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任的几位监督
在驻美出洋肄业局的运作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不同的留学目的，出现了正副监督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白热化，与诸多因素汇合一起，演变成留学生提前撤回的结局。
继陈兰彬后，还有三名监督。翰林出身的区谔良（字海峰）在光绪元年（1875）秋至光绪五年（1879）春任职。五品主事容增祥（字元甫）在光绪五年（1879）任职，只任了一个月，即“丁忧回籍”。翰林出身的吴嘉善（字子登）在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七年（1881）任职。 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第289－290页。
同治十三年（1874）陈兰彬赴古巴调查华工情况，后又接通知回国协助总理衙门与西班牙就古巴问题的谈判。出洋肄业局总办一职由区谔良接任。区谔良是由陈兰彬推荐，李鸿章奏请朝廷批准，于光绪元年（1875）任职。光绪元年（1875）四月三日李鸿章复信陈兰彬，谓：
区海峰志气坚卓，年力正富，荐举得人，曷任欣佩。惟出洋之行，须与四批幼童偕往，计期当在夏秋之交，而执事销差早迟尚难预定，调用京员必应奏明办理。海峰既决意远游，拟据来函所陈各节，附片奏调，届时再会同南洋大臣札饬遵行。高明以为何如？另拟驻洋局章程四条，均甚周妥，容即分札上海、哈富两局照办。顷据日国新派公使法姓过津函称，即日赴京议办华工，一时似难就绪。 《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3615页。
李鸿章认为陈兰彬荐举得人，对区谔良“志气坚卓，年力正富”，决意远游表示满意，并决定奏请朝廷任用。他在后来的《调区谔良回华折》中也谈及此事。奏曰：
窃臣于光绪元年四月，奏派工部候补主事区谔良出洋，会同原派委员容闳经理幼童肄业各事，当即札委携带第四批幼童赴美国哈富地方居住，照料各童学习文艺。查升任宗人府府丞陈兰彬，原与容闳同派管带学生，常驻美国，旋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办古巴招工章程，檄调陈兰彬回京，维时以幼童肄业事宜关系紧要，遴派区谔良速往接办，由臣奏明，请旨敕下总理衙门暨工部，仍照出差人员向例办理，如有成效，从优酌保，以示鼓励在案。 《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1375页。
区谔良于光绪元年（1875）以出洋肄业局总办的身份带领第四批学生一起到美国。但是，区谔良很少向李鸿章谈及出洋肄业局的情况，只是通过陈兰彬的信，李鸿章才知道头两批学生已有五十余人选入中小书院。容闳对区谔良的印象也可以，他说：“新监督区谔良，大约即陈兰彬所举荐，此行与一妻二子俱来。区君较陈兰彬为年少，虽非翰林出身，固亦中国饱学之文士。其人沉默静穆，对于一切事物，皆持哲学观念，不为已甚。其于前人布置已定之局，绝不愿纷更破坏之。观其所言所行，胸中盖颇有见地。惜此君任事未久，于1976年即辞职归国。”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1页。
光绪四年（1878）容闳赴华盛顿筹办使馆事宜，肄业局事情，一切由区谔良和容增祥管理。同年，区谔良以“肄业生童经费不敷”为由，要求增拨经费，“逐年用款，合计四十九万二千两”。时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国内经费吃紧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满足出洋肄业局的要求。他与南洋大臣会商，决定“添拨银二十八万九千八百两，分年均解”。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李鸿章要求肄业局精简人员，节约开支。他认为“局中各童均已考书院，事务较前减少”，“总办二员，可裁其一，教习二员全裁”。 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524页。华盛顿离哈富（哈特福德市）不远，容增祥虽担任使馆参赞，但可专驻哈富，管理肄业局事务。同时，据出洋肄业局沪局刘翰清报告，沪局每年用银一万一千两，计四年共支银四万四千两。但沪局从1871年至1874年止，实用银三万五千一百一十一余两，节省八千八百八十余两。 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第593页。其节约的余款亦用于支持出洋肄业局幼童的经费。
后来，区谔良想离开出洋肄业局监督的岗位。光绪四年（1878）八月十五日李鸿章去信陈，问及陈关于对区谔良的意见与学生的实在情形。信函问及：
