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事实上并非东亚地区安全发展的建设性因素，相反，目前围绕着TMD问题的争执，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安全紧张关系的新的根源。
（1）TMD将会打破东亚区域现有的“战略力量大体均衡”的安全构架，人为地抬升军事实力在安全保障中的突出位置，不仅有可能诱发地区新的军备竞赛，而且，也会大大削弱区域内有关国家通过谈判与合作来解决安全争议的建设性努力。
东亚地区安全本身存在着诸多内在缺陷，从冷战后至今仍处于从单极体制向新的区域性安全架构转型的过渡时期。它表现在：首先，东亚并没有一个类似于“欧安会”这样的区域性多边安全体制，东亚各国间的安全关系缺乏行之有效的多边机制的协调；其次，东亚又是大国集中的地区，大国间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多边或双边军事合作进展缓慢。例如，虽然前几年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有所弱化了，但中国与美、日之间的信任度，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的信任度和其经贸关系相比相距甚远。美日等国有些人对于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未来发展和对区域安全的意义，总是存在着过于偏激的看法，甚至怀有明显的敌意。第三，地区热点问题不仅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而且还存在着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如朝鲜的导弹计划和台湾海峡两岸局势。第四，以美国为代表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加强有悖于冷战后以谈判和合作来解决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美日等国对其在军事同盟关系之外的安全合作关系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对加强军事同盟关系所投入的热情。这些因素都无助于促成东亚安全局势的长期稳定和建设性发展。
TMD在东亚的部署将使东亚地区安全的上述缺陷暴露得更为明显。TMD系统虽然名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但其实质是当代弹道导弹技术的新发展。特别是高层TMD系统的拦截导弹与进攻性弹道导弹在技术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将THAAD的动能弹头换成高爆弹头后，对其软件系统中的目标设置再加以替换，拦截导弹同样可以变成进攻性的弹道导弹。今天，在东亚除了美日有共同的TMD研制计划之外，其他国家都尚不具备高空层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在军事力量的评估中，防御性武器系统与进攻性武器系统，都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代表。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和增强，将会增强进攻性武器的攻击性，并由此而带来不具备TMD系统的国家“受威胁感”的上升。这是“安全困境”理论中所描述的客观规律。因此，单纯强调TMD系统的防御性质，因而可以找到其研发和部署合理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TMD在东亚的部署，特别是当TMD技术和武器系统转让给其他国家，将会引发东亚区域内新的军备竞赛，是当前有关TMD国际讨论中一个最普遍令人担忧的问题。[44]
从短期来看，美日合作研制并部署TMD，提高了东亚有关国家军事力量加速扩展的势头，加深了彼此之间在国家安全目标上的猜疑与不信任感，有可能在区域内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美日目前根本听不进去中国的善意之声。科恩1999年1月访日，美日两国进一步协商了TMD的合作问题。科恩还提出将提前部署TMD系统，把高空层TMD部署的时间从2010年提前到2007年。1999年1月，前防卫厅长官野田芳吕提出非常希望近期内访问北京，以向中国说明日本目前的安全政策，消除两国分歧。但正是在1月初，日本正式通过了TMD计划书，将在防卫厅下面设立专门的TMD机构，负责协调日本自卫队的各个部门配合美日将于4月开始进行的TMD联合研制。在外交上，日本坚持TMD只是一项纯粹“防御性”武器的说法，坚持认为TMD不会对国际武器控制机制造成任何冲击，拒绝中国要求日本放弃TMD的主张。日本右翼评论家甚至因此大肆攻击中国，说中国反对TMD，说明中国对东亚国家“有动用核武器的企图”[45]。日本方面还不断报道说，中国军舰近年来频频出现在钓鱼岛周围。2000年7月18日，日本的两艘“村雨”级驱逐舰甚至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拦截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导致了双方战机和军舰之间75分钟的对峙。[46]日本自民党也以中国情报船出没于日本近海为理由，延迟了对华特别贷款。8月，日本宣布组建由660名陆上自卫队员组成的新部队，担任在日本九州和冲绳一带周边海域中100多个小岛屿的防卫、救灾以及对可疑船只的警戒任务。8月25日，日本政府在提出新年度军费预算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造一架空中加油机。这一系列的举动显示，过去日本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现在正在不断地把对应措施付诸实际行动。[47]
