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644～1911）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616年东北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即帝位后改国号为清。顺治元年，即1644年5月明朝灭亡后入关，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
清朝政权实行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蒙、汉封建阶级联合专权，政权组织沿袭明代，并创设军机处，为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央集权专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一省或数省设总督，各省设巡抚，掌握地方的一切军政大权。北京设顺天府，盛京设奉天府，由中央直辖。全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促进了清王朝的巩固，使它得以稳定和发展。
清代城镇繁荣超过明代。清雍正、乾隆两帝统治时经济兴盛，商业发达，手工业欣欣向荣。广大农村集市贸易更加普遍。人口也从清初的数千万增加到三亿，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国家。
清朝前期，我国的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彭湖列岛、西沙群岛。疆域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边疆的开发和各民族人民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清代文学艺术在专制主义文化统制下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均为优秀的古典小说。清代绘画有了很高的成就，出现了扬州八怪等著名画家。
19世纪中叶后，清朝政局腐败无能，灾害不断，民不聊生，国内发生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同时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崇祯帝眼看李自成的大军攻入北京城，在煤山一棵槐树上吊自杀。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大顺起义军攻破北京，大将刘宗敏首先率领队伍进城，接着，大顺王李自成头戴笠帽，身穿青布衣，跨着骏马，缓缓地进了紫禁城。北京的百姓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欢迎起义军。
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叫大家安居乐业；一面严惩明王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处重刑。少数民愤大的皇亲国戚被起义军抓起来杀头。
有个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追赃。有人告诉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是解除了大顺政权一个威胁。
李自成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就叫吴襄给他儿子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抗清的，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帝接连下命令要吴三桂带兵进关，对付起义军。吴三桂赶到山海关，北京已被起义军攻破。过了几天，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倒犹豫起来。北京还有他的家属财产，也舍不得丢掉。既然李自成来招降，不如到北京去看看情况。
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越来越近，就遇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开始，听说他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已经恨得咬牙切齿；接着，又听说他最宠爱的歌姬陈圆圆也被起义军抓走，更是怒气冲天，立刻下令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是要给死去的崇祯帝报仇。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决定亲自带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本来就害怕农民军，听到这消息，吓得灵魂出窍。他也顾不了什么民族气节，写了一封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朝帮助他镇压起义军。
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救信，觉得机会来到，立场回信同意。接着，他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日夜不停地向山海关进兵。
清军到了山海关山下，吴三桂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吴三桂把多尔衮请进关里，大摆酒宴，杀了白马乌牛，祭拜天地，订立了同盟。
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边。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一字阵，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整齐，料想不容易对付，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
战斗开始了，李自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的左右两翼合围包抄，把吴三桂和他的队伍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突，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烈战斗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一霎时，天昏地黑，对面见不到人。多尔衮看准时机，命令埋伏在阵后的几万清兵一起出动，向起义军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的敌人，心里一慌张，阵势也就乱了。直到风定下来，天色转晴，才看清楚对手是留着辫子的清兵。
李自成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进关，想稳住阵脚，指挥抵抗，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仗着清兵人多势众，在后面紧紧追赶。
李自成回北京后，在皇宫大殿里举行即位典礼，接受官员的朝见。第二天一清早就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
李自成离开北京的第三天，多尔衮带领清兵，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城。公元1644年十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清朝国都。从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开始在中国建立了它的统治。
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年仅39岁。
李自成牺牲后，清军就把进攻锋芒指向张献忠。1645年12月，清下诏招抚张献忠，张献忠毫不妥协，断然拒绝。1646年（顺治三年）清朝派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军由陕南入四川，进攻大西军。张献忠处境虽然困难，仍于同年7月率军10万退出成都，北上抗击清军。11月，驻军川北西充凤凰坡，由于叛徒刘进忠的出卖，清军发动突然袭击，张献忠兵败不幸牺牲。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斗争最复杂的一次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多尔衮为崇祯治丧
多尔衮既有超人的军事之才，又有安服民心之策。他准备确定北京为大清的国都，为稳定北京的社会秩序，使民心安定，消除民族矛盾，以迎顺治帝进京，首先颁布一道晓谕天下的檄文。
檄文的主要意思是把矛头直指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指出官、军、民等只要不反对新朝，就可以安居乐业，对新朝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接着又寻访、启用原明朝官吏，动员他们出来为新朝服务，同时还广泛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对能提出稳定社会秩序、安邦兴国策略者，不仅加官晋爵，还有重赏。多尔衮为国求贤做到了礼贤下士。甚至于亲自登门拜访，以求能人出仕，扶助新朝。在听取一些策略时，他能做到既虚心又不盲从。多尔衮的这些措施，迎合了一些官民之心。他们纷纷出来投奔新朝。在这众多的归顺者中，难免有些贪官污吏混入，多尔衮的态度是“既往不咎、来者可追。”使一些原明朝的贪官污吏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做官，扎扎实实地办事。从而又招来更多的贤良人才。
在实施新政中，多尔衮又听取了原明朝顺天巡抚宋权的建议：尊崇明代最后一位君王崇祯。多尔衮不仅采纳了这个建议，还扩大到对明朝20代皇帝的全部祭祀。他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亲自主持隆重的祭祀大典。为扩大影响，做到家喻户晓，又命人擎着明朝20位皇帝的神位招牌，绕北京城一圈，然后又恭恭敬敬地把它们送到历代帝王庙中供奉。其虔诚之心，为世人所睹。祭祀后，多尔衮又将崇祯及其死难的嫔妃进行安葬，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同时下令全国臣民一律戴孝三天，以表示对崇祯皇帝的哀悼。多尔衮的这些做法，对有着浓厚的民族观念和忠君思想的汉族人是一个很大的麻痹和安慰。
