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核武器、导弹核武器与美国军事战略的演变——核威慑概念与“大规模报复战略”
威慑这一概念，并不是核时代的产物，而早就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各国总是千方百计地使对手恐惧和忧虑，或者起码使对手对于发动侵略可能导致的后果琢磨不定。核武器的出现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可靠的威慑概念。“在核时代，战略威慑已成为美国战略思想的主体。”[16]但是，核威慑与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结合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大规模报复战略
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占据了原子武器方面的垄断地位，但美国的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将其置于军事战略的中心位置。当时的美国政府将原子弹视为是“最后一着”武器，而不是根据情况需要无论何时都可以使用的。美国军备中原子武器是“不同的武器”，它虽然是美国军事实力的象征，但无法替代常规武器的作用。杜鲁门政府甚至自信地认为，美国的核优势可以帮助美国取得在战后时代大部分对苏战略目标，而没有提出在世界进入核时代后，核武器与国家权力、军事实力和安全之间关系的新概念。[17]
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紧张，人们越来越注重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问题，原子弹开始在美国的军事考虑中逐步突出起来。美国有人认为，美苏战争的爆发可能比估计的来得早。苏联之所以克制，是因为惧怕美国手中的原子弹。1949年的柏林危机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尖锐化了。1948年9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第30号文件赞同在战争中直接使用核武器。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詹姆士·福雷斯特尔认为，人民支持美国在战略中应该赋予原子武器以重要地位。此外，由于新的裂变物质的发现，原子弹的制造数量可以得到解决。同时，美国第一批B-36远程轰炸机即将交付使用，这种轰炸机可以减少美国对海外基地的依赖。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到1948年年中，原子弹在美国已经成为了战争应急计划的基础。[18]
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了，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也由此起步。美国发展战略核力量的紧迫感加强了。杜鲁门批准了氢弹的研制和制造计划。1950年1月，“遏止理论”的制造者乔治·凯南在离开美国国务院时即上书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美国应该坚定不移地决心在战争中使用核力量，以便减少苏联进攻时造成的损失；或者以核力量作为威慑的工具，以吓阻苏联不敢挑起战争。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68号文件，再次确认对苏实行“遏止政策”，为此，美国迫切需要加强各种军事力量，以便能够保持军备优势遏止苏联的扩张和有可能发生的美苏最后“摊牌”。
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促使美国对军事战略作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朝鲜战争使美国在军事战略上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然而却在亚洲陷入了一场难以取胜的局部战争；准备的是全面战争，但打的是局部战争；发展核武器与发展常规武器在经费上又难以平衡。1950年，美国的军费从120亿美元实际上升到了480亿美元。[19]同时，朝鲜战争大大扩大了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安全范围，台湾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都被列为了美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扩张”需要实施“围堵”战略的战场。美国由于担心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势力的对外扩张大大增强了。