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水少粮的莱索托，粮食储备已快用完，不少地方把来年的种子粮也全吃光了。在博茨瓦纳，本来就连年干旱，全国的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要进口十万吨粮食。旱魃袭来，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四处逃荒要饭。可是，四周的国家都遭受大旱灾，上哪里去要饭呢？结果，饿殍满道。
在津巴布韦北部，有个长里巴大水库。过去这里天蓝水碧，烟波浩淼。可大旱侵袭，仅剩下涓涓细流。原来在大水库里生存的河马、鳄鱼，变成了一具具腐臭的干尸。
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赤道线横贯国土，东非大裂谷把国土分成两半。由于一半以上的土地是沙漠，旱魃横扫这块土地，使几十万人饥渴交加，旱情尤为严重。
旱魃肆虐达数年之久，夺走了50多万人的生命，使600万人背井离乡，两亿非洲居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是古老的非洲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到1985年底，非洲21个国家发生的粮荒，又使上百万人被渴死饿死，几百万头牲畜倒毙。在重灾区，赤地千里，白骨累累。
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然首先与非洲大陆的地理位置密切关。但是，还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原因。由于非洲大陆受西方殖民统治近五个世纪，各国的自然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多数国家治理环境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无力面对连续的旱灾。非洲各国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间，不顾国情地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不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增加粮食生产，这也是因素之一。人口增长过快使经济负担过重，加上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使开荒式的滥砍乱伐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随意的放牧，使土壤肥力日益减退，蓄水能力大大下降，造成大面积耕地表面不断受到冲刷而趋于裸露。这样，在严重缺雨的季节里，保存在地表的水分很快地蒸发，造成农作物的大量枯死，形成了干旱恶性循环。
还有一个无可争议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这块土地上动荡不宁的战乱。战争不仅使生灵涂炭，而且造成大量土地抛荒，昔日良田变得芜草遍野，久而久之，许多地方变成不毛之地。再加上撒哈拉大沙漠以每年六七公里的速度向南扩展，每年有三至七万平方公里的耕地被沙漠吞噬。原来绵延千里的绿色土地，渐渐地变成贫瘠黄沙地。
1991年非洲南部发生特大旱灾，再加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等国持续不断的战乱，使成千上万的人们面临着被饿死的前景。
“救救非洲！救救非洲！”联合国粮农组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呼吁。国际社会伸出了友爱之手，各国人民怀着对非洲居民的深切同情，纷纷慷慨解囊。“救救非洲饥民”运动在全球迅速开展。
在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在中国、英国、法国、美国……到处响起“救救非洲饥民”的呼声。艺术家们义演，农民们捐赠粮食，工人们拿出钱和衣物，学生们纷纷捐出自己的零用钱……几年之间，国际社会向这块土地提供了上千万吨粮食，还有大量的药品、衣被和帐篷，对缓解非洲的大饥荒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是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自己的日子并不好过，却依然勒紧腰带，纷纷向非洲重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各国人民的慷慨捐赠，给千疮百孔的非洲土地播下了希望的种子，非洲各国人民抗灾自救，立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两伊战争
伊朗和伊拉克是两个毗邻的穆斯林国家，两国的共同边界全长1208公里，其中有100公里是以阿拉伯河为界。阿拉伯河的两岸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了争夺石油资源，两伊在阿拉伯河的主权划分上有重大的分歧。
两伊虽然都是穆斯林国家，但伊朗公民多是波斯人，伊拉克的主要居民是阿拉伯人。从历史上看，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夙怨很深，曾多次发生战争。另外，在伊斯兰教派的信仰上，伊朗教徒大多属于什叶派，而伊拉克有不少教徒属于逊尼派，萨达姆总统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员即属于逊民派。1975年3月，在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斡旋下，两伊签订了“阿尔及尔协议”，规定以阿拉伯河为界。这个协议使伊拉克蒙受耻辱。萨达姆·侯塞因上台后公开宣布：“将进行战斗，收复领土，以悍卫伊拉克的荣誉和阿拉伯的民族、主权。”
1980年4月1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了一起谋杀事件：4月1日，在巴格达穆斯坦西里亚大学举行的“世界经济讨论会”上，一名伊拉克籍的伊朗青年扔出一枚手榴弹，将出席会议的伊拉克总理阿齐兹炸伤，死伤数人。萨达姆冒着大雨来到事发现场，发表了煽动战争的激励演讲。伊朗总统霍梅尼则针锋相对，这位上台后就神权治国，不仅要在伊朗搞伊斯兰革命，还要来个世界性的，伊拉克首当其冲，扬言“一直打到巴格达。”
萨达姆·侯塞因可是个硬派人物，1980年9月，他宣布废除1975年协议。
9月22日，伊拉克10万大军以收复被占领土为由，从陆地到空中发起立体战争，占领了伊朗近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伊拉克原想通过突然袭击，迫使伊朗屈服，以取得的战争成果作为谈判的筹码，重新拟定两国边界。但是萨达姆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伊朗经过了最初的一段惊惶失措之后，很快就稳住了阵脚。
1981年5月，伊朗军队开始反攻，收复大部分失地。1982年6月，伊拉克实行单方面停火，将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出伊朗领土。国际社会认为两伊停战和谈的条件已经具备，一再呼吁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伊拉克表示愿意接受和谈，准备坐下来与伊朗谈判。伊朗虽然也表示“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但是骨子里，却要对伊拉克进行报复，同时认为自己也有条件和潜力从军事上打击敌人。
两伊的经济力量相差无几，但伊朗有正规军43万人，在数量上多于伊拉克22万，而且穆斯林人勇敢善战不怕死。但是伊朗却忽略了伊拉克的优势，他们在武器性质和装备数量，尤其是坦克和飞机比起伊朗占有明显的优势。
1982年7月，伊朗军队发动“斋月行动”攻势，不仅收复了被伊拉克占领的土地，而且越过国界直逼伊拉克的巴士拉城。
海运要港巴士拉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南临波斯湾，是伊拉克从海上出口石油、运回军火物资的中转站，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此城失守整个南部地区都将失去屏障，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巴士拉对伊拉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伊拉克如履薄冰，十分审慎地制定对策，他们使河流改道，扩大巴士拉城以北胡韦扎沼泽地；伊拉克还在自己的阵地前架起了数百道铁丝网，埋下了几十万颗地雷。并且不断地给守城部队换上刚从国外买回的新式武器，如专门用来对付步兵的远程火箭炮、反坦克导弹，甚至装备了毒气弹。
伊朗军队对巴士拉城的防御不屑一顾，他们明知伊拉克军队阵地坚固、地雷密布、火力凶猛，但是求胜心切。在没有认真研究步兵与其他兵种协同作战的情况下，便制定了以“人海战术”为核心内容的“海巴尔”计划，组建了数十个“圣城敢死队”。
一队队成百上千的伊朗士兵，排着整齐的队形昂首挺胸，手挽手肩并肩高呼着“真主万岁”的口号，冲向带刺的铁丝网，闯入宽达2000米的雷场，随着地雷的爆炸声，在硝烟散去之后，只见成堆的尸体留在阵地上，没有一个士兵后退生还。接着又是一队士兵踏着战友们的缺胳膊少腿的黑色僵尸冲上去。伊拉克士兵被穆斯林视死如归的精神惊呆了，然而他们躲在掩体里只是闭着眼睛扣动机枪扳机，就会大有片伊朗兵倒下毙命。他们的火力网像张开血盆大口的魔鬼，吞噬着伊朗人的生命。伊朗兵似乎麻木了，他们抱定以血肉之躯铺出通向巴士拉之路。然而伊拉克给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回敬还在后面，天空上的武装直升飞机，地面的坦克、装甲车组成更强大的交叉火力网，炮弹、枪弹更加密集地落在伊朗人的身上。
在事实面前，伊朗统帅部的将领们才认识到，20世纪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人海战术抵抗不了威力巨大的现代化杀伤武器，于他们才命令停止进攻。
进攻巴士拉一役，伊朗步兵阵亡2万余人，而伊拉克的伤亡却不到2000人。伊朗把战扬上失败的怒气转而袭击伊拉克的石油设施，伊拉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双方不断扼制对方的经济生命线。自1984年3月以后，双方甚至连为对方运输石油的外国船只也开始袭击了，这就是恐怖一时的“油轮战”。1985年3月，两伊又互相用导弹袭击对方的首都，开始了“袭城战”。1987年1月9日，伊朗集结20万部队，向伊拉克发起最大一次攻势，历经50天的血战，伊朗伤亡10万人，伊拉克也付出伤亡4万人的代价。
1988年初，伊拉克改变战略，转防御为主动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向伊朗军队发起一系列进攻。仅用2天就将伊朗军队赶出法奥半岛。紧接着，伊拉克又夺回沙拉姆杰地区及北部一些山区，伊朗军队节节败退，渐渐退回伊朗境内。