哈富学生见在造诣若何？与区海峰、容元甫等如何商筹布置，谅已有文函在途。筱宋来信，深盼海峰移作日本副使，可就近接眷。弟以东洋副使并无调换之说，若学生有替人，商令回华或可与执事酌办。未知海峰意见与学生实在情形，是在老兄妥细商度耳。美国各邦自为风气，其议院人多语杂，交涉各事恐非易办。容纯甫尚能和衷协力否？念念！日使催赴西班牙，爱使为招工之事亦催早赴秘鲁查办，乃可定议。闻秘鲁邦各山察凌虐华工如故也，应否先派总领事前往查察。曾劼刚放驻英公使，与崇地翁皆九月先后出京，由轮船分往。筠仙候代回国，李丹崖署德使，刘云生亦撤回矣。德、英协谋，欲裁中土洋货厘金，由巴使回德怂恿，而出明年，必有一番口舌。 《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3743-3744页。
李鸿章主张，如果区谔良不干，就让他回华。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78年12月17日），李鸿章上呈《调区谔良回华折》，调回区谔良，并请旨优奖，以示鼓励；出洋肄业局总办一职由容增祥负责。奏曰：
……现陈兰彬、容闳均奉命驻扎美、日、秘三国，出使大臣已于九月初三日在美都呈递国书，接陈兰彬来函，俟与美国外部商设金山领事，办有端倪，即须前往日秘两国。容闳来函，呈请交卸驻洋肄业局务，该局原派总办二员，目下各童均已考进书院，事务较少，既有正副两使驻扎美国，不能置此局于度外，其总办可酌量裁减，俾事权归一，以示责无旁贷。比与陈兰彬等往返函商，意见相同。查有保升主事内阁中书容增祥，在美经管肄业，充当教习，已阅七年，洋文洋语具有规模，风土人情亦所熟悉，陈兰彬等已就近奏调派充驻美参赞，若令兼任管带学生，必可得力。参赞事务稍简，副使容闳既常驻美京华盛顿，参赞容增祥即可常驻哈富，两处铁路相通，轮车往来朝发夕至，哈富有事，容闳可来相帮，华盛顿有事，容增祥可暂去相助，两人素称浃洽，自无龃龉之虑。主事区谔良已离原衙门四年，应仍调回工部当差。该员远涉重洋，志趣坚卓，督率各生徒肄习洋学，渐得门径。附入各书院，益求精进，著有成效，自应从优酌保，以符原议。惟该员系属部曹，核与吏部现定章程，颇有窒碍，若照寻常劳绩，仅予加级升衔，殊不足以资鼓励。其应如何优奖之处，伏候圣裁。所有调回驻洋人员，仰恳天恩，从优给奖缘由，谨会同南洋通商大臣两江督臣沈葆桢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1375-1376页。
光绪五年三月五日（1879年3月27日），区谔良把肄业局木质关防及文卷交出，办理离国手续。回国后，获朝廷加奖，免补主事，以员外郎即补。 颜世清：《约章成案汇览》，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点石斋印本，第1311页。
在美期间，区谔良向李鸿章报告，说因中途撤回一事，与容增祥等人“意见龃龉”。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1879年8月6日）李鸿章写信给陈兰彬，望他“随时访察整顿，加函劝戒，是为至幸”。李鸿章一面袒露，幼童出洋出现的弊端，“中国士大夫议者纷纷”。一面又希望矛盾得到妥善解决，使留美教育做到善始善终，不要辜负“曾文正创办之初衷”。信谓：
区海峰原函之意，固因中道撤回，与容元甫等意见龃龉。然其立言为公，未可竟以人废。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鲜实效，中国士夫议者纷纷。近接劼刚来信，既以船政学生赴英、法无大益处，即赴美生徒亦未必大有成就，自必确有见闻。若任事诸君再各存私见，未能认真撙节经理，固负曾文正创办之初衷。而鄙人与执事亦必大于物议是以前次濒行时再四谆托期以善始图终。兹接海峰函，深为焦虑。台端身分事冗，虽难遥制。望于用人一道倍加审慎，并随时访察整顿，加函劝戒，是为至幸。西使知华工改约难行，乃与总署议商，禁止逃犯、娼妓、恶疾及招工人等前往金山，稍节其流。虽已允行，恐尚未厌国会及埃利士人之意，将来另订章程分别查办亦非易事。美前主格兰忒过津时，曾与敝处商及，欲请中国暂禁数年，华民勿往金山。弟亦未之许也。又美国前存赔款盈余本利五十余万元，经绅董公呈，格兰忒移作山西赈需，格君业为批准。昨据局详咨明，尊处并总署旋接总署函称，以此项从前未议明“偿款有余仍归中国”，此时未便由官催索，似怪绅董不知大体，自系正论。鄙意既由绅董呈经格君批准，非由总署与我辈催索，似无不是。如果格君回国后，有复任之期，或者不食前言，届时再由执事及纯甫从旁向议院探询，是否可行，伏乞核酌，并祈转告纯甫，切勿动色争论为要。 《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3755-3756页。
