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计划的立场
欧盟国家不但怀疑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而且在研制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具体项目上也同美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1999年1月，美国改变了在MEADS问题上的原有立场，转而向其北约盟国推销改进型的“PEC-3”爱国者防空导弹，取消原定的联合开发MEADS武器系统合作计划。美国同时还附加了一个条件，即欧洲方面可以使用，但是美国不公开目标搜索雷达和目标跟踪装置等尖端技术。美国的理由是让北约盟国使用美国已经研制成功的反导弹系统可以降低费用。因为按照目前MEADS的研制费用估算，要比当初的估算高出一倍。1999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就提出：“利用现有的开发计划可以降低成本。”[11]此外，美国方面还表示，美国之所以转而推销PEC-3，是因为TMD比MEADS在技术上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但这引起了德国和意大利的严重不满。德国和意大利之所以在1996年同意与美国联合研制MEADS，主要是希望获得相应的尖端技术转让。如果将这一项联合研制计划取消，德、意的设想就落空了。购买PEC-3并不能带来它们所想要的技术。为此，德国指责说，美国的政策受国会左右，缺乏连贯性，“不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意大利也表示：“如果与美国的合作进展不顺利，那么我国有可能寻找欧洲的合作伙伴。”[12]
欧洲反对美国NMD计划的原因
美国研制和发展导弹防御计划的构想更是遭到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怀疑和反对。许多欧盟国家对美国关于伊拉克和伊朗在今后10年的时间里是否能够对欧洲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表示怀疑。它们还批评美国不采取非军事方式预先阻止这样的威胁。美国的欧洲盟国对导弹防御计划的怀疑与对里根政府进行“战略防御倡议”时所表现出来的担心是一样的，即美国在技术屏障后面寻求保护的行动表明，美国不愿意把自己暴露在西方盟国所面对的共同威胁之下。
法国外交部在1999年8月美国首次THAAD飞行试验成功之后就公开表示，美国在导弹防御计划上的进展已经破坏了联合国裁军会议对于削减全球核武器的努力。1999年10月之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对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反对声浪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10月2日NMD的导弹拦截试验获得了成功，美国NMD部署决定按照原计划在2000年夏天作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使欧洲国家变得十分不安。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统都纷纷致信美国国会，对参议院拒绝批准CTBT条约表示极度遗憾和关注。推进国际裁军和军控发展，是后冷战时代欧洲重大的战略性政策。由于美国始终无法说服俄罗斯修改反导条约，在NMD问题上干劲十足的美国政府一旦决定抛开俄罗斯，退出反导条约，单独进行NMD部署，将会对整个国际军控进程和欧洲安全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
欧洲国家担心，仅次于美国的核大国俄罗斯将会为了对抗美国的NMD系统，而重新加强核攻击力量，以便维护其核武器系统本应具有的“核威慑”能力。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导弹防务问题专家安德列·布鲁克斯认为：“俄罗斯曾经采取了缩减核武器的行动，但由于美国制定了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因此又产生了扩充核武器的冲动。军费增加将使俄罗斯财政更加困难，从而导致国内局势的不稳定。与美国相比，欧洲对这种结局更加感到不安。”据法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法国总统希拉克已向克林顿总统发出警告，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将会成为“潘多拉的盒子”，导致新的军备竞赛。德国外长费舍尔在1999年12月访问美国期间也明确指出，欧、美在NMD问题上的分歧，已经造成了自1983年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以来北约内部最严重的分裂危机。[13]甚至英国对NMD部署计划也采取怀疑的态度。美国的NMD计划需要英国的协助。一旦开始进入部署，设立在英国北约克郡菲林戴尔斯（Fylingdales）的卫星和早期预警雷达基地将成为NMD系列雷达基地的一部分，基地的雷达设施也将进行改造。面对其他欧洲国家旗帜鲜明的反对立场，英国首相布莱尔表示，英国工党政府尚未就此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1999年4月，北约东扩的成功实现，可以说美国看透了当时俄罗斯政策的局限性。虽然90年代俄罗斯一直强烈反对北约东扩，但是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俄罗斯手中缺乏可以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制约美国的“王牌”。相反，俄罗斯对美国在经济、金融和债务上的依赖，更使得美国认为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彻底“虚弱”的对手。因此，美国才在NMD和ABM条约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强硬，甚至表示不惜撕毁ABM条约也要部署NMD。但是，作为同在一个欧洲大陆上的西欧国家对俄罗斯有可能表现出的反应的认识就非常不同。欧洲国家希望在不更多地刺激俄罗斯的基础上促进欧洲安全的发展。为此，应该保持现有的北约与俄罗斯在战略力量方面的大致均衡，在承认俄罗斯有权保持其一定的战略力量威慑空间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实现欧洲地区安全的新版图。总之，欧洲支持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会谈和在此架构下的任何进展，主张通过渐进方式和伙伴关系将俄罗斯发展为欧洲可靠的安全伙伴。