波斯湾海域成了战云密布的危险区，令国际社会局促不安。但两伊战争也陷入了僵持局面。双方没有胜者，法国一家报纸将两伊比喻为“两个精疲力竭、旗鼓相当的拳击手，谁都无力击败对手”。早在1987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598号决议，要求两伊立即停火。在联合国的多次调解下，两伊终于接受了598号决议，于1988年8月20日停火。
两伊战争是20世纪80年代伤亡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物资消耗和经济损失最大的一场战争。双方造成200多万人伤亡，经济损失达八千亿美元，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给世界经济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创造奇迹的遗传工程
猪与大象相比，实在是太小了，能不能培育出一种有大象体魄的巨型猪呢？能不能让小麦、水稻也长上豆科作物的根瘤菌，免去上氮肥的麻烦呢？所有这些看似完全不可能的奇想，如今有的已经实现，有的正在实现，有的即将实现。创造这些奇迹的就是被称为“21世纪三大技术支柱”之一的生物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传工程。
生物的后代具有与先代相同的性状特点，即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遗传。遗传工程就是按照人类的要求去控制改造生物的遗传特点，设计和创造新生物。遗传工程的诞生，与分子生物学家们从分子水平研究，阐明生命的活动，揭示出细胞染色体中基因携带者DNA的秘密有关。
人们发现，DNA是一个很大的分子，它由千千万万个基因组成。这些基因决定了生物千差万别的性状后，便产生了对生物的遗传物质DNA进行改进、进而改变和创造生物品种的设想，具体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使不同物种的细胞融合，培养新的杂交个体，这项技术被称之为“细胞工程”；另一种就是用“分子手术刀”（即各种限制性内切酶），把所需要的某种生物的一段基因从它的DNA大分子中“切割”下来，拼接到另一种DNA上，再把这种重新组合的DNA链放入另一生物的细胞中，让它合成原来所没有的蛋白质，从而创造出新的生物来，这称之为“基因工程”。这两项工程都属于遗传工程。
1977年，美国人首次使用DNA遗传物质，用大肠杆菌制造出人体生长抑制素获得成功。以前提取5毫升生长激素需要50万只羊的脑组织，成本极高，现在只需100克大肠杆菌就解决了。这一成功，宣告了举世瞩目的遗传工程科学从此诞生了。
1982年，英国科学家们又用基因工程生产出胰岛素来，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过去只能从猪、牛等大牲畜的胰腺中提取，一吨胰腺，只能提取出20多克胰岛素，远远满足不了糖尿病患者的需要。现在有了基因工程技术，就好办多了，把胰腺细胞中能产生胰岛素的基因移植到大肠杆菌的细胞中，让大肠肝菌为人类制造胰岛素。大肠杆菌的繁殖可要比高等生物快多了。在适合的条件下，25分钟就能繁殖一代。这样一来，胰岛素的产量就大大增加，成本也大大降低了。医学界运用这项技术生产了干扰素、疫苗、酶、抗生素等。
现在，人们已经能把这些“割下来的”基因成功地植入高等动植物的细胞中了。
1982年，美国科学家把大白鼠的生长激素的基因植入一只小白鼠的受精卵中，结果，这只卵发育成的小白鼠的个头大大超过了它的“同胞兄弟们”们的合影照片，一时间，这只“超级小鼠”成了公众注目的动物明星。有了“超级小鼠”难道就不会有“超级猫”“超级羊”、“超级牛”吗？从前，人们认为基因物质很难植入鸟类的受精卵，现在英国科学家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培养出了第一只“试管小鸡”，人类想造出个头大、生长期短、产蛋多、产奶多的理想品种的禽、畜已不再是不可能的事。基因工程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1987年，英国科学家用基因工程培育出了能生产高蛋白的干扰素的土豆。还有一些科学家把一种能治疗心脏病的蛋白因子基因与小鼠的乳清蛋白基因拼接，这样小鼠产奶的同时也分泌出了这种蛋白因子。如果把这种基因与牛乳清蛋白的基因拼接成功，那么，100头牛所产的奶中含的这种因子就足够全世界医疗的需要了。
美国科学家把大豆的遗传物质拼接到向日葵细胞中，成功地培育出了“向日豆”，能自身合成杀虫剂的作物、能抗除草剂的烟草、能抗病毒的西红柿等也相继纷纷问世。遗传工程在农业上的广泛运用，正是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宗旨，它不会给人类带来“第一次绿色革命”所造成的麻烦，如投资巨大、污染环境、能源浪费等。大批具有天然抗病抗虫抗冻抗盐碱抗干旱抗洪涝、能象豆科植物一样自制氮肥的新品种农作物一旦问世，必然会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整个生态环境都将得到改善。
目前，科学家们正开始一项规模宏大的计划，就是要“翻译”出人体的全部遗传密码，一个人约有10万个基因，每个基因又含1000～100000个核酸，所以人的基因有30～35亿对核酸，翻译出来能有13本大英百科全书那么厚，需要几千位科学家合作，运用现代学科技手段，每位2亿美元的费用，干10～15年才能完工。一旦这项计划成功，就可以预测某人易患某种病，可以准确地指导预防、保健和优生。器官移植和外科手术也会被“基因手术”取代，遗传病的治疗也将产生根本性的突破。难怪人们认为，这项计划的意义可以与第一次原子弹爆发或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相比拟。它将带来一项医学上的革命。
切尔诺贝利核泄露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30分，坐落在距前苏联乌克兰首府基辅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连续发生二次剧烈爆炸，重达4000吨的钢筋水泥防护板被击穿，溶液和放射性废物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向天空。尤其严重的是，发生了核泄露，一些放射物质流了出来。
由于不能用水和化学物质扑救，救火工作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事故发生后，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二军事消防部队与驻扎在距离核电站不远的第六军事消防部队，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扑救。然而由于对事故性质及其严重性缺少了解。他们未采取任何防核辐射的防护措施。而此时整个核电站周围的辐射强度严重超标；高辐射强度的爆炸物散落各处，辅满地面；核反应堆的冷却水管被炸裂；1700吨石墨还在熊熊燃烧。
英勇的消防队员面对浓烟烈焰毫无畏惧。他们架起云梯，爬上屋顶，扑灭反应堆及其周围建筑物的火舌。然而不幸的是，所有在场的人员全都遭到了严重的核辐射伤害，不久便有数人丧生。
反应堆废墟的温度仍然很高，放射性物质的外泄仍然在继续。为此，不得不采取空中扑救的办法。4月27日开始，苏联空军部队派出许多不同型号的直升飞机，在反应堆上空不断抛下大量的黄沙、泥土、硼酸、白云石和铜块等。各种防护材料，形成了一层重达4000吨的保护障，初步控制了放射性物质的外泄。
现场清理工作花费了数月工夫，直至当年秋天，用混凝土封闭反应堆的工程才结束。但这场事故造成的灾难，并没有随之消逝。
在事故性质明朗化的情况下，疏散工作才开始进行。
4月26日晚11时，首批伤员被转移到危险区域之外。
4月27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普里皮亚特城才开始组织全面撤离。但撤离原因说得十分简单而含糊，无线电广播中发布的通告是这样的：“同志们，鉴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事故，谨宣布全城疏散。请大家携带身份证、必需品和三天的食品。疏散工作将于下午2时开始。”
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要离开家乡多久，人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受害者默默地离开家园，被撤离到指定的聚居地——波列斯克区和伊万诺沃区。当天期限过后，当企盼成为泡影之后，人们才明白重返故园已经不可能。
据1986年5月27日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共有299人受到大剂量辐射，19人死亡，另有18人处于危险状态。三天后，官方又宣布有179人被迫住进医院。后来又有消息传出，在这次事故中，共有31人死亡，233人受到严重的放射性损伤。
这次大火中，反应堆释放的大量碘一131、铯一137等放射性物质，随蒸汽喷射到空中，使周围环境的放射剂量达人体允许剂量的两万倍。附近13万居民被迫疏散。
据专家估计，实际伤亡情况远比公布出来的严重，将有数千人因受到核辐射而致癌。
切尔诺贝利核物质进入大气层后，在强劲的东南风吹送下，4月26日这一天，瑞典最先察觉了来自苏联的核威胁，在芬兰发现的辐射比正常情况高5～10倍，丹麦和挪威高4倍、0.5倍。此后，放射云层被大风吹散，先后向东欧、西欧上空飘去。除北欧四国外，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在内的20多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核污染，给这些国家的人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和精神负担。
苏联官方公布：事故损失达35亿美元。而事故造成的间接和潜在的损失则难以计算。核电站停产一天，其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万美元。而单单是清理工作，就耗资至少几十亿美元。乌克兰是苏联的粮食生产基地，粮食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核辐射侵蚀了大片粮田和牧场，污染了水源。苏联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和食糖，消耗了大笔外汇。同时，苏联的旅游业和核技术出口业受到影响，甚至苏联正常的外交活动也被迫中止或推迟并且因其封锁事故消息、危害邻国安全和利益的做法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在事故发生三年后，即1989年春，一批西方记者、科学家到事故发生地周围采访、调研时发现，在距离核电站80公里的地区，癌症患者、儿童甲状腺患者、畸形家畜正在急剧增多。科学家对人口稠密的托米尔洲纳罗季奇区的放射剂量进行测试，发现这里的剂量与事故发生地点200米处测定的剂量很接近。
切尔诺贝尔核电站共建有4个功率为100万千瓦的反应堆，第4号反应堆于1983年建成投入使用。造成事故根本原因在于反应堆从原理和设计上存在众多的隐患，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切尔诺贝利的核爆炸震惊了世界，给人们以警醒，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类造福，同时也会带来隐患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
