈桥兵变导致的黄袍加身，是赵压胤等人预谋的，还是偶然发生的，看来依然是个历史之谜。许多人对这个问题仍十分感兴趣，将会不断地争论下去。
宋太宗登基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上台后，大刀阔斧，整顿军队，调整了行政机构，集中了财权，从而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同时，他先后平定了南方的一些割据政权。正当他雄心勃勃，大展宏图之际，做了17年皇帝的赵匡胤却于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晚上突然离世，年仅50岁。对于他的死，《宋史》等官方的记载十分简单，不讲是什么原因。数十年后，民间的笔记小说开始谈及宋太祖之死。由于谈起这件事的笔记小说极为庞杂，不久就越描述越玄乎了。
北宋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是最早谈起的一本书。书中说：十月二十日这天晚上，天刚暗，星斗明灿，宋太祖满心喜欢。不一会天气突然起了变化，阴霾四起，雪雹骤降。宋太祖命人打开端门，将自己的弟弟开封府晋王赵光义召来。赵光义来后，太祖让他进了寝宫，两人酌酒对饮，太监、侍婢全部退下。只见烛影下的赵光义不时地在桌子旁站起来，好像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二人喝完酒，已是半夜三更，殿前的积雪已积到数寸。赵匡胤拿了斧头刺雪，回过头来还对赵光义说：“好做，好做。”之后太祖脱了衣服睡觉了，不一会鼻息如雷霆。当晚赵光义留宿在宫殿内。将近五更时，在宫殿周围的人一点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太祖已经驾崩了。当天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宣读遗诏结束，近臣瞻仰宋太祖遗容，只见“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很多人认为这条资料不是空穴来风，虽不能说字字准确，但也大致可信，所以习惯上将太祖死的过程称之为“烛影斧声”。
另外，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也记录了宋太祖死时的一些情景，没有说宋太宗是杀宋太祖的凶手，却讲到了太宗是怎样篡位的：太祖刚死时，孝章宋皇后让内侍都知王继隆召太祖子秦王德芳。王继隆知道宋太祖一直有想法要传位给晋王，所以不到德芳的家里，而亲自一人直接来到晋王家里。刚近晋王府，见医官贾德玄坐在门口，问他为什么来，德玄说：“昨夜二更时，有人到门口来叫我，说是晋王召。到门口一看，却不见人影。我恐晋王有病，所以就赶来了。”王继隆觉得很怪，就告诉他太祖已死。叫开门，两人一块见到了晋王。听到宋太祖死的消息，晋王大吃一惊，犹豫再三，不敢前去，说：“让我和家人商量一下。”跑进内屋后久久不出来。继隆催促他说：“时间太久了皇位要为他人抢走的。”于是与晋王雪地里步行至宫门。三人来到寝殿，宋皇后听说继隆回来了，问，德芳来了没有，王继隆回答说：“晋王至矣。”宋后见到晋王，愕然不知所措，连忙改口称“官家”，还说：“我们母子的性命，全部托给官家了。”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宋代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综合了上述这些书而录人，使得“烛影斧声”这个千古之谜更广泛地流传开来。
历代很多人认为宋太祖死得太突然了，而且与这些故事的主角宋太宗赵光义有关。宋太祖之死，是宋太宗下毒手的结果。不过宋太宗是怎样下毒手的，却有各种不同讲法。
有人认为是赵光义在酒中下了毒。《默记》卷上记载，宋太宗曾以牵机药赐死李煜。《烬余录》说，孟昶和钱也是被宋太宗毒死的。酒中下毒是太宗的惯用手法，宋太宗与医官程德玄的关系十分特别，可能是德玄用医术帮助了宋太宗登上皇位。
有人根据《烬余录》甲编的记载，认为宋太宗调戏花蕊夫人而被宋太祖发现，一时性起杀了太祖。该书说：宋太宗平日里在太祖面前多次称赞花蕊夫人费氏很有才能。几个月后，蜀主孟昶死。太祖很想看看费氏长得怎样，就马上召费氏入宫。由于费氏十分敏慧，宋太祖十分欢喜她，把她留在身边长达十年之久。这天晚上，太祖因病卧床。到了半夜，太宗就叫他，见太祖不应，就乘机调戏费氏。太祖醒过来看到后，用玉斧砍赵光义，于是两人扭打起来。等到皇后和太子来时，太祖已经奄奄一息了。赵光义砍伤太祖，感到十分羞愧，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的府第。第二天早上，宋太祖崩。有关专家认为，太宗戏妃直接导致了“烛影斧声”的发生。宋太宗好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曾经强抢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霸占了李煜的后妃小周后，还掠夺北汉嫔妃。