这就引起了美国国内对安全义务的有效性和军事手段的选择以及美国的安全义务与有限的安全投入之间这两个方面的争论。美国感觉到，为了扩张和安全义务，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提高了，“遏止政策”的军事成本也在不断扩大。美国“自我扩张的欲望强化了多米诺骨牌规则的制约力”[20]。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防务部门的战略选择由常规军事力量进一步转向了“代价小、破坏力大”的核武器，利用美国的核优势来达到“遏止政策”的目的。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不久，宣布推行以核武器为主导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这标志着美国在二战之后第一次形成了以核力量为核心的军事战略，核武器也第一次正式被宣布为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军事实力的主体。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国务卿杜勒斯就曾威胁说要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核武器，核武器不再成为战争的“最后一着”，而成为了美国可以用于地区冲突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无独有偶的是，苏联的赫鲁晓夫也在50年代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柏林危机中进行“核恐吓”。这就导致了“核外交”（atomic diplomacy）概念的出现。核武器可以通过威慑作用成为在大国关系中达到外交目的的重要筹码。[21]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核心就是“核威慑”。其基本的设想是：摒弃二战中传统的作战原则和观念，主张打一场全球性的核大战。常规部队在平时采取守势，作为防御对方进攻的“盾”，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局部战争。在军备建设上，强调要建立和保持美国的核优势，加紧发展战略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常规力量则适当压缩，保持一支相对稳定和平衡的陆、海、空军力量。在全球战略态势方面，继续加强北约组织，将“大规模报复”战略同时也视为北约组织的基本战略。与此同时，通过组建地区性多边军事同盟和美台、美日、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巩固和扩充海外军事基地，保持海外驻军，增强对外军事援助。其基本目的是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打一场“任何形式”的战争。
1954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约翰·F。杜勒斯在纽约外交委员会解说“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提出，“慑止侵略的方法就是自由世界愿意并能够在它所选择的地点，以其所选择的方式有力地作出反应”，美国政府决定“依靠一种巨大的报复能力，能够即可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和地点进行报复”。[22]总之，杜勒斯所主张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本着这样一种宗旨：美国不应当让敌人掌握主动权从而得到便宜，而应当迫使敌人按照美国所希望的方式打仗，要坚持一种战争模式，绝不以苏联的动向为转移。
核武器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威慑概念，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核武器的毁灭性非常清晰，战争的可怕后果不言而喻，因此，“威慑”的可靠程度大大提高了。负责研究原子武器的曼哈顿工程的杰弗里斯委员会，早在1944年9月就提出报告指出：“美国自己建立起核武器所起的最大作用是保证在纽约或芝加哥突然被彻底摧毁时，可以在第二天对侵略者的城市进行更大规模的破坏。同时希望侵略者慑于这种报复不敢动弹”。但是，威慑能否真正实现呢？杰弗里斯本人也表示怀疑，所以，他同时提出，核威慑的结果可能是相互毁灭。“全部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靠不住的希望，破坏性武器既然已经积存在这里，就迟早总要‘用上’，尽管这意味着愚蠢的相互毁灭。”[23]1946年，伯纳德·布罗迪主编的《绝对的武器》一书，就提出了核武器产生后的军事意义和作用问题：“说核武器是另一种武器是很会把人引入歧途的。它是一种革命性的发展，这种发展改变了战争本身的基本性质。”[24]这本书中的一个作者F。邓恩则明确勾画出了核威慑理论的雏形：如果不能铲除核武器的话，那么就应该通过威慑来阻止使用核武器，方法是告诫对手：“他可以采取的每个特定行动的代价和风险要超过这个行动带来的好处。”[25]