两德“统一”
1990年10月3日，欧洲大陆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合二为一”，从而结束了东、西德分治的状态。一个分裂了40多年的国家终于联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
二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尖锐对峙，世界进入“冷战”状态。两大军事集团为削弱德国的力量，在肢解德国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948年6月20日，美英法三国将各自的占领区合并，发行马克新货币；1949年5月23日，在美英法三国操纵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由美英法控制的德国西部诞生，首都定在波恩，世人称之为“西德”；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成立，世人称之为“东德”。沦落的“第三个帝国”从此被分裂成为两个德国。
二战给德国带来毁灭性的损害。德国的工业完全瘫痪，厂房被炸、机器被拆走，交通中断、无法运输，住房和食物极度匮乏。而占领国还索要战争赔款。在这种情形下，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在谈判中告诉西方国家，照此拆除，盟国也无法得到战争赔款。于是，西方国家作了重大让步，使一批宝贵的工厂得以保存下来。阿登纳又四处游说，使联邦德国跻身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受援国之列，从而获得大量美国资金。后来，为了对付苏联，西方大国开始改变对德政策，需要利用德国了。阿登纳瞅准机会提高联邦德国地位，先是与宿敌法国修好，结成欧州煤钢联营，进而参与组织欧洲共同体，使西德在现代工业国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等国对军火的需求激增，订单雪片般飞往西德，该国工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得以重新武装起来，废除占领法规，获得独立主权，加入北约组织。短短10余年，联邦德国就从战后的深渊中爬起来，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强国。
民主德国在昂纳克的领导下，在内外政策上采取一些新措施、新做法。在70年代初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主要表现在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品供应有所改善、社会稳定。尤其是对外政策方面，东德打破了国际上长期被孤立的局面，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承认，1973年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一起加入联合国。
在40多年的“冷战”中，西德和东德处于“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前沿，这使两个德国的分裂愈发加深。
东、西德的统一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出任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又被选举担任总统。戈氏上台伊始，发起一场“新思维”改革运动，对内提倡“公开化”、“民主化”、“多元政治”，对外主张与西方缓和，推进欧洲和解与合作，结束“冷战”。戈氏的“新思维”在苏联国内和东欧集团内掀起巨大风浪。
在波兰，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对内、对外政策的失误，一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团结工会”从“地下”走到了台前。1990年，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以74.7%的选票当选为波兰总统，瓦文萨发表演说，要在波兰实行全面私有制。在匈牙利，曾经对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的匈牙利人更坚定了走自己道路的决心。1990年5月，匈牙利新选举的多党制国会举行首次会议，反对党执掌了国家的大权，在此后的匈美领导人互访中，美国用贷款、最惠国待遇等多种方式为匈牙利“输血”，为匈牙利的政局变化推波助澜。
波兰和匈牙利的巨变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民主德国。昂纳克虽领导东德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民主、按劳分配等工作中不尽人意，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7万人上街游行，而且事态不断扩大，一些人高呼要求效仿苏联，实行“民主化”、“公开化”。昂纳克因病辞职后，东德进入克伦茨时代。11月9日，克伦茨宣布开放隔断东西德、联系的柏林墙和两国边界，开放的第一天即有5万人涌入西德，此后进入西德的东德公民犹如潮水一般，势不可挡。12月1日，东德修改了宪法，将“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这一内容删除；3日，又将昂纳克开除出党。
面对东德急剧变化的局势，西德的政治家们果断地采取行动，以期结束德国分裂，实现民族统一。1989年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提出了统一德国的“十点计划”。1990年2月1日，东德提出了统一德国的“四步方案”。2月13日，东西德首脑在波恩会谈，商谈统一德国的有关事宜。苏美英法四大国以“2+4”会谈方式介入了二战后欧洲大陆上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
1990年8月底，两德在东柏林签署了“政治统一条约”，为两德统一完全铺平了道路。1990年10月3日零时1分，两德实现正式统一。
1990年12月2日，统一的德国首次大选，原西德总理科尔当选为统一后的第一任德国总理。
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5日19时，对于一个已有74年历史的苏联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前苏联总统发表了宣布辞职电视讲话。19时20分，在总统府邸的会见大厅里，戈尔巴乔夫在几位高级官员的陪同下，会见了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在记者照相机的闪光灯下，戈尔巴乔夫面无表情地把象征总统权力的核按钮亲手交给了叶利钦。那是一个装有发射苏联核武装（2.7万个核弹头）密码的重1.5公斤的黑色公文包。这一交接仪式虽然极简单，但却牵动着世界亿万人的心。
19时38分，一面全世界人民熟悉的旗帜——在红色旗面上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前苏联国旗，在夜色寒风中轰然落下，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
1922年，列宁亲手缔造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一个拥有世界上领土最大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拥有2240万平方公里土地，2亿9千万人口，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等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在全世界举足轻重，只有强大的美国可以与之抗衡。
苏联曾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70年代后，由于政治生活的不民主，体制的僵化，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其速度减慢。1981年至1985，其国民经济总值呈严重逆减趋势。在与西方和中国的对峙中，苏联耗费了9000亿卢布，其国力消耗殆尽，超级大国的地位摇摇欲坠。于是，1985年自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来，就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又由于苏联由15个独立民族的加盟共和国组成，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对中央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加，于是，苏联各加盟国都产生了民族自治的愿望。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在他的“新思维”指导下进行的，前苏联解体原因很多，其中主要一条是由戈氏在6年零9个月实行错误的“新思维”改革政策造成的。戈氏执政期间，国家财政赤字上升，人均收入减少，经济形势恶化。在戈氏“新思维”的诱导下，西方的自由化思潮席卷苏联，苏联的最伟大财富——人民对明天的信念丧失殆尽。苏共党的派系林立，最高层也分裂为以戈氏为代表的“主流派”，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前总理雷日科夫为代表的“传统派。”
苏联的民族危机也在加剧。在所谓“新思维”影响下，民族纠纷愈演愈烈。至1990年，较大的民族冲突流血事件多达几十次，死伤数千人。1990年，立陶宛、亚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的激进民族组织在本加盟共和国的选举中取得了多数席位，组成了非共产党政府，纷纷要求退出联邦，于1991年8月19日前，宣布独立。
“8·19事件”后，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乌克兰人口517万，面积60万平方公里，在各加盟国居第三位。8月25日，白俄罗斯紧步后尘，此后乌兹别克、哈萨克、摩尔多亚、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阿塞拜疆等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接着就是俄罗斯宣布独立。而俄罗斯是15个联邦中最大的一个国家，是苏联的主体。它一独立，实际上就是宣布了苏联的解体。难怪戈尔巴乔夫在他向叶利钦移交核控制按钮前的40钟内分，在电视上向全苏人民无奈地说，他支持各共和国的独立，尊重各共和国的主权。他坦然地承认，这些年进行的种种改革“都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联合发布命令，要求联盟机构，包括苏联总统机构和跨国经济委员会从1992年1月2日起停止活动。此前，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讨论了戈退休后的待遇问题。叶利钦说，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相当于他目前的工资，每月4000卢布。另外，他还可以保留别墅、两辆汽车和20名保卫、服务人员以及现在享有的医疗服务。