这封信一再表明李鸿章不愿意看到学生撤回的一幕。但他也注意到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不仅来自保守派，连洋务派内也传出质疑的声音。信中提到的劼刚，就是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曾纪泽认为，船政学生赴英、法无大益处，赴美生徒也未必大有成就。面对国内的压力，李鸿章希望作为学生们的带队人更应该稳住阵脚，如果诸君再各存私见，未能认真撙节经理，那么，曾国藩所创的事业就会出现危机，当然会影响洋务事业培养人才的计划。
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李鸿章奏，容增祥可兼任出洋肄业局监督管带学生，代替原总办区谔良工作。《光绪朝东华录》记载此事，云：“甲子，李鸿章奏，主事区谔良，携带第四批幼童赴美国哈富地方居住，照料各童学习文艺，现在驻洋肄业局总办酌量裁减，驻美参赞容增祥可兼任管带学生，区谔良远涉重洋，督率各生徒肄业，已有成效，请予优奖。得旨。区谔良以员外郎用。” ［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667页。
容增祥所以被推荐为出洋肄业局总办，是因为他在美国照料学生七年之久，竭诚尽心，结实可靠。光绪四年（1878）这一年，中国驻美使馆在华盛顿正式建立，使馆班子的人员很多来自出洋肄业局。陈兰彬为驻美公使，容闳为副使，叶源濬为使馆的随员，容增祥为使馆参赞。也在这一年，李鸿章向吏部奏，为肄业局的容闳、叶源濬、容增祥请奖，他认为此三人“选带幼童赴美国肄业，重洋远涉，备历艰辛，均系异常出力”。他们“竭诚尽心，结实可靠，核其异常劳勚，实非内地承办局务人员可比”。因此，他奏请“将二品顶戴补用道容闳交部从优议叙”；花翎五品衔内阁中书容增祥，“请免补中书，以主事分部行走”；花翎五品衔光禄寺典簿叶源濬，“请免选本班，以中书科中书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 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第456页。
光绪四年四月初四（1878年5月5日），李鸿章的《叶源濬容增祥请照原保片》全文如下：
再，臣筹办海防，于西洋军火器械随时访察购备，以资利用。上年八月间，据管带幼童驻洋肄业委员，二品顶戴补用道容闳禀称，美国现造双管加那后门钢炮，及沙布后门兵枪，为外洋新式军械，先购加那钢炮一尊，炮子四万颗，沙布兵枪三百杆，格林炮子五十万粒，及炮车枪带等件俱全，所需价值共英洋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三圆，内由帮理驻洋局务委员，候选光禄寺典簿叶源濬，候选内阁中书容增祥，各捐英洋一千五百圆，其余一万三千余圆概由容闳自行捐备，呈请查核等情。臣查该员等捐办后门枪炮各件，现已陆续运到验收，经臣亲加演试，精坚致远，洵推攻剿利器，惟价值甚昂，虽据称情殷报效，不敢仰邀议叙，然该员等深明大义，捐助军需，自应量予奖叙。
容闳、容增祥、叶源濬三员，自同治十一年选带幼童赴美国肄业，重洋远涉，备历艰辛，均系异常出力。光绪二年，臣会同两江督臣沈葆桢，奏保办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事竣，出力人员请奖案内，将花翎五品衔内阁中书容增祥拟请免补中书，以主事分部行走。花翎五品衔光禄寺典簿叶源濬，拟请免选本班，以中书科中书，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嗣经吏部议奏，以定章局务出力人员，只准保举升衔加级等项，该员等所请官阶班次，与例不符，驳令另核请奖，迄今尚未声明劳绩覆奏。
查容闳现蒙派充美国副使，叶源濬亦经陈兰彬奏派出使随员，容增祥在美国照料学生七年之久，竭诚尽心，结实可靠，核其异常劳勚，实非内地承办局务人员可比。兹复捐购紧要军器，有裨海防，其好义急公之忱，尤堪嘉尚，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二品顶戴补用道容闳，交部从优议叙。容增祥、叶源濬二员，各仍照原保官阶班次，敕部核准注册，勿再援例拟驳，以示旌异。理合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1301-1302页。
可惜的是容增祥上任一个月，就丁忧回籍。朝廷考虑他人才难得，驻洋八年，经管幼童肄业办事又认真，决定待他守孝百日后再回肄业局。光绪五年四月十六日（1879年6月5日），李鸿章在《容增祥丁忧片》的奏折中谈及此情况：
再，臣接准出使美国大臣宗人府府丞陈兰彬咨，据五品衔主事容增祥遣丁呈称，三月十七日，接到家信，伊父二品封职容功裕在籍病故，该员系属亲子，例应丁忧等情，并准陈兰彬函称，容增祥驻洋八年，经管幼童肄业办事认真，今遄行回籍，将来骤难得人接办，拟俟守制百日后，调令出洋，刻已商请副使容闳由纽约驰赴哈富，暂行摄理局务。查容增祥充当幼童教习，为时最久，洋文、洋语具有规模，风土人情素所熟悉。
