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的研制和部署，是中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重大安全挑战。它将对中国在新世纪的战略态势、安全战略、政治决策、外交能力以及军事力量发展等等各个方面，带来综合性的冲击。为此，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和冲击，是中国不得不作出的回答。
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和冲击
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既针对所谓“流氓国家”，潜在的针对目标也明确地指向了中国和俄罗斯。特别是目前NMD的三阶段部署方案，是朝着美国独自一家拥有战略防御能力方向发展的决定性转变。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这两部分。直接威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1）战区导弹防御计划一旦在东亚完成部署，将对中国的战略力量和战术导弹力量构成重大威胁。
由于TMD系统拥有陆基发射平台和海基发射平台两种武器系统，无论美国将其部署在日本、韩国，还是依靠太平洋舰队海基的“THAAD”系统，都将在中国的东侧建立起“导弹屏障”。TMD的各种雷达系统、机载预警系统以及卫星监视系统，可以在深入中国内地1000—1300公里的范围内，监视和跟踪中国的导弹发射状况，并有能力在这一地理纵深内30—150公里的空域高度内拦截和击毁中方所发射的战略和战术导弹。其军事结果是，装备有TMD武器系统的国家或者地区，有能力将导弹防御作战在中国的领土内进行。中国从海岸线到内地的纵深1000—1300公里的区域，将因为TMD的存在而事实上处于军事上“透明”或者“半透明”状态。
按照美俄之间的“划界协议”，TMD系统可以防御和拦截射程在3500公里以内的各种战区导弹。中国今天拥有的有限战略力量中，射程在3500公里以内的战区导弹占据大多数。而且，中国战略导弹的技术远不如美俄英法等国先进，基本上以单弹头为主。TMD一旦部署，将是对中国战区导弹的重大遏制，客观上将降低中国防御性的国防力量。同时，由于TMD武器系统更强的导弹预警和目标探测能力，将使得美、日等国的导弹拦截前线一直延伸到中国内陆，中国内陆相当大的战略纵深将处在TMD的立体防御体系之内。这必然将对中国的国防态势构成直接威胁。
美国的NMD一旦部署，也将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带来巨大冲击。美国的阿拉斯加是中国理论上攻击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到达美国大陆的“唯一通道”。美国选择在阿拉斯加部署NMD拦截导弹，其选位就有针对中国有限战略威慑力的意味。目前，世界上除了中、美、俄、法、英五国之外，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射程超过2300公里的弹道导弹；在近期内，也不会有哪个国家将拥有射程超过3000公里的弹道导弹。不管美国如何解释NMD系统部署对中国战略力量不构成威胁，但客观后果是中国有限的战略威慑力将大大缩水。中国将成为NMD系统部署最大的“受害者”。与此同时，中国是目前世界五大核武器拥有国家中唯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中国又是五大核大国中核导弹拥有数量最少的国家，中国有限战略威慑力量的巨大削弱无疑将会大大降低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削弱中国防卫国家安全的战略威慑力。更为严重的是，TMD将直接建立在中国的家门口，美国、日本有部分人迄今对中国抱有浓厚的敌意；中国有限战略力量的大幅度缩水，将破坏中国现有国防力量的合理组合结构，侵蚀中国应该具有的国防威慑力，使中国的防务态势受到沉重打击。
（2）TMD将会大大增加中国在台湾当局铤而走险、宣布独立时采用武力方式统一台湾的军事难度。
如果美国将台湾纳入TMD系统，即使台湾获得的只是TMD的海基发射平台，即“海军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增强版的PAC-3，都将实质性地提高台湾导弹防御能力。在当前台湾空军和海军都对大陆占有技术优势的情况下，TMD将使得两岸军事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发生有利于台湾方面的转化。如果中国大陆目前最有效的制约台湾的军事力量是各种型号和射程的陆基导弹，未来大陆发动的进攻性军事力量打击也首先需要依靠导弹攻击来达到首先摧毁台湾的军事防御力量的话，那么，TMD将使这样的军事进攻设想变得相当困难。
2000年6月，陈水扁提出了台湾“防务新构想”，那就是要“决胜岛外”。这是陈水扁5月20日上台后，台湾当局在两岸军事关系上所提出的新战略。这意味着台湾军事力量的发展将从本土防御转向岛外防御，台湾的防务力量结构也将随之出现新的变化。其结果，台湾的军备建设显然将从防御性武器为主转向防御性武器与进攻性武器的相互结合，以提高台湾军事力量对大陆“威胁”的威慑力。进攻性导弹武器，可能将成为台湾新一轮扩军活动的重点。这是1998年年底唐飞出任“国防部长”以来，台湾当局调整军事力量发展重点、将武器配备重点放在防御大陆“导弹威胁”的新一轮建军政策的继续。按照这一战略，台湾军事力量的发展将在“攻”、“防”两个方面针对大陆的军事压力，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发展。目前，台湾已经获得了美国所出售的远程雷达，“爱国者Ⅱ型”的部署也已经基本到位。再加上台湾自己发展的“天弓Ⅲ型”反导弹系统，无论是在早期预警、还是在充实反导弹攻击力量方面，台湾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防御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台湾当局目前正在加强进攻性武器建设。据台湾媒体报道，2000年3月29日，台湾空军又一次进行了“米卡”中程空对空导弹试射。这是1998年5月8日以来的第二次。此外，陆基中程导弹的研制也在紧张进行中。由于中国常规军事实力就目前而言不具备对台湾的技术和力量优势，如果TMD技术和武器系统扩展到台湾，对两岸军事力量的对比，将发生重大的影响。
（3）即使中国大陆尚未决定对台动用武力来彻底解决台湾的分离主义倾向，TMD售台也将大大助长台湾分离主义的气焰，增加台湾当局对抗统一的军事筹码。
中国大陆以保持军事压力来促进统一、遏止台湾岛内分离主义势力发展的“以压促统”战略将面临失效的危险。中国大陆一旦失去在军事上制约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发展的力量，台湾追求独立的危险性则会大大增强。如果台湾当局认为总有机会可以拖延两岸分离的现实，中国大陆将无法摆脱对台使用武力的最后选择。两岸可能痛失一直在努力保持的台湾海峡和平。台湾当局缺乏足够的创意和勇气来制定和执行一项以两岸对话和交流为趋向的两岸关系政策，一直是困扰台海局势的基本难题。陈水扁上台后，虽然有所动作，但被媒体广泛认为仅仅是“善意口水”。6月17日，陈水扁在访问南美时在与记者的早餐会上表示，与中国大陆的统一不是两岸关系未来的唯一选项。[130]从目前来看，似乎还看不到台湾当局将改善两岸关系、停止分离主义活动的任何迹象。
（4）如果美日联合TMD研制结束，日本按期部署TMD，日本的军事实力将势必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目前，就海、陆、空三军装备的先进程度、战斗人员的军事技术操作水平以及军事手段的战争综合能力而言，日本在亚洲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TMD在日本一旦部署成功之后，将会大大改善日本军队的指挥、管理、通讯和后勤保障能力，提高日本军事力量的实战能力。在日本目前保持美日军事同盟并根据《美日合作指针关联法案》积极介人美军主导的“周边事态”的情况下，日本军事力量的实质性发展，意味着日本介入“周边事态”的能力越强。一个标榜要修改宪法、恢复军队的战争体制趋势下的日本，一个准备将台湾问题宣布为“东亚地区安全问题”而不是中国内政问题的日本，一个积极投身于美日安保体制、视美日军事同盟为东亚安全基石而准备在台湾问题上“参与干涉”的日本，一个始终对侵略历史不愿意作出深刻反省的日本，一个以遏止和牵制中国的崛起为21世纪国家安全首要任务的日本，一个总是自以为是、骨子里极端保守和具有扩张性的日本，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度在未来20年中将不断扩大。
2000年7月日本防卫厅公布的《2000年度防务白皮书》，首次正式宣称日本在中国导弹的射程范围内。这种人为地激化日中安全矛盾的做法，虽然是日本防卫当局为了对应中国反对美日联合合作研制TMD而提出的一个“理由”，但事实上却是在故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并第一次将这样的“中国威胁论”写人了日本政府公开发表的防卫政策文件。此举表明日中两国在当前东亚区域安全问题上的看法已经公开进入了“相互威胁”阶段。这既不利于日中两国建立稳定的安全合作与对话关系，也将对两国人民之间培植互信、互谅的友好合作气氛，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更为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日本政府究竟想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诱导日本人民对中国的看法，并准备在什么样的新原则基础上来推行日中关系？
