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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兰彬与晚清外交》一书是我退休前就计划写的一部书稿，但一直没时间完成。退休后在没有太多牵挂、较为集中的时间以及平和心境下写就而成，而且比预定的时间还要早。对我们这类人来说，写书并无他求，只是既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不写真有点可惜。写书的过程中，有时反而感到带给自己超负荷的透支：苦思苦想、挖空心思、彻夜难眠、绞尽脑汁、刻骨铭心、疏忽家人、远离朋友……。然而，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每天坐在电脑前触碰键盘，推敲自己想做的事，自视为最大的享受，是一种快乐。
我之所以执著地要完成这本书有诸多原因。其一，测试一下自己退休后有没有毅力和恒心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也要测试自己的智力是否也退休，自己是否行进在“老年痴呆”的路上。其二，写此书的目的并非为陈兰彬树碑立传，而是有更深层的考虑，因为陈氏经历过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史无前例事件。他是第一位率领幼童赴美的留学生监督，第一位中国驻美公使，第一位受清政府派遣赴古巴调查华工的中国官员，他在华盛顿建立第一个中国驻美使馆，在旧金山、夏威夷、古巴建立第一个中国领事馆。他的活动反映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突破，体现了近代中国在外交上迈开艰难的第一步，这就是写此书的价值所在。但是，过去没有一本陈兰彬的专著，基于此，我要把历史的真实写出来。其三，关于陈兰彬的资料比较分散，目前发掘得很不够。我曾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尽其所能深挖资料，后来又有机会在香港大学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学术访问，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又通过馆际互借的方法，寻找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所藏的有关资料，似乎对陈兰彬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自己学习历史已经几十年了，在一种责任感、使命感的驱使下，下定决心要把这本书写出来。其四，经过史料的鉴定，觉得以往对陈兰彬的评价欠缺公允，有些史料分析不符合当时历史的现状，甚至有些说法一直以讹传讹。为此，我想写一本尽量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书。
我尽我所能，十分投入地写成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用史料说话，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也不厌其烦地引用了同时代人的所见、所闻、所说，让我们更加走近历史。同时，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坦诚自己的看法，但并不渲染自己的观点，更不会用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2008年12月，在广东省吴川市召开“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章开沅、张海鹏等著名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根据发掘的新史料，用新的视野写出了有分量、高质量的论文，对陈兰彬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会后，我根据新的史料又就陈兰彬的一些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并写成《陈兰彬与晚清外交》初稿，并请丈夫林家有教授为我把最后一关。
相依相伴了四十多年的老伴，从来都是我的文稿的第一个读者，也是第一个挑剔者，他总是能找到文章的致命伤，或是能在啰里啰嗦的文卷中，用一句简单明了的话加以概括，我一直很欣赏他的那份本事。但是，这次他审查我的初稿时却出现了状况。连续的出差参加学术会议，完成他自己的书稿，审阅别人的书稿，已经耗费了不少精力。之后，当他看完我的书稿最后一章时，突然因劳累过度胃出血而住院，最后一章是在医院里看完的，这令我深深内疚和不安，幸好老天爷眷顾，一个多星期后他病愈出院，才除掉了我心头上的负罪感。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时刻都为我国历史富有深厚的、沉淀的文化积累而震服，为先人跋涉的足迹所感动。现在看来，出国留学、派官员出国处理外交事务，均是正常的活动，但在闭关锁国的局限下，走出国门就需要勇气，我们的先人在知识准备不足，国内外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走出国门，开始了解世界，与各国打交道，实在不容易。历史走到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晴空万里，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历史，因为那一幕幕的历史启迪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使人奋发、催人向上，让我们牢记历史，放眼未来。
梁碧莹
2009年国庆节写于中山大学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