臣于去年十一月，奏调管带幼童之工部主事区谔良回华，与陈兰彬往返函商，以美国现有正副两使，原派该局总办二员，可酌量裁减，奏明容增祥以参赞兼任管带学生，与副使容闳通融帮助办理，数月以来，诸臻妥洽。兹容增祥闻讣丁忧，未能始终其事，容闳兼任使臣，势难常川驻局，再四思维，实无可接管此事之人，若令垂成之绪辍于半途，殊属可惜。前准总理衙门咨开丁忧人员，例应守制，惟出洋调遣事难，道远与寻常差委不同，傥有经手未完事件，应准奏留在洋差遣，俟差竣回华，再令补行穿孝守制等语。此指在洋丁忧未遽奔丧者而言，现容增祥业已回籍穿孝，应请俟其守制百日后，仍令迅速出洋办理幼童肄业事务，以资熟手，而专责成。《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1400-1401页。
容增祥对幼童不认真学习中学亦有看法。光绪六年四月二日（1880年5月10日）李鸿章在复陈兰彬的信中谈及：“容元甫来谒，言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由于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谓然。弟拟致函纯甫，属勿固执己见，尚祈执事便中劝勉，令其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庶他日该童等学成回华，尚有可以驱遣之处，无负出洋学习初意也。”《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3784页。
容增祥回国后，吴嘉善为留学生监督。吴嘉善（字子登），南丰人。咸丰十一年（1861）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专治算学，撰有《算书》。赵尔巽：《清史稿》，第5951页。容闳说“举荐吴实为陈兰彬”，“陈兰彬乃荐此性情怪僻者以继任，李文忠亦贸然允陈之请，于是留学界之大敌至矣。吴子登本为反对党之一派，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离经叛道之举”。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4、101页。其实，推荐吴嘉善的人正是容闳，李鸿章也加以证实。不知为何缘故，容闳把吴嘉善视为“疯子”、“怪癖”、“留学界之大敌”，后来又把对吴嘉善的怨气也发泄在陈兰彬的身上。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对吴嘉善作如下的评价：
一八七六年秋间，吴既任事，对于从事已定之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顾有所不满意，又不明以告予，惟日通消息于北京，造为种种谣言：谓予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实毫无裨益；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3-104页。
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五言诗中谈及吴嘉善对学生的粗暴态度，也云：
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謈痛，强者反唇稽。汝辈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监督愤上书，溢以加罪辞。诸生尽佻达，所业徒荒嬉。学成供蛮奴，否则仍汉痴。国家糜金钱，养此将何为？朝廷命使者，去留审所宜。使者护诸生，本意相维持。监督意亦悔，驷马舌难追。使者甫下车，含怒故诋讠其。我不知许事，我且食蛤蜊。监督拂衣起，喘如竹筒吹。一语不能合，遂令天地暌。黄遵宪著，钱仲联笺：《人境庐诗草笺注》，香港：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3-114页。
可见，在这几位留学监督中，吴嘉善是一位没事找事的人，他对留学生的态度不仅粗暴，有点吹毛求疵，而且还喜欢拨弄是非。
（二）留学生问题的意见分歧
早期留美学生的派遣是在中西文化撞击的背景中开始的，其整个过程无不充满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反映着中西文化的差异、冲突及其引起的矛盾。围绕留学生问题产生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不可回避的，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是兼学“中学”问题。出洋前，清政府已明文规定，学童在学习西学的同时兼学中学，以免忘本。按规定，学童要定期到留学事务所学中国古书，每三个月一次，每次十二人，学习两周，依次轮流，周而复始。重视留学生汉文学习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十二三岁的学童汉语根底当然不会好，如果不抓紧，以后学成归国，必然顾此失彼。