（5）导弹防御计划一旦付诸实施，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政策的“战略模糊”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该项政策对中国的威慑效应也会进一步上升。
美国目前的两岸关系政策从现状来看，有利于中国大陆抑制台湾在政治转型的动荡时期“独立意识”迅速演变成为一种政治现实。这是因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当局的任何挑衅政策、并鼓励双方和平谈判。但从长远来看，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利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壮大和对抗统一政策的发展。这是因为美国强调任何两岸关系的解决方式都必须符合“两岸”中国人的自由意志，美国不接受用武力改变两岸现有格局的任何解决方案。这两点客观上为美国可能调整“一个中国”政策预留了空间。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争执和斗争将是长期性的。在台湾问题上，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相当大的重叠性。美国“战略模糊”政策的核心是美国维持对台湾的所谓“安全承诺”，通过军售来保障台湾的自卫需要，平衡两岸军事力量对比；其基础是美国在东亚的前沿驻军和维持美日联合安保，对中国可能的武力行动“保持威慑力”，通过美国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来“吓阻”中国大陆对军事统一的方案选择。
美国在东亚部署TMD系统的构想以及在TMD入台问题上所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高度战略戒备。一旦投入实战部署，TMD将为美军在未来的海峡两岸军事冲突中的军事卷入增加保险系数；而NMD则将进一步削弱中国的有限威慑力，加大美国采取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为“战略模糊”政策的威慑力增加筹码。然而，美国这种以军事力量和军事优势增加“现实威慑力”的做法，是否会错判中国大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不信邪、不怕压”的决心，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不管如何，美国这种以片面军事力量的强化来实现自身政策利益目标的做法，必将招致中国大陆强烈的政策反弹。台湾海峡两岸统一这一中国内政问题，演化为区域冲突和国际战争的风险，将随着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部署而提高。台湾问题一旦演变为亚洲的“科索沃”问题，美日军事同盟在亚洲扮演北约在轰炸南联盟问题上的角色，无疑将是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最大挑战。
2000年6月13-15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实现了首次首脑会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空前缓和。此次首脑会晤的成功，预示着朝鲜半岛南北争端作为二战后困扰东亚安全的最大区域热点问题，将逐步降温。随着朝鲜半岛冷战结构逐步趋向缓解和结束，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重点，也将进一步转移到台湾海峡局势上来。台湾海峡局势将可能在东亚地区安全格局的演变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美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防范和由此采取的潜在“遏止”措施也将进一步扩大。在朝鲜半岛危机逐步平息之后，美国的东亚安全政策肯定将发生新的调整。在目前台湾海峡紧张局势难以消除的情况下，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任何调整，都将客观上助长中、美两国潜在的安全利益冲突和竞争。TMD在东亚一旦投入部署，其武器系统的逻辑极有可能将大大超过有关各方以严肃和负责的政治逻辑来分析和审视彼此的安全矛盾，也必将人为地加大东亚地区在安全利益问题上的大国分裂。
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计划进入部署阶段之后，对中国安全利益的间接挑战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导弹防御计划一旦进入实战部署阶段，将改变国际战略力量平衡的现有格局。国际事务将会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美国“单极体系”和“霸权和平”的方向倾斜，美国的干涉主义将会进一步抬头。这既不利于国际局势的多极化发展，更不利于中国努力倡导建立的公正、平等与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目标的追求。
（2）如果美国不顾俄罗斯、中国和欧盟国家的联合反对，一意孤行地作出NMD部署决定，国际军控与裁军的进程将会受到巨大挫折，武器扩散的趋势将会进一步扩大，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紧张局势将可能进一步加剧。这将破坏中国积极追求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利用一切积极的国际因素促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关系中任何地缘政治的新的分裂前景，都将使得中国难以作出有利的政策选择，甚至可能会阻碍中国加入WTO的国家努力，损害中国以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引进国际标准为代表的“新一波”现代化发展进程。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世界问题的看法和由此所采取的行动，一直对中国国内政治以及经济政策产生着重要影响。
（3）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的研制和部署，将在国家、区域和国际这三个层次上引发军备竞赛，导致“自主性安全努力”的扩大。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争夺也将会重新得到强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可能将出现消极性变化，中国的国防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国防战略中军事安全需求将会扩大，中国军备发展的迫切性将会提高。这一结果，将极不利于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军事力量适度现代化的既定国防发展战略。印度国防部长菲尔南德斯2000年7月4日在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后在新德里表示，如果美国坚持部署NMD，俄印两国有可能合作开发并部署另一套导弹防御系统。他还表示，美国部署NMD“而引起的后果将远远超过人们目前所能预见的程度”[131]。如果中国国防压力的迫切性提高，中国军费支出的压力将会随之增大。过多的军费增长无疑将会挤占中国国家预算中的建设性和经济发展资金，这将有可能延缓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可能降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此，中国国内已经开始有人担心美国利用预计耗资600亿美元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来“引诱”中国进行军备竞赛，从而像对前苏联一样，从经济上拖垮中国。[132]
（4）中美与中日之间导弹防御争论的存在和激化，将对中、美、日三国之间安全对话与安全合作的发展产生消极作用，人为地增加彼此“威胁”的主观认知程度，抑制三国间政治、经贸和外交关系的建设性进展。这将给三国改善关系、营造互信气氛带来沉重压力。