多尔衮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明朝的一系列腐败制度，废除了一些由于战争带来的各种苛捐杂税，在发布的政令中写道：“大清入关救民于倒悬，一切均须革故鼎新，凡原明朝制度的陈规陋习，都在改革之列。各种加征加派一律取消，蒙受战火的地区，损失严重者，正赋亦可酌情减免。今后地方官吏如违犯朝廷政令、肆意向民间加征加派贪污勒索者，一经告发，立即就地正法，决不轻饶！”这一举措，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缓合民族矛盾，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大作用。多尔衮把军国大事安排得有条不紊，以迎其侄福临来北京称帝。
福临虽6岁继承皇位，但在其母孝庄皇太后的教导下，可称得上是一位聪明的小皇帝。公元1644年十月多尔衮派何洛会到达盛京把迎帝入京的来意说明后，福临十分高兴。他任命何洛会为盛京总管，留守盛京，保护他们大清的发祥地。他与其母孝庄皇太后，选择良辰吉日携带众皇亲、文武百官，在大队人马的扈从下，浩浩荡荡开出山海关，直奔北京城。
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及文武大臣在北京郊外的通州接驾，君臣见面十分高兴。在一片欢呼声中，顺治首先嘉奖了多尔衮及随征的诸将，对文武百官也予以勉励。然后在多尔衮的引导下，由正阳门进入北京城。一切就绪后，多尔衮率领文武大臣上表劝进，早登龙位。几天后，由多尔衮选择良辰吉日，顺治按照汉族皇帝继位的仪式，正式坐上了皇宫中太和殿的龙椅，成为统治全中国、入关后的第一个清朝皇帝。
史可法死守扬州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人。世居直隶大兴。祖父曾作过知州，政迹尚佳。后家道中落。史可法20岁应童子试前，住在一个野寺中。恰巧学使左光斗在京畿地区检查学政，也到这野寺来避风雪。见一青年伏在书案上睡着了，左光斗不忍心打扰他，只是拿了桌上刚写完的文章来看，竟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左光斗把文章放回原地，记下了文章上的属名，还为他披上自己的貂皮大衣。考试的时候，左光斗就拔取他为全县第一名。还把他接到自己的宅邸来，同子侄们一起读书，还常勉励他要努力学习，将来做国家有用之材，课余两人常讨论时事，辩论古今，就像亲父子一样。史可法家有老母，无人奉养，左光斗就派人按月送给老人衣食，为史可法解决了后顾之忧。
不久，左光斗受到魏忠贤的陷害，被捕入狱。史可法想尽办法终于得以在狱中见左一面。他在狱卒的指引下，找到了左光斗，见他倚着墙席地而坐，面额焦烂几乎不能辨认，左腿膝盖以下筋骨都断了，骨头茬子露出外面。史可法悲痛万分，抱着左光斗的腿哭了起来。左光斗听出是他的声音，但眼睛无法睁开。左光斗用手指努力拨开眼皮，怒目注视着他说：“你到这种地方来做什么！国家乱成了这样，你还在这儿哭哭啼啼，天下大事谁来撑着啊！你若还不快走，被奸党抓住了也是一死，还不如我打死你算了。”说着，就摸索地上的刑具，做出要打史可法的样子。史可法只好忍痛退了出去。这件事给史可法很深的印象，恩师至死仍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大事相嘱托，自己怎能有半点懈怠呢！于是发奋苦读，终于在27岁时中了进士，被授西安府推官。30岁又升迁为户部主事。后来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提升为南京兵部尚书。
1644年3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尽的消息在同年4月份才传到南京。明朝把南京叫作陪都，设有六部衙门。听说这一消息后，各部开始商量选择皇帝。以兵部侍郎吕大部和原来的礼部侍郎钱谦益等人为首的陪都文官，认为：福王按伦序是神宗亲孙，当立，但此人不学无术、听信谗言，不如立穆宗之孙潞王以免除后患。于是他们致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陈述意见，希望得到声援。而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武人集团，则想借福王之力达到他们专权朝政独揽大权的目的，于是也写信给史可法。
史可法当然也知道福王的劣迹，但他觉得国难当头，还需要借重武人的力量来完成光复明朝的大计，所以未明确表态，只是派人去迎接福王来南京祭祀祖庙。马士英正好借送福王到南京祭祖之机，联合了内侍翰赞周和将官高杰、刘泽清，共用密谋拥立福王登基。在蛮横的武人面前，东林党内的文官们只好听从马士英的命令，很快福王登上了南明皇帝的宝座，年号为弘光。
从此，南明朝廷的大权落在了马士英手里。马士英指使高杰、刘泽清联合上了一道奏折，请求皇帝派史可法去扬州督师。
在南明政局动荡的形势下，史可法为了抗清大局，忍辱赴扬州任职去了。
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由于受到阮大铖、马士英等人的排挤，未能入阁办事，只在扬州督师，为了抗清大局，史可法毫无怨言，一心扑在攻守上。他以“恢复神京（北京）”为宗旨，被人们比作是南宋的李纲。
为了抗清，史可法“行不张伞盖，食不晋二味，睡不宽衣带”，夏天不用扇，冬日不穿裘，全身心地投注在抗清运动中。他在江北四镇分别派重兵把守，谁知手下这四员大将都非常刁悍倔强，互相不服，经常发生内讧。一有摩擦发生，史可法必得亲自前去调停。泗水镇将高杰原是李自成的部下，他率先争抢扬州的地盘，毫无纪律性的士兵们在高杰的纵容下，在扬州城外大肆抢掠一番，激起了扬州百姓极大的愤懑。百姓坚守城池，高杰的部队攻了几个月也未得进城。
史可法得知了此事，怒不可遏，恨不得立刻带人去消灭高杰这支土匪部队。三思以后，他又将拔出来的宝剑插了回去。有着极其丰富的治军经验的他，深知此事稍微处理不妥，就会致使高杰叛变投敌。此时，只能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给他讲明抗清的大义。于是，史可法脱去甲胄，换上官服，向扬州进发。
高杰得知史可法前来，非常害怕，以为史可法兴师问罪来了。史可法并没有责怪高杰，而是诚恳地劝诫他不要与百姓为敌，要严肃军纪。高杰及其部下被史可法的诚意所感动，撤走部队，移师瓜州。扬州城安定了，史可法随即进扬州，设了督师府。
南明朝廷内，马士英之流的奸臣整日引诱弘光帝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同时，他又怕史可法立功，就经常扣发或延发军资军饷，士兵们在前线忍饥受寒。史可法心情非常悲怆。
不久，徐州告急。史可法命高杰率兵前去救援，谁知，河南总兵许定国已暗中投降了清兵，这次他与高杰一起前去徐州，就暗中将高杰和他的卫兵灌醉，半夜里，将高杰和他的卫队全部杀光。清兵轻而易举突破了南明的徐州防线，进一步逼向江南。
高杰的丧报传到史可法的手中，他大叫一声：“中原已不可为了！”叫完就捶胸顿足，泪如雨下。高杰虽有很多缺点，但他英勇善战，他的死是史可法抗清的一大损失。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4月，多铎率清兵大举进犯淮北，淮安很快就被攻陷，清兵进逼扬州，形势非常危急。此时，史可法正准备亲自驻守扬州城最易攻破的西门，南明内部却发生了内讧。驻守武昌的大将左良玉因不满马士英专权，起兵叛乱，直逼南京。马士英急忙让弘光帝召回江北四镇总兵和史可法，让他们撤回江南，救援南京。史可法只好率兵渡江，刚到南岸，就传来左良玉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北渡，他日夜兼程地赶回扬州，清军在许定国的引导下，于5月10日兵临扬州城下。
史可法急忙召防河诸镇将领入城守卫，只有刘肇基领4000兵赶到。清兵派泗州降将李遇春劝降，史可法命人将他射跑。清军还不死心，又先后写了5次劝降信，史可法看都不看就付之一炬。5月20日，多铎率军猛攻，扬州城西北角被清军攻破，史可法悲痛欲绝。大家簇拥着他，试图从小东门突围出去，不幸碰到清军迎面而来，史可法见状大叫：“我就是史可法！”
清军将史可法押解到多铎面前，多铎劝他投降，他厉声说：“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多铎又劝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可法轻蔑地说：“我岂能仿效他的行为！我的决心早已下定：城亡我亡！”清将又劝降了3天，他依然毫不屈服。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5月23日，史可法，这位坚贞不屈的抗清英雄被敌人杀害了。由于天气暴热，死尸太多，当家人来收敛时，已辨认不出他的遗体，只好将他生前的袍笏，埋葬在扬州的梅花岭上。
扬州失守后几天，清军攻破南京。南明政权的官员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弘光政权被消灭了。
清兵继续南下，还颁布了一道剃发令，强迫百姓在十天之内，改依清人的习惯，一律剃掉前半部头发，留下一条辫子，违抗命令的处死，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来，更加激起了江南百姓的反抗情绪。江阴军民在典史（县衙里一种小官）阎应元的率领下，顶住20多万清兵的重重包围，坚守了80多天。城里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投降。清军死伤惨重。嘉定军民坚持抗清三个月，被清军屠城三次，牺牲两万多人。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嘉定三屠”。
少年英雄夏完淳
夏完淳原名叫夏复，松江（在今上海市）华亭县人。父亲夏允彝是江南名士，老师陈子龙也是一位作风豪迈的文人。他的姐姐也是位出色的诗人。夏完淳是明朝末期的一位神童，英才早熟，胆气过人，5岁就能与人谈论学问，7岁能诗作文，9岁时就写了一本《代乳集》的诗集。
夏完淳生活的年代，正值南明弘光政权瓦解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力量继续战斗。1645年六月，明朝官员黄道周、郑子龙在福州另立明朝宗室，唐王朱聿键（聿音yù）即位，历史上称为隆武帝。另一部分官员张国维、张煌言在绍兴拥戴鲁王朱以海建国。这样，就同时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
为了对付抗清力量，清朝廷派了在松山战役中投降清朝的洪承畴总督军事，招抚江南。
这时候，在松江有一批读书人也在酝酿抗清，领头的就是夏允彝和陈子龙。夏复在他的父亲、老师影响下，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夏完淳，15岁的他也参加了抗清斗争。他意气激昂，积极协助义军商订作战计划。
夏允彝有个学生吴志葵，是吴淞总兵，手下还有一些兵力。他们说服吴志葵一起抗清。吴志葵答应了，派出一支人马担任先锋队攻打苏州。一开始打得挺顺利，先锋队攻进了苏州城，但是吴志葵监阵犹豫，没有及时增援，结果进城的义军被围牺牲，吴志葵的主力在城外也被击败。
不久，清军围攻松江，夏允彝父子和陈子龙冲出清兵包围，到乡下隐蔽起来。清兵到处搜捕，还想引诱夏允彝出来自首。夏允彝不愿落在清兵手里，投到河塘里自杀。他留下遗嘱，要夏完淳继承他的抗清遗志。
父亲的牺牲使夏完淳万分悲痛，也激起他对清朝的仇恨。他和陈子龙秘密回到松江，准备再组织起义军。这时候，他们打听到太湖长白荡有一支由吴易领导的抗清义军，正在重整旗鼓。夏完淳把家产全变卖了，捐献给义军做军饷，在吴易手下当了参谋。他还写了一道奏章，派人到绍兴送给鲁王，请鲁王坚持抗清。鲁王听说上书的是个少年，十分赞赏，封给夏完淳一个中书舍人的官衔。