学生主要读“四书”、“五经”，学习写字、讲论、作文，作文用文言文，题目有《近者说远者来》、《有朋从远方来解》、《五谷熟而民人育解》、《见贤思齐焉解》等。凡作文、习字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优等者给予3元、2元、1元、8角、5角等级不同的奖励。为了使幼童们不要偏离儒学，在所内还专辟一间屋子祠奉先圣孔子。住在事务所附近的学童，每天要先拜孔子后才上学。在那里，幼童不仅要读中国古籍，还要接受灌输中国固有的道德观念，听中文教师宣讲清代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圣谕广训”。然而，学童们对“四书”、“五经”等一类传统典籍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对那些八股文的宣讲感到枯燥乏味。据幼童容尚谦的回忆，幼童在美国所接受的中文教育程度相当高深。在中文教育方面，肄业局虽然鼓励幼童学习中文，并给予奖励，但幼童大多不感兴趣，还背后称中文学校为“地狱之屋”（Hell House）。梁伯华：《近代中国在世界的崛起——文化、外交与历史的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陈兰彬对学生的道德和“中学工夫”抓得很紧，他教导学生学外国工夫时，不可忘记中国的规矩。为此，他制定“留学局谕告”发给学生，让学生铭刻在脑海里。谕告曰：
……期望尔等学业有成，上可报国临民，下可光宗耀祖，为尔等终身之计。……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工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若尔等不上等学习，将来考试，岂能争先胜入？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尔等既在外国学馆，功夫有洋师指授，不虑开悟无方。惟到局时候甚少，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濡莫抛。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义。究竟在外国日少，居中国日长。莫待彼时改变不来，后悔莫及也。至洋文汉文，更会融会贯通，方为有用。张海林：《王韬评传 附容闳评传》，第431页。
陈兰彬重视对学生的中文学习没有错，当时在华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也撰文主张学生不要忽视中文学习，最好是中、西兼顾，做到“华法”与“西法”两样均能兼顾。文章说：“前有华童一百二十名居此十载，读书习艺皆受业容元甫孝廉门下，顷闻新闻纸云：望华童不当离华法，而亦当从西法，斯为两美兼全，意非全如中国规模，亦通学外国技艺，他日回华，无不通晓外国灵巧之机，仪发之式焉。”《华童在美》，载林乐知主编：《万国公报》合订本第8册，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5286-5287页。
第二是服装、辫发和信教问题。幼童出国时，一律穿上长袍马褂，瓜皮帽，白布袜，玄色白底的布鞋，梳着长长的辫子。这清一色的打扮，既显示大清帝国的服饰、习俗风范，又为了防止幼童被洋人同化。但是，到了异国他乡，这稀奇的衣着，倒引起人们的围观，好奇的美国孩子总是尾随着他们大喊大叫，使他们浑身不是个滋味。在运动场上，那摇晃不定的辫子，又引来不少的笑声。后来，幼童们纷纷要求入乡随俗，穿西服，剪辫子。容闳等人答应服饰随美俗，但要外罩短褂，至于辫子，万万剪不得，因为出国前早已约法三章，如果幼童剪掉辫子，“皈依了基督教”，一经发现就遣送回国。但是，经过一段生活，学童们很快就被美国的社会风俗所同化。但他们还是遵守规章，大部分人改穿西服，往往把辫子塞进内衣里或盘在头上，只有个别剪掉了辫子，但他们则付出代价。至光绪二年（1876），因剪辫等原因而召回的幼童就有九名。如谭耀勋剪辫被发现后，被吴子登取消留学资格，下令押送回国，谭离开留学事务所后，在友人的帮助下进入耶鲁大学读书。容闳的侄子容揆也因剪辫和信奉基督教被勒令回国，他在容闳的保护下，藏入春田镇中学，后毕业于耶鲁大学。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66页。有些私下剪去辫子，但备有假辫，随时遮盖，如唐绍仪返国时，首次跪拜李鸿章时，因假辫滑落，事情才暴露。