关于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的关系，叶利钦倡议应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叶利钦说，创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是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保持稳定的唯一办法。联合体的参加国具有创始国的平等地位，谁也不享有任何特权。但最主要的是，联合体的创立避免了相互对抗的连锁式反应。
苏联解体后，有4个加盟共和国具有核武器，经过商谈，这4个国家签订了一个核协定。他们将奉行共同的核政策。而且，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核按钮只有一个，并且委托俄罗斯总统掌握。
苏联解体是当代世界史上的大事，它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很大影响，也给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提供了改革的经验教训。从而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经济的改革浪潮。
“厄尔尼诺”横扫全球
从本世纪50年代起，特别是70年代以后，全球气候变得异常，世界各国灾情迭起。美国夏威夷地区遭受罕见的飓风袭击；秘鲁、孟加拉等国洪水泛滥；非洲大陆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中国也经常发生洪涝、干旱等异常气候、给全球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失。科学家称这一自然现象为“厄尔尼诺现象。”
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EL-NINO”的音译，意译“婴孩”、“圣诞之子”。它源于秘鲁，最早发现“厄尔尼诺”流的是秘鲁的渔夫们。因为每隔2-7年，秘鲁渔场就发生一次由于海水温度升高而造成的海洋生物浩劫，灾害最严重的时间，大都发生在耶稣基督圣诞的12月25日前后。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往往要持续9个月以上。因此秘鲁人便把这种自然现象称为厄尔尼诺。
原来，沿南美洲西海岸向北流动的一股寒流（秘鲁寒流），在秘鲁和厄瓜多尔沿岸向西转向，汇入南赤道暖流。寒、暖流相会的海区海洋上升流特别强烈。上升流把海洋深处寒冷而富于营养的海水翻腾到海洋表层，浮游生物大量繁殖，给数量巨大的鱼类、海鸟、海兽摆下丰盛的宴席，从而形成产量丰富的渔场。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厄尔尼诺发生的年份，秘鲁海流减弱，沿赤道向东的赤道逆流增强并南下侵入秘鲁海区。南下暖流阻挡住上升流，秘鲁海区的水温骤然上升，浮游生物数量急剧减少。于是，鱼类躲避不适宜的环境，也是为了觅食，便纷纷逃向近岸水域并大量死在那里。以鱼为食的海鸟海兽也四散逃亡。雏鸟、幼兽及老弱病残者则因饥饿而大量死去。厄尔尼诺现象最严重的几天，秘鲁首都利马外港卡亚俄海面布满死亡的鱼类、海鸟及海兽。死亡了的海洋动物腐烂产生硫化氢，使海水变得腥臭难闻，并使停泊在港口里的舰船水下船体变黑，当地人就把这种怪事称做“卡亚俄油漆匠”。
后来，由于信息资料的增加和眼界的扩大，科学家们发现，秘鲁海域的暖水南侵，不过是太平洋中东部的赤道海域大规模海水异常增温的一部分。厄尔尼诺是海气相互作用失衡，从而引起太平洋两岸乃至全球气候异常，并引发多种自然灾害的一种自然现象。
近半个世纪以来，厄尔尼诺现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不胜枚举。而且，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由于局部气温升高，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森林大火频繁发生，损失以亿计；由于气候反常，水灾严重，秘鲁、孟加拉等国洪水暴涨，上百万人无家可归；由于局部气温偏低，包括中国东北在内，不少国家粮食减产。
1997年三四月间，厄尔尼诺再次卷土重来。这次厄尔尼诺来势迅猛，不但是本世纪最严重的一次，而且创150年来厄尔尼诺之首。
厄尔尼诺一出现，亚洲和南美洲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在亚洲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持续干旱。印尼的干旱诱发了持续数月的森林大火，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深受其害，沙捞越州古晋市的污染指数高达839点，全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越南持续高温，最高时达40℃，创历史最高纪录。新几内亚高原持续高温无雨，河道干涸，在地龟裂，干燥的气候又诱发了森林大火。厄尔尼诺肆虐期间，我国华北、东北一带夏天酷热，冬季不冷，而在江南一带则出现了冬、春季降水及冬汛的异常现象。
来势汹汹的厄尔尼诺使亚洲、南美洲深受其害，但也没有放过欧洲、北美、澳洲及非洲。美国、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古巴暴雨成灾，澳大利亚及非洲南部则旱灾连连。1997年的冬季、暴风雪狂扫欧洲、北美，令这两个洲的人民不胜其寒。
厄尔尼诺造成的全球气候异常使受害国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已使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的国民经济遭到重创，严重的干旱又使亚洲各国、澳大利亚、非洲南部的粮食收成大减，农牧业出现危机，从而给全球的经济造成冲击。
1998年3月，澳大利亚30多位气侯专家聚会墨尔本对影响全球气候的厄尔尼诺现象进行研讨，科学家们注意到，南美沿海的海水温度开始下降。这表明南极寒冷的海水正在向北回流，是厄尔尼诺现象正在结束的征兆。
在探索厄尔尼诺形成机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这样的巧合：20年代到50年代，是火山活动的低潮期，也是世界大洋厄尔尼诺现象的次数较少、强度较弱的时期；进入50年代以后，大洋上厄尔尼诺现象次数也相应增多，而且表现十分强烈，根据近百年资料统计，75%左右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在强火山爆发后一年半到两年间发生的。这种现象也引起科学家们的特别关注。
厄尔尼诺是一种海水释热现象。据统计，单位面积100米深的海水温度变化0.1℃，那么，大气温度就可升高6℃。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强大的海风从印尼群岛地带吹向南美洲，暖流涌向东太平洋，直至在秘鲁西岸受阻而回转。暖流回转时，它带动海洋底层的寒流形成上升流，从而导致秘鲁西海岸暴雨成灾。与此同时，强劲的海风因被高耸的安第斯山脉挡住而回转，又助长海洋暖流回返西太平洋，当暖流抵达太平洋西岸时，气温升高，从而引发了气候异常。
海洋学家们经过长时期的观察、探索后发现，厄尔尼诺造成的气候异常不仅仅出现在美洲及热带地区，而是全球性的。两者的差异是：美洲及热带地区距厄尔尼诺发生的源地近，表现显著、容易把握其某些规律，而全球其它地区的气候异常因素较多，较复杂，难于把握其规律。
迄今为止，尽管科学家对厄尔尼诺的成因进行了种种探索，但尚未形成一种被认可的科学定论。不过随着海洋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相信人类一定能准确地预测“厄尔尼诺”产生的时间和区域，尽可能避免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英吉利海峡隧道贯通
亿万年前英伦三岛和欧洲是一个整体，随着地壳的变动，使不列颠群岛逐渐与欧洲大陆分离，漂向大海，英伦三岛变成孤岛。英国和西欧的法国隔英吉利海峡相望。英吉利海峡西临太平洋，向东通过多佛尔海峡连接北海，是欧洲大陆通往英国的最近水道。
英吉利海峡是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海峡，海峡两岸工农业发达，水道密布，海峡中国际船只往来不绝。据统计，70年代初期，每年在这里通过的船只就有17.5万只之多，平均每天有480艘船只通过海峡，年货运量在6亿吨以上。
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希望把英国和欧洲大陆连接起来。第一个提出把英法连接起来的人是法国地球物理学家尼古拉·德马雷。他于1715年向法王路易十五上书，提出或用桥梁，或用地下隧道，或用堤坝通过英吉利海峡的设想，他的报告送到国王那里不啻废纸一张。后来法国政府重视起来想修筑隧道，不料想又毁于一只猴子。当时在英国东海岸发现一只“会说话”的猴子，叽叽咕咕的“猴语”大体是说把隧道通到英国将有灭顶之灾。一时关于猴子的谣言蛊惑人心，在英国人的疑虑之中，隧道计划告吹。
19世纪初，拿破仑也产生了把英吉利海峡用海底隧道连接起来的梦想。他郑重其事地把工程设计任务交给了一个名叫阿尔伯特·马修的工程师。马修的设计在今天看来还是很幼稚的。他设计的隧道上面必须竖起许多升出海面的“烟囱”，以保证隧道内空气的流通。英国人对拿破仑的计划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曾有过破土动工之举。但是随着拿破仑战争的发展，英国就改变了态度。
拿破仑点燃的战火席卷了欧洲大陆，但是战火却没能蔓延到英国，英伦三岛得以免遭兵燹之灾，全仗英吉利海峡这道天然屏障。1805年法国地中海舰队被纳尔逊海军上将歼灭后，拿破仑只能望洋兴叹了。
英国人害怕从海底隧道的出口，运出来的是拿破仑的大炮和军队，自然不会干招灾引祸的蠢事了。
但是，修筑海底隧道必竟是一件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明智之举。有识之士为此前仆后继，历经挫折在所不惜。法国水文地理工程师埃海·托马·德卡蒙耗40年的心血，经过200多次的水文测量，依据大量的地形结构数据，于1855年提出一个海底铺设铸铁管道，管外砌砖保护的计划。法王拿破仑三世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对这个计划都表示赞同。1878年在英国多佛尔和法国加莱附近同时开工，工程刚刚掘进几千米，又因政局变幻，两国交恶而中断。200年间关于开凿海底隧道的可行性建议多达30来个，反复变化，一再搁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日益密切。海峡越来越成为英国经济发展和欧洲交通联系的障碍。特别是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后，与法国和共同体其他成员国间的经济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海峡的运输压力越来越大。修筑海峡隧道的动议再起。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也使修筑隧道的许多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1985年1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两国将消除近3个世纪的长期顾虑，架起一条能跨越隔阂的铁链。1986年2月12日两国签订了《海峡隧道条约》，条约规定两国政府均不提供资金，全部利用私人资本建设。采用招标的方式，最后决定由一举中标的伦敦隧道工程集团和巴黎拉芒什海峡集团承包工程，两集团包括2家英国银行，3家法国银行和10家建筑公司。