从长期来看，东亚安全结构将继续向美国及其军事同盟体系的“霸权和平”倾斜。冷战结束以来，建立在战略力量大体均衡、突出大国协调、平等对话的东亚区域安全发展的新趋势将会进一步受到抑制，对军事实力和军事战略利益的追求重新会上升为区域安全的主要趋势。其消极后果甚至可能促使区域热点问题背后已经淡化了的大国争夺背景重新恢复。即便东亚出现了不可挑战的美国军事强势，东亚安全架构在实力构成上完全倒向“一极”格局，然而，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只会被一时抑制，而不会真正获得建设性的解决。长期来看，区域局势将会更趋复杂。为了对抗美国“仗势欺人”或“以势压人”的强权做法，区域内国家可能不得不进行力量重组，甚至诱发地缘政治新的分裂危险，导致新的集团对抗。其结果，冷战后东亚在安全领域的平等对话、磋商与合作将会被美国式的军事霸权所淹没，东亚地区安全中潜在的对抗因素将进一步发展。地区安全的紧张关系，将可能导致新的军备竞赛。2000年8月下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关岛基地部署数十枚巡航导弹。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海外部署这种精确度很高的巡航导弹。在导弹部署完毕之后，携带该型导弹的战机将能够在12小时之内攻击亚太地区的任何目标。此举显然有针对中国的意味。[48]
（2）进一步来说，美、日等国强化军事实力地位，力求在东亚建立“霸权和平”的做法如果漠视其他国家正当与合理的安全需求以及主权利益，就会使区域内的有关国家对地区安全问题难以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形成共识，从而片面地追求军事实力，导致地区安全局势的进一步动荡。
美国在东亚的TMD部署和美日联合TMD研制计划，有对付东亚“日益升高的导弹威胁”的一面，但以TMD为代表的武器系统的部署，也将对东亚安全产生一系列消极作用。即使对美国来说，不管是变好还是变坏，美国作出什么样的TMD部署决定都将影响到美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以及中国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关系。[49]其中、如果TMD入台，将对东亚安全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变化。
台湾当局目前在TMD问题上，一方面希望通过加入来获得更为先进的美制武器来增强对抗大陆军事压力的资本；另一方面，也极力想利用中美之间的TMD争论，把自己纳入到美日东亚安保机制中去，千方百计地谋求利用地区势力削弱来自祖国的统一压力。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实行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中国政府站在主权和促进东亚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立场上，强烈反对美国把TMD扩展到中国台湾。但是，美国众议院不顾中国的严正立场，于1997年10月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要求美国政府根据“需要”，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纳入进TMD计划。在1998年10月，美国国会在通过的国防拨款法中，再次以附带文件的形式，要求美国政府把TMD延展到中国台湾。美国政府目前在该问题上既保持谨慎但态度又十分暖昧。2000年7月8日，美国总统军控与国际安全高级顾问霍勒姆（John Holum）访华时仍然表示，美国不排除将TMD扩展到中国台湾的可能性。[50]
TMD一旦入台，意味着台湾当局利用美国因素不惜大举扩军以谋取军事优势，中国大陆为了增强对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威慑力，将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两岸关系就可能真正演变成军备竞赛和军事势力对峙，台湾问题对东亚地区安全的负面冲击会更为突出。美国国会资深研究员修特斯（Robert Shutter）明确提出，TMD入台或能会导致中国重新审视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将有可能采取对台湾提前动武等多种反应以应对台湾加入TMD后两岸关系所出现的不利于统一进程的变化。[51]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成为台湾“新总统”，但基本上还是执行了两岸关系上“没有李登辉的李登辉路线”。为此，两岸关系“外愈弛、内愈张”，台海局势正在走向危险之中。[52]这一新局面再加上TMD入台，将使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受到严峻考验。