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中国的人口总数占世界总人口的将近20%，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总面积将近11%。中国与14个周边国家接壤，与24个国家在海域上邻接或者相互靠近。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国防任务非常沉重。但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始终坚持积极防御的国防方针，坚持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必须符合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需要。从1979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国防力量发展方面采取极为克制的政策，紧紧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在过去22年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中国军费开支一直保持着低增长。此外，由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外交关系和对外军事关系中，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没有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反对以巩固和发展双边军事同盟的方式来追求地区军事优势。改革开放22年来，中国以实际行动为世界与东亚的区域和平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修改或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维护世界战略平衡，反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计划，就是希望将维护中国的国防利益与区域和国际安全联系起来，将积极的防御性国防政策与中国所希望的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联系起来，将中国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安宁与合作结合起来，始终希望为国际安全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更希望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能够进一步促进和带动中国国防安全的发展。为此，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努力推动在安全领域内的国际对话和沟通。1996年，江泽民主席代表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强调解决当代安全事务，应该通过双边以及多边对话和交流，通过实现国际合作的方式，在贯彻平等和公正原则的条件下实现解决各种纷争，在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安全利益的共同发展。
美国研制和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只要不违反国际军控协定，不破坏国际裁军进程和国际战略平衡，并以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政治框架来解决美中、美俄等国间的安全争议，单纯着眼于美国自身防卫利益需求，这本身无可厚非。沙祖康先生也指出，如果美国只是研发有限范围内使用的TMD系统，中国不会有争议；中国反对的是发展、部署以及扩散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为名，但具有潜在战略防御能力的导弹防御系统。[133]然而，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却成为了当前国际军控与裁军事业的最大障碍，演变成了动摇国际战略力量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力量，并极有可能招致新的军备竞赛，对防扩散的国际努力施加消极影响，激起了国际关系紧张局势的新发展。对此，中国当然不能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美国在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将潜在的目标直接对准了中国，[134]不惜夸大来自所谓“流氓国家”的威胁，片面地以军事手段威慑武器扩散所带来的“威胁”，而真实的意图却是要培植起美国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保障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奉行军事干涉主义的效果，从而建立起美国不受挑战的国际控制力和影响力。由于涉及到美中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论和对立，这样的结果，中国更不能无所作为。尽管美国方面一再表示，美国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的建设不是针对中国的，该系统也“无法防御”中国的所有战略核导弹。在美国决定作出NMD部署准备之前，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客观结果是，中国是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部署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美国不应该在本土部署NMD系统以及在东亚的推行TMD的政策中蔑视和压制中国正当的国家安全利益。
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对策
对于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及其部署的前景，我们必须作出充分和足够的反应。与俄罗斯所受到的NMD威胁不同的是，中国在美国部署NMD之后，对中国国家安全状况的打击不是未来的，而是即时性的。美国虽然一再声称，NMD部署不是针对中国的，但中国却在事实上成为TMD和NMD系统部署后最大的受害者。部署后的TMD和NMD系统，对俄罗斯战略威慑力的威胁是未来的，对所谓“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是防范性的，充其量只是属于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所提出的“预防性防御”的范畴；而对于中国来说，却是直接削弱了中国国家防卫所不可缺少的有限战略威慑力。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一系列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1）必须加强中国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135]
从保持威慑力的有效性来看，其基础不是单纯核弹头的数量，而是在经过“第一次打击”之后，中国应该具有可以实施威慑报复的“第二次打击”力量。当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接近部署阶段的时候，这一防御系统从理论上来说，增加了美国在未来有可能的美中冲突中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可能性，中国对美国的有限战略威慑力被大大降低了。因此，增加中国威慑力的生存能力，是我们对NMD作出反应的第一要素。增强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主要在于加强洲际导弹的机动性以及增加核弹头与投掷工具的数量。
（2）在加强中国战略核力量生存能力的基础上加强中国有限战略核力量的威慑力。具体来说，在中、短期内根据美国NMD部署的具体方案来规划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调整和建设。鉴于我们无法确定在2000—2015年间，美国NMD系统对反制措施识别能力会不会有任何技术突破。因此，在未来10年中，随着美国NMD系统拦截能力的提高，中国需要在具有前瞻力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威慑力的加速发展。其发展速度应该可以使中国在2010年前后拥有400枚左右的洲际潜射战略导弹。
（3）加强对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制措施和能力的研发和部署。
目前，国际火箭和导弹技术专家对破解NMD拦截技术的反制措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研究报告。这些反制措施集中分为以下几大类：
A。增加“诱饵弹头”的数量和仿真程度。显然，诱饵弹头的数量越多，形状、温度以及物理质量与真弹头越相似，拦截到导弹的传感器和SBIRS天基传感器的识别能力就越容易得到抑制。