1987年，名为“欧洲隧道”的海峡隧道工程，在英法分头正式开工。这是当今世界最宠大的隧道工程，东起法国加莱附近的科凯勒，西至英国福克斯通附近的希尔堡，整个隧道陆地地下长8英里，海底部分长23英里，全长31英里。是目前欧洲最长、世界第二的海底隧道（日本的津轻海峡隧道全长33.5英里）。
3年后的1990年10月30日，格林威治时间19时30分。随着挖掘机轰隆的巨响，一根100米长的钻头打出了一个直径6厘米的小孔，英法海底隧道对接成功。霎时，隧道两头一片欢呼，互换国旗以致问侯。
又经过4年半的时间，隧道内的全部工程设施才陆续完成。整个隧道实际上是由3条平行的隧道组成。两条铁路隧道是直径7.6米的主隧道，分别铺设单轨道，担负交通运输任务。两条铁路隧道中间是直径4.8米的服务隧道，又称副隧道。三条隧道每隔375米便由横向通道相连，这些交汇点，平时用于维修隧道内各种设备，发生意外事故时即可向其它隧道疏散。整个隧道在海以下45米深处开凿，工程的土石方量约700万立方米，隧道内壁浇铸的混凝土层厚1.5米，所用的花岗岩粒料全部采自苏格兰的一座山中。
隧道专用列车车厢宽度为4米，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宽的车厢。每趟列车有12节双层车厢运送轿车，每节车厢可载10辆大型轿车或其他车辆，这种车厢每节造价320万美元。首尾各有一节电气机车，列车总长约800米。能以160公里的时速牵引2100吨货物。隧道运营管理采用成套自动控制系统，24小时监视每趟列车的运行情况，车速都是自动控制。构成隧道内中枢神经网络的所有机械和电力系统的运转，信息总量达34亿比特，全天显示在英国福克斯通中央控制室24平米的巨大显示屏上。
隧道两头各有一座变电站，负责提供整个隧道内的电力，发生故障时可自动切换，为了解决隧道内列车高速行驶导致的高温问题，安装了价值2亿美元的空调系统，8台离心冷却器，其制冷能力足够6000户居民使用。隧道设计充分考虑了可能发生的火灾、水灾、地震、恐怖袭击，列车脱轨等灾难性事故。由于隧道是在海底防水性很强的白垩岸中挖掘而成，因而对隧道漏水的担心是多余的。据设计者称，该隧道甚至可以抵御里氏4.5级的地震。严格的防范和应急措施，使隧道的安全程度大大高于伦敦的地铁系统，可称得上是世界最安全的海底隧道。
1994年5月8日，英法双方联合举行盛大仪式。英国女王伊利莎白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仪式上为隧道正式开通剪彩，庆贺这一世纪工程的壮举。
海峡隧道的开通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乘火车穿越隧道来往于英法之间仅需35分钟。从伦敦到巴黎通过隧道乘火车比坐轮船快3个小时左右，甚至比乘飞机还快1个多小时。隧道的最大优势还在于轿车运输，对气垫船和轮船来说，轿车上下要花1个小时左右，而上下列车则只需不到20分钟的时间。隧道交通流量的高峰期每小时可以单向通过20辆列车，前后两辆列车的间隔时间最短仅3分钟。启运后第一年就可运送1400万人次，货物运输能力可达850万吨，承担起海峡之间50%的运输量。它对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94年10月20日这条耗资10亿英镑的海底隧道正式投入使用。欧洲人200多年天堑变通途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欧盟的来历
欧盟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总部“欧盟”是欧州联盟的简称，它的原名是欧州共同体。欧盟在当今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你了解多少呢？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思想家们和政治家们曾经提出过各种欧洲联合的构想，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下半叶，欧州联合才第欧盟会旗一次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州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普遍下降，在欧洲，出现了美苏严重对峙的局面。对欧洲国家来说，只有走联合自强的道路，才能从美苏冷战的格局中摆脱出来，在国际舞台上重新扮演重要的角色。
1946年9月，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说，号召建立“欧洲合众国”。之后，主张欧洲统一的各种组织纷纷出现，欧洲联合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
1950年5月9日下午4明，在法国外交部钟厅，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向在场的100名记者宣读了一项声明，提出了构建欧洲和平的打算，即结束法德之间长达百年之久的冲突，实现欧洲国家的统一。为此，法国政府提议：“把法德的全部煤和钢生产置于一个高级联营结构的管制之下，其他欧洲各国也可以参加”。这种联合意味着“将来在法德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想像的，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可能。舒曼的这一声明被称为”舒曼计划。当日晚上8时，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舒曼的倡议大加赞赏，表示完全愿意接受煤钢联营的计划。
经过欧洲各国的努力，不久便有了成效。第二年初，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六国外长在巴黎签署《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在通往欧洲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欧洲六国在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后，继续探索欧洲联合的道路。1957年，六国签订《罗马条约》，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在60年代合并为欧洲共同体（又称欧洲共同市场），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建立关税、经济和贸币同盟。从1973年到1986年，英国、爱尔兰、丹麦、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相继加入，共同体成员国扩大为12个。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共同体在政治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加强。70年代，共同体通过了关于政治统一问题的报告，开始定期协调对外政策，努力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80年代，又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联盟的声明。1991年，欧洲共同体正式改名为欧洲联盟，即欧盟。
90年代，欧洲的联合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3年1月1日，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启动，成员国之间实现了商品、资金、劳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欧盟还做出了在1999年实行单一货币——欧元的决定。
目前，欧元已在市场上流通。
海湾战争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1990年8月2日凌晨2时，伊拉克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伊拉克、科威特边界，在不到24小时时间内吞并了科威特。伊拉克的侵略行径遭到国际舆论的遣责，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浩浩荡荡开进海湾。一场震惊全球的“海湾战争”由此爆发。
两伊战争打了8年，伊拉克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战争前，伊拉克外汇储备达300亿美元，战争后，债务高达1000亿美元。萨达姆为了摆脱经济和财政困难，把目光转向富足的科威特。科威特的面积仅有1.8万平方公里，西、北部与伊拉克接壤，南部与沙特阿拉伯交界。科威特生存条件相当残酷、土地贫瘠干旱，二战后由于发现黑色宝藏，从此暴富。科威特在两伊战争中，借款120亿美元资助伊拉克。
1990年5月，在巴格达召开的阿拉伯非正式首脑会议上，萨达姆宣称，他与伊朗打的是一场圣战，是抵制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输出，是为阿拉伯的世界流血牺牲，所欠阿拉伯国家300亿美元应一笔勾销，还要科威特另外补偿100亿美元给伊拉克。萨达姆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7月下旬，伊拉克陈兵10万于伊拉克边界，频频举行军事演习。7月底，沙特、埃及和约旦等国首脑调停无效，海湾局势顿时剑拔驽张。
1990年8月2日凌晨2时，10万伊拉克士兵越过边境直扑科威特城。伊拉克人在第二天的上午11时，完全占领了科威特。在战争中，科威特六百多人捐躯，王室成员中有六人英勇牺牲，其中包括国家元首贾比尔的胞弟赫德亲王。
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整个世界，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严重威胁到美国及其西方国家的利益。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召集政府官员开会，经过紧张讨论，决定向海湾地区增派重兵。于是，美国首先表示要直接插手此事。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谴责伊拉克的行为。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要求国际社会干预此事。制裁伊拉克的行动立开即开始，伊拉克在海外的许多财产都遭到了冻结。8月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制定了针对伊拉克的“沙漠盾牌”行动计划。