第三是礼俗问题。为了使幼童不忘祖宗的规矩，每逢初一、十五或中国传统节日，全体留学生在事务所官员带领下，“望阙行礼”，遥祝皇太后和皇上“万寿无疆”。留学生在留学监督面前，要按清朝礼节，跪下行叩头礼。幼童在美国生活时间日久，越来越感到中国的繁文缛节，不如美国社会的自由平等，叩拜礼不如握手礼。光绪二年（1876）在费城，美国总统接见幼童，“握手而见，面谕数言”，宾主不分高低，言谈讲究平等，这使留学生们感慨良多。久而久之，他们对“参拜先圣”、“叩头见官”等一类封建礼仪逐渐掉以轻心，因而引起留学监督不满。吴嘉善发现学生不向他下跪便勃然大怒，斥责学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将来即使成才，“亦不能为中国用”。《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12号。
留美学生在礼俗、服装、辫发、信教和读书等问题上的变化，对容闳来说，不以为怪，反而觉得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而在陈兰彬、吴嘉善来说，却视之为大逆不道、缺少礼训、放荡不羁、离经叛道。容闳与陈、吴之间的矛盾，不是如何管理留学生的争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留美学生在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美国的思想文化影响，而要学生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拒绝接受其思想和观念，成为一个思想上充满封建伦理道德，用西方的技术为清朝封建统治服务的洋务人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连美国《纽约时报》也看到问题所在，该报在光绪七年（1881年7月23日）发表了《中国人在美国》一文指出：“中国幼童们，除却书本老师传授的知识，并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的影响，这是可以意料之事。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仅由工程、数学、科学的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他们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无动于衷，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三）李鸿章的态度
时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总管幼童出国留学事务。根据中国的官制，南北洋大臣的职能总管“洋务”，包括负责外交与通商事务，举办新式事业，如练兵、制器、筹办海防、留学等事务。
自从曾国藩去世后，留美事业由李鸿章一人独立支撑。他对留美幼童期望殷殷，希望学子学成归来，为国效命。幼童出国前，李鸿章建议拟定章程中应包括留学生出国前赏给监生身份，回国经总理衙门考试后，给予职衔，与正途出身无异，这说明李鸿章对这批留学生的重视和厚望。当出洋肄业局出现经费不足的情况时，李鸿章总会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当陈兰彬与容闳之间出现矛盾时，他在陈兰彬与容闳之间采取一种平衡的办法。他批评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又批评陈兰彬等人“对幼童绳之过严，致滋对抗之心”。当吴嘉善提出“全部撤回”时，他又批评此意“未免近于固执”。作为一名洋务派大员，他当然希望此新生事物开花结果，为国家培养一批洋务人才。
当出洋肄业局内部吹起“撤”、“留”学生之风，朝野内外闹得沸沸扬扬时，确实让李鸿章煞费心机。李鸿章是不主张撤回留美学生，不想出洋教育事业半途而废。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在给陈兰彬的信中说：“头二起学生选入书院五十余人，造诣当有进益。”《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3669页。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77年3月6日），他复信区谔良、容闳，仍然希望他们认真督率留美学生努力学习西方的技艺，丝毫没有让他们撤回的想法。他指出中国极需要人才，当前更需要矿务人才。他具体地要求容闳他们，在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送入美国的矿务学堂，然后在美国实习一段时间，回国后就可以在各省矿局工作，发挥作用。信云：