B。增加目标导弹的自我保护能力。比如，通过在目标弹头外面加设包裹有液态氮的金属隔离层，或者将真弹头包裹在金属气球中，以便降低真弹头的表层温度，使得拦截导弹无法区分真假弹头。另外的办法是，可以将弹头做成子母弹的形式使之小型化、分散化，从而让拦截弹头的击毁效率大大降低。对于生化武器弹头来说，这一方法比较容易。而且，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虽然命中精确度差了许多，但也可以通过“天女散花”的形式达到攻击目的。但对于核弹头来说，这一办法不可能实现。
C。通过进攻导弹高密度发射的方法，来突破NMD的导弹防御网。由于拦截导弹实施同时拦截的能力要远低于实际装备的拦截导弹的数量。通过大量发射进攻性弹道导弹的方式，可以达到对NMD系统的反制效果。但这一措施将导致大规模的核力量建设，不适合中国在不介入军备竞赛的前提下，对有限威慑力进行升级和发展的基本战略。其他一些方法包括：尽量发展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导弹，缩短导弹发射准备时间、缩短弹头脱离弹体射出时间，以及引进可以将雷达波从弹头反射回去的技术等等。
D。让进攻导弹在飞行阶段和重返大气层阶段实现“机动飞行”的方式来躲避拦截导弹的攻击。这一反制技术的技术难度较大。在导弹脱离助推器之后的飞行中段和末段，都是应该以惯性制导来保持飞行速度的。如果要实现中段和末段的机动飞行，必须为导弹增加新的助推动力来源。这时采取火箭动力助推器，就等于是给了拦截导弹以“信号灯”，帮助拦截导弹直奔目标。因此，这一反制措施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具体操作中，无论是小动量火箭技术，还是其他现有方案，都存在着技术缺陷。
E。发展对导弹防御系统的破坏力。军事侦察和传感卫星是NMD系统中的“眼睛”，为此，如果能够发展出天基卫星摧毁系统、或者干扰卫星的全球定位系统以及破坏卫星上的光学传感器技术，都将能够在必要时低成本地反制美国导弹防御计划构成的威胁。美国军方近年来对中国这方面的动态非常关注。[136]
除了上述直接的针对性反应之外，抵制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侵害，还必须运用综合性的外交和政治斗争手段。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不是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唯一选择，导弹防御计划的实施也是与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的综合性考虑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TMD还是NMD，在具体的部署过程中，都会伴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可以去发挥影响力的空间。特别在TMD入台问题上，美国目前保持“模糊性”，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TMD武器系统的外交和政治影响力，是美国针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所作出的一种战略、军事和政治等综合性的对策。TMD是否入台，实际上首先成为了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场艰巨的政治和外交较量。因此，在对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作出反应时，除了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防务发展战略之外，我们也要同时注意在政治和外交这两个领域采取相应的对策，加强中美两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沟通和相互尊重。
2001年3月14日，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沙祖康在有关反导问题的吹风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在美国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些立场包括：
1.中国认为美国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将对国际安全产生一系列深远的消极影响，同时，NMD将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为此，中国坚决反对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2.中国欢迎美国所提出的愿意在NMD问题上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对话；中国愿意通过对话，进一步向美国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关切，增进相互了解，缩小分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
3.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在此前提下，中国将会与有关各国就反导问题保持磋商与接触。
4.中国不想就反导条约以及NMD问题与美国发生对抗，也无意于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是为了能够保障国家安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战略威慑力。中国将继续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5.中国将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一中心任务，在此前提下，不会允许自己的合法自卫手段遭到任何形式的削弱或者剥夺，更不会坐视自己有限的战略核力量受到威胁。[137]
沙祖康的这一番讲话，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美国NMD部署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是中国政府针对导弹防御问题所带来的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冲击所作出的坚定而又合理的反应。美国自恃超强的战略力量和经济实力，动不动在反导问题、NMD和TMD问题、军控和防扩散等问题上，对中国表现出强势政策，要求中国按照美国的标准和规范来行动。中国一旦表现出自己的自主性，美国就指责中国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者，甚至以对中国进行制裁相威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所作所为，更是充满霸气和自私自利的偏狭心态。江泽民主席2001年3月23日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斯蒂夫·科尔采访时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美国负有很大的责任。”[138]然而，中美关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美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因素。未来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发展确实无法摆脱同美国所应该建立的友好、稳定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讨论，从90年代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情绪化和从美国式价值观念出发的一厢情愿。[139]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和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侵害行动，我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坚决的斗争。然而，我们同样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明确利益的基本方向，在目前实力对比和国际形势的大格局下，我们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问题上同美国去一争短长。为此，下述对NMD问题的政策性建议值得考虑和斟酌。