海湾战争中代号为“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一时间，伊拉克上空充满了战争的气氛。美国飞机进入了海湾上空，其地面部队进驻沙特。随后，埃及和摩洛哥也派兵进入沙特。伊拉克人似乎并没有将美国的行动放在眼里，总统萨达姆把20万重兵和五百辆担克部署在科威特的防御阵地上，准备与美国人拼个鱼死网破。
联合国也迅速对伊拉克的行动作出反应。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78号决议，要求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从科威特撤出全部部队，否则联合国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宣布对伊拉克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
萨达姆对国际社会的干预嗤之以鼻，和平解放科威特的愿望彻底遭到了失败。1月17日巴格达时间凌晨2时4分，多国部队动手了，他们向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出动的上千架飞机对伊拉克境内的主要军事目标轮番轰炸，停泊在海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和“威斯康星号”战舰也朝伊拉克的军队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在战斗中，伊拉克宣称击落了多国部队的十架飞机，而多国部队说只被打落一架。
那天，伊拉克人全部在家里收看电视，因为他们的领袖萨达姆将在电视上出现，给他们进行精神鼓励。萨达姆出来了，他穿着军服，满脸严肃地说：“今天，那些异教徒们对我们动手了。这说明圣战已经开始。真主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些魔鬼们永远不是我们的对手！”萨达姆对这场战争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同时，他还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的信，对美国人提出警告，并威胁说将使用带有化学武器的导弹袭击以色列。萨达姆说到做到，伊拉克在当天晚上就向以色列发射了八枚“飞毛腿”地对地导弹。
伊拉克的所作所为更激起了多国部队的反感。1月18日，多国部队继续对伊拉克进行轰炸，并与伊拉克空军展开了空战。伊拉克的幻影F-1战斗机被炸。为了扩大战争，伊拉克又向沙特阿拉伯发射了两枚“飞毛腿”导弹，其中一枚被美军“爱国者”导弹击落。
为了有效打击敌人的力量，多国部队的飞机对伊拉克采取了地毯式轰炸。密集的炸弹一排接着一排，把沙土掀起几十米高。伊拉克大多数的军事力量被击毁。同时，美国还增派军队。到了1月22日，仅美军在海湾的士兵总数就已经超过四十七万。
1月24日，空中战争演变为地面战，双方用大炮互相轰炸。当天，美国海军占领了伊拉克统治下的科威特小岛，俘虏了大批伊军。1月28日，已经大概分出了胜负。伊拉克丢失了在空中的优势，大多数的空军基地已被多国部队炸得不能使用。伊拉克人不相信他们会遭到惨败，又从空中转移到了地面。夜里，伊拉克的地面部队向沙特军队发动了攻击。由于美军迅速支援沙特军队，伊拉克方面仍处于被动挨打局面。直至2月23日，多国部队出动10万余架次，平均每天出动2500架次，投弹量超过二战飞机投弹量的总和。
多国部队加快了进攻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表示愿意从科威特撤军，但有一些条件。美国总统根本不愿在快要胜利的时候接受什么条件，于是战斗继续下去。2月24日凌晨4时，“沙漠风暴”地面攻势开始，多国部队沿科沙和伊沙边境一线多路突破伊军阵地。下午，多国部队开始包围科威特城，美英装甲纵队，美法快速纵队向幼发拉底河迅速推进，伊军全面溃败。2月25日夜，萨达姆命令伊军从科威特撤退。2月27日6时23分，科威特军队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2月28日当地时间上午8时，布什总统下令美军及其盟国的军队暂停军事行动。3天后，回天无力的萨达姆宣布停火，并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几项决议。至此，海湾战争结束。
海湾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打的一场高科技战争。美国动用了最先进的武器，如F-117隐形轰炸机、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阿帕奇武装进攻直升机、“爱国者”反导导弹等，还搞起了信息战、电子战。整个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总共伤亡不到几百人，而伊拉克军队仅死亡就在10万人以上。
海湾战争的多国部队一方实施了高科技电子战，在电子战干扰下，伊方几乎没有能力反击。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并没有真正赢得和平，海湾的局势也没有真正稳定下来。
南非之魂曼德拉
在世界政坛领袖中，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人生极富传奇色彩。曼德拉是一位坚定的反对种族歧视的黑人领袖，他最好的年华是在监狱里度过的。1990年，已经72岁的曼德拉获释，重返政界，立刻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曼德拉从容地开始了新的生活，27年铁窗岁月的磨难丝毫未能削减他的热情和信仰。很快，曼德拉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领人之一，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他同样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纳尔逊·曼德拉1918年7月25日生于南非特兰斯凯。他的父亲是坦布族酋长，家境比较富裕。曼德拉的父亲想把他培养成部落领袖，于是，曼德拉到了白人学校就读。他需要一个名字来适应白人社会，“纳尔逊”成了他进入白人世界的标志。曼德拉先后在黑尔堡学院和威特沃斯兰德大学教受教育。在学校期间，他拒绝参加歧视黑人的一切活动并且坚决抵制，曼德拉的这种抗争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1942年，曼德拉法律专业毕业后，他没有顺从酋长父亲的安排，而是选择了他愿意去做的事情。这时候的曼德拉更深切地感受到南非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在这个国家，黑人不断受屈辱，他们上下班只能坐黑人的车，白人可以随意打骂的黑人，而警察则不闻不问。曼德拉对此感到强烈的不满，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黑人，看到种族偏见，心理几乎被压垮，但同时激起了他来自血液里的反抗。1944年，曼德拉加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即非国大黑人联盟，他成为联盟强有力的领导者之一，此组织为南非自由之路恒定了明确的方向。
踏入社会后，曼德拉开了南非唯一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为黑人的权益提供法律保障。但是在当时的南非，在约翰内斯堡，从未有一个黑人能够制约白人，黑人在白人枪口的逼迫下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定居，又哪里有公平、自由。曼德拉为使南非当局确立反对种族隔离法而奋斗着，他的律师事务所，成了幕后斗争的根据地。
曼德拉积极地投身于反抗执政的国民党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受到南非当局的迫害。1956年他因叛国罪受审并拘禁，1961年被法庭宣告罪名不成立。
60年代初的南非，形势无情地变得严峻起来。1960年3月21日，在南德兰士瓦的一个名为沙佩维尔的小镇，大约5000名非洲人与300名白人警察平静地对峙，警察在片刻的混乱中开了火，射杀69人，打伤186人。这次屠杀在全世界都引起强烈反响，种族隔离制度的野蛮受到了普遍的遣责。但南非政府毫不理会国际舆论，有恃无恐，强行取消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国大被取缔后，公众人物被迫转入地下。这时，刚刚获得自由的曼德拉审时度势，建议非国大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1961年6月，非国大领导采纳了他关于使用暴力手段的建议，秘密成立了非国大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由曼德拉领导该组织。流亡的生活使曼德拉成为军事战略家，他成了南非黑人的偶像和英雄。这期间，曼德拉于1962年1月到英国访问，在那儿，43岁的他体味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回国不久，因政局动荡，曼德拉又被南非当局逮捕，被判5年苦役。
1963年，当非国大和“民族之矛”的许多领导人都被逮捕时，曼德拉又和他们一起受审，罪名是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曼德拉在法庭上陈述了4个小时，他痛斥南非统治者“你们才是真正的罪犯”。他要向全世界讲出真相，并准备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他在法庭上声明要“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南非”，慷慨激昂的措辞赢得了相当的国际注意和尊重。1964年6月12日，包括曼德拉在内的被指控者中的8人被判终身监禁。从1964年到1982年，他被囚于开普敦附近的罗宾岛监狱，后来又被监禁于大陆附近的波尔斯穆监狱。
曼德拉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囚徒，最守信念的囚徒，也是最强大的囚徒。在被监禁的岁月里，曼德拉的声誉一直在增长，他被广泛地视为南非最重要的黑人领袖，成为反种族隔离斗争汲取力量的有力象征，他一直拒绝以政治立场上的妥协来换取自由。他的存在影响着他的人民。曼德拉的言行震慑了监狱看守，使他们意识到不能碰这个人。
80年代，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呼声越来越高。南非人民需要曼德拉，把他当作“鼓舞的化身”，从而为争取权益坚持斗争，镇压了再反抗，使得南非当局深感不安。种族隔离受到世人的唾弃。南非政府也需要曼德拉，从1985年起与曼德拉进行了5年的秘密对话。
