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宗教对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内外学术界近十几年来越来越注重反思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以发掘有助于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本章所要评论的是我国老一代著名学者所做的相关理论探索，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关于中国宗教文化历史特点的重新认识；二是关于中国宗教文化优良传统的概括总结；三是中国文化传统可为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提供的思想资源。
第一节 中国宗教文化的历史特点
若想阐发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可为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就要首先认识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历史特点。然而，自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相遇以来，如何认识中国宗教传统及其特点一直是个学术难题。
著名的比较宗教学家斯马特（Ninian Smart）是这样着笔介绍中国宗教的：“西方人经常会对中国的宗教感到困惑……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中国宗教实在是一个大杂烩。”更有甚者如汉斯·昆所言：“西方学者曾经推测，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并没有宗教生活。”为什么竟会如此呢？我们可从杨庆堃（C。K。Yang）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里找到耐人深思的线索。该书“导论”里有一节“有关中国社会宗教特征的某些观点”，其中提到，那些来华传教士最早发现了一种与基督教迥异的情形：中国人的信仰是迷信，从那时起这种观点在西方已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儒家伦理观念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支配着社会价值体系，这就取代了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宗教伦理功能，而没有出现强大的宗教组织，也没有发生长期的政教（国家与教会）之争。因此，西方汉学家一向认为，儒家思想传统在价值观上是世俗性的，在宗教观上则是不可知论的，这样一来便轻视了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及其影响。可以说，正是受上述西方观点的影响，现代中国学者发挥了“中国社会是非宗教的”这一论点。例如，梁启超怀疑，“能否写中国宗教史”；胡适认为，“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陈端生指出，“中国人是非宗教的，中国没有伟大的宗教……”笔者之所以提及以上学术背景，就是为了凸现下述研究进展的参考价值。
为了消除长期以来“西方观点”对于中国宗教研究的偏颇影响，楼宇烈先生近几年来在多次会议和讲演中阐明了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如下10个特点：
（1）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王权的现象。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神权总是从属王权的。而在西方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神权是高于王权的。
（2）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神信仰”，而一向是“多神信仰”。虽然中国宗教中有多种名称的至上神，像“帝”、“上帝”、“天”和“太一”等，但它们并非绝对化的信仰观念。所以，在民间没有“只能信这个神而不能信那个神”一说，老百姓往往是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这完全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只能拜上帝”的信仰观。
（3）祖先崇拜。中国的神常常是祖先，比如“帝”和“上帝”等在甲骨文里主要是指“部落祖先”，即指对本部落有贡献的英雄人物，他们死后会保佑下方子孙。这可以说是一种英雄崇拜、圣贤崇拜。但到周代，即使这种想法也开始变化了，这些祖先神或圣贤神并非盲目地保佑其子孙，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有德。例如，周代出现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春秋时进一步讲“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神之主也”。因而，西周以后，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文化传统。
（4）在人神关系上，不唯神命为听，不相信神有绝对权力，而是如同处理人际关系。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梁启超指出，西方的宗教可称为“神道的宗教”，中国的宗教则可称为“人道的宗教”。这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对人伦关系的关注远过于神人关系。
（5）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很强的现世性和功利性，而缺乏神圣性。譬如，《坛经》里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费孝通先生讲过，我们中国人对鬼神是非常实际的，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鬼神对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
（6）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带有比较浓厚的理性色彩，而不是完全情感化的。近代以来，有人说中国佛教是宗教，有人说是哲学，有人说既是宗教也是哲学，还有人说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方法——佛法。人们之所以争论不休，就是因为佛教里有相当丰富的理性成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佛教又是一种“无神的宗教”，以其“缘起”、“业报”等理论而否定“神创造世界和生命”的说法，主张从事物内部找根本原因，讲“自作自受”。