有学者认为调戏花蕊是偶然事件，太宗要杀死太祖的真实原因是二人之间权力分配不均。赵匡胤只知道防范大臣，却放松了对弟弟的防范，致使他权力坐大，超过了皇族集团内部任何人，因此自然地引起赵光义早日登上龙位的欲望。二人在军事、迁都方面主张都不一样，矛盾激化的结果使赵光义最后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般人认为是宋太宗杀了宋太祖，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宋太祖并非死于暗杀，他的死与太宗无关。明清时期已经有许多人提出了“斧声烛影”的事不可信，在抗日战争时期逝世的宋史专家张荫麟撰文，也说太祖不是死于暗杀。另有人认为宋太宗杀宋太祖事实上不太可能，《湘山野录》是一部笔记，出现已是数十年之后，最多只能说宋初有这样的传闻。
日本有个学者叫荒木敏一，他认为赵匡胤很爱喝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这个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宋太祖的确是喜欢饮酒，但事实上他早在建隆二年（961）就对近臣说：“沈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他对饮酒早已有所节制，所以不可能死于饮酒过度。
另有学者发现赵宋宗室有家族病，主要是由躁狂忧郁症引起的暴亡、早亡、精神病，这些病都会遗传。赵氏家族第一代赵匡胤五人，善终者只有太宗一人，其余不是早亡就是暴卒。第二代太祖四子中，忧死和早亡各占一半，宋太宗九子，得尽天年的只有一人。赵氏一、二代共28人，其中夭死4人，一个年龄不详，余23人平均年龄只有41岁，比宋代上流社会平均62岁小得多。在《湘山野录》等书中，作者毫无暗示太祖死得不明不白，到是后人在疑神疑鬼。而且当时夜宴在皇宫内进行，太祖召太宗进宫，太宗根本无法预作准备。宴会间左右不曾离人，太祖入睡时也无异状，又有侍寝守护，说是太宗谋害简直不可思议。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是由于躁狂忧郁症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症，即通常说的脑溢血。史书中记载赵匡胤死前的许多情形，都是脑溢血的典型症状。
赵太祖死于非命，这是许多人都能够接受的，但到底是病死还是被杀死，目前仍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使大家都加以信服。但就太宗在此后心安理得地登上帝位不是让给太祖长子德昭，及此后将具有资格可能承袭皇位的皇族全部借故翦除来看，太祖之死应该与太宗有关。《湘山野录》上的记载多少有点吞吞吐吐，说明了早在宋代就有人开始疑神疑鬼了。自明代程敏政的《宋纪受终考》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研究此事的文章层出不穷，认为这一事件纯属篡弑性质，似已作为定论。至于案情的某些细节，却因年代久远，证人证物早已灰飞烟灭，根本不可能再作出确切的判断，仍可称之为千古之谜。
明成祖朱棣之谜
朱元璋建立明朝，制定了一套嫡长子继承皇位、余子分封王爵的制度：“国家建储，礼以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又说：“居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以封王爵。”而且还规定：“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在《明史》中记载了明朝的制度：皇子封亲王，受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就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为巩固朱姓天下，从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模仿汉高祖，大封诸子为王。此后又屡有封建，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到各地为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等王是其中实力最强者，诸王成了皇权的重要支柱。