1989年2月，原国家教育部长德克勒克被选为国民党领袖，他在任职后第一次讲话中号召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的南非，呼吁就这个国家的前途举行谈判。同年9月，他当选总统，德克勒克立刻解除了对非国大的禁令，二个月内废除了种族歧视制度，并在1990年2月11日释放了约尔逊·曼德拉。
获释之后的曼德拉全身心地投入他终生的事业，为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南非而努力。1991年，在非国大自从1960年被禁之后首次于南非境内举行的全国大会上，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他一生的朋友与同事成为这个组织的全国协调人。1993年10月，纳尔逊·曼德拉和威廉·德克勒克“因其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和平努力，因其为民主的新南非奠定了基础”而荣获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当时南非有700万的失业人口，暴力事件不断，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曼德拉向人民承诺重塑南非，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在他的领导下成功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使南非得以安定。
纳尔逊·曼德拉致力于和解的努力甚至赢得了白人的尊重，他的政治技巧也帮助他缝合新南非内部的各种分歧。在国际上，他得到更多的赞扬，成为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政府首脑，或许也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政治领导人。
曼德拉同千百万人握过手，他总是出现在最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晚年的生活并不如意，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妻子温妮·曼德拉离开了他。但是，南非人民热爱他、支持他，曼德拉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历经沧桑的曼德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和平。这是20世纪的奇迹。
推动中东和平的拉宾总理
1994年12月10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外交部长佩雷斯以及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同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三位领导人为中东和平进程做出的巨大贡献，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伊扎克·拉宾于1922年3月1日出生于耶路撒冷。二战期间加入左翼犹太武装，开始了长达27年的戎马生涯。1948年中东阿以战争中任哈加纳旅长。拉宾骁勇善战，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拉宾出奇不意地越过边界，直捣埃及军队控制的北西奈首府阿里升，速度之快连以色列空军也没有料到，以致空军向拉宾旅发起错误攻击。
1950年，28岁的拉宾出任总参作战部部长。
拉宾从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到后来成为推动中东和解的使者，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
1964年，拉宾出任以军总参谋长，这是以军最高长官。1965年6月5日，以拉宾为总长的以军以先发制人为策略，倾巢出动，对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完全摧毁了埃及等国的空军，夺取了制空权。在短短6天中，以军占领整个耶路撒冷，进抵苏伊士运河，攻克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夺取了相当于本土4倍的他国领土。以色列称这一次战争为“六天战争”，拉宾从而获得了极高的威望。
1968年2月，拉宾结束军旅生涯，就任以色列驻美大使。在五年任内，拉宾加强了美以关系，并为以色列争取到了大量美式武器和贷款，以色列的军备在中东已首屈一指。
驻美大使任期结束回国后，拉宾审时度势，继续活跃在以色列政坛，很快从工党一般议员上升为党内核心人物。1973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发动“十月战争”，20分钟内，埃及空军摧毁了以军建在西奈半岛的指挥所、防空和雷达干扰中心，埃及陆军迅速渡过运河，重创以军，总理梅厄夫人下台，1974年，拉宾首次出任总理。历经数次阿以战争的拉宾认识到，只有化干戈为玉帛才是解决阿以问题的唯一出路，于是将使以色列摆脱与阿拉伯邻国的战争状态作为他的内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随即开始了与埃及的政治谈判。但由于拉宾在国外存款的“丑闻”，未能任期届满被迫辞职。
“十月战争”后，埃及总统萨达特期望与以色列和平共处。1977年11月19日，萨达特勇敢地访问了以色列。阿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许多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因此看到了和平的曙光。1981年，萨达特不幸被极端分子刺杀，以后，阿以关系又由于以、巴冲突加剧迅速恶化。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持续了几十年。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备受欺凌，最后还是被逐出了家园，巴勒斯坦人拿起武器运用各种手段同以色列占领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色列贝京政府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了血腥镇压。
1988年，在以色列支持参与下，黎巴嫩右翼势力制造了“贝鲁特大屠杀”，2000多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在贝鲁特难民营惨遭杀害，许多死难者是妇女和孩子。以色列人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同时，以色列人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拉宾将这一切看在眼中，深切地感到，以巴双方都要生存，对抗只能导致无休止的杀戮，和平是惟一的选择。
1993年3月13日，以巴和平协议在华盛顿白宫草坪举行签字仪式。自左至右分别为佩雷斯、拉宾、阿拉法特、克林顿等。
1992年2月，拉宾再次当选为工党领袖，并在随后的全国大选中战胜利库德集团，7月13日，拉宾担任总理并兼任国防部长。他第二次出任总理后，以实现中东和平为己任，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和平与安全”问题将是新政府的当务之急。他重申，他的政府把中东和平及结束以阿冲突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采取现实、灵活和大胆的步骤来推动中东和谈。作为第一步，他提出以色列愿意讨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的自治问题。上台伊始即向阿拉伯国家发起“令人目眩”的和平攻势，表示愿意邀请约旦国王、叙利亚总统和黎巴嫩总统到耶路撒冷讨论和平，他也准备去这些国家访问。
拉宾的和平倡议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积极响应。埃及人主动邀请拉宾正式访问埃及，巴勒斯坦发言人阿什拉维称赞阿宾的倡仪“令人鼓舞”。阿宾更以实际行动回应阿拉伯人民，他宣布冻结100多个被占领土上的犹太移民定居点，这包括为新移民建造的6000套住房工程，并表示以色列从戈兰高地部分地撤出是可能的。
拉宾很快得到回报，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了100亿美元的贷款；1992年，以色列国民总产值增长6.5%，人均收入达13000美元，拉宾的声望在稳步上升，拉宾加快了与阿拉伯世界和解的步代。1993年3月13日，以巴双方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加沙和杰里科《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宣言》，揭开以巴和解的序幕，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并迎来了1994年中东和平的一连串突破。
1994年5月4日，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签署了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的最后协议，使巴勒斯坦问题了取得实质性进展。同年11月，以色列开始向巴权力机构移交在西岸的行政权力。至1994年底，西岸的教育、卫生、社会事务、旅游和税收管理权也陆续移交。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约旦的外交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7月25日，拉宾总理和侯赛因国王在华盛顿签署了《华盛顿宣言》。10月26日，以约两国正式签署和平条约，结束了两国长达46年的战争状态。11月27日，以约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由于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的共同努力，中东和平结出累累硕果，因此，他们三人共同分享了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中，犹太右翼极端分子接连制造恐怖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特别是以巴双方在1995年9月28日签署的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第二阶段协议——塔巴协议后，以色列极右势力和宗教极端分子反对以巴协议的活动骤然增加。他们将矛头直指拉宾和他的政府。但是，以色列的和平力量在11月4日举行了支持拉宾政府中东和平政策的声势浩大的和平群众集会。然而，就在这次集会上，拉宾总理却遭到犹太极端分子阿米尔的枪击。这位后半生为中东和平事业奔波的政治家因抢救无效而逝世。