如果TMD仅仅限于美日之间，还只是一个东亚区域的军事同盟关系加强的问题。但美日由TMD合作到中期防卫合作指针，其矛头所指，就是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动武。2000年2月12日，日本宣布成立日美联合协调所。其任务是当日本发生战事或者周边事态时，对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作战行动进行协调。这是美日加强军事同盟的又一重大举措。假如美国把中国台湾拉人TMD，则是力求把美国心目中的所谓“东亚安全”强加于中国统一问题之上的具体举措，是美国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对华采取军事遏止行为的明显表现。虽然美国还会继续奉行对华“接触”政策，但这项政策中的武力威慑效用就会大大增强。而台湾当局利用中美之间TMD争论，力图挤进美日东亚安保体制，把对抗统一的砝码寄托在美国的身上。TMD无助于两岸关系的缓和与谈判的进行，相反，却只会加剧两岸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因此，TMD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技术或武器系统问题。美国如果作出让台湾参加TMD的决定，现有的东亚安全格局将会发生重大改观。TMD问题不同于美国对中国台湾一般意义上的武器销售问题，它涉及中国的主权、国家安全，涉及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力量的战略对比，涉及两岸关系中复杂和微妙的与实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策走向，涉及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基本政策，特别是涉及对中美两国之间十分敏感的安全关系的性质的看法。美国如果作出将TMD包括中国台湾的决定，无疑将是对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的蔑视和挑战，也是美国力求潜移默化地改变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始终奉行的对两岸关系基本政策的一个危险信号。这个信号的含义就是：美国决心以“威慑”的方式，迫使中国即使不承诺对台放弃使用武力，也要让中国“无力”使用武力，彻底削弱中国大陆对台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制约力。TMD其实就传达了美国对两岸关系问题的这一“新政策”。这项政策的实质是把美国所需要的东亚安全通过实力抬高在中国的统一设想之上，以东亚安全为名，阻挠甚至破坏中国从主权出发所制定的统一立场和政策。1999年2月26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台湾海峡安全形势报告》，这份报告是作为让国会决定是否应该让中国台湾加入TMD的重要依据。这份报告提出，中国的导弹威胁，是两岸军事不平衡的最大危险。而且，这种“威胁”将在2005年发生不利于台湾的重大变化。其结论是台湾在2005年之后的首要安全目标是维持现状，并同时以有利于台湾的方式推进两岸最终和平统一的长远目标“53]。这份报告虽然没有提到TMD，也没有直接谈到是否应该把中国台湾拉入TMD，但其潜台词就是”TMD“是台湾对付中国大陆”军事威胁的有效手段之一。TMD入台极有可能对1997年以来中美两国通过首脑高层互访而得来不易的稳定关系造成新的灾难性破坏。
此外，TMD部署对美国与其东亚盟国同样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削弱美国与东亚盟国之间的关系，对美国的军事保障带来问题，导致东亚盟国寻找TMD的替代方案等等。[54]1998年下半年以来，韩国就拒绝与美国进行TMD联合研制，也拒绝加入TMD系统。1999年3月5日，韩国国防部长十容宅明确表示，韩国拒绝加入TMD，因为它“可能引发军备竞赛”[55]。韩国转而寻求通过发展进攻性导弹的方式来平衡因为朝鲜导弹计划而受到的威胁。根据1979年韩国与美国签署的“导弹谅解备忘录”，韩国受到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保护，韩国则不得开发射程超过180公里的导弹。韩国在法国技术的支持下，90年代研制成功了“天马”地对空导弹，射程为10公里，于1999年12月开始部署。在朝鲜试射“大埔洞1号”之后，韩国要求美国支持发展距离超过180公里的地对地弹道导弹，以加强对朝鲜的威慑力。1999年4月10日，韩国在法国的技术支持下试射了“玄武”地对地导弹。该导弹在飞行了40公里后坠入大海，但是是在燃料未装满的情况下试射的。“玄武”导弹的实际飞行距离为300公里。韩国还寻求美国支持发展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导弹，以便可以覆盖朝鲜境内的所有目标。[56]美国国防部也在1999年11月宣布向韩国出售价值42亿美元的14套PAC-3导弹。韩国还宣布将从2000—2003年向美国订购100枚AGM 142空对地导弹。这些导弹可以用来准确攻击朝鲜境内的导弹发射场和前沿军事设施。[57]韩国还准备在2005年发展军事侦察卫星。
今天，我们值得高兴的是，在朝鲜半岛北南首脑会谈的带动下，半岛的紧张局势已经有了很大的松动和缓解。如果朝着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朝鲜半岛的军备竞赛似乎将会结束。韩国不认可美国在东亚的TMD部署计划，说明韩国对维护整个区域安全的重视，也说明美国的TMD计划即使在其盟国中也不那么得人心。
（3）TMD使得中日安全关系也出现了新的紧张，中国加深了对美日强化双边军事同盟的意图的疑虑。
