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以中国青年学生为先锋，在北京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以此为开端，七十年来，古老的中华民族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变革而获得了新生，从此，中国昂首阔步，扬眉吐气地走进了世界现代历史的舞台。在纪念青年们这个光辉的节日里，追忆一下“五四”时期的传统与精神，对于在祖国今天进行的“四化”建设中，如何正确继承、超越“五四”传统与精神，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一、继承“五四”的传统与精神
“五四”时期的青年，不甘心祖国的贫穷落后，热烈地追求新思想，探讨改变中国社会的方法，为此，提出了各种各样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案，如实业救国、农业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等等。虽然他们的绝大多数当时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对祖国的前途还不能作出高瞻远瞩的预见，可是，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持下，他们都能以无畏的勇气，掀起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青年们看到了皇帝被打倒了，共和的招牌也挂起来了，但是从袁世凯的窃国，张勋的复辟，到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只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罢了。当巴黎和会上强权战胜了公理，号称战胜国的中国却要继续任人分赃宰割时，国家民族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抱有亡国灭种之忧，中国人民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青年学生们，以满怀激情，一腔热血，冲锋在前，“抵制日货，还我青岛”，硬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尽管他们在世界观上还有这样那样的偏颇见解，但是为了救国救民，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青年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见解，虽然有着千差万别，但是，在爱国这一点上却不甘人后，都有着强烈的共鸣。所以，“五四”运动，首先就是一场爱国运动。爱国主义的旗帜，使得社会各阶层人们走到了一条战线上来，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从而使得一小撮卖国贼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狼狈境地。这就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团结，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这一切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这就是今天我们青年人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五四”传统——爱国主义。
“五四”运动又是一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当时的倡导者陈独秀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从西方请来了赛、德二位先生，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他认为这是“若舟车之两轮焉”，以此对封建文化思想展开了猛烈斗争。
民主和科学，是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不开，是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因此，在近代中国，民主是同封建专制主义对立的，科学是同封建偶像迷信和一切愚昧落后思想对立的。民主和科学不但是反封建的武器，而且表达了人们对于政治生活和思想观念现代化的要求和愿望。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就包含了谋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富强的愿望，因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仍然具有反帝的意义，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十分微弱，在反封建的同时，不但无力掀起一场自然科学革命，而且连辛亥革命那样的民主革命也归于失败。
陈独秀认为：“这就是因为辛亥革命没有一次思想文化上的革命，这腐旧思想布满中国，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挂不住的。”于是，他们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向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国粹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猛烈全面的进攻，并且作出了很大贡献。
首先，“打倒孔家店”，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伦理道德传统观念对人们的禁锢和束缚，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其次，宣传了科学知识，宣传了无神论，对愚昧迷信给了无情的鞭挞，对鬼神文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使人们大开眼界；再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激发人们对传统旧文化的痛恨和厌恶，极大地发动了群众投入到救亡运动中来；最后，改革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教育制度，以蔡元培为首的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实行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向学术专制之积习和封建复古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挑战，冲决了两千年来孔学独尊的局面。这些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却没有能够彻底完成的反封建任务，没有取得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样伟大的成果。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所向往的像法兰西那样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并没有能够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来，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天生软弱，封建专制统治黑暗，以致并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的资产阶级。“五四”前夕的工农斗争虽然如火如荼，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却无力把这些斗争进一步组织领导起来，而且，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走完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的几个世纪的漫长道路；同时，帝国主义也不容许中国实现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不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瓜分中国，绝不允许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股思想文化潮流和两条民主道路：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他们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为首的大批激进民主主义者，热烈地欢迎俄国的革命，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指出：“俄国的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股潮流是不能阻止，不能抗拒的。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使一部分青年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从而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如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种民主的道路，在当时就进行了三次大辩论。