“战略谈判”和“外交谈判”是欧洲所侧重的北约与俄罗斯安全关系的两大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在防扩散问题上，欧洲国家也主要倾向于通过国际军控和裁军发展，而不是强制性地以单边的军事力量发展的形式来加以防范和解决。虽然1999年4月北约成立50周年会议通过了具有干涉性和扩展性的“北约新战略”，但这只是涉及欧洲大陆或大陆以外直接出现了战火和军事冲突而危及欧洲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欧洲国家的反应。欧洲并不像美国那样主张一种对国际事务都实行强势性的干预主义，更与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采取的霸权主义战略和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政策有着重大区别。事实上，在美国的霸权主义面前，欧洲也同样深感不满。美欧在联合导弹防御系统研制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显著地反映出，欧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霸权主义排斥的对象。欧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导弹防御体系有助于防扩散的政策主张，但是，如果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危及美俄核裁军，甚至可能引发美俄新的军备竞赛而葬送美俄军控进程的发展，或者由于美俄战略关系的恶化而将欧洲重新拉入地区地缘政治的紧张状态，这是欧洲极不愿意看到的。欧洲国家在防扩散、军控与地区安全合作上只要简单地权衡利弊和轻重，就会转而不去追求导弹防御计划的防扩散效应，而更多地主张核裁军与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后者是符合欧洲安全利益的基本选择。美国从冷战后“霸权和平”的角度出发，认为上述这两者的结合，才能最好地符合美国的霸权战略利益。而对欧洲来说，欧洲并不需要维持一个霸权，也不喜欢美国的霸权方式，因此，欧洲在涉及这样的基本战略方向的问题上，不可能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而NMD恰恰是事关欧洲在后冷战时代地区安全战略性发展方向的重大变量。
自从1999年3月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联盟以来，俄罗斯与北约的安全关系急剧恶化，俄罗斯对战略核武器的突出重视给欧洲安全发出了新的危险信号。虽然1999年6月科索沃问题以俄罗斯与北约的妥协而告一段落，但此次空袭和俄罗斯在1999年6月12日先期出兵抢占科索沃首府机场的事件，凸现了俄罗斯依然是欧洲安全中最大的变数。欧洲国家从这些事件和问题中，深深地意识到，与俄罗斯保持合作关系在巩固和发展欧洲安全问题上的重要性。任何对俄罗斯安全利益的蔑视或过分的挑衅，都只能是对欧洲安全的破坏。对此，德国总理施罗德在1999年6月的科隆八国集团峰会上明确表示：“欧洲安全建设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脱离与俄罗斯的合作。”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说：“与俄罗斯稳定的伙伴关系是欧洲安全的核心。”[14]
西欧国家竭力希望避免的是欧洲再度出现冷战时期的“核恐怖”，极力希望避免北约与俄罗斯再度回复到“核紧张”的状态。面对着俄罗斯依然是核超级大国的现实，欧洲除了力主美俄“核裁军”之外，认为保持常规军事力量的有限优势，调整北约的行动机制，与俄罗斯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在欧安会架构下实现欧洲安全合作，是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基本途径。美国和欧洲在NMD问题上的不同主张，明显地反映了当前美欧不同的安全战略思想。
美国的战略是全球性的，它不仅关心传统的对安全的挑战和可以作出的军事反应，而且也关心正在出现的新危险，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等。为此，美国的原则一方面是把重点放在高科技作战能力上，集中发展具有优势地位的常规军事能力，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发展军备，以便在地区性的军事卷入中可以赢得技术保障的胜利。这既可以为美国准备军事干涉主义最大限度的降低人员伤亡的代价，又可以保证“速战速决”，避免陷入像越南战争那样的泥潭。同时，这种形式的地区性军事干预也可以提高干预的实际可能性，保证美国军事干预的实效性。1991年初的“沙漠风暴”行动和1999年3月的对南联盟的轰炸，就典型地体现了美国安全战略的这些特征。这两次战争都是在高科技为主导的现代战争手段下进行的。美国出动了其军事力量中最先进的装备，如F-117“隐型”战斗轰炸机、精确制导炸弹以及多种发射手段的巡航导弹。在情报搜集、战斗行动设计和攻击目标定位等方面，其军事手段的高技术性也非常突出。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行动的主动性、精确交战、集中的后勤保障、全方位的战场保护和获得情报等方面，均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高科技的常规军备发展，保证了美国在90年代所推行的地区性军事干涉行动中做到了“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另一方面，美国针对其全球干涉主义所面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反美力量也在走向拥有导弹能力的特点，发展TNID和NMD，以确立不受挑战的军事权威、前沿部队安全和国家安全。
但美国的欧洲盟国的安全战略与美国的模式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的安全战略集中在地区安全方面，最多把巴尔干边缘地区的北约组织国家包括在内。只有英国和法国把它们的对战略和安全的关切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如中东、海湾地区和非洲。德国的原则和能力仍然集中在重武器装备的军队的常规作战能力上。大规模的、具有远距离作战能力的军队建设可能还只是在德国政府的考虑之中。北约中较小的成员国都没有建立具有各种作战能力的军队，而是只有一支小规模的、与其国家大小相适应的军队。只有法国和英国制定有比较广泛的军事原则，包括它们都拥有重武器装备以及可以进行远距离作战的军队。即使是法国和英国，它们的国防观点也不是简单地增加自身的独立作战能力，而是寻求联合活动，包括法德之间有关建立联合海军的倡议等等。近期以来，英法都把军事行动的计划重点放在地区性的维和行动，或者实行强制的和平等方面，并要求美国给予在诸如后勤保障、通讯联络和运输等方面的支持。不难看出，美国和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在战略构想、军事原则和军事力量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99年5月公布的“1998/1999年度战略研究报告”就指出：“美国和欧洲对战略和军事能力的思考看来同冷战结束时期已经是有所不同的了。”[15]
