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述毒气兵的训练与配备问题上，后口笃文的供词简直可以说是既简明又扼要。见后口笃文笔供(1954年9月13日)，(1)—119—2，671，1，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90—392页。
后口笃文1954年9月13日的亲笔供词：
“1.我接受毒气训练的时间与场所
甲、1941年，在广岛第五师团一一联队后备队第六中队开办的第一期新兵训练期间受训三日。时任步兵射手，二等兵。
乙、1941年9月，在湖北省江陵县沙市的第39师团231联队开办的后备军官集中训练期间，受训六日，时任第二内务班一等兵。
丙、1942年3月，在江苏省南景后备军官训练队受训三日，时任第三内务班上等兵。
2.毒气训练概要
甲、毒气种类：我只记得有红、绿、青、茶褐色及黄色5种。毒气筒规格为大、中、小三种型号，此外还有毒气手榴弹及毒气炮弹等。
乙、毒气性能：红色为喷嚏型(时间短暂)、绿色为催泪型(时间短暂)、青色为窒息型(时间短暂)、茶褐色为糜烂型(时间持久)、黄色为芥子气体型(时间持久)。〔注：实际上，黄色1号为芥子气体型、黄色2号为糜烂型、茶色的为氰酸液体型〕。
丙、毒气的效力与使用目的：短暂型毒气弹内装气体。其杀伤效果是刺激人的呼吸道和眼睛，使之失去行动自由后，来达到杀伤的目的。尤其是短距离作战及拂晓发起攻击时，可利用风速弥漫毒气，以此来大量杀戮敌方。
持久型毒气弹内装液体。其杀伤效果是毒液侵蚀人的全身皮肤，使之糜烂并最终使人丧命。因此类型毒气弹杀伤力面积大，可区域性地彻底消灭抗日爱国力量和当地百姓，故而是一种最为残忍且又非人道行为的化学武器。日军经常在拂晓时分使用这种毒气弹。
丁、毒气的使用方法：①近距离——卸下毒气筒底部后盖、点燃内部的发火装置后投掷出去；②中距离——发射红筒装有弹簧装置。将该发射筒倾斜45°角固定在地面上，发射的毒气弹可命中一二十公里远的密集目标。③远距离——可利用毒气发射器或火炮。
〔注：火炮为迫击炮、山炮、野炮〕
戊、毒气配备：各中队配备大型红筒一个，中型红筒，圆筒20个，小型红筒、绿筒约150个。行动时，小队配备中型红筒2个，小型红筒、绿筒10个，发射红筒20个。另外，联队里还配备持久型毒气弹，而大队里则配备毒气发射器、毒气炮弹及毒气手榴弹。
己、防毒装备：部队都配备九五式防毒面具、及九九式全套防护服。”
村上勇二的供词中记录了有关师团毒气兵的编制问题，他说：“按照1937年及1941年颁布的第5号动员编制令，各师团都配备了负责指挥毒气作战的军官、下士官及毒气兵，其总数为534人。第五十九师团也大致相仿。引自村上勇二笔供(1954年6月25日)，(1)—119—2，2，3，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88页。”村上先后担任过第五十九师团的作战主任、情报主任及教育主任之职。他认为，毒气兵是师团中的最重要编制之一。 日本无视国际法准则，从日中战争开始就将毒气兵列入了部队编制，而且还秘密地向各部队提供化学武器。
《侵略》一书中有一篇阿贺惠撰写的文章，题为“甲号弹——毒气弹的使用”。作者在文章中说：“化学武器之类的资料是军事秘密，故尔都收藏在部队文件箱的最底层。但作为武器实物，各部队的驻地哪怕是条件再差，也都单独设有一个存放毒气和防毒面具的仓库。另外部队行动时，即使是小股部队作战，也都携带着毒气和防毒面具。这对当时无任何防毒装备的八路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另据落合英明著的《日本的恐怖毒气战》(番盯书房)中介绍，当年曾在大久野岛毒气厂工作过的知情人告诉他，“红筒里装的是红一、黄一、黄二等型的混合毒气，是一种早期生产的杀伤性武器”。
此外，昭和十六年第7册的陆满密大日记中还记录了关东军请求提供特别弹药的报告：
(A)副官呈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
根据1月21日关兵弹甲第3号及5月3日关兵弹甲第29号的申请报告，现将拟定申请提供的特殊弹药开列如下(见附件一、二、三)，特此呈报。 (B)副官呈陆军兵器本部次长的报告
关东军申请昭和十六年度干部培训专用弹药的报告已达。另附所需弹药种类及数量(见附件一、二、三)。特此呈报。
又及：根据临时军费令之规定，该费用应从预算内支出。
上述两份报告都盖有陆满密第401号及昭和1916年5月22日的印章。
附件一中，在开列各种弹药的末尾处还特意注明提供榴散弹和红弹。
附件二的末尾则请求提供黄弹。其规格及数量如下：
(附件二)
规格型号数量九五式野炮黄弹药筒180个九一式10榴弹炮黄弹药筒160个九四式山炮黄弹药筒180个四年式15榴弹炮黄弹药筒20个九六式16榴弹炮黄弹药筒60个九二式10加农炮黄弹药筒40个丙型黄弹2000公斤附件二中的所谓“黄弹药筒”指的就是持续糜烂型毒气，当时陆军省本部已批准它在战场上使用。