对于在现代历史上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来说，警惕日本的军事动向是十分自然的，防止和戒备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是中国对日关系的主要着眼点之一。而这一问题之所以目前还困扰着中日关系，是由于日本对过去历史依然缺乏应有的态度。日本参加TMD的直接理由是因为受到了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以及1998年8月朝鲜的导弹试射穿越日本列岛但“日本却浑然不知”。事实上，后者仅仅是日本政府和舆论故意编造而已。据1999年1月日本报纸透露的信息，当朝鲜在8月31日发射火箭时，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级军舰，就游弋在朝鲜海岸250公里的外海上。该军舰的“宙斯盾”雷达系统，从头到尾跟踪并记录下了朝鲜导弹的轨迹。[58]“大埔洞1号”火箭最后一级坠海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马上驶向事发海域进行搜寻。朝鲜的“导弹威胁”是真实的吗？不少分析家和评论家都认为，朝鲜的导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加其与美国等国进行外交谈判的筹码。而且，以朝鲜的经济实力和近年来的粮食危机，大规模发展远程弹道导弹缺乏可信的工业能力和经济支撑。即便朝鲜有导弹发展计划，日本感到威胁，也可以通过外交手段予以解决。1994年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的“KEDO”方案，已经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日本为什么非要通过加入TMD、花几十亿美元来防范朝鲜呢？这岂非又是“杀鸡用牛刀”？以现有的军事力量的技术水准来说，朝鲜远非装备精良的日本自卫队的对手。抛开朝鲜的一些被认为是所谓“挑衅性”的举动不说，从两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到综合军事力量来说，朝鲜远非日本的对手，朝鲜威胁日本从何说起？
日本目前已经建立起了亚洲最强大的战区导弹防御能力。1998年，日本向美国订购的PAC-2反导弹系统开始在日本投入部署。目前，日本已经完成了24套PAC-2系统的部署，组成了6个PAC-2反导弹战斗团。日本航空自卫队所辖的6个防空导弹联队每一个都配备了一个PAC-2反导弹战斗团。[59]2001—2005年的日本中期防卫大纲决定使用最新式的PAC-3来增强日本的导弹防御能力。目前，日本向美国提出的PAC-3系统订购计划仍然是按照24套PAC-2爱国者系统来部署所需的拦截导弹。按照每套部署16枚拦截导弹计算，日本订购的PAC-3导弹总数将达到384枚。包括对已有PAC-2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更新费用，这一笔PAC-3导弹装备的订购总额将达到17亿—23亿美元。[60]而按照美国现任BMDO局长卡迪什（Robert Kadish）在2000年2月所提出的美军的PAC-3采购目标，美国也只是希望在PAC-3拦截导弹的单枚造价下降到170万美元后，多增加500枚左右的PAC-3军事采购。[61]除了美日联合研制的战区高空层TMD系统之外，美国“宙斯盾武器系统”（Aegis Weapons System，AWS）更新之后，将为日本4艘“金刚”级导弹驱逐舰改装更新后的AWS，使之具备低空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NAW）能力。[62]加上日本月前已经开始服役、在性能上超过“金刚”级的“村雨”级导弹驱逐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将拥有全世界除了美国海军之外、性能最好的海军低空层战区导弹拦截能力。按照现有时间表，TMD系统中高空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成功的时间是2005年，部署完毕能够进入实战状态要到2007年。从2008年起，日本将建立起亚洲最强大的战区导弹拦截网络，甚至具有对战略导弹的拦截能力。
日本参加TMD，其关键是要加强日本自身的军事实力，来对付日本认为来自中国这个最大的“威胁”。同时，通过加强美日防务交流与协调，来不断提高日本军事力量和军事技术的独立装备和行动能力。只是羞于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日本对华经贸利益以及中国不断走向强大的事实，日本政府难以在言辞上公开挑战中国而已。朝鲜的导弹发射只不过给日本近年来一直希望以中国为最大防范对手的军事扩张行动和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动员提供了一个借口。联合TMD研制和在日本本土部署TMD，可以大大提高日本在早期预警、情报搜集、军事行动的快速反应等方面的能力。[63]日本1999年度的军费开支为450亿美元，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美国列第二位。加入TMD将使日本在军事情报搜集、早期预警、军事力量的反应速度、对导弹的防御能力等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日本军事力量在整体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给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和双边的安全态势带来微妙的变化。目前，虽然日本“专守防卫”的军事体制基本还存在，可一旦日本完成修宪，自卫队体制被彻底抛弃，那时候的日本在东亚“超强”的军事力量和其战略动向，将会成为东亚安全中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64]届时，应该说感到威胁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