吴易的水军在太湖边出没，把清军打得晕头转向。但是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义军失败，吴易也牺牲了。
过了一年，陈子龙又秘密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这次兵变不幸又失败了，吴胜兆被杀害，陈子龙也被清军逮捕。陈子龙不愿受辱，在被押解到南京的船上，挣脱绳索，跳河自杀。
夏完淳正在为失去他的老师而悲痛，因为叛徒告密，他自己也被捕了。清军派重兵把他押到南京。夏完淳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八十天。他给他亲友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和书信。死亡的威胁并没有使他恐惧，他感到伤心的就是没有实现他保卫民族、恢复中原的壮志。
对夏完淳的审讯开始了，主持审讯的正是招抚江南的洪承畴。洪承畴知道夏完淳是江南出名的“神童”，想用软化的手段使夏完淳屈服。他问夏完淳说：“听说你给鲁王写过奏章，有这事吗？”夏完淳昂着头回答：“正是我的手笔。”洪承畴装出一副温和的神气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给你官做。”
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的字）先生，是个豪杰人物，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兵士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提醒他说：“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
夏完淳“呸”了一声说：“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设祭，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说完，他指着洪承畴骂个不停。洪承畴坐立不安，虽似有万箭刺心，也不敢再审问下去，一拍惊堂木，喝令士兵把夏完淳拉出去。
公元1647年九月，这位年才十七岁的少年英雄在南京西市被害。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顾咸正、刘曙等人。他的朋友杜登春、沈羽霄把他的尸体运回松江，葬在他父亲的墓旁。人们为了保护夏氏父子的墓，在墓前竖立一块石碑，碑的两旁写着：“永远禁止樵牧侵占”。到现在，在松江城西，还留着夏允彝、夏完淳英雄父子的合墓。
李定国转战西南
隆武、鲁王两个南明政权先后覆灭之后，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式耜（音sì）等在肇庆拥立佳王朱由榔即位，年号永历，历史上称他永历帝。
公元1647年十一月，明朝将领何腾蛟，依靠大顺军余部的力量，在全州大败清军；瞿式耜在桂林，也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南明军声势大振。但是，由于桂王政权内部的不团结，湖广和广西又被清军占领。过了两年，何腾蛟在湘潭被俘杀害，瞿式耜也在桂林城被清兵攻陷后就义。在桂王政权面临覆灭的时刻，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担负起抗清的重任，在西南一带又继续战斗了十多年。
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张献忠最大的义子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他们派人向永历帝建议，愿意和他们联合抗清。经过一番周折，永历帝看到形势危急，只好依靠大西军，封孙可望为秦王。
孙可望是个野心家，他把永历帝控制在手里，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横，不把抗清放在心里；李定国却一心抗清，他在云南花一年时间，训练了三万精兵，加紧制造武器盔甲：他还找了一批驯象的人，组成一支象队。在做好准备之后，决定出兵进攻清军。
李定国领导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他们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湖南，连战连胜，收复了几座重镇，接着，又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没有交战兵士就逃散了。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到严关，和明军对垒。李定国大军一到，前面是高大的象队，后面是雄赳赳的兵士。大象一上阵吼叫起来，清军的战马听到象吼，就吓得到处乱窜。那时，天忽然下起大雨，电闪雷鸣，象群趁势一冲，清兵大败，明军奋勇追击。李定国把桂林城紧紧包围，日夜猛攻。孔有德亲自登城防守，明军的乱箭射去，正中了孔有德的前额。这时候，他又得到城北山头已被李定国攻占的消息，就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
李定国攻进桂林，一面分兵继续肃清残敌，一面安定百姓，把逃到山里的南明官员接回城里。有一天，李定国在七星岩边摆了酒宴宴请官员，他跟官员们说：“现在的局势，就像南宋末年一样。你们不是敬佩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诸公吗？他们的精忠浩气，固然是名留青史，但是我们尽忠国家，毕竟不希望有这样的结局啊。”大家听了，都深深佩服李定国的豪迈气概。
永历帝得到捷报，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岳州。清朝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尼堪带兵十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消息，知道敌人来势很猛，就主动从长沙撤出，却在退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伏兵。尼堪亲率追击，中了明军的埋伏，尼堪当场被砍死了。
李定国的胜利，引起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商量国事，想暗害李定国；李定国发现他的诡计，只好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云南。孙可望想提高自己的威望，亲自到湖南进攻清军，却打了个大败仗。
孙可望野心勃勃，想逼迫永历帝让位。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就亲自带兵十四万进攻云南。哪里想到，他手下的将士们恨透了他的分裂活动，在双方交战的时候，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全部瓦解。孙可望狼狈逃回贵阳，又遭到留守贵阳的将士的反对。孙可望走投无路，就逃到长安向清军投降。
南明政权经过孙可望叛乱，力量已经削弱。公元1658年，清兵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分三路阻击，都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和他的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逃往缅甸。
永历帝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明朝。他接连十三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永历帝都不敢回来。
李定国艰苦抗清十多年，没有实现他的愿望，他心情忧愤，终于得病死去。临死时候，他对他的儿子和部将说：“宁可死在荒野，可不能投降啊！”
公元1661年十二月，吴三桂带领十万清兵开进缅甸，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带回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被吴三桂勒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候彻底灭亡。
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他父亲郑芝龙由海上经商起来，后当了明朝的官，在东南海上拥有很大的势力，郑成功于公元1624年出生于日本，正是这一年，荷兰侵略者霸占了我国宝岛台湾。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国家内忧外患，危机日甚。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使全国人民又遭受民族压迫的灾难，人民掀起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满怀着报国热诚的郑成功，肩负起反清复明的重担。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个投机分子，当清兵逼近福建的时候，一封许以高官厚禄的诱降信就使他下令撤回福建的门户——仙霞关的守军。清兵入闽，福州沦陷，隆武帝被杀，清兵在福州烧杀抢掠，郑成功的母亲也被辱自杀。23岁的郑成功，怀着万分悲愤的心情，在孔庙面前痛哭一场，烧掉了儒服，决意献身报国、大义灭亲，与他父亲誓不两立。他带领部下90多人，乘两只战船下海，在金门定盟，到南澳招兵，举起了“背父报国”、“抗清复明”的大旗。
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郑成功，从此开始了他激动人心的斗争生涯。
郑成功一呼百应，沿海人民纷纷前来参加他的队伍，一些不愿投降的明朝官员和士人也积极响应他，他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他以厦门、金门为据点，在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英勇地与清军作不懈的斗争。到公元1653年，郑成功已控制了整个东南海面，拥有士卒10万余人，战船几百只，他团结江浙的抗清势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
不久，郑成功发动了几次北伐，于公元1659年发动了大规模的攻打南京之役。他亲自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人，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南闯长江口，围住了南京城，并一口气收复了4府3州24县，一连串的胜利使他滋生了轻敌思想，结果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在南京城外吃了败伏，不得不撤回厦门。此时，清朝统治者又强行命令东南沿海的居民全部内迁，割断了郑成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在西南建立的第3个南明朝廷，也被敌人扼杀，桂王逃往缅甸，郑成功愈加孤立。他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一边寻找出路，确定长期斗争的计划。
