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到了星星峡以后，我和李先念同志联名给陈云同志打了电报，电报打得很简单也很有气魄。陈云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给我们回了电。盛世才派了一名武官来看我们。这个武官给我们印象很好，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健在，很感激他。在星星峡我见到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平易近人，也很有头脑，我们早就认识。陈云同志代表中央召开了大会。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193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我们和星星峡驻军一块开会庆祝这个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节日。就在这天，迪化派来三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供应品。接着，又开来了几十辆汽车，我们兴高采烈地围上去。从前面的一辆车里，走出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大家一齐向他们伸出手去，并且都像小孩子一样地跳跃欢呼。群山环抱着的星星峡沸腾着、欢乐着。当大家握着党中央代表的手时，历尽了艰难和风险的同志们，压抑不住万种情肠和内心激动，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
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讲了话，向经历了艰苦战斗，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的同志们表示慰问，他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万人，争取革命的更大胜利！”
陈云等同志给我们带来了特别需要的用品。每个人发了一身夹衣、一套衬衣、一个碗和一双筷子，还带来了大批哈密瓜，让大家分着吃。
西路军军队工作部部长、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我们一到星星峡，盛世才派驻该处的边防站负责人王效典向迪化报告后，陈云等很快就赶来星星峡迎接我们。我在安西用毡子剪了双袜子当鞋穿，在沙漠地上才走几天，脚指头都露了出来。陈云带来两位苏联医生，尽管医药条件很差，负伤的人总算得到了治疗，大家也穿上了鞋。
我们到星星峡第二天，正是5月1日。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有纪念意义的五一劳动节了。西路军当时只剩下450来个人，但我们还保存了一面红旗。当天召开了五一劳动节纪念会，陈云讲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说你们这些共产党员，那样的困难都经过了，人累得不像样子，不投降敌人，还能剩下这些人回来，总算好样的，是好共产党员嘛！你们那些破鞋烂袜子，将来都要放在革命博物馆陈列起来。他的讲话使我们深受鼓舞，整个会场情绪沸腾。
在星星峡期间，刘雄武的警卫员和其他掉队的人陆续跟了上来。据警卫员讲，刘雄武受伤，腿打断了，扶到山上去，不能走动。我把刘雄武的经历报告陈云，刘原是滇军朱培德部一个排长，1929年带了一个排起义上井冈山，担任过红九军团的团长，在反对张国焘斗争中观点正确，是个好同志。我建议由我带一班人、两挺轻机枪和一辆汽车，去把他找回来。陈云考虑了一会儿，没有同意我去，另派了刘鹤孔和刘雄武的警卫员带一排人去了。据他们回来后讲，他们在当地吹号寻找，没有人应声，警卫员又记不清确切地点，没有上山搜查，结果空手而回。要是他们当时先占领一个山头，再派人上山搜查就好了，因为刘雄武既已不能行动，即使听见号声，也无法走出来。
西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吕黎平——
我们刚到村口，就见到两个身着便服的人快步迎了出来，定神一看，原来是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党中央果然派人接我们来了！大家像虎口余生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惊喜地拥上前去，和陈云、滕代远同志热烈的握手。一时，西征三千里的艰难风险都涌上心头，我们百感交集，热泪哗哗地流，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陈云同志亲切地逐个慰问我们。我望着陈云同志清瘦慈祥的面容，回忆起他在中央根据地时平易近人，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形象。更难忘的是，1935年1月土城战斗中，我亲眼见到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同志，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抢救伤员，处理辎重，协助毛主席组织首渡赤水，在危急时刻表现了革命领导者的大智大勇。长征到达四川时，陈云同志执行党中央指示，从天全县境化装去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地下斗争。后来听说党中央派他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工作。在这期间，陈云同志给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撰稿，宣传我党我军的业绩。
滕代远同志和我紧紧握手，李卓然同志介绍了我的姓名。他马上松开手，退了一步，上下端详着我说：“吕继熙？不是吕继熙！”滕代远同志转身向李卓然同志说：“你搞错了！”我轻轻点了点头说：“我是吕继熙！”记得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滕代远同志从三军团政委调任军委总动员部部长，我在军委作战科，互相间经常接触。长征前夕，他受党中央派遣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去三年。当年我是17岁的小青年，经过三年的战火熏灼，尤其是西征的艰苦磨砺，瘦得皮包骨，苍老得像三四十岁的人，老首长当然不敢相认了。终于，滕代远同志认出我脸上残存的一些当年模样，激动地一把搂住了我，说：“小吕，你受苦了！你们都受苦了！”