（7）中国的宗教信仰强调“个人内在的自我超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修身的文化”，即通过“修身”来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中国佛教最重要的一个宗派——禅宗，就充分张扬了佛教自我解脱的人文精神，强调自性自度、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种注重伦理的心性修养是中国宗教的特色。道教以道家思想为主要依据，道家尊重自然，主张自然无为，归根结蒂，就是尊重人的主体性，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能动性。
（8）中国的宗教缺乏强烈的传教精神。这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儒家就是典型，《礼记》中说：“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可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佛教、道教也是如此。佛教并不强求别人信，而是佛度有缘人。西方传教士哪有这种现象？西方宗教的传教具有进攻性，而中国宗教则具有保守性。
（9）在中国历史上王权对于宗教是比较宽容的，允许不同宗教并存。由于王权在中国一直占主导地位，从整体上讲，王权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调和与利用的态度，让各种宗教互相竞争，以稳固政权。这便使中国诸种宗教在教义和仪式上频繁交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但同时又你是你，我是我，保持了各自特色。
（10）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有大量的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宗教与前述宗教有共同之处，也有很多差异。比如，同样是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就跟汉地佛教不一样，前两者跟当地的民族文化相结合，甚至成为其民族文化的象征。
国内同行知道，牟钟鉴先生长年潜心于中国宗教史的学科建设，他和张践教授合作完成了近百万字的《中国宗教通史》（上、下卷，2000年）。在这部通史的最后一章，牟先生专用一节归纳了中国宗教的5个特点：（1）原生型宗教的连续存在和发展；（2）皇权始终支配教权；（3）多样性与包容性；（4）人文化和世俗化；（5）三重结构的衔接与脱节。若将牟先生关于这5个特点的具体解释与楼先生指出的10个特点相比，我们可得到下述几方面的理论启发。
第一，两位先生的看法具有一致性。这明显地表现为，牟先生讲的特点（2）就是楼先生首先强调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王权的现象”，或者说“皇权始终支配教权”。但这里指的一致性，更多地反映在下一方面。
第二，牟先生所讲的特点（1）、（3）和（4）比楼先生的讲法更有概括性。譬如，牟先生就特点（1）指出，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法等级社会相适应，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等原生型宗教信仰，不但没有像希腊、埃及、波斯和印度等文明古国发生的情况那样，到中世纪便被创生型宗教取代了，反而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以发展和强化，以致天神崇拜、皇祖崇拜、社稷崇拜与皇权紧密结合，形成了宗法性国家宗教。这种解释既包含了楼先生所讲的第（2）、（3）两点意思，又能使我们理解其历史原因。又如，关于特点（3），即“多样性与包容性”，牟先生是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一体结构、儒家哲学“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和中国社会的宗教宽容氛围来做出解释的，这就把楼先生所讲的第（2）、（9）和（10）几个特点统合起来了；再如，牟先生所讲的特点（4），即“人文化和世俗化”，不但包括了楼先生讲的第（4）、（5）和（6）等几重意思，而且解释要点大多一致，像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伦理性、现世性、功利性、人性或理性等。
第三，两位先生的有些观点虽不相同，但各有见地，可使我们互为参照，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整体特征及其复杂性。譬如，楼先生所指出的特点（7）和（8），即“中国宗教信仰注重内在的超越性”和“中国宗教传统没有强烈的传教性”。又如，牟先生所阐述的特点（5），即中国人的信仰结构主要是由“官方信仰”、“学者信仰”和“民间信仰”形成的，这三大群体的信仰状态既彼此贯通，又相对独立，甚至有所脱节，所以不应用一个简单的判断来概括中国人的信仰特征。
汉斯·昆曾中肯地讲，“西方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眼中的中国”是大相径庭的。从上述中国宗教史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可以说，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在“以前的中国学者眼中”与“现今的中国学者眼中”也是截然不同的。下面就让我们接着看看，前辈学者是如何基于晚近研究成果来总结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优良传统的。
第二节 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
牟钟鉴先生根据其长期而系统的中国宗教史研究，将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概括为如下5点。
（1）多样性与和谐性，即和而不同、多元一体，这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一个显著历史特点。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大国，但这“三多”并没有使它困扰于对抗和分裂之中；相反，民族在差异之中走向和谐，信仰在交流中走向理性，多宗教在互动中走向丰富。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有56个民族，但能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作为东方古老文明的共同体，在文化上有巨大的凝聚力，作为统一国家已有数千年历史，并正在复兴之中，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其次，中国是一个多信仰的国家，既有以人文理性为特征的儒家仁礼之学，也有以神道崇拜为特征的诸多宗教信仰。哲学与宗教、人学与神道交织互动，使得中国的哲学多少带有宗教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也使中国的宗教具有较强的人文理性。因此，中国历史上没出现强大的禁教思潮，也没出现浩荡的宗教狂热。