西欧大国还进一步认为，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地发展导弹防御计划，那么不仅会引发俄罗斯、中国等国的不安，招致新的核军备竞赛，还有可能使美国和欧洲相互赖以生存的北约发生质的变化。传统欧洲与美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是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欧洲在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经过整个90年代的变化，北约之所以在进入新千年之际仍然具有实用性，是因为北约在协调欧洲防务与安全问题的合作关系上仍然是惟一行之有效的机制，并且是冷战后的欧洲地区安全问题上能够为冷战后所需要的安全环境提供集体军事力量的机制。在维和行动中，北约作为惟一能以自己真正的军事实力支持自己的政治和外交目标的多边组织，同样也具有优势。北约还通过它广泛的东扩计划，对来自前华沙条约国的新成员敞开大门，在弥合东西方分歧中也继续发挥作用。这一北约“新角色”客观上降低了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而使得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更多地在追求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合作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的地区性方针。它们渴望能够担负起与欧洲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威望相一致的军事与安全责任。
特别是欧元的发行和欧盟规模的扩大，更加突出了跨大西洋安全关系中传统上欧洲过分依赖美国的缺陷。它有可能让欧洲不仅在贸易上而且在货币上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构成挑战。其结果，后冷战时代确实给了欧洲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追求更多的自主性的机会。
首先，欧盟的稳步扩大和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欧洲大市场的形成和欧元的发行，已经使得欧盟成为在经济上与美国势均力敌的伙伴和竞争对手。欧洲自身实力地位的提高，也相应增加了欧洲与美国平等对话和表达自己观点的可能性。其次，欧盟和北约的扩大，使得欧洲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发言地位和参与能力都大大提高。对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欧盟可以利用自己坚实的经济力量和机构的影响力，使其保持与欧洲的合作，而不用过多地担心与俄罗斯或者其伙伴国的新的地缘对抗。欧盟通过吸收其为成员国的政策，就已经对东欧、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产生稳定作用。冷战后，欧盟的发展和强大，确实给了欧洲国家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更多去施展自己非军事性影响力的广阔空间。第三，作为上述两个趋势的自然发展是，欧洲在政治和防务问题上以“一个声音”说话日渐增多，欧洲准备在军事安排和地区安全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一来，美国保证欧洲安全、欧洲则在经济上对美国作出让步的传统交易方式可能再也行不通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约的欧洲盟国近年来一致在寻求通过加强欧洲安全联合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寻找可能降低对美国安全依赖的方法。法国和德国关于在2003年建立6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以及成立法德联合海军舰队的构想都说明了这一点，寻求与俄罗斯建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构想，也是为了对北约欧洲成员国与美国关系有可能出现变化而作出的一种反应。对欧洲来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顽固的、以北约的形式存在的美欧联盟，首先是一个政治上平等的联盟，“这是北约跨入中年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16]。事实上，冷战的结束以及欧洲独立性的发展，都必须对北约中传统的美欧安全合作的模式作出新的调整。而美国的NMD计划恰恰没有建立在这样的调整基础上。
毫无疑问，美国不顾欧洲国家的反对，继续NMD系统的研制和部署，客观上是同欧洲国家所设想的北约继续发挥地区安全问题上的集体行动角色和东西方合作桥梁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也是同欧洲国家所期望的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美欧安全关系但继续保持北约安全合作机制的构想不相吻合的。
NMD一旦投入部署，美国的本土核安全就会大大提高，而欧洲却没有因此有任何改善，其结果则会进一步增长欧洲对美国在核安全方面的依赖。与此同时，如果俄罗斯作出强烈反应，导致俄罗斯对美国和欧洲进行新的核恐吓或核武器竞赛，欧洲又将倒退回到冷战时期的美苏战略竞争的“人质”地位。如果美俄因为NMD部署问题而导致裁军进程中断和欧洲战略局势的恶化，而北约的欧洲国家又都跟着美国跑的话，俄罗斯所采取的反制性措施必定会给欧洲安全蒙上浓重的阴影。欧盟与北约可以扩大，俄罗斯在欧洲的防御和战略势力范围也可以重新扩大。目前，俄罗斯已经与白俄罗斯签署了联盟条约。如果俄罗斯一旦因为反导条约和NMD部署问题，按照2000年4月14日普京所说的撤出一切美俄裁军条约，包括撤出中导条约，那么，俄罗斯将会重新将目前仍保持中立的白俄罗斯置于统一的防御安排之下。不再受军控义务限制的俄罗斯将会再度在白俄罗斯领土上部署中、远程核导弹，并在欧洲边境加强常规武装力量。这样一来，欧洲就会与冷战时期一样处于俄罗斯的导弹瞄准之下，成为莫斯科与华盛顿战略对峙的“人质”。