尽管如此，50年代初期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还只是提出了当代核威慑理论的一个雏形。由于苏联当时还不具备发动核攻击的能力，再加上美国的核力量当时也主要依靠战略轰炸机，因此，美苏两国冷战状态下的威慑概念在那个时期充其量只是单方面的，还不足以主导美苏整个战略性的攻防态势。核威慑的本质是战争手段的革命性变革，核威慑理论是随着军事技术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的。军事技术的革新带来了部队装备的变化，使得美苏双方的战争手段不断向高级化发展。核威慑战略依据战争手段的革新和美苏之间大规模军备竞赛而最终走向成熟。
核威慑的基本概念
导弹的产生对传统的军事战术和战略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也将核武器的杀伤力真正转化成为了可靠、迅速和可以全方位使用的战争手段。在携带常规弹头的导弹广泛地运用于现代军事战场时，传统的军事战术和战略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导弹的有效射程和火力覆盖面大大缩短了传统意义上对战场纵深的理解，以往军事行动中的战略性目标顷刻间变成了战术目标。同时，作战队伍的分散化成为了基本的原则，大规模集团军群的作战体制更需要由小规模的、具有独立作战和分工协调能力的军事单位组成。此外，军事行动对后勤保障系统的要求会更高。但是，这些变化，都远不如导弹与核武器的结合所形成的核导弹成为战略武器的主力军之后，给一个国家总体的军事战略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那么大。
50年代后期洲际核导弹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使得导弹登上了军事力量的顶峰，而且，传统战争的基本规律也发生了变化，依靠战争来保护国家利益或者争取国家利益都已经不再是现实可行的办法，战争再也不能通过有限的手段达到有限的目的。随着核导弹的爆炸当量、精确度的提高，以及远程投掷工具的发展，再加上核导弹对现有军事技术条件下突破防御体系的有效突破性能，核导弹作为进攻性武器的杀伤力似乎是不可克服的。以往技术条件下的军事防御变得近乎毫无意义。传统战争在“攻”与“防”之间的分割，在核导弹时代变成了过去。核导弹成为了几乎无法“可以防御”的武器。传统的地理阻隔和大洋优势，以及战争的战略纵深等概念，几乎统统变成了过去。即使是美苏的第一代洲际导弹，彼此攻击的话，预警时间也不超过30分钟。由于洲际导弹的射程一般都在8000公里以上，它可以覆盖从某一点开始的空间环境的整个立体区域。美苏本土境内的所有战略设施、城市都可以成为打击的对象。以往战争状态下的前方与后方的划分，在核导弹面前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价值。同时，由于洲际导弹爆炸当量大，速度快，精确度高，不仅足以摧毁任何地面建筑，即使是坚固的地下工事也难以承受如此重击。一旦进入大规模核战争，其结果就是受到以导弹为投掷工具的现代核武器的毁灭性打击。
在核时代，核导弹是最佳战争手段，同时，核导弹或者说核战争的巨大毁灭性也成为最好的“防御手段”[26]。如果潜在冲突的各方都拥有核导弹，那么，一旦相互攻击，即使有一方先发动打击，但“预警攻击”（launch on warning）也使得另一方无法承受。这一事实的军事效果，简单地说，就是发动或挑起战争的收获永远无法大于所受到的惩罚，如此，威慑不但存在，而且可靠。“威慑的问题在军事政策的历史上是新出现的。在过去，对军事组织的要求是为战争作准备；对军事组织的考验是战斗；如果胜利了，就证明这种军事组织是对的。但是，在核时代，胜利已经失去了它的传统的意义。战争的爆发越来越被认为是不幸的灾难。今后，任何军事组织是否适当，将要根据它有无维护和平的能力来鉴别。”[27]因此，核时代的和平，成为了核武器的巨大“威慑力”挤压出来的、各方都迫不得已的和平。
从原则上来说，威慑可以通过发展强大的防御力量，或者以惩罚相威胁来得以实现。第一种情况是使侵略者看不到获胜的希望来震慑住侵略，第二种情况是侵略者因为明白无误地了解到侵略将得不偿失而震慑住侵略。但核威慑只是第二种，即奉行以惩罚相威胁的战略。惩罚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基本上是一种依赖于纯报复的惩罚方式，即以摧毁苏联的城市、人口和工业能力相威胁。1954年，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为1500架B-47中程轰炸机，200多架B-36重型轰炸机，并正开始实施制造500架B-52远程轰炸机。而当时的苏联只拥有数量有限的中程螺旋桨轰炸机图-4.
