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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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我从边境一个叫中兴的哨卡回到城市已经很久。
曾经的哨卡是两幢老旧的红砖房，十三个士兵一条狗，很老的狗。周遭的草甸子有三种颜色，夏天的碧绿，秋天的褐黄和春冬的银白。它们穿过军营的木院门一直向北，走三里半路就跟黑龙江连上了。
如果站在江畔，能够看到来往的渔船，它们都是手摇的木舢板，破旧而老气，每一条都粉着同样的黄漆，在江上不停地穿梭。
奔涌的黑龙江水，就处在两座遥相呼应的村庄中间，让人极容易看到那与生俱来的波涛，及其所呈现的自由的水的波纹。直到三年后我当了排长再次回到这个哨卡，才知道那两座村庄的名字。它们分别是尤家张网（隶属中国）和斯瓦琴科牧场（隶属俄罗斯）。尤家张网村落里的人很穷，这是我更后来一些时间里知道的，他们世代以种田和打鱼为生，木然地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贫穷的生活。我隐约记得个比我年岁大的老兵在复员时带走了这个村落里的一个姑娘，他不惜承受哨卡给他的处分和战友们的冷眼。
那些天里，我除了跟随班长和老兵去界江巡逻，就是趴在床铺上写一种叫诗歌的东西。每一首都有二十几行，句子长短不一，我记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每天的太阳染红树木/用它暖暖的手指/敲打田野。村庄就印在太阳下/牛和羊，用音乐感染生活。兵一届届地走了/许多的孩子又大起来/芒种时的雨水甜润而充足。”五年之间，这些诗句被我以《临界的音乐》为题，发表在了省内外的一些刊物上，也印在了我日渐丰盈的心里。
这是我归于宁静的写作方式，那个时期，我所写的诗歌和小说里面，有没有责任和道义，我一无所知。但却蕴含着一种力量。后来的几年里，我写了小说《渔民的故事》，它是那个年代记忆的核心。故事和语言都是冷的，那绝对不是一般的冷，那是一种浸透骨头的冷。写一个小女孩的事，她可能叫游游，也可能叫欢欢，反正她是一个普通渔民家的孩子，六岁，突然有一天爸爸打鱼时划船越界，被俄方的士兵抓进监狱判了刑，女孩的妈妈在得知消息后疯了，女孩成了孤儿。小说发表后团机关来蹲点的一个参谋，拿着报纸找到我问是真的假的，我没有回答，只是带他去了那个叫建边的小村子，见到了那个已寄居在邻居家中的小女孩，那个肩上扛着一杠两星的作战参谋哭了，身高五尺的汉子哭得那么伤心，他说你写的这些破字竟然是真的，竟真实得让心都疼。
后来他默默地承担起了照顾那孩子的义务，到他成了团一级干部都没间断过。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写作的背景是存在的，或者它存在于事物的表面，或者存在于作家的灵感当中。它们在时间绘制的图面上显现，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然后去悲天悯人，然后去奋笔疾书，使作品具有更加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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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应该是掌握自己作品命运的一种人，至少要这样。
在简单或者复杂的作品里，让人看到你制造故事的高超手艺和内心所悬浮的力量。
写作可以是职业，也可以是一种业余的享受，反正它是属于自己的一笔精神财富。从1994年至今的十余年里，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将近四百万字，而且都是中短篇小说，都发表在了《人民文学》《当代》《作家》《上海文学》和《钟山》等国内的重要期刊上，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刊选载多篇并获各种文学奖。
其实，我就是要反复描绘我从前所感知和亲历的一切，曾经遗忘了的，始终沉淀在心里的，它们很容易就会闪现和耀眼。它们是沉静的、感性的、自由和孤独的。它们经我的手一下子就被变成了铅字，一下子就被那些大众的读者接受了，你说这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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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的冬天，怎么也没想到，我病倒在了北京，那无疑是一段寂寞而又百无聊赖的日子。我躺在北京东直门医院神经内科的病房里，无法下床行走，连自己走着去趟卫生间都成了奢望。当时主治医生马斌主任对我说，你是位军人，他言外之意是军人就要懂得坚强，我无言以对，平生第一次体会了身不由己这个词的分量和含义。三个半月的住院治疗无边的伤感凝成记忆之河流，着实在我的血管里奔涌了一回。令我感叹：人活在世上，是真的什么都要经历呀！