（1）继续保持和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战略。依靠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在共同推进国际体系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化解美国霸权式的导弹防御计划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壮大的基础上，提高反对美国部署NMD或者直接针对中国的TMD对中国安全伤害的声音，提高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立场的行动能力。
为此，中国一方面要利用一切多边和双边的国际场合，毫不掩饰中国的立场，坚决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另一方面，在反对这项计划部署的过程中，中国也必须深入地了解、面对和适应“霸权体系”下正在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紧紧围绕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一基本战略目标，来设计和执行中国所有的行动蓝图。美国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对于美国包括导弹防御计划部署等各种问题应该保持应有的警惕，并采取针对性的举措。但是，在TMD和NMD问题上，任何情绪化或者片面化的举动，都只能适得其反。而且，美国政府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背后，还存在着复杂的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对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有深刻的认识。任何情绪化的或者过激的反应，都将被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所利用，增加我们从外交上和在相互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弱化解决中美TMD以及NMD争议的难度。特别是在TMD入台问题上，在美国的正式决策之前，依然还有相当大的转圜余地。对于美国来说，与中国大陆发展友好合作的意义毕竟要大于与台湾的关系。但我们也不可轻视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极端保守的立场，更不能忽视保持两岸政策平衡对白宫决策的重要性。为此，台湾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一个我们同样需要正视的现实。邓小平同志1989年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些规范中国外交在新时期发展的基本原则，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中国仍然应该稳住阵脚，在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同时，注意采取坚定的外交斗争、活跃的对外和对内宣传以及适度地提高战略和军事力量发展力度等方式，对TMD和NMD的部署作出有理有节的回应。我们必须具备坚定的信念，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与国际社会广泛和普遍的合作，坚持将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放在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中国国家安全就没有紧迫的威胁。
今天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向一个强大、稳定和团结的中国施加直接的军事威胁。而今天的中国，正在开始步人一个强大、稳定和团结的新阶段。我们对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军事反应要适度，中国没有任何必要、也绝不会和美国去进行军备竞赛；必须继续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条件下实现国防力量逐步的现代化。坚决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走科技精兵之路，走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需要的军事现代化之路。对于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我们也没有必要夸大TMD或者NMD对中国的威胁。特别是不能因为美国部署了NMD和TMD，而进一步认为美国在实行对华“遏制”或者“围堵”政策。TMD和NMD部署确实有明显针对中国的一面，美国今天的对华战略中确实也有潜在的和公开的“遏制”的一面。但是，美国并没有明确的战略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要“遏制”美国所不希望和不喜欢的政策的某些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美国所认为的中国的军事方向。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和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良好的对外战略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美国的霸权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于美国部署无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国际战略稳定的事实，追求战略防御能力的NMD部署计划，我们当然应该坚决反对。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更应该予以坚决的斗争。但也不要被美国在东亚的一举一动搞得“杯弓蛇影”。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对外交往的深入和与国际社会合作的不断扩大，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也会不断扩大。除了台湾问题之外，中美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潜在安全利益的冲突问题。建设性地处理好中美关系无疑是21世纪中国的稳定和富强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抗性的和彼此充满敌意的中美关系，不是今天中美关系的事实。从长远看，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并不悲观。
（3）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地作出高级能力方案的NMD部署决定，而俄罗斯又拒绝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而使得美俄核裁军陷入停顿；或者美国不顾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利益前景，将中国台湾纳入TMD系统，中国自当考虑暂缓参与某些项目的国际军控和裁军谈判进程，减少对MTCR等国际防扩散机制所担负的义务和承诺，加强与俄罗斯等国际力量的战略合作。
21世纪的国际安全因为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增添了不少不确定的因素，对中国来说，任何安全问题的思考和回应首先应该具有战略性思维，并且牢牢站在为21世纪中国的和平与发展赢得最大的机会成本的高度。由于和平总是战争的对应物，传统对和平的看法是强调和平总是一种非战争、或者没有战争的状态。追求安全则是保障和平能够得以巩固、并使得战争得以远离的手段。然而，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没有战争已经远非是和平的理想状态，安全的观念也已经不再单纯停留在让战争从自己身边走开的认识上。当代的安全观念，更强调的是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因此，我们要避免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NMD或者TMD的部署采取过激行动，应该始终避免被导弹防御计划拉入军备竞赛，或者就此大幅度提高军费而出现挤占国民经济建设资金的可能；另一种倾向是对NMD和TMD的部署采取不太在乎的思想，认为导弹防御在技术上成功的希望不大。当前，美国一系列NMD试验失败的消息，对中国来说不是好消息。它们恰恰意味着美国NMD项目走向成熟的开始。[140]