明太祖对自己死后的嗣位十分重视。洪武三十年（1397），他生了大病，认为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就命足智多谋的李淑妃自尽，以防像唐朝一样出现“武后之祸”。太祖的长子朱标，为马皇后所生，洪武二十五年（1392）因病医治无效死了，再选一个继位者成了朱元璋十分紧迫的事情。朱标子朱允生下来时额颅稍偏，人虽聪颖，但仁柔少断，朱元璋觉得不是最适合。燕王朱棣智虑过人，性格像朱元璋的父亲，朱元璋十分钟爱他，一度时间想把皇位给他。朱标死时已有五个儿子，嫡子早殇，次子朱允也已长大，朱元璋要舍孙立子，不合自己制定的礼仪。于是他召开群臣大会，以欲立燕王棣之意询问诸臣，学士刘三吾当场反对：“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礼。若立燕王，那么秦王、晋王该怎么办？”这样朱允就成了皇位的继承人。
各地分封的藩王，都以叔父的尊严，看不起侄儿朱允，只是因父皇还活着，大家隐忍不发罢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在遗嘱中他称赞皇孙朱允人很聪明，讲究孝道，希望各位大臣尽心辅助，各地诸王驻守原地，不用赴京奔丧。几天后朱允即位，称明惠帝，改元建文，所以又叫建文帝。建文帝明白各地藩王实力强大，战功卓著，就以太祖遗诏为由，禁止各位王叔入京。燕王朱棣人已到淮安，只能调头回到北京，内心充满着怨恨。
建文帝上台后，对王叔们不把他放在眼里十分记恨。特别是力量最强大的朱棣，入朝见他的竟然立而不拜，令他十分恼火，遂着手作削藩的准备。他先是将周王贬为平民，后接连治代王、岷王、湘王、齐王等罪。接着在自己当年的伴读老师黄子澄等人的谋划下派人到北京去，控制燕地兵权，监督燕王行动。建文元年（1399）七月，建文帝走出了最为冒险的一着，他命北平左布政使张等发兵逮捕燕王，但早作准备的燕王把张等全部擒杀，以清君侧为名，打着靖难的旗帜，废除建文帝的年号，续称洪武三十二年，正式开始了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共历时四年，至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开门投降，朱棣带兵入城，在任官员四处逃窜。气急败坏的建文帝下令放火烧宫，当燕王来到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不知去向，所使用的宝玺也随他一起消失。建文帝哪里去了？
正史记载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当燕王到来时，建文帝自知大势无可挽回，遂纵火自杀。《太宗实录》说，朱棣兵攻至南京城下，文武百官诸王无计可施只能前来见皇帝，建文帝想出去迎接朱棣，想不到左右的人已全部散尽，仅有内侍太监数人而已。建文叹曰：“我何面目见耶！”就关了门自焚而死。朱棣上台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就谈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阉宫自焚。”但建文是否真死于自焚，很多人表示出怀疑。因为事后朱棣命太监在火烧后的余烬中反复搜检，发现了马皇后和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却就是不见建文帝。《太宗实录》说朱棣是找到了建文帝，并令以皇帝规格举行葬礼，但明清两代从未有人提到在南京附近有建文的陵园。《春明梦余录》谈到明末有人请崇祯帝将建文列入祀典，崇祯叹道：“建文无陵，从何处祭？”上世纪30年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就认为虽然《明实录》载建文帝在宫中起大火时烧死，但明代就无人相信。清朝修《明史》说“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这是因为康熙时朱三太子案搅得人心惶惶，因而“故有此曲笔耳”。
没有被火烧死，建文帝哪里去了？孟森认为在宫中火起之前，建文帝逃出去了。《明史·姚广孝传》谈到永乐十六年（1418），84岁的姚广孝不能入朝，成祖到庆寿寺去看望，问姚有什么要他办。姚什么也没说，唯独说起僧人溥洽被关了很长时间，希望皇帝赦免他。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有人说他知道建文帝的去向，明成祖以其他事情的借口将他关了起来。如果成祖找到了建文帝的尸体，何必还要将溥洽关起来而追寻建文帝的踪迹？《明史》中还说成祖怀疑建文帝出走，所以派了胡到天下各地去寻找，还派郑和下西洋，如果成祖有建文帝的下落，何必还要遍访十余年？