今天，欧洲已不再存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那种“共产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恐惧。在1997年欧盟与俄罗斯签署伙伴关系条约后，欧盟原来一直同俄罗斯保持着合作性的稳定关系。“科索沃危机”也并没有真正割裂这种关系。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具有与欧盟合作的信念与实际行动。如果欧洲再度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和战略关系上分裂，那么欧洲国家不可能得到几乎都是中左势力执政下的选民的支持。欧洲各国政府也不可能再次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动国内政治一致支持采取一种重新与俄罗斯为敌的政策。因此，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反对美国部署NMD系统，是以欧洲自身利益的方式来维护欧洲安全的战略性抉择。而只有这样的抉择，才能符合冷战后欧洲的安全利益需要，并获得国内政治的强有力支持。
因此，美国的NMD部署计划，既没有顾及欧洲在冷战后调整美欧安全同盟关系的需要，也没有照顾欧洲自身的安全利益，更没有看到冷战后地缘政治的变革给欧洲国内政治造成的影响，而只是以美国的“霸权逻辑”继续单方面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其一意孤行的部署决定，只能是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所希望看到的在冷战结束十年后的地区安全局势的发展大相径庭，也必然遭到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
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是，北约在21世纪的存在，究竟是为了美国的全球霸权，还是为了一个稳定和更具合作意义的欧洲？是为了美国继续在安全问题上左右和支配欧洲，还是北约确实能为欧洲的和平效力？对这些疑问的忧虑和担心，不得不使欧洲国家重新考虑在NMD部署、美俄核竞争再度加剧后，北约存在的合理性。德国外长费舍尔就已经表示：“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无疑会打破北约内部的安全平衡。”[17]一种可能性是，如果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始终无法摆脱对美国的高度依赖的话，欧洲担心，一旦NMD部署完毕之后，将使得北约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因为美国已经建立起了国家导弹和核武器安全伞，北约作为美国传统军事同盟的战略价值就会下降，美国或许会重新修改过去的同盟条约和改变同盟关系。或者，美国将不再坚持二战后40年来向欧洲提供保护伞和防御风险分担等一贯承诺。[18]
费舍尔的警告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也表现了出来。目前的北约盟国除了美国之外，都是该条约的签字国和批准国。该条约反映了欧洲和美国在禁止核试验、促进全球核安全问题上原来协调一致的立场。但美国参议院此番拒绝批准，不仅破坏了大西洋两岸在共同的核安全问题的原来立场，也深刻地体现了美国在战略安全问题上不听从欧洲意见而一意孤行。1999年10月23日，英国、德国和法国的首脑联名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警告美国国会的这一行为将会使北约产生根本分歧。欧洲方面对美国的一意孤行越来越抱有警惕感。[19]
克林顿政府则反驳说，欧洲盟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有错误。首先，美国认为它们应该与美国一起建立自己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不是轻视中东或其他国家对它们的导弹威胁。其次，在美国国内部署有限导弹防御系统不是孤立的。它将进一步加强华盛顿为保卫美国和其盟国的利益而进行的海外兵力部署。因为有了NMD之后，被某个敌对国家进行“导弹恐吓”或美军海外行动的代价都会自然降低。因此，美国并没有顾及多少欧洲盟国的反对态度，其部署NMD的决心应该说是早已定下的。1999年3月，美国参众两院都通过法案，要求美国防务部门在技术成熟的时候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2000年3月21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培根表示，由于NMD的拦截器出现技术故障，需要进一步调试，NMD导弹拦截的第三次试验从原定的3月27日推迟到6月26日，并将在试验后就导弹拦截技术是否可行一事向克林顿总统报告，为克林顿根据原定的2000年夏天作出是否部署NMD的决定提供依据。3月22日，美国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顾问利昂·菲尔特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尽管NMD导弹拦截技术的第三次试验被推迟，但克林顿仍将会在2000年夏天就是否部署这一系统作出决定。菲尔特说，目前，对克林顿来说，还有足够的时间得到作出是否部署NMD这一决定所需要的信息。[20]
近期欧盟反对NMD的立场
随着2000年4月俄罗斯对美国发动了维持《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反对美国部署NMD的裁军攻势之后，俄罗斯坚定的反NMD立场已经明朗化。如果NMD部署决定作出后，美俄战略关系的恶化前景也随之明朗化。欧洲国家对美俄极有可能出现新的战略关系紧张的担心也越发强烈。欧洲国家不仅给了普京总统的“裁军攻势”以道义上的支持，而且，也加大了对美国大声呼吁的力度而给予了俄罗斯立场以更为实质性的支持。俄罗斯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普京正式当选总统后即对欧洲国家发动了旨在联合抗拒美国NMD部署计划的“外交攻势”，从而出现了俄欧双方联合抵制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积极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初当选总统后访问的国家是英国。英国是在军事和政治政策上跟美国最紧的欧洲国家。英国也确实在NMD问题上是欧洲大国中最犹豫的国家。2000年3月30日，英国的《卫报》和《每日电讯报》都报道说，英国首相布莱尔准备同意让美国在其国土上部署NMD，并同意在英国领土上设立NMD的情报搜集系统。这一计划需要改变美国在英国北部约克郡菲林代尔斯的卫星基地的电脑软件，以便使该卫星基地可以探测到从朝鲜可能飞向美国的导弹。[21]普京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商讨了有关NMD和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英国为了协调与法国和德国等大多数欧盟国家的立场，避免在欧盟内部受到孤立，采取了与欧盟的政策保持一致的做法。布莱尔在会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不可能为比美国更接近危险区域的欧洲提供保护。[22]
