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间，哈密地区教育局局长祁天民患了伤寒病，与他同时患病的还有哈密县县长陈方伯，也是伤寒。当时，群众患此病的人数较多。人们把伤寒病流行原因，归咎于烧毁旧币，都说旧纸币带有伤寒病菌。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主持改革币制，废“两”改“圆”。哈密银行为了焚毁旧纸币，组织了“销毁旧纸币监销委员会”。祁局长和陈县长都被聘为“监销”委员会委员。烧毁旧纸币的那天，所有监销委员都亲临现场，监督烧毁。销毁现场设在城东开阔地上，周围布置警察严密警戒，除几名银行工作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得进入场内。因而，烧毁工作全部由监销委员承担，卸钞、点火、往火堆上扔票子等，从早到晚干了一天，中午饭也是在现场吃的。这可能是祁局长和陈县长得病的原因。
陈县长患的是斑疹伤寒，连发高烧，请来苏联红八团军医处处长尤林科夫和一位军医检查，确认是伤寒病，立即住院治疗。在陈住院的同时，祁局长也住进医院。苏红八团专派一名医生，每日来医院为陈县长和祁局长检查病情，亲自送药。苏红八团军医处长尤林科夫和军需处长谢力久科对陈县长和祁局长关心备至，隔几天总要亲自来医院看望。病人需要吃水果，最好是桃子罐头，他们就用飞机从苏联带来。有一天，尤林科夫处长又来看陈县长，用低沉的声调向他说：“非常可惜，祁先生开始便血了，看来他的肠子断了，因为他患的是肠胃伤寒。祁先生身体非常虚弱，不敢给他剖腹接肠子。”陈县长说：“还是请你设法抢救！”尤林科夫只是频频摇头，默默无言，发出叹惜的声音。此刻，生命的活力正从祁局长体内一点点流走。他溘然病逝，与世长辞了。
祁天民是第一批由延安来的干部，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他是地质学者，曾陪斯文赫定到西康考察。祁天民到新疆后，先任新疆学院政经系主任，林基路调离新疆学院时，他也被调任哈密区教育局局长。祁天民在哈密工作时间虽短，但他的谦虚谨慎、积极肯干，在公务人员和学校师生中留下了深刻影响。他逝世时，学校师生手持挽联走在大街上，许多学生和教员、公务员、市民、农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维吾尔族老人按民族风俗，为他举行了庄严的丧葬仪式。他墓地上的碑记是同批由延安来的在哈密任职的张东月、李涛拟的。因不能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碑记只能含蓄地写上：浩气长存。祁天民真真切切地活过，为了这片热土的各族人民，把自己的肉体连同灵魂永远地留在了这里。落日血红，那是他永不熄灭的灵魂。
1939年3月25日，曹建培、郝升被派往焉耆工作。曹建培，安徽怀宁人，1937年10月赴延安，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随第二批中共党员来新疆。他化名曹克屈，任焉耆行政公署教育科科长。郝升，山东新泰人，高中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因家庭经济拮据，中途辍学。他在学校时就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学潮运动，1937年11月辗转至延安，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曹建培一批到达新疆，化名郝冰清，任焉耆区财政局副局长。
焉耆是南北疆交通咽喉，曾是西域古国。开都河穿城而过，流入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曹建培、郝升两位共产党员在焉耆的活动，使开都河有了一段永难忘怀的记忆。
据有关资料记载，焉耆直到清光绪末年，才在县城有了一所官办的学堂。曹建培、郝升到焉耆时，这里仍像文化教育的荒漠，封建思想浓厚，特别是回族不让自己的孩子念书，只将孩子送到阿訇那里念经。市面上只有区立小学，有学生100余人，行政长于德一兼任校长；有一所女子小学，学生只有20余人，行政长夫人任校长；开都河南岸有一所抚惠庄小学，学生40余人。这三所小学都是用行政摊派方式（每家有两个孩子送一个上学）办起来的。此外，开都河北岸有一所私塾，学生20余人，教书的老先生是前清秀才，河南岸也有一所私塾，有学生10余人。省立焉耆行政区师范学校刚刚建立，1938年9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学生是挨家挨户登记、劝学来的，有120余人。
曹建培初来焉耆，人地两生，每天下班后，便同郝升前往街市，到各学校、文化会走访，文化教育落寞的景象时而袭来。他上任后，就整顿健全区立小学。这个小学还是个初小，只有6个班，老师文化水平参差不齐，12位老师只有4位是省城师范毕业生，派来不久，其余只有初小程度，还有前清秀才。整顿的措施是：改区立小学为区立第一小学，改抚惠庄小学为区立第二小学，成立区立第三小学。三个小学不合格的教师全部调转工作，所缺教师，在省城未派教师来焉耆前，由焉耆师范学校学生实习上课。原女子小学改名为区立女子小学，在两个初小班学生中挑选成绩比较好、年龄较大已不适合上初小的，归并到区一校高小班。改变过去男女不同校的封建习俗，动员全体老师挨家挨户劝学登记，让女孩子上学，增加女生人数。