后冷战时代安全观念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多样化，它促成了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紧跟时代的潮流，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土安全走向了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技术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以及信息安全等诸多安全领域。多样化安全观的形成，无疑使得安全对任何国家来说，其内涵与外延都大大扩大了。简单的军事安全或者领土安全不再是国家安全追求的全部。尽管如此，安全还是一个国家的“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对安全的追求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军事安全与领土安全仍然是一个国家最高的安全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事安全的战略安排和战略部署依然是影响其他安全考量的最突出因素。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军事安全仍然是主导一个国家对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技术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以及信息安全等其他安全努力的关键因素。这种主导作用，常常表现为政策的取向、资源的分配、对局势的评估以及心理倾向等各个方面。其结果也会影响到政治权力的结构、政策的变化趋势、外交的姿态、对外形象的追求、社会的开放程度、预算中各项开支的比例关系以及国家政策的走向。但是，军事安全并不能取代其他领域的国家安全需要，同时，军事实力也不再是军事安全的唯一保障。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正确的安全战略以及政策的凝聚力，都可以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军事安全地位。此外，非传统性安全在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国家的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关系、常规安全与战略安全之间的平衡问题、制度安全的基本作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也在考验和冲击着中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和具体的国家安全政策。
毛泽东主席说过：“风物长宜放眼量。”
注释
①Bill Clinton，Statement Announcing the Presidents Signature of the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ct of 1999，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July 23，1999.
②John Donnelly，“Cost of Initial NMD to rise 50 percent，”Defense News，December 20，1999，p。1.
③CBO Paper，“Budgetary and Techn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Administrations Plan for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April 2000，http：//www。fas。org/spp/starwars/congress/2000-r/000425-cbo-nmd。htm。
④金井辰树：《有盾就有矛——美国NMD计划可能重新引发军备竞赛》，日本《东京新闻》，2000年5月3日。
⑤DoD News Fact，May 10，2000.
⑥“Pentagon Panel Faults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Rush to Failure’”，CIW，NMD News，January 2000.
⑦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National Misslie Dense：Even With Increased Funding，Technical and Schedule Risks Are High，GAP/MSOAD-98-153，June 23，1999，p。1.
⑧有关“韦尔奇报告”的内容，请参见BMDO，The Welch Report，November 1999.
⑨New York Times，June 9，2000.
⑩美国国防部官方的消息说“爱国者”导弹的拦截成功率在75%以上。也有的评估认为是在28%—50%左右，参见“We Have the High Tech，they have not，”Economist，September 5，1992，p。12.但美国国会审计局的估计为9%。
[11]有关Coyle Report的具体内容，请参见DOT＆E，Annual Re-port：National Missile Defense-FY99 Activities，February 2000.
[12]有关对NMD“反制技术”的探讨，请参见UCS/MIT Report，“Countermeasures：A Technical Evalu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the Planned US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System”。
[13]David R。Tanks，National Missile Defense：A Caiulid Examinations of Political Limits and Technological Gallenges，Cambridge，M。A。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IEPA Publishes，1998.
[14]无论是“韦尔奇报告”还是“科伊尔报告”都对DRR进程提出了尖锐批评。有关“科伊尔报告”对这方面的评估结论，请参见DOT＆E，Annual Report：National Missile Defense-FY99 Activities，pp。8—12.
[15]《参考消息》，2000年6月26日，第2版。
[16]美国时间7月8日当天，美国国防部NMD联合项目办公室就公布了此次飞行试验失败的原因。但BMDO联合项目办公室同时表示，其他各类试验目标基本完成，例如监视、飞行阶段拦截通讯系统（IFICS）以及战斗管理、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CAS）都按预定设想工作良好。位于贾夸林岛上的Prototype X-band雷达也成功地区分出了诱饵弹头，包括释放的诱饵气球。参见Dod News Release；Update on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Intercept test，July 8，2000.
[17]《羊城晚报》，2000年7月9日，第2版。
[18]《参考消息》，2000年7月11日，第1版。
[19]《北京晨报》，2000年7月9日，第5版。
[20]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William S。Cohen Secretary of Defense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formation Program，July 25，2000，pp。3—4.
[21]Jim Daramone，“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Test Delay to June，”U。S。Air Force Press Service，March 22，2000.
[22]《参考消息》，2000年7月11日，第1版。
[23]“Up，Up，And Away，Missile Defense Plan to Cost 60 Billion”，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NMD News，April 25，2000.
[24]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Additional Momentum for Delaying Missile Defense，”July 2000.
[25]Zbigniew Brzezinski，Oped，Washington Post，May 5，2000.
[26]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BMD News。
[27]Henry Kissinger，Oped，Washington Post，February 9，2000.
[28]“Additional Momentum for Delaying Missile Defense，”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NMD News，July 2000.