2000年5月11日，正在美国访问的法国外长韦尔纳在与奥尔布赖特会谈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法国要求美国考虑部署NMD对全球战略的影响。这位法国外长严肃地向美国提出：在涉及美国安全的问题上，美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但从两国同盟关系出发，在决定部署NMD的问题上，法国“要求并希望”美国考虑法国提出的问题。[23]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也发表意见说，NMD将会削弱已有的环大西洋军事链，它只是为美国服务的；所谓来自“流氓国家”的威胁的说法很值得怀疑。
继2000年5月中旬法国外长韦尔纳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提出对部署NMD的行动深表忧虑之后，5月30日，格陵兰执政的工人党在讨论了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后宣布，格陵兰将拒绝美国方面提出的将美国驻格陵兰军事基地纳入导弹防御计划的要求。这是因为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违背了格陵兰以及整个北极地区成为无核区的路线。[24]5月30日，也就在克林顿总统访问欧洲的前夕，法国总统希拉克在阐述法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讲话中，再度指责美国计划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做法，认为这将破坏防扩散努力，重新引发军备竞赛，并破坏欧洲自身的安全。希拉克还敦促欧盟成员国继续推进共同防务，并考虑在欧洲南部建立一支新的快速反应部队。[25]5月31日，克林顿总统在德国首都柏林参加了美国—欧盟首脑会晤。在会晤中，德国总理施罗德警告美国说，美国部署NMD的计划应该考虑到“相对安全和裁军”。6月2日，施罗德总理在向克林顿颁发查理曼奖时，在短短两天内再度警告美国说，美国应该谨慎地考虑发展导弹防御计划对其他国家和裁军的消极影响，并考虑可能对大西洋联盟所产生的影响。[26]到2000年6月为止，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声明支持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计划在北约中非常孤立。
目前，欧盟在NMD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除了英国之外，法、德、意等欧洲大国的首脑和政治人物毫不掩饰他们对NMD部署的担忧和反感情绪。欧盟国家的态度，一是坚决反对修改和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法国总统希拉克在1999年11月表示，反导条约是国际间防止核扩散机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二是强烈主张以与俄罗斯进行伙伴合作的方式来继续推进欧洲安全建设；三是强调加强裁军和军控来进一步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即使需要对安全前景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也重在推进欧洲自身所主导的安全努力，例如按期在2003年建立欧洲军队和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来实现欧洲的安全利益。这样做的基本结果是，欧洲认为美国的NMD或者TMD计划并不能给欧洲带来安全，而只能带来麻烦。因此，欧洲目前在安全建设和反扩散这两个方面，与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大唱反调。欧洲所实行的这三项反NMD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稳定、改善和发展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保持合作的同时以经贸和政治对话等方式来加强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而俄罗斯也需要欧洲国家的支持，加强自身维护反导条约和反对美国部署NMD的战略性决策，扩大普京总统所发起的“裁军攻势”的国际支持度。同时，一个和睦与合作的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毫无疑问将会为俄罗斯在美国与欧洲关系之间寻找到更大的利益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最近发生的极富戏剧性的变化是，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自2000年3月以来有了长足改善，目前，由于科索沃问题而笼罩在俄欧关系上的阴霾似乎一扫而空。而俄罗斯仍在进行的车臣战役似乎也不再像1999年年底那样，受到欧洲国家的人权指斥和挑剔。普京总统将正式当选总统之后所选择的第一个出访国家定为英国，显示了调整和改善与欧盟关系在俄罗斯外交日程上所占据的重要位置。5月中旬，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访问了欧盟总部，向欧盟表示了俄罗斯重视发展与欧盟的关系。5月29日，也就是在克林顿访欧与欧盟举行首脑会晤之前，俄罗斯与欧盟首先举行了第五次高级会晤。普京总统在会晤中明确宣布，俄罗斯支持“一个团结的欧洲”的原则，发展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27]6月3日，普京回答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提出美俄进行导弹防御系统联合研制的构想；并强调，如果要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就应该保护整个欧洲。普京这一建议既坚定地反对美国单方面的NMD计划，又通过表达欧洲对安全的关注而力求拉近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的距离。