焉耆在发展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学生来源问题，花了很大气力，专门抽人组成宣传队，挨门挨户劝学。曹建培又召开学生家长会，让家长明白送孩子上学念书，学知识，学做人的道理。同时，政府还明确规定，每家有两个子女的，要送一个上学念书。因此，各学校天天有新生入学，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区一小扩建为12个班，有男女学生820余名；区二小扩建为12个班，有学生600余名；区三小在校学生超过500名，抚惠庄也扩建了班次，男女学生接近600名。再加上师范的120名，在校学生达2600名，比整顿前增加了6至7倍。
当时，师范学校校舍是租赁赛力乡的房院做校舍，房少人多，不敷使用，这当然牵动曹建培这位教育科科长的心。他找师范总务主任陆万海商量，两人意见统一后，便每天下午约郝升一起在周围看地方。他们看中一块地皮，虽是臭水坑、岌岌堆，却成为焉耆教育发展的基地。他们定好地方，立即修建师范学校。之后，曹建培、郝升又约同陆万海在东滩区选了一处地方，修建区一校校舍，当时的区一校院落窄小。
焉耆区师范学校第一期三个班的120名学生1941年3月份毕业时，教育科根据行署所辖八个县的需要，把维文班的学生大部分派往且末、若羌、尉犁、轮台、库尔勒等县，把蒙文班学生分往和靖、和硕、焉耆县，把汉、回族班学生分配到各县教育科任科长或各校校长。这批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对焉耆区八个县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奠基作用。
曹建培视察各县教育发展情况后，于1941年夏季又创办了教师培训班，以提高各县在职教师的业务素质。培训班两年期，学生有各县调来的教师，有在焉耆招收的有培养前途的高小毕业生，包括汉、回、维、蒙四个民族，共计102人。曹建培任主任，并讲授教育行政课。
教育科还推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运动”，狠抓了群众性的国民普及教育。规定每年在校学生，利用星期天和节日，完成120小时的扫盲任务。经过全体学生的努力，仅半年的时间，就扫除文盲2000多人。他们又和阿訇商量，在各寺坊的经文学校里，对7至12岁的孩子每天保证上一节语文课，对12至20岁的满拉（学习经文者），除每天上一节语文课外，还加一节抗日救国时事课。授课老师由汉、回、维、蒙文会共同派人，按时间讲课。各文化会还办起了男女民校及识字班，强调40岁以下的男女居民，必须按时在民校学习。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他们还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开展了赛跑、竞走、低栏、跳高、跳远、接力赛、投掷标枪、手榴弹及球类等多种体育活动。
焉耆没有澡堂，因为焉耆靠近开都河，夏天人们都在河里洗澡，但这对老、弱及儿童很不方便，而且也不太卫生。曹建培以汉文会副会长的名义同陆万海研究，因陆是汉文会的文化部长。他俩说服会长、副会长，由文化会拿出钱来，在老桥上游的河沿修建了个澡堂，每人洗澡收费1角钱，解决了各单位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大困难。
曹建培由迪化调来前，在反帝总会工作。他来焉耆任行署教育科长后，就到焉耆反帝九分会报到，并在会员训练班工作。这个训练班举办三期，每期一个月，学员人数有50人，都是各单位、各文化协会抽调来的，每天下午学习两小时，曹是主要讲课人。他除了讲抗日形势和六大政策，还讲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等，还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有关章节讲给学员。许多聆听过他讲课的人说：“曹老师讲课，像新疆人吃手抓羊肉一样，清香可口。”
那时的焉耆行署各机关有名无实，许多人一天不是在麻将桌上搓牌，就是在大烟灯前过瘾。人们在街上相遇，第一句话往往是“三缺一，走！”要不就是“走，喝两盅！”再不就是“我买了些敦煌烟土，走，吸两口！”为了消除这些消极的消遣活动，反帝九分会由曹建培、郝升主持召开了一次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的“除歪风振作风”动员会。他们还在河沿开辟了一所开都河公园，里面由汉文会、回文会设立茶社卖茶，摆设了沙发、靠椅、书报。汉文会还组织了一个说书场，由一位河南老汉说梁山好汉的故事。每天下班后，曹建培还带领反帝会、妇女会会员，到公园里教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活报剧，教师训练班维吾尔族女教师演练舞蹈。他们开拓出精神与文化的泉水，把个开都河公园搞得热火朝天。艺术家赵丹领导的“实验话剧团”，还来焉耆演出了《满天星》。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闲了就打麻将、喝闷酒、吸大烟了。