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论战，主要在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实用主义者胡适之间进行。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则认为，研究问题与宣传主义，两者不可分离。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以主义作指导，而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问题需要“根本解决”，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经济制度。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论战，主要在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达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之间进行。梁启超、张东荪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依靠“绅商阶级”，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增加实力。中国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也不具备成立共产党的条件。陈独秀、李达则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必须成立共产主义团体，作为革命的指导者。第三次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黄凌霜等人之间进行。共产主义者正确阐述了自由与纪律、自由与联合、自由与服从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的错误观点。经过三次论战，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赞成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思想中的地位。从而，马克思主义赋予民主和科学以新的内容，民主，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而是被归结为消灭剥削制度的无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也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科学，除了自然科学而外，在社会历史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庸俗进化论，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出现了真正的社会科学。民主和科学在内容上的这种变化，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四”时期的人们要民主、要科学，他们企图用民主和科学为武器造成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人们开始知道，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七十年来民主和科学的命运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息息相关，中国经历了激烈而巨大的变化，而全部实践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五四”精神。
二、摈弃“五四”时期的形式主义
新文化运动有着许多的功绩，然而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它自身严重的缺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也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及观点，分析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状和外国的情况。盲目学习西方，见带“西”字的就模仿、提倡，见带“中”字的就批判、打倒。结果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思想路线，后来被一些人继承和发扬，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
形式主义者，首先表示在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简单地排斥中国古代文化，片面地、不加分析地认为东方文化都是落后的，甚至一些优秀的遗产，也错误地被当做封建文化而一概否定。
陈独秀认为，西洋文化“事事都比中国优胜”，“都非中国所及”，因此一切都应该“取德欧美”。钱玄同认为：“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知识、文学样样都应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的人”。并且认为：“现在中国的文学世界，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近文学，才是正当办法。”
首先，新文化的倡导者，不能够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有分析地区别其精华与糟粕，不能辩证地对待中西文化的长处与短处，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为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服务。
当然，西方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特别是“民主”与“科学”，对于封建文化思想来说，的确是一种革命，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并不是一切皆好。中国的封建势力把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腐朽、落后的事物都当做“国粹”，借口“国情”，反对吸收外国进步的，新的文化思想，反对民主和科学，这的确应该批判，可是我们绝不能“全盘西化”。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我国古代文化遗产问题，毛泽东曾这样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对于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响，有些到今天还有其危害作用。
其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化，这种盲目地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对中华民族奋起要求解放是大有害处的。
陈独秀此时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特别是希望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军阀的专制，他说：“国事被武人败坏到这步田地，国民概不能起来解决，除了希望外国干涉还有什么法子呢？”显然是对帝国主义盲目崇拜的表现，事实上，中国军阀专横混战的原因，根本就在于帝国主义为掠夺、瓜分中国而支持军阀的结果。
吴虞更说：“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在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断言也。”对西方耶稣教如此称赞，而不能辩证的分析。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为了要求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代替中国封建文化，把中国建立成西洋式的国家，组织成西洋式的社会，这在十月革命以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社会、西方文化理想化，而认为中国一无是处，这种无批判地一概吸收，则是错误的，有害的。
再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脱离历史条件，脱离现实际，主观武断、片面地看待问题。
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字，自来即用于发挥孔学说及道教妖言故。”所以“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无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字，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文字只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的产生，对记录历史、传播文化、交流感情、推动社会的发展等等有着重大的贡献，而把文字作为封建专制罪恶的根本来大加挞伐，这种形式主义的片面看问题，的确是典型的。
陈独秀说：“改良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有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表现了陈独秀的主观武断。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会出现形式主义，是有它产生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的。