目前，俄罗斯对欧洲发起的“外交攻势”还在进一步发展。6月5日，克林顿总统前脚离开俄罗斯赴乌克兰，普京总统后脚就跟着开始访问意大利。在意大利，普京同阿马托总理会谈之时提议北约、欧盟和俄罗斯共同建立一个导弹防御体系，以便既避免战略力量失衡的问题，又可以保护整个欧洲的安全。这一建议是普京总统6月3日建议的继续，其核心就是要以共同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来取代美国力图单方面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北约的支持。北约发言人在6日表示：“这充分体现了俄罗斯在军控领域内的合作精神。”[28]在NMD问题上，目前欧盟和俄罗斯正在飞速靠近。6月17日，普京总统在访问德国期间，再次提议建立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强调向加强欧洲安全合作空间迈出决定性一步的重要意义；并坚持说，尽管美国表示怀疑，但他的建议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同时在政治关系上，俄罗斯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在普京上台以来的几个月，也迅速升温，进入了近年来难得的热乎时期。1999年年底因为俄罗斯出兵车臣而陷入紧张的俄欧关系的阴影已经被双方在NMD问题上的共同语言一扫而空。在访问德国期间，普京称德国是欧洲一体化建设中的核心力量，而施罗德总理称一切欧洲合作的大门对俄罗斯都是打开的。借NMD和军控问题拉拢欧盟国家对俄罗斯来说可谓“一举两得”：既可以通过改善与欧盟国家的关系来获取俄罗斯所需要的资金和市场，也可以壮大俄罗斯在NMD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实力。而对欧洲大国来说，促进欧俄合作，既可以按照欧洲的意志真正解决与俄罗斯仍然存在着的战略紧张关系，塑造一个彻底告别冷战的和平的欧洲；又可以借助俄罗斯的力量，与美国拉开政策距离，体现欧洲的合作与团结。
可以说，自冷战结束以来，欧盟和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互需要对方。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外长达伽马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公开宣布，如今欧盟就是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29]在地区安全建设、反对美国的霸权做法以及推动欧洲地区合作等各方面，欧盟与俄罗斯在各个方面都在相互接近。欧盟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通过与俄罗斯发展合作，来表现和追求欧洲在地区安全政策上的自主性。6月15日，正在德国访问的普京总统与法国总统希拉克通了电话。在通电话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发言人表示，俄法两国总统对战略稳定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需要保持和加强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法国对美国部署NMD的动机表示怀疑，对俄方提出的建立全欧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怀有兴趣。[30]2000年7月1日，法国成为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法国向来的立场是主张欧洲加强对世界的影响，并对美国的政策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直到今天，法国人自认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戴高乐主义者”。法国在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之后，美国想要软化欧洲对NMD部署的抵触情绪，只会变得更难。因为NMD问题上的争论，欧洲与美国目前正处在二战后难得一见的政治僵局之中。为此，已经有人担心，欧洲与美国是否会为了NMD而“吵翻”。[31]
面对来自欧洲盟国强大的NMD反对声浪，克林顿政府也在苦思对策。欧洲目前在NMD部署问题上的强烈反对立场，以及加强同俄罗斯的联系，已经使美国不得不有所顾忌，并从修改或者抛弃《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原有立场上有所收敛。5月31日，克林顿在欧洲参加北约安全首脑会晤中第一次公开表示，美国愿意与欧洲盟国分享导弹防御系统武器技术。克林顿还提出，在21世纪美国如果独古导弹防御武器技术将是非常不道德的。但克林顿总统同时“话中有话”地表示，美国与欧洲盟国分享反弹道导弹技术，是为了共同抗击“新的核武器大国”。[32]这句话显然是在安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绝对称不上是“新的核武器大国”。克林顿总统的这一新政策，就是为了平息欧洲国家对美国独霸高新军事技术的不满，也是为了拉拢欧洲国家支持和同意美国的NMD部署计划。根据克林顿总统的这一建议，NMD由目前的美国单独部署，可能发展成美欧联合部署，甚至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联合部署的格局。
欧洲国家已经表示，对于克林顿总统提出的美欧分享导弹防御技术的倡议，欧盟各国将在作出协调之后再予以回应。到目前为止，欧洲已经作出了基本否定的回答，没有为了美国的这点“小恩小惠”而放弃反对NMD部署的立场。特别是在美国拒绝了俄罗斯有关建立全欧非战略性导弹防御计划后，欧洲国家的反应显得更为强硬。7月11日，德国外长费舍尔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重申，德国强烈反对美国部署NMD，因为“裁军比扩军更重要”[33]7月13日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外长会议也声明反对美国部署NMD。加拿大外长阿克斯沃西在会后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他指出，如果美国为了执行NMD计划而违背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裁军系统将会瓦解。[34]美国力图恢复到只相信实力、不相信裁军的里根时代的想法，在全世界受到了孤立。目前，在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支持美国的NMD和TMD计划。日本的这一立场，也受到了国内舆论的指责。
