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当局确定不会比段祺瑞政府更好一些。同样以武力和强权炫示自己的存在，他们都是一丘之貉。4月下旬，《京报》被封，主笔邵飘萍遇害。北京卫戍司令颁布了所谓“维持市面”的条例，声称“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思想和信仰成为犯罪，因此不论政治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都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他们有的离京避难，有的则住进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以求异族的特权的保护。
的确，这是可悲的。正如鲁迅向韦素园他们说的，这个社会不是枝枝节节可以改好的，非有彻底的巨大的改革，便没有出路。
但是距离根本改造的日子实在太遥远了，他自觉是看不到的，况且，一个多月的避难生活已经把他弄得太疲惫了，即使不陷于颓唐，也当有所停顿或休息。然而他不，仍然咬住他的论敌不肯罢休。如果没有一种永久性的仇恨，又从何见得爱的深沉呢？人世间，往往是这种异常的爱把一个人的面目搞模糊了，乃至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要把全副的生命投入斗争，甚至认为他生性是好斗的、嗜血的。这种历史的误会难道还少吗？对鲁迅个人来说，也常常有着不被理解的苦恼。
这个人就是这样：压迫也罢，收买也罢，孤独和寂寞也罢，总之不会放弃目标。刚刚结束避难生活，他又在“绿林书屋”写开了他的复仇的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三》、《新的蔷薇》、《再来一次》、《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还有，在避难中曾经构思过的回忆童年的文字也都陆续写成了，如《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
在那般嘈杂的环境中，对他这样不谙弈棋又不善闲聊的人物，静静回忆往事是最相宜的了。但是没法子，章、陈之流总要不时地进入他的梦境中去。结果，在“旧事重提”的总题底下写将出来，便成了目下的样子：笔调清丽，悠徐有致，偶于不意之中，机锋毕露。《二十四孝图》开始的一段“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明显是针对章士钊们来的，接着从容地叙说儿时读画书的情景，但突然又插入了别的说话：“这所报的也并非‘睚眦之怨’。因为那地方是鬼神为君，‘公理’作宰，请酒下跪，全都无功，简直是无法可想。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无常》本写鬼魂，竟也夹入陈源所谓的“模范县”、“绍兴师爷”、“放冷箭”之类的话，还夹入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于是将在手的投枪趁势一掷，写道：“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考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马上日记》与《马上支日记》也都这样，并不粘着于某一事体上面，态度也不见前段的论战文字那般峻急，如窥神龙，见首而不见尾，实在达到散文艺术的化境。
以胡适的绅士意识，对鲁迅这种不忘旧恶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5月间，他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同时写了一封信。信里说：豫才、启明、通伯三位先生：
…………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感情；由这笔锋上的感情，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我十月到上海时，一班少年朋友常来问我你们争的是什么；我那时还能约略解释一点。越到了后来，你们的论战离题越远，不但南方的读者不懂得你们说的什么话，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们若设身处地，为几千里外或三五年后的读者着想，为国内崇敬你们的无数青年着想，他们对于这种无头官司有何意义？有何兴趣？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咧！……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的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所以我不能忘记《热风》里那一段文章：
“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其实，鲁迅与陈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根本不可调和的。即如胡适，在鲁迅的心目中，也都被划归到陈源一面去了。
分化是客观事实。胡适总想调和一下，鲁迅则不然，他能够正视引起分化的最深刻的原因。由于他一直期待着新分子的出现，所以，并不顾惜旧物的衰亡，虽然有时不免为此牵动过感情的丝缕。在当年《新青年》的同仁中间，胡适还不是高一涵那类货真价实的现代评论派，但是，因为方向的不同，他们的距离毕竟是越来越远了。
很早以前，胡适便醉心于“好人政府”，希望托庇于政府实现他的政治理想。1925年，他以“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的身份，被段祺瑞聘为善后会议委员，出席了旨在抵制拟议中的国民会议的会议。这一年，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位委员之一，他又同中国政府官员一起到欧洲去，就庚款问题与英国方面斡旋。他是一直以获得官方的恩宠为幸的。按照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的说法，胡适当是“官魂”的代表，鲁迅是“民魂”的代表。如果人的精神可以以动物为喻，鲁迅当是老虎，生活在“绿林”和“莽原”之中，充满着不驯的野气；而胡适，则是鲁迅所说的那种“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的山羊。