再其次，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历史上有祭天祭祖祭社稷的国家民族宗教，有土生土长的道教，有诸多民间信仰和民族传统宗教，有外来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传入过犹太教、摩尼教、琐罗亚士德教等。可以说，中国犹如一个“宗教百花苑”，从原始宗教到世界宗教都能在这片大地上共同生存、和平相处。各教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力流血冲突，更没有发生过西方宗教史上那样的残酷而长期的宗教战争。
（2）重视行善积德和道德教化，把去恶为善放在首位，作为宗教的主要精神方向，这是中国宗教文化的又一个突出的历史特点。例如，佛教讲慈悲，而且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怜悯一切有情众生。道教受老子“尊道贵德”和“报怨以德”的思想影响，十分重视道德善行在修道中的关键作用。南北朝时期有儒、佛、道三教之争，最后达成共识，便是三教虽异，同归于劝善。所谓“三教”，实质是指三种道德教化之道。所以，中国传统宗教，其本质特征是道德宗教，所谓“神道设教”，目的在于淳厚社会道德风气。这种道德宗教传统也影响到中国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包括新老教），使其教义中的道德内涵逐渐得到充实和凸现，从而强化了它们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
在中国，各种宗教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形象，才能生存和发展；提倡仇杀和诱人为恶的教门被视为邪教，是无法在光天化日之下流行的。这种深厚的道德性传统使中国宗教不容易产生极端主义，而拥有较多的道义上的力量。
（3）善于把爱教与爱国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宗教文化的另一个优良传统。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饱受殖民主义的压榨欺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我国各大宗教的人士，主流是爱国的，他们积极投身于抗外侮、救国家的社会运动。佛教有“利乐有情，庄严国土”的教义。抗日时期，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的号召，动员僧人奋起抵抗日寇侵略。道教大师陈撄宁提倡仙学，明确主张“信仰道教，即所以保身；弘扬道教，即所以救国”。中国伊斯兰教界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伊斯兰经学家虎嵩山提出了“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口号，回族英雄马本斋组织了“回民支队”，宣誓“为国为民，讨还血债”。
在中国，爱教必须与爱国相结合，不爱国的教徒无法立足。帮助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教徒不齿于人群……同时中国宗教界主流又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努力争取的是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平等，反对的是以强凌弱，以暴欺善，他们愿意与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宗教平等往来，友好相处，消解仇恨，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宁。
（4）中国宗教文化还有与时俱进、勇于改革的优良传统。譬如，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禅宗，近代又创建了“人间佛教”。又如，从“外丹道的肉体长生说”到“全真内丹学的性命双修说”，从“新仙学”再到“生活道教”，道教也是在不断创新中续写历史的。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教义教理和教法礼仪上都有所创造，特别是淡化“圣战”的理念，强化和平、仁慈的精神。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一直面临本土化问题。明末清初，耶稣会士采取尊礼俗融儒学的方针，得到中国人的好评；而多明我、方济各等差会欲用教皇神权限禁中国教民的宗教礼俗则遭驱逐。民国年间，发生“非基督教运动”，基督教致力于“中国本色化教会”，其宗旨为“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90年代以来的神学思想建设，也是不断改革创新的表现。
（5）注重自身人文素质的提高，为繁荣社会文化多做贡献，这也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以佛、道二教为例，它们各有博大丰厚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科技、民俗和中外文化交流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哲学上，佛教的体悟智慧和道教的性命之学各有特色，对于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人生论、认识论、修养论和辩证法的丰富发展，都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哲学史上有三个理论高峰：禅宗哲学，儒家道学和道教内丹学，佛、道有其二；而宋明儒学是融摄了佛、道二教的思想营养才得以创新的。在道德上，佛教的三报论、众生论、五戒十善论，道教的清静论、重生论、苦己利人论，都补充和丰富了儒家所弘扬的传统道德。
牟先生的上述看法并非一家之言，而可以说是我国老一代专家学者的共同见解。方立天先生在谈到宗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时，把中国宗教的优良传统概括为如下4点：
（1）宗教间互相包容的传统。中国宗教史表明，各宗教之间虽有对立的一面，但也有融合的一面，如佛教与道教就由冲突走向融合，道教与民间宗教也长期处于融合的状态。中国宗教并没有因为信仰价值的差异而导致长期冲突，更没有宗教之间的战争，相反是在长期的和睦共处中各得其所。