诚如亨利·基辛格博士所言，威慑基本上是一种心理效应。常规武器的军备积累同样也可以产生威慑效力，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等强调谋略、士气和军事指挥艺术的精彩案例，在世界战争历史上屡屡创造出奇迹。因此，常规军备的“威慑”效力可信度较低，依靠战场的决胜和运筹帷幄等冒险或行险心理可以降低常规军力对比的差异。但核武器巨大的爆炸威力和杀伤力却使得核战争成为一种在成本估算中无法冒险的行为。换句话说，任何层次的战争冲突一旦在美苏或掌握有核武器的国家中进行，都可能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从而造成难以承受的“两败俱伤”的全面灾难性后果。核武器是通过直接诉诸于核战争的恐怖性来确立其威慑作用的。因此，核威慑通过直接产生对战争的“恐怖心理”来抑制任何冒险和好战的行为动机。罗伯特·吉尔平进一步将“威慑”视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成本与代价估算的“商业性行为”。任何战争的代价大到无法承受，威慑效用就自然形成了。核威慑成功的关键在于：任何敢于发动战争、即使一开始并不是发动核战争的国家也意识到战争和冲突的升级可能导致核攻击，受到毁灭性报复，以至于敢于发动核攻击的决策者不得不得出结论，在核时代中，大国间的战争是必须废弃的选择。
威慑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力量、有使用力量的意志以及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力量和行使力量的意志的存在。威慑是这些因素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的综合。如果有一种因素不存在，威慑就不起作用。实力不论怎样强大，如果没有诉诸实力的意愿，它也不会有效地发挥现实的影响力。如果侵略者不相信既有力量又有使用力量的意愿，或者认为发动战争所冒的风险对他不是很充分，那么即使威慑的维护者既有力量又有使用力量的意愿，也不会真正起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既然要使威慑产生实力基础上足够的“吓阻力”，威慑的作用也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的相互结合：在报复袭击时遭到巨大破坏的可能性、会造成更大破坏的预计和造成还要大的破坏的可能性。[28]因此，威慑是一种理性程序，它靠的是不发动核战争的清醒决策，其基础是认识到核战争的后果是毁灭性报复。为了建立和维持威慑，最重要的则是实力和意志。
然而，随着50年代末核导弹技术的飞速发展，“大规模报复”战略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在苏联拥有大量核导弹的情况下，美苏之间已经进入了“相互威慑”的时代。如果苏联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摧毁了美国的核报复能力，“大规模报复”显然就不会起作用，而且建立在“大规模报复”基础上的威慑效应也就不会可靠。基辛格就曾指出，美国巨大的战争能力带来了“自相矛盾的后果，那就是规定一个界限，不到这个界限时我们不愿意使用我们的武力。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威慑武器库的力量威慑了我们自己”[29]。换句话说，基辛格在这里指出了一个明确的问题，那就是保持威慑力量的巨大核军备建设如何面对对手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以及现实的、中小规模的安全冲突和相关的政策问题。同时美国也有相当的学者和战略家反对“大规模报复”战略。
利德·哈特早在40年代就指出，在核武器出现后，全面战争已经失去意义了。全面核战争只能意味着相互毁灭。在50年代后期，美苏由于研制成功洲际导弹、双方都拥有了远程核攻击能力和核报复能力后，利德·哈特的观点更具有了说服力。他认为，在核时代军事战略同样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限战争”问题，因为没有哪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会用氢弹来对付区域性的、有限战争；“战略轰炸力量的价值已大体消失——除非作为最后一着。”[30]1957年基辛格出版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书中，基辛格猛烈抨击了“认为战争除了全面胜利外别无其他目标，打仗除了全面战争外别无其他形式”的看法，提出随着原子武器不再为美国独家垄断，“再也没有可能以可接受的代价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人们再也不能“把以最大限度的破坏为基础的威慑看作是风险最小的战略”。[31]在1957年的书中，基辛格还主张用战术核武器在欧洲对付苏联，但在他1961年出版的《选择的必要》一书中已经修正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特别是“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以削减常规力量的发展来保证重点发展核武器，这一做法不仅引起了美国各军种之间的矛盾和争吵，而且也削弱了美国对付常规有限冲突的能力。从1955—1959年，各军种每年拨款百分比是：空军约46%，海军约28%，陆军为23%；各军种每年武器装备开支中，空军占60%，海军占30%，而陆军只占10%。1953年年底，美国把陆军常备军力定额为100万人，1957年又减少到90万人，并准备在以后三年中进一步减少为70万人。1959年，刚刚退休的美国陆军参谋长M。泰勒就著书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核武器已经成为了击退敌人核攻击的防御盾牌”，只能起消极的作用，应当用灵活反应战略来替代大规模报复战略。[32]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大规模报复”战略成为了各方面争论的一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