报告(B)中的副官是指陆军省高级副官川原直一；报告(A)则是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呈给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有关请求提供特种弹药的申请报告。
虽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施放毒气的案件目前正逐步浮出水面，但我认为，它离解开全部真相之谜仍相差甚远。譬如《细菌战与毒气战》之二记述了“日军四处施放毒气残害众多中国百姓”内容，但恰恰就是这部分到目前还未译成日文。该著作中的“放毒大事记”举证了日军毒气作战的744个案例，现笔者将其整理成表附后。另外，吉见义明在《失去法律时效的战争责任》(绿风社出版)的一书中也认为：“日军实施的毒气战现已明朗化”。但他书中举证的日军在武汉作战中使用毒气达375次以上的这个数字，就没有统计在“放毒大事记”之中。日方所搜集的资料皆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那些日本战犯们的供词。尽管这些资料极其珍贵，但它仍具很大的局限性；而中方的统计又都来自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报告，当然它也未必一览无余、滴水不漏。其中的不足之处，恰恰就在于这里面缺少来自国民党战线上的统计数字。我想，填补这一空白的任务恐怕要由日本的历史学者来完成了。虽然本书也记录了744次这个数字，但我认为，实际数字则远远不止于此。由此可知，如今已统计出来的这744次毒气惨案就足以令人震惊不已，而那些尚未揭露出来罪行又有多少呢？
另外，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记录的“检察机关认定证据”中，附有一份“关于日军在中国实施毒战的说明文件”见《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9)《有关毒气战资料》，资料15.。其中记载着：据中国军方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期间，日军在中国境内使用毒气1312次，死伤者 36 968 人。
毒气试验地——伪满洲国
除本书提到的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实地演习之外，“放毒大事记”一文中记录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毒气的案例不多，它所涉及的内容也只是新京第二独立守备队使用糜烂型毒气方面的培训、见阿部清二笔供(1954年9月20日)，(1)—119—2，626，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野战重炮第二联队的实战演习、见宫下胜弥笔供(1954年8月10日)，(1)—119—2，297，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3页。三棵树护警队对拘留的中国人进行催泪瓦斯测试，见冲野一行口供(1954年9月16日)，(1)—19—2，697，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4页。以及牡丹江陆军医院院长兵藤周吉在外科手术间给一名拘押的中国人做摩烂型毒气试验见片桐济三郎口供(1954年8月17日)，(1)—119—2，206，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页。而已。由此可知，日军当年只是把中国东北、即伪满洲国作为毒气的试验地，而真正实施毒气战则放在了长城的另一侧，即关内。
因此，尽管关东军在兴隆一带大肆残杀百姓，但因兴隆位于长城以北，且又是日本鼓吹“五族协合”的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内侧，所以它在这里一般很少公开使用毒气作战。而偏岭子村老人们提到的龙井关施放毒气，拷打村民的惨案，理应是驻守在长城南侧，即河北一带的日军所为。与其说一一审讯这30名村民，还不如统统毒死来的痛快，而这正是毒气战的特点。
据说1941年5月，第九独立守备队第13大大队在承德离宫内举办了一次毒气防卫训练演习，演习中使用的毒气弹是红筒和绿筒。见高桥正三笔供，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02页。那么此次演习的目的何在？它要防卫的敌人又是谁呢？我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