在公元1661年的春天，郑成功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即挥师东征，收复台湾。他的队伍经过长期在烽火中的锤炼，已成熟起来，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国土，扩大抗清基地，现在正是时候。进军台湾的决心下定以后，郑成功便投入了紧张而周密的战斗准备工作之中。准备的中心是修造船只，整顿水军。要打败掌握海上霸权的荷兰侵略者，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师是无法与之交战的。于是，船工们日夜赶造船只，兵士们日夜苦练本领，部队处于高度战备状态。与此同时，郑成功进行了兵力部署，将东征部队分为两批，首批将士两万多人，战船100多艘，由他亲自率领，第二批随后接应。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公元1661年阴历2月间，郑成功把行辕移至金门，首批部队到料罗湾集中，随时待命出发。
3月初1，郑成功在金门举行隆重的“祭江”誓师仪式。3月23日，郑成功率领的东征大军从料罗湾出发，浩浩荡荡向东挺进，次日早晨，船队陆续到达澎湖群岛。
从澎湖到台湾，水路52里，顺风时只要四更半，但如果碰上逆风，十天八天也休想到达。3月27日，大军从澎湖出发，驶到半途，海面突然刮起暴风，船队寸步难行，无奈只好驶回澎湖停泊几天，等候顺风。谁知，一连几天过去了，暴风越刮越大，风向依然不变，船队仍然无法启航。而此时，军中粮食已所剩无几了，郑成功连忙命令两位将士到各岛去筹募粮食。澎湖36岛百姓们虽踊跃捐献，将家中仅存的一升一斗杂粮都拿出来劳军，但凑集起来的粮食只有100多石，还不够大军一餐。在这进退两难之际，郑成功果断地下令，按照预定日期进攻鹿耳门。
3月30日晚上，船队顶着狂风，离开澎湖冒险东征。海上狂风怒吼，惊涛骇浪，船只在咆哮着的海面忽而被抛上浪尖，忽而被摔下谷底，全体将士顽强地与风浪搏斗，丝毫没有气馁，他们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终于跨过了台湾海峡。于4月1日，到达台湾鹿耳门港外。
鹿耳门水浅礁多，航道非常危险。这里平时海水浅至一丈，涨潮时也不过一丈四五尺，而且航道很窄，只能容两只船出入，又弯弯曲曲，海底都是沙石浅滩，荷兰人又故意把损坏的甲板船沉在此处，港路更加复杂曲折，船只一不小心，就会撞个粉碎。所以，荷兰人凭恃鹿耳门是个“天险”，不加设防。他们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台湾城和旁边的七鲲以及赤崁城上，在那些地方设有多处炮台，驻兵防守。
做了充分准备的郑成功对攻打鹿耳门胸有成竹。原来，事先他已派人探测到从鹿耳门到赤崁城边，在污泥中冲流着一条迂回曲折的港路，这条港路一直不为人知，逢到水位高的时候，船只可以很顺利地驶进去。现在关键性的问题是掌握鹿耳门的潮汛，郑成功从渔民处得知，每月的初一和十六是鹿耳门海潮水位最高的一天，于是，他就将进港日期定在四月初一。
这天上午，海水果然大涨，郑成功指挥船队沿着迂回曲折的港路，顺利地驶进了鹿耳门，直抵赤崁城附近。一直以为中国船队会从正面进攻的荷兰人，发现郑成功等人冲进了台江，以为他们从天而降，个个惊慌失措。英勇的中国将士们猛烈炮轰敌舰，将荷兰最大的一只名为“黑克托号”的舰船击沉。荷兰在台湾的驻军共有2000多名，这一仗就被击毙了500多人，荷兰伤亡惨重，退入城堡龟缩不出。
登陆的郑成功部队，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援。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郑成功将大军移扎在台湾城附近的鲲身山上，准备攻打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台湾城。攻克台湾城，将意味着结束荷兰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但是，台湾城却并不容易攻克。荷兰人称它为“热兰遮城”，意思是“海上堡垒”。他们当初设计的时候，就将整座城当做一座堡垒，建筑十分坚固，城基方276丈6尺，高3丈多，上下两层，用大砖调油灰捣成，雉堞用铁钉牢，城墙上每隔几步，就有一个了望台，各处安着千斤大炮，环城四周的任一地方，都在射程之内。所以，郑成功的部队无论从哪个角度进攻，都躲不开敌人猛烈的火力，进攻几次，均告失败，并且伤亡不少。于是，郑成功采纳参军萧拱辰的建议，长期围困台湾城，直至城中粮绝投降。
这一年的12月，已被围困了足足8个月的台湾城中，荷兰士兵死伤已达1600多人，剩下的不满700人，弹药、粮草几乎用光，荷兰人陷入了绝境。
时机已经成熟，郑成功决定发动最后总攻击。战士们奋勇攻战，一枚枚炮弹在城堡上爆炸开来，顷刻之间，瓦石乱飞，城墙上出现了缺口。荷兰总督揆一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
公元1662年2月1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就在这天，西方殖民主义的代表——荷兰第一次在正义的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承认自己侵略的失败。
年仅38岁的郑成功，坐在广场中的帐幕当中，接受荷兰驻台湾的最高长官揆一双手献上的降表，他向西方殖民者庄严宣告：中国的领土是不可侵犯的！台湾城上的荷兰国旗灰溜溜地降了下来，被侵占了38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命儿子郑经留守在厦门，自己带了几营亲军开发台湾。他打算在台湾发展生产，学习春秋时候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榜样，为抗清复明做长期准备。可惜因为他长年在战火中奔波，风里来雨里去，积劳成疾，损害了健康，于收复台湾不久患病去世。死时才39岁。
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掌握台湾，还一直控制着福建沿海的岛屿。后来，康熙帝统治期间，台湾接受了清政府的统治，这样台湾与大陆归于统一。
顺治帝祭孔
入关后的顺治，在母亲的教导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做君王的才华也逐渐显露出来。
顺治继承皇位之初，全国的形势并不十分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仍在陕西、山西、云南、四川等地抗击清军；江南又不断地涌现出一些朱明王朝的宗室子弟各自为政，称孤道寡，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而北方各省又因清军入关后的圈地，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不断爆发小股的农民起义；一些正统思想浓厚的文人不肯出任清朝官职，隐居山村、古庙讲学立说，宣传民族意识，唤起汉人的反满情绪，威胁着清朝的统治。
对于这些问题，顺治帝及时地作出相应的决断。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围剿农民起义军。命令吴三桂、英亲王阿济格、禄亲王多铎继续向西北进攻，尽快消灭强大的农民军。农民军由于连续作战，军队得不到休息与补充，人员伤亡很大，除战死外，还有一些降清者，力量越来越弱，起义军内部又充满了矛盾，相互猜忌、残杀，几经损耗，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战斗力上都远远不再能与清军抗衡，杀到最后李自成只剩下28骑，被围在湖北九宫山，全部壮烈牺牲。
顺治消灭农民起义军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坐镇云、贵一带继续扫平残余的农民军。命多铎挥师东下，配合南下的清军，围剿南明各小王朝、采取分化瓦解、招降纳叛、以降军为前导、各个击破的策略。经十余年的围剿，清军先后灭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南明小王朝，逼迫抗清力量较强的郑成功退守台湾。
对于北方小股反清力量，顺治帝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是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又禁止圈地，保证耕者有田种，北方的反清斗争很快就被平息。
顺治帝遵照太后的意见，加强了思想文化阵地的占领和统治。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那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祭孔大典在北京国子监隆重举行。祭前派人将孔子第六十五世孙孔允植，接到北京参加祭典仪式，清军入关后已封孔允植为衍圣公。祭祀仪式完全按明制进行。顺治帝首先用香汤淋浴，换上祭孔衣服，然后带领文武大臣毕恭毕敬驾临国子监，走在最前面的16名太监抬着精制的祭品。
顺治帝在中午时分，到达国子监。祭祀大典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开始。顺治帝面向国子监广场，躬迎孔夫子圣灵前来享受祭品，然后转过身来，恭恭敬敬地向孔夫子的神位献上一幅杏黄色的绢，披盖在神位上，再恭恭敬敬向孔夫子神位敬酒三次，行礼三次，祭酒高喊“礼成”，这祭孔大典就圆满结束了。
典礼结束后，顺治帝接见了衍圣公孔允植及孔、孟、颜、曾四姓子孙及五经博士，勉励并赏赐一番，同时诏告天下：“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之赖以政治，下之资以事君，学官诸生共勉之。”
顺治帝祭孔的消息不胫而走，众多儒生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盛赞顺治帝是真龙天子。儒生头脑中“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意识，使他们感到既有为天子效劳之时，何不一显身手呢！于是，一些有识之才不再隐居，也出来展示才华了。
祭孔后，顺治帝又开始认真学习汉族文化，从历史文献、著名经典，到稗官小说传奇、野史无所不读，从中吸取不少治国安邦的道理。有一次顺治读《资治通鉴》，当读到唐太宗政绩时，当即产生一个新观念，便派人召集大臣前来议事。顺治帝向诸臣提出：“汉高祖、汉文帝、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前朝众多皇帝之中，卿等认为哪一位最英明，最值得尊敬？”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名夏（原明朝官吏）一眼瞧见顺治帝手拿的是一本《资治通鉴》唐记，马上回答：“臣以为唐太宗在位期间号称贞观之治，他应比其他几位皇帝略高一筹。”诸大臣听后，一致点头称是。但顺治帝却说：“陈爱卿之见未必正确，朕以为明太祖制定的法令无不合情合理，值得后世永远效法，像明太祖这样的英明之主，历代皇帝都是很难与之伦比的。”这一席话使众大臣十分佩服，尤其是明朝遗臣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这位从关外来的皇帝继承大明江山是合情合理的，堪称当之无愧的英明之主。