文化荒漠变绿洲。大家提起曹科长，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师范学校学生、各机关反帝会员以及妇女联合会会员，分别组织了话剧团。话剧团经常排演曹建培编写的剧本《八路军子弟兵与群众是一家》、《父母送儿女去当兵》及外国名剧《茶花女》等。每周演一次，卖票的收入作为抗日捐款，由财政局张绍德局长、郝升副局长保存，然后报请迪化反帝会送往前线。第三次募集寒衣捐献会召开的晚上，师范学校剧团演出了曹建培编的话剧《送寒衣上前线》。第二、第三天晚，是维文会剧团演出苏联舞剧，主演是维文会会长洽帕尔，他是苏联塔什干歌剧院毕业生，他与妻子热比汗是同学，当时在焉耆算得上是舞蹈家。他俩演出时，门票贵一倍，就这样场内座无虚席。前后三年时间里，反帝九分会共募捐、筹集寒衣三次。群众情绪很高，上自年迈老人，下至男女青年，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争先恐后上台献金。有拿新疆纸币的，有拿黄金首饰的，有拿元宝的，机关干部献一个月工资。
1939年8月开展的支援抗日献金活动，行政长于德一任献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教育科长曹建培、县长戴有仁为副委员长，两位副委员长领导筹划一整套工作。财政局长张绍德、副局长郝升负责捐献。献金大会上，各族群众争先恐后踊跃献金。维吾尔族牧主木沙巴依，双手举着11个元宝走向献金台说：“我希望大家多多捐献金银财宝，买一架战斗机支援抗日前线，狠狠消灭日本鬼子，保卫祖国。”维吾尔族老人吾甫尔商总，举着100多块“老人头”银圆送上献金台。一般民众也不落后，争先恐后地把东西送上献金台。女校教师魏秀文，上台说：“我是一个教师，凭工资维持生活，见到会场上踊跃捐献的热情，十分感动，我把手上戴的两个戒指，耳上戴的耳环捐献出来，支援八路军抗日。”一位6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名叫则地汉，上台说：“我听说给打日本的八路军送寒衣，高兴得直淌眼泪，东看西瞅，家中没有值钱的东西，才拿这只下蛋的母鸡来捐献，表示我疼爱抗日战士的心意。”大家不收，老大娘哭着硬让收下。由于九分会宣传抗日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合计捐献了一万多套御寒棉衣和一架苏式战斗机。《新疆日报》登出一则消息：《新疆各族人民捐献的十架新疆号战斗机由迪化起飞，奔赴保卫武汉前线》，小标题是《焉耆反帝九分会捐献一架战斗机》。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曹建培、郝升两人在反帝九分会院内召开群众大会，并拟稿向迪化反帝会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名称是《塞电七项救国纲领》，声讨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会后又组织群众示威游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支援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等口号震撼全城，教育了各族群众，增强了抗日信心。
曹、郝两人每天除本职工作外，其余时间都投进了九分会的工作，深入社会各阶层、各群众组织，从事抗日宣传或文化教育活动。他俩深入群众，有很强的亲和力。有一年库尔邦节，曹建培、郝升、陆万海和张绍德几个人，去维文会洽帕尔和热比汗夫妇家拜年。大家吃了手抓羊肉后，曹建培一时高兴，要求洽帕尔夫妇跳舞，热比汗非要同曹建培跳舞，在她的一再催促下，曹就同她跳起来。曹本不会跳舞，为了欢度佳节，在热比汗的带动下跳了起来。他手足不合拍，身形胡乱扭，洋相百出，惹得哄堂大笑。郝升更不用说，他同一位叫孜来汗的舞蹈演员合跳，也是同样出丑。这天主人请来很多跳舞的朋友，共同欢度佳节，整整玩了一天。
郝升除干好财政局的分内工作，全身心参加九分会工作，他虽不爱说话，但平易近人的态度使人都愿意同他接近。他擅长写作，九分会有关宣传稿件都由他写出来向外界发表。他以九分会委员的身份，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或者到各寺坊去宣传。郝的妻子是在焉耆娶的，名叫刘芝荣，是迪化女中毕业生，领导妇女联合会，也参加反帝分会的工作。后来，郝升被盛世才逮捕，她也被捕坐牢。
曹建培、郝升离开焉耆后，行到芨芨槽子时被捕。陆万海也被焉耆公安局逮捕，当时才25岁。同他一车押送的有八个阿訇，这些阿訇都是九分会组织起来的学习小组成员，曹、郝、陆三人领导他们学习。因此，曹，郝二人被捕，他们也未能幸免。曹、郝，他们走了，开都河也不悲伤，一如既往，流水依旧，朴实地祝愿他们平安，想念他们，并讲述他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