（2）爱人利他的传统。如佛教的平等慈悲，容忍布施的理念；道教的“齐同慈爱，异骨成亲”思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爱人仁慈、慈善公益的主张，都有助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3）爱国爱教的传统。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中国宗教都主张把爱教与爱国统一起来，积极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荣誉和根本利益。如佛教提倡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道教的“弘扬道教，即所以救国”；伊斯兰教的“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等主张，都体现了中国宗教的爱国、护国的崇高精神。
（4）关爱自然的传统。宗教普遍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也是一个整体。如佛教的缘起共生论，认为人与自然万物都是由各种原因、条件而相待相成的；道教视天、地、人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都十分尊重自然，主张善待万物，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
比较牟先生和方先生所做的概括总结，可留下两方面的深刻印象：一方面，虽然两位先生各自把中国宗教的优良传统总结为5点或4点，但显而易见，他们关于前3点的概括与论证是基本一致的，综合他们的提法，我们可把这3点优良传统称为“提倡兼容并包”、“注重道德伦理”和“力主爱国爱教”；另一方面，两位先生所讲的其他3点尽管有别，但它们因视角不同而有互补性，均有助于日后更完整地阐扬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关于此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牟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用跨文化的眼光和比较宗教学的视野来回顾和观察中国宗教文化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宗教文化有着与西方宗教文化很不相同的轨迹和特点，它的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可贵的。尤其是在当今国际上民族宗教冲突日益加剧，以基督教为背景的美国与以伊斯兰教为背景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抗日趋激烈的今天，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更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和长处，既值得我们自豪，更需要我们认真去继承发扬，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对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节 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
在前两节基础上，我们可以把研讨思路再深化一步，即探讨一下前两节论述的“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思想资源的内在关系。为什么要探讨此种内在关系呢？正如楼宇烈先生所言：“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包含了它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以及信仰习俗等等，同时又都是跟整个文化的这些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时，就不能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整体文化环境，否则将不可能准确揭示这一宗教文化的特点。”关于中国宗教文化特点的研究是这样，对于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认识也是如此。因而，将“中国宗教文化”置于“中国文化整体”，通过探究它所赖以形成的思想资源，我们才能透彻理解中国宗教文化何以具有前述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主要包括儒、道、佛三大思想源流，这种看法已是我国学术界的共识。方立天先生对此有精练的表述：在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道、佛三大支柱构成的，儒、道、佛三家相近的文化旨趣都在于关注人文价值，但其内涵则有显著的差别，并呈现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支。方先生认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最要紧的工作应是大力弘扬中华传统哲学——主要是儒、道、佛哲学的优秀传统。历史表明，三家哲学的优秀传统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力，长期以来熏陶、浸润着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三家哲学的优秀传统具有激励进步、鼓舞向前的积极作用，是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注重弘扬中国哲学传统思想资源的主张，是契合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背景的。冯友兰先生早就指出：“哲学在中国文明里所占据的地位，一向可跟宗教在其他诸多文明里的地位相比。”所以，我们主要品评一下，前辈学者是如何抓住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阐发儒、道、佛的哲学思想资源的。
中国文化传统能否为“文明的共存”做出贡献呢？这是汤一介先生为反驳文明冲突论而思考的问题。在《“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一文里，汤先生着重探讨了儒、道两家的传统哲学观念所能提供的积极思想资源。这里择要如下。
1.儒家的“仁学”所能提供的积极思想资源
《郭店竹简》中说：“道始于情”。这里的“道”是指“人道”，即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原则。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感情建立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按孔子的说法，“仁”就是“爱人”。这种“爱人”思想从何而有呢？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精神是人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最为根本。但“仁爱”精神并不止此，孔子的“仁学”是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