[29]“Newspapers editorialize against Clinton Plan，”CLW，NMD News，July 7，2000.
[30]Ibid。
[31]Sen。Joseph R。Biden，Jr。，“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nd Strategic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A Speech in the CATO Instititute，June 27，2000.
[32]Statement of William S。Cohen Secretary of Defense in the Committee of Arms Service of Senate，July 25，2000.
[33]Sen。Joseph R。Biden，Jr。，“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nd Strategic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A Speech in the CATO Instititute，June 27，2000.
[34]《人民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6版。
[35]《参考资料》，1999年10月21日，第32页。
[36]Testimony of William S。Cohen Secretary of Defense in the Arms Service Committee of Senate，July 25，2000.
[37]《参考消息》，2000年5月21日，第2版。
[38]亨利·基辛格：《克林顿必须为美俄新关系奠定基础》，《华盛顿邮报》，2000年5月15日。
[39]Remarks By President Bill Clinton on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September 1，2000；in Arms Control Today，Vol。27，No。7，September 2000，p。19.
[40]Ibid，p。18.
[41]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2月19日，第2版。
[42]Washington Post，December 30，2000.
[43]伊铭：《美导弹防御系统势在必行》，《联合早报》，2001年2月7日。
[44]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月13日。
[45]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月10日。
[46]China Daliy，January 16，2001.
[47]Department of Defense：Defenselink，Dod News，January 27，2001.
[48]China Daily，January 16，2001.
[49]《美保证协助北约盟国开发长短程导弹系统》，《联合早报》，2001年3月10日。
[50]《美军谋求轻型化和机动化》，日本《读卖新闻》，2001年3月1日，第2版。
[51]Jim Garamone，“Bush Proposes Budget to Strengthen，Transform Military”，American Forced Press Service，February 28，2001.
[52]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6，2001.
[53]唐保东：《美国天军15年后建成》，《环球时报》，2001年3月9日，第17版。
[54]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Interview on Fox News Sunday by Tony Snow，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February 11，2001.
[55]Jim Garamone，“Bush Proposes Budget to Strengthen，Transform Military”，American Forced Press Service，February 28，2001.
[56]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0，2000.
[57]Th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Office，President George W。Bushs Remarks in the White House on February 25，2001.
[58]Charles Klesamer，“The Bushs Thought”，Time，March 5，2001.
[59]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Office，President George W。Bushs Speech in the Congress，February 28，2001.
[60]Samuel R。Berger，“Is this shield necessary？”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2，2001.
[61]这方面最著名的观点是“韦尔奇小组”成员理查德，高尔文所提出的，参见Richard L。Garwin，“A Defense That Will not Defend，”Washington Quarterly，Vol。23，Summer 2000，pp。114—22；Richard L。Garwin，“Boost Phase Intercept：A Better Alternative，”Arms Control Today，Vol。30，No。7，September 2000.
[62]Rodney W。Jones，“Taking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to Sea：A Critique of Sea-Based and Boost-Phase Proposals，”Council For a LivableWorld＆Education Fund，October 2000，p。5.
[63]James Lindsay and Michael OHanion，“Defending America：A Plan for a Limited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Policy Breif，No。70，February 2001，pp。2—8.
[64]Richard L。Garwin，“Cooperativ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The Garwin Archive，November 17，1999.
[65]The US Armed Forces Press Office：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Press Meeting，February 9，2001.
[66]《联合早报》，2001年2月4日。
[67]《参考资料》，2001年3月3日，第19页。
[68]China Daily，February 29，2001.
[69]万佳：《普京上网挺能侃》，《环球时报》，2001年3月9日，第4版。
[70]Remarks as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H。Rumsfeld in Munich Conference on European Security Policy，February 3，2001.
[71]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2月14日的讲话，参见China Daily，February 15，2001.
[72]《参考消息》，2001年2月23日。
[73]White House News Briefing，March 8，2001.
[74]伊万诺夫2000年12月28日接受俄通社—塔斯社记者采访时的讲话，转引自《参考资料》，2001年1月2日，第20页。
[75]“German Sees Russia Bending on Missiles”，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4，2001.
[76]俄罗斯《今日报》，2001年2月1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1年3月2日第3版。
[77]郑羽：《俄罗斯推出欧洲TMD迎战美国NMD》，《北京青年报》，2001年2月25日。
[78]《参考消息》，2001年2月1日，第1版。
[79]China Daily，February 6，2001.
[80]“America and Europe should not let missile defenses come between them，”Economist，February 8，2001.
[81]《参考消息》，2001年2月9日，第2版。
[82]《联合早报》，2001年3月10日。
[83]China Daily，February 21，2001.
[84]“Missile Defense would rile the Russian bear，”The Los Angeles Times，February 21，2001.
[85]China Drily，March 15，2001.
[86]《参考消息》，2001年3月4日，第2版。
[87]《人民日报》，2001年3月9日，第5版。
[88]“Germans Urge Dialogue on Missile Defense between US and Russia，”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3，2001.
[89]“German Sees Russia Bending on Missiles，”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4，2001.
[90]参见罗伯特·贝尔1997年3月23日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Michael Mandelbaum，“The Arms Control Agenda at the Helsinki Summit，”Arnis Control Tcday，March 1997，p。18.
[91]一般估计，“大埔洞”导弹的射程在4000公里左右，而伊朗的导弹依然还属于短程导弹。有关朝鲜与伊朗的导弹能力评估，请参见Joseph S。Bermudez，“Taepo-dong launch brings DPRK missiles back into spotlight，”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October 1998，p。30.