令人注意的是，日本军方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热情”有扩大化的趋势。2000年以来日本防卫厅将美日目前联合研制的TMD系统称之为“弹道导弹防御”（BMD）。在日本参与导弹防御系统研制的目的上，也不是简单地谈到朝鲜的导弹威胁问题，而是将它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是国际社会需要紧急研究对付的课题；为此，日本应该采取国际性的各种努力，对主要国家大量的“破坏兵器等的威胁采取对应措施，并以此来强化防卫能力”[65]。联系到2000年7月日本防卫白皮书有关中国对日本“导弹威胁”的公开宣示，不难发现，日本导弹防御所设计的目的，已经从针对朝鲜明确扩大为针对中国以及其他的国际“导弹威胁”。一旦日本防务发展战略以中国的导弹攻击能力作为导弹防御计划的直接对象，一系列的对应战略性举动还将陆续出台，日本甚至可能在某个时间参与美国的NMD计划。目前，美国已经邀请北约，的欧盟成员国以及加拿大参加NMD计划。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不会被排除在NMD系统之外。从1999年下半年以来，欧盟国家表示了对美国部署NMD系统的强烈担忧，但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就NMD问题发表过任何批评意见。如果日本将美日导弹防御合作从TMD跨越到NMD，无疑将会构成对东亚安全新的沉重打击。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区域安全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可以长期稳定和建设性的架构。容易引起地区冲突的一系列潜在因素，如领土纷争、国家间制度冲突、民族问题、缺乏安全信心保障措施所形成的潜在敌意和“安全困境”所导致的军事互信程度低等等，在东亚地区都可以找到。解决东亚区域安全问题的惟一出路是平等、坦诚和公正的对话和磋商，建立起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而不是借助于军事同盟、发展新的武器技术，甚至谋求实力优势之下的“霸权和平”目前美日等国在东亚联合研制和部署TMD，恰恰是违背了东亚区域安全发展的客观方向，势必人为地挑起区域安全局势新的紧张。不能不遭到中国等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韩国外交与通商部长李廷彬2000年6月29日明确表示，从韩国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来看，美国制定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对韩国来说是“无效的”，因此汉城没有必要参与这一计划。他指出，在实施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到确保东北亚和平与安全的利益”[66]。
TMD问题对于今天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日之间的大国协调，无疑是一个人为附加上去的、沉重的政治包袱。由于TMD问题，中美、中日关系目前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压力，成为这些国家安全关系中既敏感又棘手的“老问题、新焦点”。无论是对于中美关系还是中日关系而言，TMD问题都暴露了这些关系中存在着的脆弱的一面。能否化解这些关系中的脆弱因素，是东亚区域安全稳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美日研制和部署TMD，绝非化解之道。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说，TMD在东亚部署，即使能够对导弹防御产生一定效果，但其作用也并非是绝对的。TMD的导弹防御能力也可以被许多手段所克服和突破。[67]最重要的问题是，美日联合研制和部署TMD所产生的对区域内有关国家安全认识的巨大消极影响。这将促使各有关国家被迫加大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力度，增加彼此安全关系中的不信任因素，延缓中、美、日三国之间应该推进的安全合作进程，人为地加深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中已有的分裂。
发展东亚地区安全的基本道路是如何重新稳定区域内的大国协调的问题，并在大国间形成基本的安全谅解和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和合作的发展。在这方面，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建立已经树立了很好的样板。但是如果中、美、日三大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对立增加，任何地区性安全组织的作用都将受到人为的抑制。多边安全对话和磋商也将难以形成制度化的结果。客观上来说，从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构造再建过程中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除了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这两大“热点”之外，就是大国间的安全互信与合作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呈现出了恶化的趋势。[68]2000年6月朝鲜半岛首脑会晤后，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是，美日等国对于此次首脑会晤后的朝鲜政策并没有多少积极的变化。美国国防部长科恩针对提出的撤军要求，在6月22日表示，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军完全没有可能性。