胡适标榜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过激的、暴烈的行动，自然也包括学生运动。他主张学生应当把“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变为“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要“跟着大家去呐喊”。在学生火烧晨报馆的事件发生以后，陈独秀问他：“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他写信回答说：“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样不容忍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这同鲁迅的不读古书，不读死书，不要鸟导师，勇敢向前闯的主张，的确是大相径庭的。关于“三一八”运动，胡适便以为是学生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结果，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心里是极端反对的。诚然，鲁迅不赞成和平请愿，但当惨案一经发生，他便立刻高度赞扬了青年学生的斗争精神。
看罢来信，鲁迅自然不加理睬。一个多月以后，他在《马上支日记》里，有意把“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同“陈源教授的《闲话》”拨弄到一起，大约可以算作是一种答复吧？
6月，鲁迅的第二本杂文集《华盖集》由北新书局出版。
这是1925年所作杂感的结集，记录着他参加女师大斗争的见闻和思想；此后一年间的文字，因为仍然激荡着一脉余波，便由他定为本集的续作，叫《华盖集续编》。
总之，在他看来，这两年的运气都不好，如俗人之顶“华盖”，净触霉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他在《华盖集》的题记中写道：“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鲁迅从此终止了小说创作，有人或遗憾其不作，或讥诮其不能，其实都是可笑的。他在这里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喜欢这样，而且，惟有他能这样。
他无须遮盖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他不惧惮这些，甚至喜爱它们，因为这是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他知道，其中的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但是却确信：凡有觉得自己也同他一样在风沙中辗转而生活着的，必当理解其中的意思。
郁达夫就很能理解他，所以特别重视他的这两个集子，说：“这一时候的他的杂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这个评价，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此时，周作人也有不少同陈源论战，而与鲁迅相照应的文字。即使在提出“费厄泼赖”的口号以后，也还继续写出像《大虫不死》那样意气旺盛的文章，指出作为“中国恶劣旧势力的代表”未尝死，“多数的无名之老虎”不会倒，因而主张穷追猛打之。他一直在“流氓”和“绅士”之间摇摆着。虽然，他承认自己具有难以移易的“浙东人的气质”，也即报仇雪耻的意气，但又“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颇有悔祸之心，因此才有这般的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
他编《谈虎集》时，特意删除了《恕陈源》等许多论战的文章，在《后记》里，又自画招供道：“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难免有落伍之虑，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大约像我这样的本来也只有十八世纪人才略有相像。”显然，他是甘于落伍的。
散文之美，并不全在知识的博杂与技巧的圆熟。在文章里，即使有一个新颖的思想，如果未经人格的透视，它也不过是遗落在纸片上的苍白的观念而已，因此，要评价文章，是必须把人格审美计算在内的。以此通观周氏兄弟的文字，也当不难分别轩轾了。
在鲁迅的记忆中，虽然流驶的时光未曾荡尽旧迹，将鲜血洗成绯红，而“三一八”的大波毕竟已成过去。北京恢复了原来的黑暗而凝滞的状态，即使章士钊、陈源之类时有跳踉，也无须乎专门对付，因为本质的东西早经剥离，偶一刺之便够了。
社会斗争的潮汐，规定了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的阶段性。《朝花夕拾》系列散文的写作，预示着作者的重大的战略转移。作为一个战士，他需要找寻新的目标、新的战友、新的战斗。
在个人生活方面，也将出现一次根本的转变。瓜熟蒂落，是收获爱情的时候了，可北京没有一处可以堆放果实的地方。在鲁迅避难期间，为了避免啧啧人言，许广平没有能够更多一次地看望他。最亲密的人，在一个非常时期里反而变得疏远了。然而，情势的发展使得他再也不能规避。许广平快毕业了。她必须到大社会去寻得一份工作。在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还不能结合到一起，那么时间将让他们饱受各种精神的苦刑。结合，这个兴奋得叫人颤栗的时刻虽然不是马上可以降临，但是，他们早已不只一次地共同呼唤过眺望过了！
3月6日日记：“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又见头发，又见头发。但这头发已不再包含“头发的故事”里的意义，柔软、芳香、温渥，盈把的一握便把一道新的关系式完成了。
总之，无论思想和情绪都不可能安稳，他必须寻找出路。
6月的一天，突然收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信，他高兴极了。原来，那是为他平素所喜欢的学生李秉中写的。兴奋之余，也就在复信中把自己的动向透露给他了：多谢你的梦。新房子尚不十分旧，但至今未加修葺，却是真的。我大约总该老了一点，这是自然的定律，无法可想，只好“就这样罢”。直到现在，文章还是做，与其说“文章”，倒不如说是“骂”罢。但是我实在困倦极了，很想休息休息，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家眷不动，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
……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
…………
……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两年前，李秉中是鲁迅亲赠路费送他到革命的南方去的。他先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现在留学苏联。来信在鲁迅的脑际倏然划下一道闪亮的弧线，他的行动轨迹，使鲁迅对一个未来的世界变得无比神往……
南方——苏联，苏联——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