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忽视甚至轻视人民群众，把运动只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在自然观上是唯物论占优势，在社会史观上却是唯心论居于主导，因此，他们往往用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把精神的东西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过分夸大文化思想的作用，因而，他们虽然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在开始时却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这就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奋起反击当时的尊孔复古逆流时，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情况，从而产生了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恰恰又成了他们所高举的“民主”、“科学”的对应物，它不仅影响了新文化运动本身的深入开展，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思想路线，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是民主和科学的大敌，要发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就必须坚决弃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目前，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人过多地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而没有很好地去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某些合理的管理经营制度，正是形式主义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把学习外国良好的东西和继承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顺利正确地迅速完成祖国的“四化”建设。
三、超越“五四”民主精神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政治运动，它包括5月4日至6月28日共五十六天的时间。“五四”运动又是解放思想的文化运动，它包括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五年零十个月的时间。“五四”前的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的高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使“五四”前主要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是用民主和科学的武器，来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祖国“四化”的今天，不仅要发扬“五四”时期的民主精神，而且还要超越它，要建设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的改革也需要解决民主问题，所以，我们发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和个性解放，更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发扬的只能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当然，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一刀两断，不是不存在任何联系，相反，二者有着相互联系的一面。例如：作为民主，二者都反对封建专制和个人独裁，都是专政的对立物，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自由、平等、人权的理解不同，但是都要讲自由、平等、人权；社会主义民主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的某些具体形式，可以在改造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继承和利用。
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民主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是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而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资本主义民主从形式上看是比较健全的，而且实行的程度也是比较高的。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只限于资产阶级享受，尽管它打着很多民主的旗帜，如议会民主、民主党、共和党或保守党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西欧的许多国家，议会多数在资产阶级的各种政党中进行，如瑞士的议会制度，议会包括各党派，议会大厦的二楼还可以吸收世界各界人士去旁听，它的讨论也是可以各抒己见，是很民主的。但是多数政党、团体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席位却十分稀少。所以，尽管它的民主实行的程度很高，然而，只有资产阶级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却没有这种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这种民主归绝大多数人享受，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它的权利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是各阶层人民选出来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对于人民来说，是纸上的，不兑现的，形式和内容相矛盾，原则和实践相脱节，而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是实际的，有物质的保障和组织的保障。
中共“十三大”提出，我们要建设成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家，把加强民主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可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就决定了要有民主政治。现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原则是等价交换，反映在政治上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开放也需要建设民主政治，从而才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遭到了林彪、“四人帮”严重的破坏，民主和科学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今天也还有些单位的个别领导人，存在着主观、武断的严重家长制作风，遇有重大问题，不经过集体讨论，或者不尊重集体讨论的意见，不问客观实际，个人说了算，若是有人反对，就给人穿小鞋，或是打击报复，这是封建意识残余的具体表现；个别年轻人，形式主义地要求民主，盲目地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认为我国的民主步伐太慢了，要代表大会直接选举才算民主。因此，我们更加感到加强民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但是，政治上的民主，是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反映，民主实现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因此，民主的建设，就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目前，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发展商品经济、一国两制等等，都是为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以便为民主建设奠定基础。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使其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民主意识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许多山村的农民，连选票都不会填，选乡政府代表怎么办呢？只有让候选人面对群众一排地站着，在他们后面放张长桌，在每人背后再放上一个碗，让群众单行排队，拿着玉米子从他们后面走过，愿意选谁就把玉米子放在谁的后面，谁后面的玉米子多，谁就当眩又如小凉山，新中国建立前，人们过着奴隶制残余的生活，他们对人生观的基本看法是：命运是老天爷安排的，生活是主子安排的。土改后实行合作化，他们的政治制度跨越了几个时代，而思想没有跨越，因此认为：命运是老天安排的，生活是主子安排的，就是现在，多数人还是抱这种看法，人们没有自己当家做主人的意识，而且封建迷信残余思想在农村中还是很严重的，现在要实行民主竞选，怎么选法？
所以，社会主义制度需要高度的民主，但是民主的建设需要一个过程，民主实现程度的高低，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而发展的。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普及提高文化教育，以此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这个过程就不是一个、两个，十个、百个人可以完成的，必须要千千万万个的有为青年，为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献出青春力量。如果没有这些为提高农民民主意识的热血青年为此作出贡献，那么这个不平衡的差距如何填补？中国八亿多农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把中国绝大多数人抛开的民主权利，能代表中国的民意吗？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五四”时期的民主精神，进而建设完善的民主制度。我想，这是一个具体而迫切的问题，有待于大家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