6月28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他虽然没有决定是否开始建造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但未来来自朝鲜导弹袭击的威胁役有消除。[69]2000年7月10—12日，美国与朝鲜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恢复了导弹问题谈判。这是自1999年3月以来首次这一类型的谈判。虽然此次谈判没有取得什么样的进展，但整个朝鲜半岛局势自从2000年6月中旬北南首脑会晤以来已经出现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变化。7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朝鲜后，也传出了朝鲜愿意以和平太空开发的国际援助来换取停止导弹开发计划的积极消息。为此，美国主导朝鲜半岛局势解决方案的进程可能会被改变。在整个朝鲜半岛局势出现如此可喜变化的情况下，朝鲜的导弹威胁已经大幅度下降，美国和日本应该考虑积极推进外交解决朝鲜导弹问题的建设性方案，并同时重新考虑其联合TMD研制以及在东亚的TMD部署计划。
中、美、日三国之间有关TMD的争执，是中国与美日两国当前在东亚区域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故继续。这些矛盾和冲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安全格局是“多极化”还是“一极化”之间的矛盾。中国主张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应该建立在多极化的基础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干涉行径。有关东亚区域安全，更是主张通过多边或双边的平等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各种问题。为此，中国反对美日加强双边军事同盟的做法，认为这是“冷战思维”的继续，违背了冷战后地区安全局势发展的客观趋势。美国研制并将在东亚部署TMD，进一步助长了美国军事实力在东亚的超强势地位。美国在东亚所推行的霸权和平，只是美国军事力量“一极”之下的强制“和平”。东亚的安全架构完全倒向美国及其盟国，不能解决深层次的东亚安全问题，相反，还会激发新的问题。
（2）中国有限度的国防力量现代化与中国未来政策“不确定论”之间的矛盾。
中国目前军事装备和武器技术水准，不仅大大落后于美、日，甚至在部分武器系统上落后于东南亚有关国家。这不仅同中国如此辽阔的国土面积所需要的国防需求不符，而且，也同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对国家安全所提出的新要求存在着较大差距。中国目前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在军队建设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一基本方针下，根据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有限度地推进国防力量现代化进程。这证明，中国是维护东亚区域稳定和繁荣的建设性力量。但是，美国认为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是东亚地区安全最大的潜在威胁，在推行接触政策之余力图以前沿军事部署、美日军事协调和强大的反导弹武器TMD来“防范”中国。TMD恰恰显示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面性”。中国依然是美国东亚地区最大的假想敌。事实上，今后的中国根本无法构成对于美日的军事威胁。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就曾提出，中国要万事顺利，到2005年才会好不容易拥有80年代初期北约成员国所拥有的“一般军力”而已。[70]
（3）接受中国在区域内有限度的战略力量发展还是削弱中国战略力量之间的矛盾。
中国目前确实是东亚综合导弹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导弹部队只是中国执行积极防御国防政策的单位，并非以导弹来建立在东亚支配性的战略优势，更谈不上拥有明确的以导弹为中心的“威胁性”军事战略。即使中国的导弹具有一定的战略威慑力，今天世界上哪个军事强国的国防战略不是建立在“威慑”基础上的？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上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负，直到当代，才好不容易自力更生建立了大体可以适应国防要求的威慑力。为什么中国就一定是在“威胁：他国了呢？TMD在东亚部署，一个没有在台面上说、却是所有国家心知肚明的问题是，中国现有的、有限的威慑力将在客观上被大大削弱。美国学者挑明了这一点，认为TMD将使中国的威慑力”中立化[70]TMD在客观上将削弱和伤害中国负责任的国防建设。
（4）海峡两岸关系到底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还是东亚区域安全问题之间的矛盾。