顺治帝还继承明朝的科举制度，开科取士仍每三年一科，均在秋季举行，汉、满、蒙等各族文人一律平等入考，皇帝择优而取。清朝实行科举制度给汉族文人开辟了做官入仕、报效朝廷之路，这样做不仅笼络了广大汉族文人，同时也为清廷和地方选拔了一些治国安邦的人才。
顺治帝福临采取的这些明智之举，弥补了清军入关后满汉之间的一些裂痕，缓和了民族矛盾，使神州大地自清军入关以来的升平景象初露端倪。正当顺治帝为创造一个太平盛世大展宏图时，却不幸身染重病，不治而死，年仅23岁。
关于顺治帝之死，野史上说他因恋慕董小宛而远游为僧，这是没有根据的。福临是一位当之无愧有作为的皇帝。
康熙囚鳌拜
康熙帝名叫玄烨。他小时候就十分聪明好学。6岁的时候，玄烨去给父亲请安。顺治皇帝问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玄烨先是不做声，而是用小手摸着父亲的龙袍，然后才回答说：“我愿意继承父皇，做个英明的天子。”顺治皇帝觉得玄烨的志向大，并且不论长相脾气，都与自己一模一样，对他就更加喜欢了。
顺治皇帝去世之前指定玄烨为皇位继承人，让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大臣辅政，这年玄烨才8岁。
第二年，玄烨登上皇位，宣布建元康熙（康熙元年为公元1662年）。小皇帝每天不是读书就是游玩，朝廷大权都掌握在辅政大臣手里。被顺治皇帝指定为辅政大臣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经历与性情行事各不相同。
索尼是一位忠心耿耿地服侍过太祖、太宗、世祖的三朝元老，苏克萨哈与鳌拜是儿女亲家，但是两人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一致，相互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遏必隆曾经在顺治初年，被人诬告受到撤职查办处分，后来顺治帝亲政后曾为他平反，使他得以恢复旧职，并不久后升职。
在四个辅政大臣中，鳌拜是最喜欢弄权术的，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他与苏克萨哈虽是亲家，二人却形同水火，各不相容。
顺治皇帝在世时，根据汉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改革了一些带有奴隶制残余的政策，例如宣布停止圈地等等。可是四个辅政大臣曾经从圈地中得到好处，所以反对这些改革。顺治皇帝死后不久，他们就重新圈占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的野心日渐显露出来。他在四个辅臣中本来居第四，可是他拼命往前挤，处处强出头，想要取代首席辅政大臣的地位。
鳌拜是清镶黄旗人，勇猛善战，曾多次立过战功，入关后追剿农民起义军战功显赫，顺治帝封其为议政大臣，二等公爵，后又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和少傅兼太子太傅。鳌拜为人暴燥，傲慢无礼，擅于弄权，有极大的野心。在辅政期间处处制造矛盾，时时招募死党、排斥异己，曾以交换旗地为名，制造民族矛盾，借机假传圣旨滥杀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大臣。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索尼因病去世，鳌拜高兴万分，死掉了他所惮忌的人，其野心愈加膨胀。借康熙亲政免去辅政大臣之机，诬蔑、陷害其儿女亲家苏克萨哈，又拔掉一颗眼中钉。遏必隆虽系皇亲，有赫赫战功，但为人忠厚，是非不分，从不得罪鳌拜，有时还站在鳌拜一边。这就促使鳌拜能独霸朝政，为所欲为。鳌拜又欺天子年幼，专横跋扈无所顾忌，在朝中大肆培植党羽，安插亲信，一些重要位置，鳌拜都强行安排其亲信、死党。更有甚者，对吴三桂阴谋背叛朝廷的事不仅不管，还与其勾结。鳌拜这些罪恶阴谋，康熙帝既有所闻又有所备。
康熙皇帝年少有志，幼小时曾对其父说过“愿效法父皇，做一个英明天子”。他在祖母的教导下，懂得很多治国安邦的道理。而且从小又练就一身骑马射箭的武功，可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皇帝。康熙每日下朝除读书外，就和他选拔的上百名与他同龄的皇族少年练习擒拿、格斗等武术。同时又秘密委派自己的贴心人，监视、探听鳌拜的一举一动，做到有备无患。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初夏的一天，鳌拜装病，在家里与其党羽策划谋反。康熙得到消息后，决定带领自己亲兵护卫前往鳌拜府探病以观虚实，鳌拜及其死党突然听到皇帝驾到，吓得东躲西藏，鳌拜更是惊惶失措，连靴子都没脱就钻到被里，哼哼唧唧装起病来。皇帝的护卫掀开他的被子，一把亮闪闪的匕首露了出来，吓得鳌拜魂不附体，浑身犹筛糠一般。康熙皇帝神态从容，若无其事地拿起匕首，脸上现出少年天真的微笑说：“太师病成这样，还没有忘记我们满族人刀不离身的老习惯，真值得年轻人效仿。”说完把刀轻轻地放在鳌拜身边，又着实地安慰了几句，然后起驾回宫。康熙帝的这次探病，举止大方，神态自若，言语自然，露出少年皇帝对年长太师无微不至的关心，丝毫没有露出对鳌拜的疑心，稳住了鳌拜的阴谋行动。
康熙帝这次探病也清楚了鳌拜的阴谋及其险恶用心；他的阴谋虽然还没有成熟，然而已使朝政危在旦夕。因此康熙帝决定按太皇太后“阴谋应及早粉碎，免生后患”的旨意，回宫后及时把此事讲述给祖母听，然后又召集索额图等亲近大臣共同商讨，进行了周密地安排，详细地布置，把粉碎鳌拜的阴谋叛乱准备做得万无一失。
诸事安排就绪后，康熙帝下诏，命鳌拜进宫议事，鳌拜装病时，没发现皇帝对他有疑心，因而仍如往常一样，旁若无人地走进皇宫，见了康熙皇帝仍旧是不跪拜只是哈腰，问道：“陛下召老臣有何吩咐！”康熙帝十分生气，厉声喝道：“鳌拜你可知罪！”鳌拜一听心知皇上有疑，但一贯专横的鳌拜根本没把这年少皇帝放在眼里，冷笑一声，挥动着手臂傲慢地说：“臣奉先帝遗诏，辅政八年，何罪之有？”康熙帝见状更加气愤：“大胆鳌拜，结党营私、违犯政令、陷害忠良、图谋不轨，还敢说无罪！”一向蛮横的鳌拜又拿出逼康熙诛杀苏克萨哈的架势、冲到御案前张牙舞爪地质问康熙帝：“说我犯了这些罪，有何证据？”康熙帝大怒：“来人，拿下这个奸贼！”话音刚落，从后冲出百余名年轻小将一齐奔向鳌拜。鳌拜见状大吃一惊，但他毕竟是久经沙场的猛将，岂能惧怕这些孩子，又见他们都是赤手空拳，更不放在眼里，竟挥拳与这些武士打起来，鳌拜做梦也没想到，这些小将就是康熙帝几年来精心训练出来的，专门对付他的擒拿勇士。未几回合，鳌拜就被打翻在地，五花大绑地跪在了康熙帝面前。康熙帝擒住逆臣贼首，十分高兴，立即下令御林军将鳌拜府团团围住，将其儿子、弟弟、侄子、及其死党全部擒获归案，并召集文武大臣上殿，公布鳌拜的罪状，责令康亲王杰书会同刑部进行审讯。
鳌拜专横跋扈，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今日被康熙皇帝擒获，大快人心。众大臣都佩服少年皇帝文韬武略过人。金殿上，众臣你一条他一条列举了鳌拜许多罪状，经过归纳整理共30条，条条死罪，按清律应处以大辟之刑。其子、弟弟、侄子及其死党也应处于死刑。康熙皇帝又进行了一次复审，色厉内荏的鳌拜，此时伏地受审，一一承认了这些罪恶。康熙帝姑念其有功于前，又年事已高，故从轻发落，将他与其子叛终身监禁，不久鳌拜就病死在狱中了。
康熙帝智擒鳌拜，给被他打击和害死的大臣平了反，扫除一大隐患，他夺回权力以后，开始了清朝政治史上新的一页。
有胆有识削三藩
康熙皇帝在除掉鳌拜以后，就开始考虑一件大事：削平“三藩”。“藩”指的是封建王朝的属地。康熙皇帝所要消灭的“三藩”，指的是当时驻守在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守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驻守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这三个藩王原来都是镇守辽东的边将，后来又投降了清朝，充当了引路人，带领清兵开进了中原地区。康熙皇帝就封他们为藩王，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
吴三桂在镇守云贵地区之后，招兵买马，拥有了10万众兵，他就在西南割据称雄，做起土皇帝。他任命官吏与将领，不许朝廷干涉，朝廷任命的云贵两省总督、巡抚，都要受他节制。他还利用西南丰富的矿产制造兵器，还囤积了大量火药，制造火枪火炮。又凿井煮盐，用盐与邻省交换粮食布匹等军需用品。耿精忠则利用沿海的有利地形，与海外私通贸易，大量走私，捞取大批金钱。尚可喜在广东征收大量租税，而且他性情残暴，经常杀人取乐，毫无人性。
康熙帝不允许皇权旁落，更不允许国家分裂。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胡作非为，康熙皇帝早有耳闻，而且他将处理“三藩”的问题时时刻刻铭记在心上。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尚可喜自觉年老力衰，请求皇帝让他回到辽东养老，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尚之信，继续留镇广东，平南王府予以撤消。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找来谋士商量，他也写了奏折给皇帝，请求撤藩。耿精忠见吴三桂也写了奏折，他也连忙上了奏折，请求撤藩。
康熙帝在收到吴三桂、耿精忠的奏折后，立即交给郡臣商议，并且表示他打算将三个藩一块儿撤消。不料，众大臣之中，除了明珠、莫洛、米思翰等少数大臣同意撤藩，大多数大臣都不同意，他们害怕三藩联合起来对抗朝廷；刚满20岁的康熙皇帝，在明珠等大臣的支持下，他认为自己的削藩主张是正确的，就下诏批准了吴三桂、耿精忠请求撤藩的奏疏，叫他们各自返回家乡养老，并在走以前把地方行政移交给当地的总督、巡抚。
吴三桂怎么也没想到康熙真会同意他的请求。他与耿精忠联合起来，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装出毕恭毕敬的态度准备撤藩，另一方面迅速调兵遣将准备反叛。吴三桂想出一条妙计：他找来一个30来岁的姓朱的青年，在他的两腿上各刺了一条龙，假称是崇祯皇帝的后代，想复兴明室。吴三桂借了崇祯皇帝的名义，起兵反叛清朝。
公元1673年11月，吴三桂终于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他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分兵两路进攻湖南和川陕。第二年3月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响应，向浙江、江西发动进攻。公元1676年2月，尚之信也在广东起兵响应，向广西进攻，至此，三藩勾结反清，叛乱范围扩展到云南、贵州、福建、广东、湖南、四川、陕西、甘肃、浙江、江西、贵州等11个省。
三藩叛乱，江南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一片混乱。那些不主张削藩的大臣们又叫嚷起来，他们主张与三藩求和。可是主张削藩的明珠、莫洛、米思翰等怎么也不肯退让，他们主张平定三藩的叛乱。康熙皇帝坚定了他的削藩决心，决定派八旗军全力讨伐吴三桂，坚决镇压叛军。