此后有人指出，嘉靖年间郑晓的《建文逊国记》，是明确说建文帝逃出金陵城的第一部书。
照上面的说法，建文帝可能是逃出去了。逃出后的建文帝在于什么？
有人认为他是做和尚去了。《明史·程济传》说：“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也为僧出亡，济从之，莫之所终。”南京城攻破而程济失踪了，所以人们怀疑他与建文帝一起做和尚了。《明朝小史》对建文帝的去向说得活龙活现：太祖病重时，给了建文帝一个密封的小匣子，让他只有到了危难时才可开启。到靖难兵入城时，建文帝想起了小匣子，把它打开，原来是和尚的一份度牒。于是削发披缁，从地道中逃出。有人认为建文帝城破前与杨应能、叶希贤一起削发为僧，法名“应文”。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了《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重新造册登记，对僧人进行过总调查，目的是为了寻找出建文帝。从永乐五年（1407）起，他还派胡以寻仙人张邋遢为名四处出巡，一找就近二十年。有人指出，朱棣死后，建文帝才回到北京，迎入西内，死后葬在西山。更有人声称在西山找到了建文帝的墓地。
当了和尚的建文帝到过些什么地方？许多人认为建文帝以僧人的身份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四川、贵州、云南以及缅甸等地。有人指出建文帝曾到重庆三次，住在大竹山善庆里。有人主张，建文帝出亡在近不在远，不是在云、贵、川、粤，而是在吴县的穹隆山皇驾庵，永乐二十一年殁亡，葬于皇驾庵后的山坡上。有人认为徐霞客在贵州广顺东南的白云山间，看到建文手植的巨杉二株，树西半里的古寺，是建文所立。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是以滇为家，在最初三十多年中，为躲避朝廷追缉，他行踪不定。《神宗万历实录》记载万历二年，首辅张居正曾说：“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剃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云游至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明代人就认为他主要在云南活动。《明史》也说：“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明清以来流传的许多地方文献，都可说明建文帝曾在滇中、滇西留下了足迹。有人认为建文帝到南洋去了。成祖找不到建文帝，始终有一块心病，他害怕建文帝没有死，会召集人马用朝廷的名义来讨伐他，于是派出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宣扬国威，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在郑和下西洋的人中，有的竟然是锦衣卫的人员，他们主要是针对建文帝的。
建文帝出逃做和尚的说法为许多人津津乐道，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为僧之说不足信，因为当时京师内宫并无秘密地道或御沟通往城外，所谓剃发为僧、云游四方，都是民间传说而已，是无稽之谈。这大概是明成祖明白自己是抢夺帝位的，“欲曲讳其自弑恶名，故反隐播此说”，这样做想说明他还没有致建文于死地，而后来的文人不明其理，“缘饰其间，遂成千古疑案”。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既非自焚，也非出亡，而是被成祖所杀而灭迹。
建文帝究竟哪里去了？如果说建文帝是自焚死了，的确是无法解释史书中的种种矛盾；如果说建文帝是出逃为僧了，但大多是笔记小说所记和民间传说，确凿有力的证据还十分缺乏。看来在短期内这个谜案是很难解决的。
皇太极继位之谜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毒疽发作而，死，皇太极继承汗位。关于皇太极是如何继位的问题，有不同的说法。
据朝鲜史籍《鲁庵文集》记载：“老汗（努尔哈赤）临死曰：洪佗始（皇太极）能成吾志。终无所命而死。”因而皇太极得汗位，是符合努尔哈赤临终之命的。
长期以来，一些明清史专家认为，皇太极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来的。清人蒋良骐的《东华录》顺治八年（1651）二月己亥诏内载，多尔衮声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暗示皇太极篡夺汗位。据说，努尔哈赤生前已立多尔衮为嗣子，而皇太极用阴谋狡诈的手段从其幼弟手中夺取了汗位，为去除篡位障碍，还逼迫多尔衮生母大妃纳喇氏死殉。此说受到一些人怀疑，因为努尔哈赤痛恨多尔衮生母不忠，去世前特命她死殉。当时多尔衮才十五岁，既无功业，亦无威望，故不可能立多尔衮为嗣。皇太极即位后，对多尔衮“特加爱重”，大力培养提拔，多尔衮对皇太极的恩育万分感念，尽心尽力辅佐皇太极，勋劳卓著，成为皇太极最得力的助手。总之，皇太极与多尔衮兄弟感情较好，无法想像皇太极对多尔衮干下篡位、杀母的勾当。