美国在谈到中国所谓的“导弹威胁”时，所举的最大证据是1996年3月中国在台湾海峡所进行的导弹试射，以及目前正在台湾海峡沿岸进行的导弹部署。为此，美日等国把这些视为是中国通过导弹对东亚区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TMD扩大到台湾，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免受“中国威胁”。但是，台湾海峡局势以及两岸关系，从广义上说是东亚安全问题，但从狭义上说，根本只是中国的内政和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政府充分顾及到东亚整个区域的稳定以及台湾人民的民生，在两岸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之所以不放弃必要时使用武力，是因为台湾存在着严重的对抗统一的分离主义倾向。台海和平与东亚安全本身并无冲突。但问题是，美国极力要把中国的对台政策同东亚安全按照美国的方式联系起来，置东亚安全于两岸关系之上，突出台湾维持现状是东亚安全的重大需要。其实，这是无视中国渴望统一的强烈意愿，干涉中国内政，力图阻挠海峡两岸局势出现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变化，以强权来维系美国所主导的“东亚安全”。
注释
①有关克林顿政府对东亚安全战略的选择和最后的决定，请参见Joseph S。Nye，Jr。，“East Asian Security：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at，”Foreign Affairs，Vol。74，No。4（July/August 1995），PP。90—102.
②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SA，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Washington，D。C。：Department of Defense，1995.
③精引自South Ginza Morning，November 26，1998，p。2.
④有关这方面的分析，请参见朱锋：《金融危机与东亚安全》，载于《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3期，第57—65页。
⑤US Ministry of Defense：Security Strategy in East Asia，American Force Press Service，November 24，1998.
⑥Eul-chul Lim，“North Koreas Missile Program：Assessment and Future Outlook，”Korea Focus，October 1999，p。6.
⑦“M族”导弹是西方对中国短程战术导弹的统称，指中国仿制苏式M-9和M-11导弹制造和部署的DF-11和DF-15导弹。
⑧西方对中国“导弹威胁”的分析，请参见Gerald S。Segel，“How Insecure Is Pacific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3，No。2（Sum-mer 1997），p。247；Richard Fisher，“Speeding Up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f China，”in Jim Helms and James Prester，eds。，Between Diplomacy and Deterrence：Strategies for U。S。Relations with China，Heritage Foundation，1997；Dennis M。Gormley，“Hedging Against the Cruise Missile Threat，”Survival，Vol。40，No。1（Spring 1998），pp。99—101.
⑨William Perry，The Preventive Defense，1999，p。16.
⑩Washington Post，Novvember 27 1998，p。1.
[11]Harry Harding，“Asia Policy to the Brink，”Foreign Policy，No。96（Fall 1994），pp。56—60.
[12]Robert Dujarrie，“Thinking Strategically about East Asia：Japan and the Sino-Taiwanese Crisis，”Strategit Review，Vol。24，No。4（Fall 1996），p。76.
[13]有关TMD联合研制对日美军事同盟的政治和战略意义，请参见迈克尔·格林和帕特里克·克罗宁主编：《美日军事同盟：过去、现在与将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8章。
[14]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1月25日，第2版。
[15]Gregory Webb，“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The Amrs Control Reporter，Cambridge，M。A。：Institute for Defense and Disarmament，1995；p。603.
[16]Rumsf eld Commission，“Executive，Summary of-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July 15，1998.
[17]Finance Times，January 28，1999.
[18]Washington Times，January 12，1999.
[19]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2月13日。
[20]日本《读卖新闻》，1999年1月7日。
[21]士日本《朝日新闻》，1999年1月18日。
[22]有关“佩里报告”的内容，请参见Korean Unification Bulletin，No。9，June 1999，pp。4—6.