近来学生造诣有诸君认真督率，自当进而益上，其选入大书院者，能否令其各习一艺？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现在台湾、湖北等处开煤，所请英人高下不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其余各省因无人指授，不免观望。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先穷究其理器，一、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或暂充工役，或随同研究，必自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可得上等考单。确有把握，然后遣回，再发往各省矿局试用，庶于国计有裨，千祈留意。《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3679-3680页。
李鸿章在光绪四年（1878）的一封信中仍然对学生们寄予殷切的期望。他说：幼童“赴美国肄业，习洋人擅长之技，为中国自强之图。该学生等果于切要时务学成回华，分任以事，无穷利益将自此始”。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第350页。当时，另一位总办容增祥认为“学徒抛荒中学”，这是由于容闳“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就是在此时，李鸿章也不认为中途撤回是个好办法，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5月10日）给陈的信中仍然希望加以整顿，他说：“应由子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庶他日该童等学成回华，尚有可以驱遣之处，无负出洋学习初意也。”《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3784页。
直到“撤回”的声音不断袭来的时候，李鸿章只好提出“半撤半留”。李鸿章的意见是，已进入大学的，一定要完成学业，尚未进入大学的，可选二十名进入美国的电报馆，速成电学后，回国效力，因为国家新兴的电报线工程需要他们。光绪七年（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驻美公使陈兰彬：美方虽不允我留学生进入其陆海军学院，但“幼童学业都已很有长进，进入美国其它大学，也可学习国家急需的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等各种技艺，我期待他们学成后再回国，一旦裁撤，极为可惜”。他希望这个“撤少留多”的举措，可堵住朝廷反对派的悠悠之口。不料，总理衙门将李鸿章“撤少留多之举”，借题发挥为“不撤而撤之意”。
李鸿章对陈兰彬确有些误会，由于陈兰彬与容闳矛盾极深，后来又推卸照顾肄业局的责任；又由于陈兰彬曾写信给李鸿章，称年老多病，公使任期满想回国。因此李鸿章认为陈兰彬主张全撤。容闳的回忆录可以佐证，书中写道：
学生们在一八八一年刚被召回国不久，我作为副公使的任期已满，在前往北京述职途中，于当年秋天到达天津。这是政府外省官员任满后的惯例。陈兰彬已前我一年到达北京。
去北京以前，我在天津拜谒了李鸿章，他提起了召回学生一事。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他问我为什么把学生召回来。由于我不确切知道他问此话的用意何在，便说陈兰彬接到敕令，令其撤销驻洋肄业局，既然皇帝陛下谕旨如此，而且陈兰彬和吴子登也都赞成，假如我独自出面反对执行朝廷命令，岂不成了叛逆，首级难保？但是他说，他内心是赞成他们留在美国继续学习的，我应当阻止他们回来。我的回答是，我怎么能在四万五千里之外了解他阁下的内心活动呢？特别是他也曾说过最好让这些学生回国。假如他事先写信通知我，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要撤销肄业局，我就会明白怎样做。既然没有信给我，当然除了执行命令外，别无其他办法。“好啦”，他以稍带怒气的口吻说，“我已经知道造成这次危害的主使人了”。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123页。
通过与容闳对话后，李鸿章明白吴嘉善才是真正主张“全撤”的人。容闳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可巧这时候吴子登也在天津，他刚由北京回来，写信来请我和他会面。出于礼貌，我前去拜访他。他对我说，他在北京没有受到礼遇，当他去拜谒李鸿章的时候，李的态度很严厉，第二次再去晋见时，竟吃了闭门羹。看上去他已积忧成疾，神情沮丧。”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123页。
由此可见，李鸿章是不主张撤回留美学生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之间的矛盾，留美幼童中出现的“越轨行为”均成为保守派造谣诽谤留学生的口实，也就成为留学生提早撤回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