现在许多学者包括个别百家讲坛的学者认为或者说倾向于，皇太极的汗位是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与诸贝勒争夺汗位的斗争白热化，最后皇太极击败对手自立为汗。其间，皇太极与代善的争斗尤为激烈，代善有勋绩，有声望，也有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是汗位的有力竞争者，皇太极抓住一切机会打击代善，如利用代善与大妃纳喇氏的暧昧关系，推波助澜，借助舆论，促使努尔哈赤罢黜大妃，代善威望遭受损害。努尔哈赤死后，又逼大妃死殉，削弱代善的势力，最后压服代善，夺取汗位。
然而我认为，皇太极汗位并非夺立，而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未立嗣子，而是确立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为汗者须请贝勒推举产生。当时诸贝勒中，数皇太极实力最强，努尔哈赤死去当天，代善长子劝代善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表示同意。次日，在诸贝勒大臣聚于朝时，代善提议举皇太极为汗，请贝勒“皆喜曰善。议遂定，乃合词请上即位”。《鲁庵文集》所记更富戏剧性：代善表示，按努尔哈赤遗愿，当立皇太极为汗。皇太极推辞，主张代善当立，并“相让走避”。国不可一日无一君，大臣们一会儿去请代善，一会儿去拉皇太极，“号呼奔走于两间者再三，凡三日”，最后还是代善使人“群拥”皇太极即位。这里不见刀光剑影、不择手段的权力争斗，代之以和平友好的互相谦让。这与贯串清朝特别是其前期血腥的最高权力之争，形成强烈反差，令人难以置信。其中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按当时情况，民主推举皇太极为汗，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人们相当崇尚武功，而皇太极的武功远远超过才十几岁的多尔表，与代善比也不相上下；此外，在政治识见、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上，皇太极都高出请贝勒一筹，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尚未发展完善，遇大事须协商办理，因而推举才能卓著的皇太极即位，是不足为怪的。
顺治宠妃之谜
董鄂妃，又作栋鄂妃。她的来历有三说：
一说是《清史稿·后妃传》的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二说是董鄂妃为秦淮名妓董小宛。董小宛原为江南名士冒辟疆之妾。江南名妓知书多艺，倾慕东林，如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卞玉京与吴伟业、顾眉生与龚鼎孳，都是佳人配才子。持此说者认为，清军南下，董小宛被掳到北京，先留在王府，后被太后要了去。顺治看了喜欢，就从孝庄太后那里要到自己身边，用满洲姓董鄂氏。其实，只要用一些史料排比看一看，就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根据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记载，冒辟疆初识董小宛在崇德四年（1639年），那一年董小宛16岁，顺治帝才2岁。而顺治娶董鄂妃时是19岁，董鄂妃18岁。如果董鄂妃就是董小宛，那么此时她应当是33岁了，显然年岁不合。同时，《影梅庵忆语》对董、冒二人从相识、完婚、蒙难到董小宛病死，都有比较详尽的记录。大致的情形是：
崇德四年（1639年），董小宛16岁。冒辟疆初遇董小宛。
崇德六年（1641年），冒辟疆又邂逅陈圆圆，称其“令人欲仙欲死”，于是疏远了董小宛。
崇德七年（1642年），陈圆圆被周奎购京师，冒辟疆重逢董小宛。
崇德八年（1643年），董小宛20岁，入冒辟疆家，为其妾。董小宛“却管弦，洗尽铅华，精学女红”，一心一意做良家妇女。
顺治二年（1645年），董小宛22岁。清豫亲王多铎率军渡江，破南京。冒辟疆在逃难中患病，“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摸，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董小宛辛苦侍疾，无微不至。