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须以“忠恕之道”作为“仁”的准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人”。而将“仁”推广于社会，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按朱熹的解释：“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这就是说，要克服私欲，以合乎礼仪。费孝通指出：“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与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一个关键。”
“仁”是人的内在品德，“礼”指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礼之用，和为贵”，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自觉的，出乎“爱人”之心，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其由人乎？”有了追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仁爱之心”按照礼仪予以实现，整个社会就和谐安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和儒家的这套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现在世界上的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治国、平天下”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行“仁政”、“王道”可以使不同文化得以共同存在和发展；行“霸道”将引起文明的冲突，而使文化走向单一化，形成文化霸权主义。如果把孔子的“仁学”理论用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不同文明之间就不会引起冲突以至于战争，而实现“文明的共存”。
2.道家的“道论”所能提供的积极思想资源
老子《道德经》里，“道”是基本概念，而“自然无为”是“道”的基本特性。如王充《论衡》里讲：“自然无为，天之道也。”
老子提倡“自然无为”，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要做（无为）违背人们愿望的事，这样社会才会安宁，天下才会太平。老子引用古代圣人的说法：“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扑。”这就是说，掌握权力的统治者不应对老百姓过多干涉（无为），不要扰乱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好静），不要做违背老百姓意愿的事（无事），不要贪得无厌地盘剥老百姓（无欲），这样老百姓就会自己教化自己（自化），自己走上正轨（自正），自己富足起来（自富），自己生活朴素（自扑）。
如果我们对这一段话给以现代诠释，那就不仅可以使一个国家内部安宁，而且对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无疑有重要意义。对这段话我们可以做如下诠释：在国与国之间对别国干涉越多，世界就越加混乱。大国、强国动不动就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和无序。大国强国以帮助弱国小国为名而行掠夺之实，弱国小国越加贫穷。发达国家以越来越大的欲望争夺世界财富和统治权，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无道德的恐怖世界。据此，我认为“无为”也许对新帝国的领导者是一付治病良方，如果他们能接受，将会使世界得以和平和安宁。
3.中国佛教哲学理念所能提供的积极思想资源
中国佛教哲学在当代社会，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还有没有价值？如果有的话，又有什么样的现代价值？这是方立天先生在厚重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结语”部分所要回答的问题。为此，方先生先是考察了“21世纪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与基本矛盾”；又着眼21世纪的发展趋势来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理念”，像“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和“圆融”等；然后，针对当代人类社会的三组基本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逐一阐发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其中，尤以第二部分内容，即“协调人与人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与我们的话题密切相关。
方先生指出，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民族、人与国家等多重关系。由此来看，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由于民族、宗教、领土、资源、利益冲突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动乱冲突，某些地区的人民正在遭受战争的苦难；与此同时，恐怖主义等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日趋严峻。二是南北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贫困。中国佛教哲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对于化解这些问题，是有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的。