[92]Walter Pincus，“Estimate skyrockets for-expanding Navys Shipbased Missile Defense，”Washington Post，March 5，1999.
[93]Baker Spring and James Anderson，“Ship-Based Missile Defense：Cheap and Easy，”Heritage Foundation，October 5，1998.
[94]Statement of Lieutenant General Lester L。Lyles，USAF，Directcr，BMDO before Subcommitteeo on Strategic Forces，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US Senate，February 24，1999.
[95]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William S。Cohen Secretary of Defense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 on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Department of State Information Prmgram，July 25，2000.
[96]Theodore Postal，“Hitting them where it works，”Foreign Policy，Winter 1999—2000，p。132.
[97]Dennis M。Gormley and Thomas G。Mhnken，“Facing Nuclear and Conventional Reality，”Orbis，Winter 2000，p。121.
[98]《参考消息》，2000年8月3日，第2版。
[99]CLW/EF，“National Missile Defense；What happened in Congress the week of March 15，1999，”p。1.
[100]《人民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6版。
[101]Andrew Cain，“Putin stands ground against missile shield”，Washington Times，June 5，2000，A1.
[102]《参考消息》，2000年5月20日，第2版。
[103]《参考消息》，2000年6月6日，第1版。
[104]《参考消息》，2000年6月30日，第1版。
[105]“The Dispute Remains on Strategic Weapons，”Washington Post，May 19，2000.
[106]《侨报》，2000年7月22日，第1版。
[107]《参考消息》，2000年8月15日，第2版。
[108]《参考消息》，2000年6月17日，第1版。
[109]Arms Control Today，Vol。30，No。4，May 2000，p。28.
[110]《参考消息》，2000年7月30日，第1版。
[111]船桥洋一：《访美国国防部长科恩》，《朝日新闻》，2000年5月11日，第3版。
[112]Los Angels Times，May 19，2000.
[113]US Secretary of Defense William S。Cohen，Annual Report of Defense to Congress，1998，Chapter of Nuclear Posture。
[114]《参考消息》，2000年8月12日，第2版。
[115]王玮、孙伟：《美国巨额国防预算想干啥？》，载于《瞭望》周刊，2000年5月1日期，第55页。
[116]目前，美国国内要求降低以及取消核威慑的人士被称为“Nuclear Abolitionists”。他们中的重量级人士包括麦克纳马拉、保罗·尼采、乔治·巴特勒等人。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核武器是不道德的，美国也无法运用核武器来威慑地区安全的麻烦制造者；因此，应该将美国威慑战略的重点从核力量转移到美国的常规力量优势上来。常规力量威慑比核威慑更有效，也有更多的灵活性。参见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附录；Paul H。Nitze，“Is it Time to Junk Our Nukes？”washington Post，January 16，1994；Lee Butler，“The Risks of Nuclear Deterrence：From Superpowers to Rogue Leaders，”National Press Club，February 2，1998.
[117]于铁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冷战后现实主义理论内部的诸分支》，《国际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0年第1期，第45页。
[118]香港《亚洲周刊》，2000年6月12—18日，第7页。
[119]哈罗德·布朗：《美国未来20年的对外战略》，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页。
[120]Samuel Huntington，“Conventional Deterrence and Conventional Retaliation in Europ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3（Winter 1983/84），pp。32-56.
[121]陈世民：《从不首先使用核武之争议论核武器角色之演变》，载于台湾《问题与研究》，第37卷，1998年第10期，第28页。
[122]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4月24日，第2版。
[123]《参考消息》，2000年10月12日，第2版。
[124]Lawrence Freedman，“The No-First-Use Debate and the Theory of Thresholds，”in Frank Blackaby，Jozef Goldblat，and Sverre Lodgard，eds。，No First Use，London：Taylor and Fancis，SIPRI，1984，pp。67—77.
[125]McGeorge Bundy，William J。Crowe，Jr。，and Sidney Drell，“Reducing Nuclear Danger，”Foreign Affairs，Vol。72，No。2，Spring 1993，p。145.
[126]George H。Quester and Victor A。Utgoff，“No-First-Use and Non-Proliferation：Redefining Extended Deterrenc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1994，pp。103—114.
[127]《参考资料》，2000年4月26日，第1页。
[128]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129]Baober Burezinsky，“Who is China？”，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2000，pp。3—19.
[130]《参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第8版。
[131]《人民日报》，2000年7月5日，第6版。
[132]《600亿美元想拖垮中国吗？》，《解放军报》，2000年6月28日，第3版。
[133]参见沙祖康先生1999年1月11—12日在美国卡内基第7届国际不扩散大会上的发言。
[134]澳大利亚前总理福雷泽在2000年7月明确指出，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对准了中国。
[135]作者在这一观点上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李彬教授很大的启发。
[136]U。S。Department of Defense，“Future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9.
[137]沙祖康2001年3月14日有关反导问题讲话的全文以及在吹风会上的答记者问，请参见www。fmprc。org。cn。
[138]《人民日报》，2001年3月26日，第1版。
[139]Kenneth Lieberthal，“U。S。Policy Toward China，”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Policy Brief，No。72，March 2001，P。1；John Gershman，“The Big Issues in U。S。-China Relations：The Silent Debate，”Foreign Policy in Focus，online，July 2000.
[140]在这方面，沈丁立教授的观点给了作者很大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