[23]香港《明报》，1999年1月17日。
[24]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1月14日。
[25]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1月17日。
[26]有关日本近年在防务政策上的动向，请参见朱锋：《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与日本政策动向》，载于《当代亚太》，1999年第9期；《周边事态：问题与矛盾》，载于《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0期。
[27]日本防卫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MD）简介》，2000年1月，第4页。
[28]《读卖新闻》，1999年9月23日，第3版。
[29]《朝日新闻》11998年12月26日，第1版。
[30]《读卖新闻》，1998年12月5日，第4版。
[31]日本《经济新闻》，1998年12月4日，第3版。
[32]日本防卫厅；《1999防卫白皮书》，1999年7月27日。
[33]参见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沙祖康1999年1月在出席美国卡内基国际防止武器扩散年会上的演说，《中国时报》，1999年1月14日。
[34]参见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1999年1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1月23日。
[35]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1月24日。
[36]《中俄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有关问题磋商的新闻公报》，见《人民日报》，1999年4月15日。
[37]《人民日报》，1999年3月20日，第4版。
[38]《亚洲周刊》，2000年6月12—18日，第12页。
[39]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6月30日，第1版。
[40]《中国时报》，1999年3月25日。
[41]American Armforce Information Office，US Ministry of Defense：Strategic Report on Security in Fast Asia，November 26，1998.
[42]台湾《联合报》，1999年3月4日，第11版。
[43]李登辉、深田佑介：《探讨东亚的哲人政治》，载于《诸君》月刊，1999年第3期，第26—34页。
[44]Michael Krepon，“Missile Defense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45]小川和久：《中国的TMD政策与台湾》，载于《产经新闻》，11999年1月12日，第24版。
[46]《舰船知识》，2000年第8期，第17页。
[47]《明报》，2000年8月25日，第2版。
[48]Washington Past，August 25，2000.
[49]The Henry Stimson Center，Theater Missile Defens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Report 34，June 2000，p。vii。
[50]“中美军控和防扩散磋商结束”，http：//www。china。com/zh__cn/topinfo。htm。
[51]参见Robert Shutter，“China and U。S。Missile Defense Proposals：Reactions and Implications，”CRS Report for Congress，Order CodeRS 20031，January 28，1999.
[52]香港《亚洲周刊》，2000年7月10日—16日，第5页。
[53]参见the US Ministry of Defense：Security on Taiwan Straits，February 26，1999.
[54]对这些有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的分析，请参见The Henry Stimson Center。Theater Missile Defens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Report34，June 2000，pp。33—74；迈克尔·格林和帕特里克·克罗宁主编：《美日同盟：过去、现在与将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200页。
[55]《人民日报》11999年3月7日，第6版。
[56]台湾《问题与研究》，2000年2月，第8页。
[57]《大公报》，1999年7月30日，第3版。
[58]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1月17日。
[59]The Henry Stimson Center，Theater Missile Defens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June 2000，p。5.
[60]Ibid。
[61]Lieutenant General Robert Kadishs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or Arms Service Committee，February 28，2000.
[62]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Organization，Fact Sheet：Navy Area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gram，February 1999.
[63]有关这方面的分析，请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1998—1999年：东亚战略概览》，1999年2月。
[64]国内有的学者认为，日本在掌握TMD之后，军事力量建设将会突破现有的常规力量限制，走向发展战略力量的道路；美日TMD联合研制，日本是在实行“先撑伞、后铸剑”的战略。参见洪源：《日本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对中国安全的影响》，载于香港《亚洲评论》，1998年秋冬卷，第199页。
[65]日本防卫厅：《弹道导弹防御（BMD）研究简介》，2000年1月，第2页。
[66]《参考消息》，2000年7月1日，第1版。
[67]Dingli Shen，“What Missile Defense says to China，”The Bulletinof the Atomic Scientists，July/August 2000，p。21.
[68]近年来，有关中国和美国为了台湾问题可能走向战争的讨论和情绪都在不断上升。日本以中国为最大的假想敌已经公开化了，为此，日本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等扩军行动和修正“专守自卫”体制等举措，煽动对“中国威胁”的危机意识在日本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日本政府对此同样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这在过去20年的东亚安全问题上是很少出现过的。这些都是东亚地区的政府和人民必须认真思索的迫切问题。
[69]《参考消息》，2000年6月30日，第1版。
[70]日本《读卖月刊》，1998年12月期，第25页。
[71]这是美国前驻北京大使馆武官武泽尔1999年2月2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有关导弹威胁的研讨会上提出的。参见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2月24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