对耿精忠、尚之信，康熙皇帝则软硬兼施。他一方面派他们住在北京的兄弟前往福建和广东进行劝说，一再表示对他们以前的行为不再追究；另一方面，又派八旗军去攻打他们，把他们逼得投降了。这软硬兼施的办法果然见效，不久，耿精忠和尚之信就投降了。三藩中平定两藩，只剩下了西南的吴三桂了。
耿精忠和尚之信被降服，给吴三桂以很大打击。但他仍不死心，在攻入湖南以后，叛军的气焰十分嚣张，八旗军多次未能攻下被叛军占领的岳州、长沙等地。康熙帝下令继续加强正面进攻，同时派兵绕道湖南南部深入广西，袭击叛军后方。八旗军越战越勇，叛军内部却发生了动摇分化。吴三桂手下的大将林兴珠、韩大任投降了清军。
即将覆灭的吴三桂，已经74岁了，可是他仍念念不忘他的皇帝梦。终于在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公然在衡州自称“大周皇帝”，改元昭武，并大封伪官伪将，企图用这种办法给他的部将们打气。可是，这一切都不顶用，叛军终于抵抗不住清军的强大攻势，节节败退。一天，吴三桂听到前线战败的消息，心中一急，突然中风昏厥。从此吃不下饭，喝不下水。8月17日，他一命呜呼了，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
吴三桂死后，他的部将马宝、胡国柱草草安葬了他的尸体，就赶忙派人前往云南接吴三桂的孙子、13岁的吴世璠（音fán）前来奔丧。吴世璠到了衡阳以后，继承了皇位，改元洪化。然后带着他祖父的棺材匆匆忙忙地逃离湖南，退回到云南昆明。吴世璠逃回了云南昆明，仍不死心，仍然同清王朝对抗。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11月，康熙皇帝派去了大将贝子章和都统赖塔，他们二人带着勇敢、顽强的清军攻破了昆明，吴世璠畏罪自杀。这样历时8年之久的三藩之乱终于完全结束了。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章泰和赖塔从云南凯旋而归，康熙皇帝高兴得亲自到芦沟桥来迎接，君臣见面，亲亲热热地举行了抱见礼，这对两位立了赫赫战功的将军给予了很大的安慰。由于康熙皇帝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很大，而且他的处事非常果断，因此他避免了一场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的战争。
康熙皇帝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不听信谗言，而且善于用兵，终于打败了貌似强大的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保证了护祖国的统一和稳固，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安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俄尼布楚条约》
清军入关后，兵力大部分移到内地，所以驻扎在东北的清兵有所减少，黑龙江一带屡遭沙俄的侵扰。当时清朝忙于攻取江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等，无暇顾及东北黑龙江一带，给沙俄入侵造成空隙。这伙侵华沙俄原居欧洲，距中国十分遥远，然而他们侵略成性，经常用最残忍、最野蛮的手段向外扩张，最后魔爪伸到亚洲，直到中国黑龙江一带。
康熙帝继位后，鳌拜专权，政局混乱，鳌拜对沙俄入侵又隐瞒不报，致使沙俄先后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他们在两地修建碉堡，建立殖民地，强征当地居民的赋税，甚至向清朝发布外交文书，要清朝皇帝向他们称臣。甚至还无理要求中国每年向沙俄进贡白银4万两和丝绸等物资。这一切都遭到康熙帝的严辞拒绝。沙俄恼羞成怒，增兵雅克萨，修筑更多的碉堡据点，威胁大清，并伺机扩大侵略范围。
三藩平息后，国内基本安定。康熙帝以为应适时出兵黑龙江，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不受侵犯。为此康熙帝于公元1682年借回盛京拜谒太祖、太宗陵寝之机，亲自调查边境情况。他出柳条边，乘船沿松花江北行，询问由黑龙江逃回来的老百姓，打听那里的情况，听到百姓对罗刹（即沙俄）的愤怒与咒骂，得知民心思归，百姓爱国，不为沙俄所用。这是击败沙俄，保卫边境实现领土完整的有力保证。康熙帝安慰百姓说：“朕对罗刹早有所备，待我大军一旦布置就绪，即刻发兵，收复失地，让你们返回家园。”
经过实地了解，康熙帝对出兵黑龙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为了更好地掌握沙俄的实际情况，回京后，他即派都统郎坦率几百健卒，化装成猎人，深入雅克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交通。郎坦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取得了可靠的材料，绘制了地形图回到北京。郎坦上奏说：“根据臣等实际了解所掌握的情况分析，要想打败罗刹并不难，只要派3000兵就可取胜。”郎坦的报告与康熙帝的分析是一致的。为了永保边境的长治久安，康熙帝考虑必须在边境建城驻兵，屯田开荒，修筑水路公路，加强与内地联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
公元1683年康熙帝派兵驻守瑗珲等地，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吉林督造船只，修通水路，扩建陆路，使边境与北京的通信几天就可以通达。康熙帝谆谆嘱咐萨布素，要求他关心和保护好边民，加强军民团结。
经过二三年的准备，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春，康熙帝得到萨布素的报告，知道一切准备就绪，于是下令攻占雅克萨。强大的清军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很快攻下雅克萨，将沙俄侵略者赶走，首战告捷。康熙帝告诫萨布素要警惕罗刹的卷土重来。
果然不出康熙所料，沙俄退兵并不死心，不久窥探到清军撤回休整，雅克萨守兵少的机会，立刻组织大批军民，偷袭雅克萨。沙俄这次占据了雅克萨后，高筑墙，深挖沟，准备死守下去。雅克萨失守后，康熙帝命令萨布素第二年春必须夺回雅克萨，彻底消灭这股侵略者。这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因为沙俄防守工事修得又多又坚固，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后沙俄头子托布尔津被击毙，士兵死亡百分之九十，清军重新夺回雅克萨。
第二次击败沙俄，康熙帝致书沙皇，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疆问题的主张。沙皇因两次受挫，看到想用武力霸占黑龙江流域毫无希望，只好答应谈判，想到谈判上再捞一把。沙皇的代表是老奸巨滑的果洛文，清朝代表是索额图。果洛文使出浑身解数，耍尽了无赖手法；索额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在雅克萨中国各族居民强大声势的压力下，果洛文害怕如果再赖下去，将失去在黑龙江一带所有的地方，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方案。双方达成了协议。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双方在尼布楚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明文规定：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分界线。分界线以南原俄国所建的据点包括雅克萨在内，全部拆毁；中国把尼布楚和它以西直到贝加尔湖的领土让给俄国。
《中俄尼布楚条约》虽然把原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领土让给了俄国，但这是出于清政府战略上的考虑同意的，是双方共同商议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平等条约。它确定了中俄双方东北部的边界，此后长达150年的时间里，这一段边境一直比较平静。《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康熙皇帝在外交政策上的一次胜利。
但是沙俄侵略者并不死心，它开始改变了侵略手段，以挑拨中国民族关系为阴谋，鼓动中国西北部的噶尔丹起来作乱。
三征噶尔丹
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蒙古族的一支）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
那时候，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的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康熙帝召集大臣宣布他决定亲征噶尔丹。他认为噶尔丹气势汹汹，野心不小，既然打进来，非反击不可。公元1690年，康熙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右路清军先接触噶尔丹军，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离开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么腾旗）。噶尔丹得意扬扬，还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
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躺在地上，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炮声隆隆，响得震天动地。驼城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到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逃走。
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下令说：“快进军追击！别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噶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公元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告发。