顺治四年（1647年），董小宛24岁。冒辟疆再病，“勺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姬当大火烁金时，不挥汗，不驱蚊，昼夜坐药炉旁，密伺余于枕边足畔六十昼夜”。董小宛二度侍疾。
顺治六年（1649年），董小宛26岁。冒辟疆患病，董小宛三度侍疾。
顺治八年（1651年），董小宛28岁，病死。这不仅有冒辟疆的笔记，还有当时不少文人学士的悼念诗词，均可证明当时董小宛确实死在冒府。——出自百度
董小宛比顺治大14岁，同冒辟疆结婚9年未生育，并于顺治八年已病死，所以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说实属望风捕影，不能成立。
三说是董鄂妃原为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汤若望传》的记述：“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底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根据陈垣先生的考索，她似乎就是顺治夺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爱，但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董鄂妃，这位神秘的女子，让那么多文人墨客梦绕魂牵，赋诗寄情；又让那么多历史学家费尽心思，苦心考索。但直到今天，她的身世依然是个待解之谜。
顺治皇帝出家之谜
世祖出家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是说顺治帝因爱妃董鄂妃之死，悲恸万分，痛苦异常，最后竟看破红尘，跑到五台山清凉寺当了和尚。这一说法流传得十分广泛，后代还据此派生出康熙皇帝五台山认父的故事。那么，历史上的清世祖真的出家当和尚了？要讲清这个问题，还得从他的几个皇后谈起。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六岁登基，只活了24岁，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福临共有三个皇后，14个具有名位的嫔妃。当他11岁时，摄政王多尔衮派亲王阿济格到蒙古为他选聘皇后。满蒙联姻是清初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只有联姻北方才会安定，皇太极有封号的后妃，几乎全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子。多尔衮为顺治选的新娘是孝庄太后哥哥吴克善的女儿，孝庄太后自然是十分赞成。顺治八年（1651），册立为皇后，举行大婚姻礼。然而顺治并不满意皇后，婚后两人关系不和，长期分居，并未生下一子半女。顺治十年，皇帝下令废后。当时多尔衮已死，皇帝也已长大，孝庄见两人难以和好，遂默许皇帝另择皇后。1654年，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两个女儿被接进宫中，一个月后，姐姐被册封为后，即孝惠章皇后，妹妹封淑惠妃。这个皇后十分淳朴，没有什么特长，所以顺治对她横竖不顺眼，态度冷淡，皇后和淑惠妃都终身无子。这时，顺治看上了另一个女子，她就是董鄂氏。
董鄂氏是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鄂硕之女。15岁那年应选秀女，因她聪明漂亮，知书达礼，被顺治同父异母弟襄亲王看中，成为他的妃子。当时的贵族命妇要轮流到宫中侍候皇帝的后妃，这样董鄂妃就有机会接触到顺治，二人彼此萌生出感情。襄亲王知道后，大骂了董鄂妃一顿。此事被顺治听说，竟然打了襄亲王一记耳光。老婆跟别人私通，还要遭打，襄亲王受不下这口气，怨愤致死。顺治乘机将董鄂妃收到宫中，册立为贤妃。
孝庄太后在选择皇后问题上与顺治早有矛盾，她希望顺治在蒙古部落中挑选后妃，但现在董鄂妃的出现，使得蒙古的后妃均受冷落，孝庄的忌恨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孝庄发现了顺治与董鄂妃之间的感情后下令停止命妇入宫，但为时已晚。1656年12月，顺治正式册封董鄂妃为贵妃，并照册立皇后的仪式颁诏天下。次年10月7日，董鄂妃生下皇四子，第二天顺治宣称皇子是“朕第一子”，弄得宫内宫外都猜测这位新生儿一定是将来的皇太子。孝庄太后忍无可忍，要设计构害董鄂妃。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