在欧俄关系不断发展和欧洲国家在防务问题上追求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欧洲主要国家在反对美国部署NMD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和坚定。一个不断走向强大并希望在欧洲地区安全问题上有自己发言权的欧洲，并不愿意看到美国因为NMD计划而将欧洲重新拉回新的地缘政治紧张状态中去。美欧在NMD问题上的争议已经推动了欧洲建立独立防务政策和力量的进程。法国总统希拉克在6月27日提议建立欧洲“核心国家集团”，接受“双速欧洲”的构想，起草和颁布欧洲宪法，加速欧洲内部政治、外交和防务的一体化建设。法国的这一建议与德国非常一致。2000年3月12日，德国外长费舍尔发表谈话，主张建立欧洲联邦。希拉克总统的建议是将德国的构想具体化了。英国对此表示反对，但在法德密切合作的前提下，英国的意见客观上已经被“边缘化”了。7月6日，法国提议建立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欧洲独立核力量。这一建议的基本目的，是要将欧洲核力量的指挥、核力量的使用政策同美国分离。它表明，欧洲力图在核裁军和核武器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同美国不同的政策。早在1998年9月，新上任不久的德国外长费舍尔就提议在北约范围内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呼吁北约与俄罗斯加速核裁军。但该建议并没有得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响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是北约在核力量使用上的军事原则。费舍尔为此曾指责“核大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法国有关建立欧洲独立核力量的倡议，反映了在核武器原则问题上法德立场的靠近。这无疑是欧盟国家在核力量问题上“将”了美国一军。对于在NMD问题上呈扩大趋势的美欧防务政策分歧，美国显然非常不满意。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6月28日举行的西欧防务联盟会议上警告说，美国支持欧盟的防务努力，但这必须置于北约的保护之下，更不能削弱北约的团结。[35]
欧洲国内反对NMD计划的和平运动也是欧洲各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美国部署NMD系统的重要动力。2000年7月8日，英国“核裁军运动”和平组织在伦敦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英国在野的自由民主党外交与国防事务发言人曼齐兹·坎贝尔（Menzies Cambell）也表示，英国政府应该全力说服美国放弃部署NMD，7月7日美国NMD试验失败应当被看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面对着法国和德国坚决不赞同的局面，美国十分渴望英国在NMD问题上的支持，并希望英国能够介入这项计划。英国国防大臣胡克曾在2000年1月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军方首脑探讨过NMD延伸到英国的可能性。英美关系历来被称为超越政治经济利益的亲属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英国都跟在美国后面跑。但在NMD问题上，英国政府迄今没有明确发表过支持美国的言论。据英国《每日电讯报》透露，美国NMD飞行试验曾经邀请英国驻美使馆官员到场参观，却被婉拒。[36]英国之所以这次在NMD问题上表现出如此的独立性，很大程度上是顾及英国国内的反对意见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立场。英国国会中的不少保守党议员和工党议员坚决反对英国在NMD问题上追随美国。英国内阁的意见也相当不统一。英国外交大臣库克本人以前就是一个裁军和反核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对NMD避之犹恐不及。英国内阁一直没有就NMD问题达成共识，在NMD问题上公开表态也尚待时日了。另外，英国政府保持沉默本身就是对美国NMD部署计划的一大打击。
美国目前与欧洲盟国在NMD问题上的矛盾，能否阻挡克林顿最终决定部署NMD、或者至少延期作出部署NMD的决定，还是一个未知数。然而，不管美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找出多少“充足”的理由，根据有限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本身的利弊来作出取舍，只要俄罗斯坚持“裁军攻势”，不轻易向美国作出重大让步，欧洲国家坚定反对NMD计划的立场就不会动摇，而欧盟成员国中的非核武器国家，如瑞典等国，对NMD反对的立场也将更为坚定。这些欧洲的中、小国家都是国际军控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也是非核化世界的积极的倡导者。随着五个核大国承诺最终销毁核武器在2000年NPT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中得到确认，国际社会在军控和裁军问题上的期望会更高。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欧盟中毕竟只是少数。而且，法国反对NMD的立场与德国一样，目前是欧洲大国中最坚决的。如果欧盟国家因为美国提出了分享导弹防御技术而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对美国作出妥协，必然招致主张军控和裁军问题的欧洲广大中小国家的强烈反对。欧盟在目前法、德保持良好的合作与协调关系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可能为了牺牲欧盟内部的团结而向美国屈服。
客观上来说，欧盟的立场和俄罗斯的立场现在是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虽然欧盟与俄罗斯在导弹防御和反导问题上的合作是有限的，双方都不可能抛开美国来进行普京总统所倡议的“欧洲非战略性导弹防御合作”。2000年7月22日在冲绳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谈中，德国总理施罗德已经明白地说，德国不会为了反导问题而与俄罗斯结盟。[37]部分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也许会在美国的压力下，最终倒向美国这一边，同意美国的NMD计划。但只要俄罗斯与欧盟继续保持政治合作势头，联合反对美国的NMD计划，美国不可能不顾及这两大力量而草率行事。至少，克林顿总统会推迟作出部署NMD的决定，将NMD这一棘手的问题抛给下一届政府。克林顿政府事实上已经在作出态度软化的举动。6月3—4日美俄首脑高峰会晤后所签署的《美俄维护战略稳定联合声明》重申，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对维持国际战略稳定仍然具有重大作用。这一点已经说明，美国在反导条约问题上，立场已经向后退缩了。但这到底是缓兵之计，还是美国政府部署NMD战略的现实调整的开始，还需要时间进一步观察。