公元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赞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夹攻。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就有点害怕起来，劝康熙帝班师回北京。康熙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危俭了吗？”于是，康熙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见到康熙帝黄旗飘扬，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
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
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昭莫多原是一座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地方设下理伏，先派先锋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预先理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步战，听到号角声起，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进攻，清军从山顶放箭发枪，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前后夹击。叛军死伤无数。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那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就服毒自杀。
自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那布坦攻占西藏。公元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那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在平定噶尔丹叛乱中，清圣祖康熙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避免了一次国家大分裂，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集权制力量得到加强提高了清政府抵御外敌的能力。此外，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还意味着受割据之害的人民的解放，给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有利于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康熙定藏
西藏信仰佛教，自唐朝时就与中原关系十分密切，做为附属国的西藏与内地年年来往，互相通婚，直到宋、元、明仍保持密切的关系。明永乐年间佛教首领宗喀巴创立黄教，宗喀巴圆寂后，由其二大弟子达赖、班禅继承并共理黄教。以后的继承人采取转世制。清初清太宗皇太极写信给达赖喇嘛，希望建立满藏两族友好关系。此时，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顾实汗迁往青海并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对统治西藏的藏巴汗不满，由顾实汗出兵，杀死藏巴汗并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顾实汗与清朝关系密切，这时的西藏出现了暂时的稳定。
不久，顾实汗病逝，达赖五世也圆寂，大权落入第巴桑结手中，他想立自己心中的达赖六世，对五世达赖的圆寂密而不报，可是他想立的六世达赖却是一个不守佛规的青年。这就引起对第巴桑结不满的拉藏汗的气愤，拉藏汗把此事上报朝廷，第巴桑结非常恐慌，想谋害拉藏汗，结果事发，竟被拉藏汗所杀。
拉藏汗掌权后，首先把第巴桑结所立的六世达赖押往北京，请朝廷处置。结果在北去的途中六世达赖却病死了。拉藏汗想立一个自己心中的达赖七世，但青海方面也立了一个七世达赖，双方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是假的。康熙帝为慎重起见，特派侍郎赫寿去协助拉藏汗处理此事。
过了几年，双方又上奏康熙帝，都要求自己的达赖坐床。为免出意外，康熙帝让青海的达赖到北京，但青海不答应，不顾拉藏汗的反对，擅自让自己选的达赖坐床。因达赖真假之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这就给窥视西藏已久的策妄阿拉布造成可乘之机。于是策妄阿拉布在康熙三十五年（1716年）冬出兵西藏。
策妄阿拉布乃是噶尔丹的侄子，自从噶尔丹夺取其父的汗位后，策妄阿拉布逃到吐鲁番，网罗党朋，招募其父的旧部，妄图复仇，以求东山再起。康熙三十五年，乘噶尔丹东进，伊犁空虚，策妄阿拉布占据了伊犁，重新组织队伍，一面上朝廷表示归顺，一面严阵以待准备抵抗其叔父噶尔丹的复辟。在噶尔丹自杀后，策妄阿拉布为表示自己归顺清朝的决心，将其叔父的尸体送往北京，证明自己没有二心。康熙帝见此，答应准葛尔余部由策妄阿拉布统帅。策妄阿拉布掌权后，极力建设军队扩充实力。经过几年的准备，开始向西扩张，强占了哈萨克的全部领域，策妄阿拉布感到自己羽毛已丰满，便不把清朝放到眼里，却和沙俄相勾结，得到沙俄的支持，挥军向东、向南进攻。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策妄阿拉布出兵哈蜜，哈蜜立即上报朝廷请求派兵增援。康熙帝命将军席柱带领3000人前往救哈蜜，席柱与哈蜜合兵一处，猛攻策妄阿拉布，将其打得大败。策妄阿拉布还想攻打西藏。康熙五十五年冬，策妄阿拉布命其弟率兵6000进攻西藏，两军相战两月之久，拉藏汗兵败被杀，策妄阿拉布占领布达拉宫，大肆抢劫，连寺庙也没能幸免。
康熙帝得知策妄阿拉布进兵西藏后，十分震怒，他排除主和派的意见，下诏封青海达赖为六世达赖，废除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并命第十四皇子允祯为抚远大将军，坐镇青海统一指挥。清军将领延信带大队人马迎头痛击叛军，策妄阿拉布前有强大清军的围剿，后有藏民及喇嘛兵的袭击，首尾不能相顾，处境狼狈，很快被清军击败，逃回伊犁。后又归顺清朝。
清军击败策妄阿拉布后，进入西藏，安定社会秩序，延信将达赖六世从青海接送到西藏，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成千上万的喇嘛藏民拥在布达拉宫，朝拜六世达赖。延信当众宣读皇帝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政教合一，由达赖和班禅统一管理。达赖负责前藏，班禅负责后藏。从而中国西南出现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字敏轩，号粒民，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
吴敬梓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中，18岁就考取了秀才，是个少年得志的贵家公子。父亲吴霖起，是位精于儒学的人，因得罪上司而辞官回家，不久就病死了。父亲死后，吴敬梓独担门户，在家庭内部财产争夺中又被欺凌侵夺，使他看到这种书香门第表面上讲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尔虞我诈。吴家败落之后，族人乡邻都歧视他，把吴敬梓视为吴家的不肖子孙，受过他慷慨接济的人也渐渐疏远了他。家乡无法存身，不得不移居早就中意的南京秦淮水亭。他感到这里非常平静、舒适，再也不想参加科举考试，下决心要写一本书，把他们的丑态记录下来。
当时，清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统治，大力禁锢思想文化。不仅大兴文字狱，还把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用考试八股文的方法，束缚知识分子的手脚。按朝廷规定，八股文只能写四书五经上的东西，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朱熹的注疏为标准，文章的格式刻板，连字数都有规定。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没有真才实学，扼杀了大量人才。
基于这种情况，吴敬梓看透了科举考试的弊病，用辛辣的笔锋，尖锐地揭露了这一制度，写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用他那泼辣幽默的巨笔，穷形尽相地描绘了儒林群丑的恶言丑行，绘声绘色地刻画了众多市民官绅的面貌情态，无情地揭露了腐朽的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和它所造成了的社会危害，歌颂了敢于冲击封建礼法和自食其力、洁身自好的传奇人物，尖锐地批判了程朱理学的虚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衰朽。
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个老书生叫范进，就是深受科举考试之苦的人。他只知道作八股文，连赫赫有名的苏轼是谁都不知道。直到胡须花白了，还只是一个可怜的穷秀才。有一次，他参加乡试回来，看到母亲和妻子已经饿了三天了，就抱着一个正生蛋的母鸡到集市上卖。没想到这一次他竟然考中了。人们到集市把他考中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开始不相信，愣了一会儿，居然由于兴奋过度，猛地向后一跤摔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被救过来之后，他披头散发，满脸黄泥，一身臭水，鞋也跑掉了一只。他什么也不顾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拍手大笑，高喊“中了！中了”后来被自己的老岳父杀猪的胡屠户打了一记耳光，才恢复了常态。从此人们都来巴结范进，送他房屋、田产、衣服、用具等等。范进科举成名，从一个揭不开锅的穷光蛋，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耀武扬威的“官老爷”。
吴敬梓笔下的读书人，有的被科举戕杀；有的投机钻营考试之道；有的做官后忘本变质，残害百姓。封建文化人的形象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吴敬梓用他那犀利的目光、深刻的见解宣告了封建八股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但很可惜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文豪却被穷困潦倒的生活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在完成《儒林外史》大作后不久，就病死了，仅活了53岁。
除《儒林外史》外，吴敬梓还著有《文木山房集》四卷和《金陵景物图诗》及其它一些诗文。他的《诗说》七卷，未完成的《史汉纪疑》和《文木山房集》十二卷本，都已散失。
满族词人纳兰性德