拉宾的遇难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上百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纷纷发表讲话或发出唁电。拉宾的遗体被安葬在耶路撒冷赫尔茨山公墓。有44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拉宾的葬礼，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要人数出席最多的一次葬礼。
《拉贝日记》公开出版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了中国南京。从这一天开始的六周多时间内，日军对南京居民和被俘的中国士兵进行了有组织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30多万同胞遇难，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战后，日本出版了当时参与或目击大屠杀的旧日军的正式记录：《战时详报》、《阵中日记》、《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等书籍。曾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士兵东史郎，在1997年举行的“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东京国际专题讨论会”上，作为加害者之一，86岁的东史朗以谢罪的心情证实了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但60年来一些日本右翼势力，仍不断抵赖或对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日军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人拉贝的外孙女公布了《拉贝日记》。1996年12月12日，在美国纽约洲际大饭店，拉贝“日记”与报告原件在“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公诸于世。这是赖因哈特夫人的外祖父拉贝在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前所写的2117页战时日记。
拉贝于1882年11月23日生于柏林，1908年由德国来中国，直至1938年2月22日他奉西门子公司之命离开南京，4月奉命返回德国。他在南京居住了30年。他的儿女和孙辈生于中国。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见证人，他的战时私人日记详细记录了500多个惨案，比较详尽地记录了侵华日军1937年12月攻陷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集体屠杀、砍头、活埋、水淹、火烧和奸杀等罪行。日记还包括其他几位德国人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由于所写的是私人日记，而且当时是日本的同盟国，拉贝又是一名纳粹党员，因而日记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拉贝在日记中记下了亲身经历目睹的那一幕幕：
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开枪打死的。日本兵十几二十几人一群，在全城洗劫商店，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
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一些屠杀就在国防部前面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脖子上则绑着石块。
12月24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的眼珠都被烧出来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938年1月1日：一位母亲向我跑来，并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他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子内，我看见一个日军正在压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了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
拉贝把自己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后，曾想公开发表日记内容，但被希特勒政府禁止。拉贝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拉贝于1950年逝世，其日记一直由儿子保存，60年来一直未公开发表。
1996年，美国华人女作家张纯如为撰写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收集资料，查访到拉贝先生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通过赖因特夫人，劝说她的已80多岁的舅舅将“日记”公诸于世。赖因哈特夫人也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她的母亲出生在北京，而她于1931年5月出生于沈阳，日军南京大屠杀时她随外祖父在南京，时年7岁。
1997年1月，德国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公司购得《拉贝日记》的国际版权。1997年4月，江苏人民出版社以8万美元购得《拉贝日记》的国际中文版权。
拉贝日记公诸于世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美国、日本等国的历史学者给予高度的评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科比特教授认为，这些材料对证实日军暴行非常重要。日本千叶大学日本现代历史教授秦郁彦说，“拉贝日记”与“报告”是二战时日本的同盟国德国人士对当时情况的客观叙述，比起当时对日本很反感的美国牧师的证言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拉贝敢于向希特勒提交“报告”，其勇气是惊人的。
中国读者对《拉贝日记》所记录的史实，反响强烈。《人民日报》编者指出：“2000多页日记，实录了500多个惨案，拉贝先生向历史提供了证词。他揭露出来的虽然是日军暴行冰山上的一角，但却从另一角度证实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拉贝先生在去世前留给孩子们的一段话，很令人警醒。他是这样说的：不要忘记战争和暴行，只有记住这些罪行才能避免犯新的错误，战争的罪行必须受到正义的惩罚。而这种判决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宣布。
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一场来势迅猛的金融危机几乎横扫整个东南亚。一夜之间，泰铢丧失了1/5的国际购买力。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先后引咎下台。接着很短一段时间内，泰铢贬值25%，菲律宾比索贬值11%，印尼盾贬值8%，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5%，新加坡元贬值1.5%。
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了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深受其害。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80年代末，亚洲经济得到持续增长，泰国紧随“四小龙”之后，发展也较显著。在泰国的曼谷，到处是大办公楼、大购物中心。泰国的繁荣是建立在高利率政策的基础上，为12%左右，而在其它国家，贷利率不过5%。因此世界各国的银行家纷纷将资金转移到泰国。泰国政府和泰国中央银行对引入的巨额资金没有有效地行使监控作用，仍把大量资金投入不太景气的房地产业上。由于房地产业过剩，房地产公司无力偿还贷款，曼谷商业银行几乎破产。世人对泰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开始动摇。
1996年，泰国已负债达900亿美元，这年的贸易逆差达162亿美元。为了保持泰铢不贬值，泰国政府铤而走险，继续提高汇率。国际投资者察觉了泰国政府的窘境，担心泰铢迟早会贬值，纷纷抛售泰铢，买入美元。
东南亚各国的情景与泰国极度相似。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房地产业兴旺，引入的巨额资金大量投向房地产，结果，建好的住宅大量过剩。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普遍对外依存度较高，一旦受阻，经济就陷入困境。
而这一切，“世界最伟大的投资家”——索罗斯，怎能放过一次牟取暴利的机会。出生于1930年的索罗斯，凭着犹太人的精明果断，自1969年建立自己的“双鹰基金会”后，在世界金融舞台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1992年9月16日，索罗斯在分析了前苏联解体和东西德合并等新的国际形势后，投下了“人类金融史上最大的一笔赌注”——一笔对抗英镑的巨额财注，一夜间，赚了9.58亿美元。索罗斯因此得到“世界最伟大的投资家”头衔。
索罗斯以他对世界的独特见解，他的哲学观，他的睿智，不断地积累自己的财富。截至1977年6月底，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总额达150亿美元。这次，索罗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进行了精确的分析，他得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迟早要贬值。
索罗斯需要一个突破口，他把目光盯住泰国。他以泰国房地产业市场为中介，多种渠道、不择手段地收购泰铢，然后抛出，泰铢一再贬值，美元不断升值，泰国房地产业遭到致命打击。但好景不长，泰国政府在初期对泰铢进行强行管制，有效控制了泰铢的流失。索罗斯因此损失数亿美元，但他深信自己的判断。1997年上半年，泰国多家财务机构挤提泰铢，索罗斯闻讯后，抓住这一时机，卷土重来，终于将泰国政府一举击溃。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对泰铢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对美元汇率下跌18%，此后，泰铢对美元汇率江河日下，至8月22日，跌至34.60泰铢兑1美元，创历史最低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