随同陈云、滕代远同志前来的，还有冯铉、段子俊、李春田同志。
陈云同志看到我们一个个蓬头垢面，两颊塌陷，走路摇摇欲倒，疲惫到了极点，心痛地说：“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
为了让大家吃饱饭吃好饭，陈云同志到处张罗，除了大米蔬菜外，又设法搞来一些新鲜牛羊肉，还商请盛世才两次派飞机空投了部分罐头和其他营养品。为了让大家睡好觉，他不辞辛苦地到星星峡每个角落，亲自安顿分散住宿和露宿的同志们，问寒问暖，筹措被褥，解决医药用品。我们放开肚子拼命地吃，都觉得世界上的食品没有比星星峡的更香甜可口了。要不是陈云同志到处提醒别暴食伤了胃，我们真想一顿就把四个月挨饿的损失都补回来。我们使劲睡，日上三竿仍沉睡不起，日薄西山还在呼噜。我们都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舒心放胆地睡觉更美了。几天的吃饱睡足，我们发青的脸颊开始泛出红晕，酸软的四肢有了一点力气。
五一节那天，陈云同志召开大会。我们集合清点人数，发现只剩300多人。惨重的损失，使我们面面相觑，不可名状的哀痛，系上每个幸存者的心头。
陈云同志见我们心情沉郁，面孔变得严峻起来。他用很重的上海口音说：“同志们！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胜败是兵家常事嘛！你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一心奋战到这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只要留得你们这些火种在，就可以引燃革命的燎原大火，就能夺取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
李卓然的警卫员邱正基——
还在祁连山中，我听到陈云首长来接我们，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长征路上我跟随陈云首长的种种情景，一下子全在眼前浮现出来，那时我在红五军团部警卫班。
长征开始不久的一天下午，管理科长陪着一位近40岁的首长来到我们军团部警卫班。他个子瘦长，一副平易和善的面孔，朴素的衣着跟穷苦老百姓一样。管理科长向我们介绍说：“这位同志是中央派来的，是中央苏维埃代表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微笑着同我们每一个警卫员握手，询问我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傍晚时候，通信员送来了他的行李，一小捆书、一条旧军毯。从此以后，陈云同志作为党代表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日没夜地行军，每到休息的时候，他从不喊肚子饿，不向我们要吃的，洗脚、睡觉也不找我们打个招呼。开头几天，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很纳闷：陈云同志是客气呢，还是不好意思？为什么不要我们照料他的生活？有一天，我忍不住问道：“首长，你要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做什么事，尽管交代我们好了！”陈云同志微笑着，语重心长地说：“小鬼哟，我们都是穷苦人嘛！怎么好叫你们干这干那的。大家都一样的嘛！你们白天黑夜地行军，还要警卫，还要值勤，够辛苦了！”
长征到贵州黄平县附近，部队打了个大胜仗，下边同志送来了一盏马灯，一个饭盒。陈云同志看到那盏马灯，高兴地对我说：“小鬼，那马灯你可要保管好！”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要东西，原来他晚上休息时要利用这盏灯看书学习。白天行军，陈云同志骑在马背上也拿着书本阅读，他的马褡里鼓囊囊装着的全是书。他对战士们学文化抓得很紧。我们背包上都插着根竹牌牌，上边写着字，边行军边认字，一到打尖休息的时候，便互教互学。陈云同志一有空就来教我：“小鬼，你背上是什么字呀？你写写看！”我拿根树枝在地上拼命画着自己的名字：邱锦满。他看着看着，连连说：“不对了，不对了，‘满’字不是那样写，应该是这样写！”于是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教起来。
有一次夜行军，我手里拎着那盏马灯，又拿着那个饭盒。我的手指冻僵了，心想：这个倒霉的饭盒反正没东西装，留着它何用！我顺手一撂，空饭盒滚到山沟里，发出一阵响声。我根本没在意，陈云同志却听到了。休息时，他把我找去问道：“你发脾气了？”“没有哇。”“马灯呢？”“在。”“饭盒呢？”“撂……撂掉了，反正……反正没东西盛！”陈云同志微微叹息了一声，抚着我的肩膀说：“撂就撂了吧，我还以为你把马灯也撂了呢！”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感到一阵惭愧。陈云同志是担心我把马灯撂了要影响他学习和工作啊！
不久，陈云同志离开了我们五军团。两年多了，我一直没有见到他。如今，当我们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派陈云首长来接我们，我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汽车接我们到星星峡，一下车我就到李卓然主任的住处报到。忽见从里间屋走出一个人来，我一看，惊喜得直跳过去。多么熟悉多么慈祥的面孔啊！我紧紧捧住他的一只大手，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叫了声“首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陈云同志又惊又喜地说：“小鬼还在，又来了？太好了，太好了！”他抚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你长高了，坚强起来了！邱锦满同志啊，你们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不愧是坚强的红军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