在上述两个问题中，和平共处是最大的难题。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残杀生灵数以千万计，如果21世纪重演世界大战，人类有可能同归于尽。要避免战争，就要消除战争的根源，其根源之一即在于：不懂得人类共依共存，自利利他的缘起之理，不重视沟通和解，不尊重他人生命。佛教的平等理念强调，人人本性的平等、人格的平等、尊严的平等。平等意味着尊重，意味着和平；和平来自对人我平等的深切体认，基于平等的和平，才是真正而持久的和平。所以，佛教的人我互相尊重的思想，有助于人类和平共处，追求共同理想，建设人间净土。此外，佛教所讲的“慈悲济世”、“五戒”和“十善”等理论，均以“不杀生”为首，突出地表现了佛教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的崇高品格；而慈悲思想则体现了对他人的同情和关爱，也是远离战争，呵护和平的。自太虚法师倡导人间佛教以来，中国佛教一直关注世界和平，渴望世界和平，呼吁世界和平。可以说，维护世界和平已成为当代佛教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对于推动世界和平已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南北贫富悬殊问题，一部分人的生活贫困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弱势群体和劳苦大众的生存，还会构成动乱的根源，并直接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佛教的平等慈悲观念，为化解这些问题提供了指针。佛教一贯重视慈悲济世，助人解除痛苦，给人以快乐。佛教的布施是重要的修持法门，以慈悲心而施福利于人，施与他人以财物、体力和智慧，为他人造福成智。当前，两岸佛教着力发扬菩萨“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慈大悲精神，充分发挥慈善救济的功能，扶贫济困，施医送药，赞助“希望工程”，教化失足者和罪犯等，使受救济者既得到物质的援助，也得到精神的提升。
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在于，其重要原理日益得到充分阐发，并经创造性诠释后其作用开始彰显；把佛教哲学思想运用于缓解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必将有助于提升人类的精神素质，减少人类的现实痛苦，满足人类的新需要，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
4.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哲学精神
前面分头叙述了儒、道、佛哲学思想资源的重要现实意义。这三大思想源流交融而成的中国文化传统，显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哲学精神何在呢？此种哲学精神又可以为推动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何等重要的思想资源呢？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我国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一直探索的前沿课题。现有大量学术成果中，还是要数学贯中西的老一代学者所做的理论探讨最值得重视、最有参考价值。
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和谐”。现在我国学者论及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哲学精神时，也大多强调“和谐”观念，并主要用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来予以解释说明。虽然这可以使我们了解和谐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仅此思路是不够的，还应将其提升为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基本范畴，以揭示它所蕴含的中国哲学智慧。让我们来看冯友兰和张岱年两位中国哲学史学科开创者就此范畴所做的理解和阐释。
对待不唯相冲突，更常有与冲突相对待之现象，是谓和谐。和谐非同一，相和谐者不必相类；和谐亦非统一，相和谐者虽相联结而为一体，然和谐乃指一体外之另一种关系。和谐包括四方面：一相异，即非绝对同一；二不相毁灭，即不相否定；三相成而相济，即相互维持；四相互之间有一种均衡。
这是张岱年先生对于“和谐”的解说，他是将此范畴上升至哲学思维层次，作为辩证法的一个基本概念来理解的。冯友兰先生的探求思路也是如此。冯先生以95岁高龄写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是以传扬“太和”观念的历史启示来收笔的。他指出，中国宋代哲学家张载曾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正蒙》开头就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所谓“和”，是充满矛盾斗争的，而并非相反。所谓“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就是矛盾；所谓“、相荡、胜负、屈伸”，就是斗争。因而，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就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冯先生接着深有体会地做出如下总结：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
“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
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两位先生的以上见解，并不仅仅代表中国学者对于本文化传统的基本哲学精神的价值认同，国外饱学之士也有同感，也认此理。譬如，宗教对话和全球伦理的倡导者汉斯·昆，向西方电视观众介绍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时便讲解道：在整个中国哲学传统中，一以贯之的就是寻求天地间的和谐一致；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寻求天地间的和谐：人与自然、天与人间的和谐，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和谐。他把此种中国哲学传统称为“大和谐精神”，并相信此种精神不但对中国的未来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构建世界伦理有重大贡献。
关于人类社会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前景，费孝通先生有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此饱满“和谐精神”的美言美意，是否可为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提供“富有古老智慧的中国经验”呢？笔者信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