当由京返乡的火车驶进哈尔滨火车站的一刹那我隔着车窗玻璃看见单位的同事和几位要好的文友捧着鲜花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接我时，久违的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你不知道，在未知与永恒之间，温暖随处可见提醒着疲倦的人在歇歇脚过后，仍要固执地前行，因为在我病着时黑龙江召开第五届作代会，我被选为省作协副主席，新当选的作协主席迟子建带着班子成员专程到医院看我，《当代》《十月》和《民族文学》等一些刊物的编辑都打来电话问候并约稿，一切的一切使得我没有放下笔搁置写作的理由，于是在解放军211医院康复的日子，我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写了《草原故事》和《坡镇的春天》等十七个短篇，还有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徐岩短篇小说近作选《麻玻璃》。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作品中的悲悯和良知是重要的。往往我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我身边的人，都是小人物，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底层人的挣扎、疾病和死亡中所呈现的那一抹亮色和暖意，这关乎着我的写作经验和信仰以及个人经历。
但是我还是觉得其中的一部分作品，还是真正对人的苦难的体验，甚至说它们对苦难的体验比较深切，是具有切肤之痛的。
像新近发表的短篇小说《天黑下来》《鼠浪岛》和《去海拉尔》，通篇都是写小人物，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活着的尴尬，从某种局部的意义上讲，是好小说，能让读者得到阅读上的乐趣，可以说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营造它们，力争写得细腻和精粹，尽管写的时候内心沉重、血泪掺杂，但我始终坚信这么一点，我是出于对文学和语言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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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四川诗人雨田有几句诗这样说道：这只手是她自己复印的，无边无际地伸入我流血过多的伤口，这只手总是在复印那些感触惑然的东西。真是一语中的。而后他接着吟唱：人的命运在手之上，无时无刻不在用其来唤醒良知。
这便是文学的真实，并非这些真实被我凑巧碰到了。由此我悟到，在作品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以及繁杂的人生历练，但是你能细心地捕捉到一丁点，也就够了。
前不久我在给一家报纸副刊的随笔中写道：珍藏着我的纯粹情感的写作年代，是2008年和2010年这两个数字。很多用心守着的灵感丢弃了、淡漠了，令我无从下笔。
也就是说去年6月，我被公安部再次抽调到北京写海地维和事迹报告会的脚本，第一次是2008年的6月，奉命去汶川采访在那里维稳的全国五千名特警，我给那个报告文学的标题起名为《灾区之魂》，我在文章的开篇就说，灾区的老百姓见到那些特警队员头上的警徽，就像见到了魂魄一样。写这样的句子，我自己都会被感动。
而去年6月我给牺牲在海地维和一线的三位战友写稿子时常常是夜里写，融着沉沉的夜色、喝着酒、流着泪水敲打电脑的键盘，在频繁触摸那些文字时，我竟觉得我是那般的失魂落魄。
当时跟我一起写稿子的，来自云南边防总队的作家刘广雄写了一段话拿来给我看。他问我那段文字行不行，我说我不管，咱自己写自己的，早写完早回家。他笑着说看看怕什么，我知道你的眼泪早流干了。我说是流干了，可心不在滴着血的吗？他一下子就呆了，愣了几秒钟后很大手劲地把那页稿纸抽走了。
最终要定稿那几天，我实在写不下去了，老是心神不宁，演讲稿的结尾更是弄不好。没办法，就打电话求远在哈尔滨的作家哥们任永恒，帮我写一个结尾，他说怕写不好，海地维和的事情他是知道，但不好把握。我说你就写吧，回去请你喝酒，你写完后给我发过来，咱好赖都是他了，结果那两百多个文字传过来之后，领导那儿竟然通过了。
前两天，我做了个梦，那情景断断续续的，说自己的作品要印成书了。没想到今天就真的应验了，晚上作协副主席王立民老师就打来电话说由作协出资给本土作家出文集，准备把我的中短篇小说收在第一卷里，二十万字，真是好消息，立民主席说第一卷的五个人中还有已故的作家王立纯，也算是对他文字的认可和纪念，听了很让人感动，我在诗人庞壮国的博客上知晓立纯兄去世后写了句留言：“上山和下山，只有树记着所有的时间。”是顾城的诗句，权作对文友的纪念，而我们这一大帮文友只是语言的纪念而已，新一届作协领导却把语言落到了实处。
其实，我这一生，能握握枪，写写字，喝喝酒，就算是好的人生了，于我定当是大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