NMD客观上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统治的象征，不仅遭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造成了大西洋两岸关系的紧张。它给冷战后国际安全秩序的建立打上了重重的问号。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和欧盟在该问题上迄今没有解决的导弹防御计划争执深刻地表明，美国虽然不遗余力地追求军事和战略霸权，可是，其进程不会如美国所设想的那样。美国式的霸权越貌似强大，其所遇到的反对和抗争就越强烈，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的增长就会越大。正如美国兰德公司高级顾问、1993—1998年担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的罗伯特·亨特所指出的，美国至今没有将NMD问题“置于一个广泛、协调一致的战略框架之中——一个国内外广泛讨论的战略框架。它也从未在政治上进行艰苦繁重的准备，不管是与盟国还是与它不希望与之成为对手的俄罗斯和中国”[38]。
注释
①“CNAD”是英文Conference of National Armaments Directors的缩写，它是北约原来16个成员国的军事装备首长间的会议，负责促进北约同盟国之间的军事装备合作。
②有关北约欧洲成员国在防扩散和TNID联合研制和部署问题上的争论和分歧，请参见：Akiar Johnston，Missile Defense Debates cross theAtlantic Alliance，Philde Papers，April 2000.
③NATO，“Declaration of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held at NATO Headquarters，Brussels，January 10—11，1994，”Final Communique，Article 17.
④Steven A。Hildreth and Jason D。Ellis，“Missile Defense Redivivius：Allied Support for Theater Missile Defense，”Orbis，Winter，1996，p。107.
⑤Government of France，Livre Blanc stir la Defense 1994，February23，1994，p。54.
⑥Nick Cook London，“France，USA lead the way with TMD talks，”Janes Defense Weekly，March 19，1994，p。2.
⑦Barbara Starr，“USA concerned over French participation，”Janes Defense Weekly，September 3，1993，p。18.
⑧“US-Allied Cooperation in Missile Defense”，1996.
⑨Michael Evans，“British must build defenses against Club Mad missiles，”Times，June 12，1995.
⑩Stanley Oman，“Defense Binds U。S。，British；UK Treads Dangerous Path on Missile Defense，”Defense News，May 29-June 4，1995，p。23.
[11]Dod News Office，Secretary of Defense William Cohns Remarks on January 16，1999.
[12]新居益：《美欧在欧洲导弹防空系统问题上发生分歧》，日本《读卖新闻》，1999年6月24日。
[13]Paul Taylor，“Analysis-U。S。，Allies split on Son of Star War，”BMD Newswire（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November 25，1999.
[14]《人民日报》，1999年6月23日，第6版。
[15]Th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of London，Annual Report of 1998—99，May 4，1999，p。1.
[16]《参考资料》，1999年6月30日，第31页。
[17]《参考资料》，1999年11月24日，第37页。
[18]William Drozdiak，“Possible U。S。Missile Defense Shield Alarms Europe；Allies Fear Arms Race；Diminished Security Ties”，BMD Newswire（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November 6，1999.
[19]“Qur worries”，New York Times，November 23，1999.
[20]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3月24日。
[21]香港《大公报》，2000年3月31日，PA1.
[22]“可笑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新加坡《联合导报》，2000年5月20日，第2版。
[23]《解放日报》，2000年5月13日，第4版。
[24]《解放日报》，2000年5月31日，第4版。
[25]《参考消息》，2000年6月1日，第1版。
[26]《参考消息》，2000年6月4日，第1版。
[27]《人民旦报》，2000年5月27日，第6版。
[28]《人民日报》，2000年6月7日，第6版。
[29]《参考消息》，2000年6月1日，第2版。
[30]《参考消息》，2000年6月17日，第1版。
[31]德国驻美大使于尔根·克罗博克：《欧洲和美国会吵翻吗？》，载于德国《时代周报》，2000年5月18日。
[32]《深圳特区报》，2000年6月1日，第3版。
[33]《朝日新闻》，2000年7月12日，第2版。
[34]《朝日新闻》，2000年7月14日，第2版。
[35]《参考消息》，2000年6月30日，第1版。
[36]张晓：《英国会不会加入美国NMD计划》，载于《光明日报》，2000年7月10日，第4版。
[37]《参考消息》，2000年7月24日，第1版。
[38]Robert Hunter，“The Political Minefield from the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New York Times，December 1，1999，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