清朝初年，京城里有一个才华横溢、侠义豪爽的满族青年词人，叫纳兰性德。他只活了三十一个春秋，便去世了。但他那超众的才华，精彩的词章，却名垂后世。
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荣若，号椤伽山人，满州正黄旗人，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卒于康熙廿四年（1685年），他是大学士明珠的长子。
纳兰性德的词风清婉，内容悲戚忧抑。在他所作的三百几十首词中充满了苦痛。大凡能够寄托忧伤愁绪的题目，几乎都能在他的词中找到。他笔端流露出的这些无尽的哀愁，似乎同他荣华富贵的生活格格不入。
纳兰性德贵为世家子弟，相国公子，生活是何等的豪华尊贵。加之他幼时勤奋好学，刻苦用功，他本人又天资聪颖，文彩过人，成人以后深受康熙皇帝宠爱，升为一等侍卫。像他这样一个前程似锦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痛苦呢？这可能与他敏锐、纯真，又富于感受的天然秉赋有关，同时他坎坷的爱情生活对他词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传说纳兰性德有一个从小就与他青竹梅马的表妹，长得相当出色，他们的父母看他们心心相印，就给他们定了亲。纳兰性德对表妹非常痴情，谁知不久他表妹被选入宫，和他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纳兰性德为此特别伤心。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同她见上一面。机会很快来了，宫中死了一个后妃，喇嘛们每天应召进宫去念经，纳兰性德便假装喇嘛进宫，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恋人。但那个时代，宫中戒备是非常森严的，他根本就找不到机会同表妹说话，真是相见不如不见，一道深深的创痕留在了他的心里。被迫与情人分离的苦闷和长久的思念久久地萦绕在他的心头，这份凄苦便流入了他的笔，进入了他的词章。
但是给纳兰性德生平打击最大的还不是同表妹的生离，而是同原配夫人卢氏的死别。
纳兰性德19岁时，受父母之命娶了两广总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卢光祖的女儿为妻。卢氏是一位娇柔、多情的贵族才女，非常可爱。她的才情可以同东晋谢道韫相比。她与纳兰性德情投意合，对丈夫的感情和志趣也非常理解，两人恩恩爱爱生活了三年，非常美满幸福。卢氏又贤慧又能干，对纳兰性德体贴入微，关怀倍至，甚至在去世前半个月还拖着病弱的身体为纳兰性德剪裁衣裳。卢氏的死，对于这位多情而敏感的词人来说，打击太大了，他抚摸着妻子给自己缝制的衣衫，泪洒衣襟，痛不欲生，从此以后，他的词风更加凄婉、郁结了。
纳兰性德虽然受情所迫，终日郁郁寡欢，但他的性格中又有侠义、豪迈的一面。他曾经奋力营救过科场案犯江南汉族名士吴兆骞（字汉槎）。那是在他22岁的时候，他与当时享有盛名的顾贞观相识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正是在顾贞观那里，他了解到了吴兆骞的不幸遭遇。
顺治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廷故意迫害入试的汉族知识分子，他们制造了许多起科场案。吴兆骞就是其中的一个受迫害者。吴兆骞应试的那一年，顺天（北京）、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地的考场又兴大狱，而且吴兆骞所在的江南和顺天考场闹得最为厉害，许多主考、同考官都被判了死罪，连许多无辜的考生也被判了刑。
事发后，吴兆骞和江南的举子们一起被押解到了京城。皇帝声称要举行复试，并亲自在太和殿监考。这那里是考场呀，分明是刑场嘛！众多的考官们轮流监视着考生，堂下站立着武士，摆放着刑具，考生的背后还有两名满洲护军持刀站立。在这样的气氛下，考生们哪里还敢答卷，早已吓得胆战心惊，所以大批考生未能完成答卷，就被投入了监狱，后又被发配到极北的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西海林河南岸）。吴兆骞和他的难友们在冰雪苦寒的宁古塔一呆就是二十多年。
吴兆骞蒙冤在绝塞的苦难境遇，引起了纳兰性德的深切关怀，他非常同情吴兆骞，决心将吴兆骞从苦难中救出，但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即使像纳兰性德这样一个相国公子、朝廷侍卫身份的人，要想营救吴兆骞也是非常困难的，他用了五年的时间，终于用金钱赎取了吴兆骞。
营救吴兆骞只不过是纳兰性德侠义行为的一个典型事例，其实平时他所结交的朋友尽是落难的奇才雅士。
纳兰性德深受中原汉族几千年文化的薰陶，但是他的血管里奔流的却是北方少数民族那强悍的血液，二者融汇在他的诗词里，就使他的作品既有情思婉转、幽怨、缠绵的一面，又有深沉、高旷、豪迈的一面。这也使得他的词风更具个性。
纳兰性德比较推崇李煜的词，他的词风也很像李煜。纳兰性德的词传世的有《纳兰词》、《通志堂集》。他还与顾贞观合选了《今词初集》，与徐乾学一起编刻了宋元以来诸儒说经之书为《通志堂经解》。
蒲松龄落魄写《聊斋》
康熙年间，在山东省淄川县（在今淄博市）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塾师先生叫蒲松龄。他常常带着茶水和旱烟来到村口的路旁坐下来，免费招待过往的行人。那些过往行人大多是小贩、脚夫和游荡四方的文人。他们歇下来喝茶时，聊的话题可多了。
坐在一旁的蒲松龄笑容可掬地看着大家。当有人过去道谢的时候，他就请求那人把家乡和旅途听到的故事和见到的新鲜事讲给他听。那些行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讲出来的故事当然很新奇。蒲松龄把事先准备好的笔墨纸砚拿出来，一边听，一边记。这样，日积月累，他搜集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后来，蒲松龄积累的好故事越来越多，他把搜集到的故事作了加工，写成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就是著名的《聊斋志异》。《促织》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故事是这样叙述的：
古时候，有个皇帝爱斗促织，命令老百姓捉促织进贡。有个叫成名的老实人运气不好，怎么也捉不到一只促织。官府常常因此责打他，打得他屁股上老伤口流脓，新伤口流血，疼痛难忍。成名又急又怕，就去哀求一个巫婆。巫婆教给他一个办法。他一试，果然捉到一只又强又壮的促织。他一家子都高兴得不得了。没想到他九岁的儿子一时失手，弄死了促织。可怜的孩子害怕父母责罚，就跳到井里淹死了。成名夫妇发现促织死了，气汹汹地找儿子。等他们知道儿子也死了的时候，真难过极了，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每天面对面地呆坐着，也不生火做饭。说来也怪，成名的小儿子死后，变成一只促织，跳到成名袖子上。第二天，成名把促织献给知县，知县献给巡抚，巡抚又献给了皇帝。这只促织很凶猛，天下所贡的促织没有一只能斗得过它。它还能随着琴声跳舞。皇帝很满意，提升巡抚和知县做了大官。
人们听了这个故事，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个老人说：“我小时就听说过，明朝有个皇上爱斗促织，全国贡上去的多着呢！”一个穷书生感慨地说：“为富不仁啊！”
《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也表现出了作者的态度。其中有的是质问当权者，有的是揭露科举制度，有的把狐狸鬼怪描写成善良美丽的少女，歌颂了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还有的赞扬了普通人民的反抗精神……
蒲松龄能写出这样内容深刻的小说，是和他一生中的坎坷遭遇分不开的。明朝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蒲松龄出生在山东淄川县蒲家庄。兄弟四人，都从小读书，蒲松龄是兄弟中成绩最好的。他顺利地通过县、州、府的考试，每次都是第一名。十九岁就考中秀才，人们都以为他前程远大。可是这以后，蒲松龄到省里考试就怎么也考不中了。后来，父亲死了，兄弟四人也分了家。蒲松龄只分到一间破房子。房子四壁透风，周围长满了蒿草。他没有钱请人维修房子，只好借来一块木板遮挡起来。
为了家庭的生活，他只好到大户人家去做塾师了。
康熙十二年至十四年（1673-1675年）蒲松龄在本邑半泉乡王家坐馆，任塾师。王家是淄川名门大族。在王氏兄弟中，王观正与蒲松龄最相投，又同是科举失意者，所以两人交情甚厚。蒲松龄家母病逝，无以营葬，王观正慷慨解囊相助。
从王家撤馆后，蒲松龄又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做了西宾，唐梦赉很嚣重他。最令蒲松龄感动不已的是唐梦赉对他写鬼狐神怪，创作《聊斋志异》大加夸奖，并在几年后，为《聊斋志异》写了序言。
康熙十八年（1679年），蒲松龄又到了淄川西鄙西铺村的毕家坐馆。毕家也是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请蒲松龄来家教几个孙子读书，也把他当作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应酬的替身。蒲松龄才华出众，措词得体，文笔优美，谈吐风雅，给毕家增色不少。毕际有也比较开明，蒲松龄来到毕家后，仍然利用授业之余与狐鬼小说，毕际有对此不但不反感，反而也兴致勃勃，还为他提供了不少创作素材，蒲松龄很感动。
在当时，读经、研经，准备科考才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经事，而写鬼狐小说常被世人视为邪道。即使是自己敬重的孙蕙也曾写信劝他集中精力治举业，不要再把精力放在写狐鬼小说上。
蒲松龄还算幸运，作馆的几家，基本上都不歧视小说家，不加干涉，所以他才得以执着写作。毕际有更令他所敬，二人时常谈诗论文说聊斋。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春，当时非常有名望的大诗人王士祯来到毕家，毕王两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蒲松龄有机会作陪，能这么幸运地见到王士祯，蒲松龄非常高兴，二人谈诗论文，很投机。王士祯看过蒲松龄的部分《聊斋志异》手稿，诚心诚意地称誉了一番，这使他非常激动。能得到有名望的大诗人的公开表扬称赞，也算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辛苦创作即将得到社会承认。他一生与王士祯仅见了这一次面，但却结成了文友，有书刻成，互相寄赠。王士祯后来读完《聊斋志异》，还作了评点，写了一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
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栅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此后，蒲松龄信心倍增，更加努力地创作，他的名声连同他的《聊斋志异》在没有最后完成的时候，就已远扬，广为社会所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