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愤怒”到来了！
5月是一个潮汛期。继五四运动以后，五卅运动再度掀起高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分头出发到公共租界散发传单，组织讲演，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共产党员顾正红，以及逮捕和拷打工人的暴行，反对工部局旨在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提案，帝国主义巡捕于是大肆逮捕学生，仅南京路老闸捕房即关押学生一百多人。下午3时，近万群众集合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学生，当场打死十一人，重伤十五人，被捕五十三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由于血的召唤，以工人为主体的上海人民奋起开展“三罢”斗争，全国风起云从。其中，省港大罢工坚持一年零三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运史上是空前的。
中国工人阶级把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向帝国主义发起进攻。在斗争中，它充分显示了先锋队伍的觉悟和力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随之空前提高。
南方军事政治形势由于东征的胜利而得到了巩固。7月，广州成立中华国民政府。一年以后，即以“统一中国，打倒军阀”为目标，开始声势浩大的北伐。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孙中山的早逝，给整个革命形势投下了一块阴影。“西山会议”派的出现，标志着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明显分化，反共倾向迅速抬头。这时，随着工农运动和军事力量的开展，争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变得尖锐起来了。
对鲁迅来说，1925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年头。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各种事件，但是于他都仿佛无所动心了。时间如一道黑色的河流围绕着他，暗暗流逝，却茫然无觉。没有什么可以打破中国政治的恒态：专制，混乱，翻来覆去。然而，漩涡出现了，浪花出现了，光明出现了。由于新的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女师大事件的进一步社会化，加以一位富于政治热情的年轻女性的“煽动”，这个孤独的思想界的战士，重又以积极的姿态向政治靠拢。
这一年年底，他与张定璜主编《国民新报》副刊。这家报纸是北京国民党左派发行的机关报，以宣传国民救国，民族自决，打倒帝国主义，消灭黑暗势力为宗旨，与上海的《国民日报》等报一样，政治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这些报纸译载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从战争到和平》等著作，发表过一批共产党人的作品，对他的政治态度是具有相当影响的。
但是，他毕竟不是政治家，与留学东京时加入浙学会和绍兴光复时组织武装演说队不同，这时候，政治意识不是外化为颠覆性行动，而是紧密地同思想批判结合起来，从而带上前所未有的明确性和深刻性。一个人同政治的结合，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个体存在的方式，即使他一向在群集里呆不久，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也不能不寻找集体的力量。只是这种集体，也必须同时保存个人的思想独立和行动自由。
许广平曾经告诉鲁迅，有同学劝她加入某个一百多人的团体，但因为不了解这个团体的性质而颇为犹豫。她说：“他们不知是否有一种党的范围，而我则极怕党的束缚，基督的一部分是好的，我不妨都采取它，但不能因为遵守甲就舍弃乙，这是合作主义而非入党主义，这种态度我以为有斟酌余地，所以《北京青年》的团体，我不敢立刻决定加入与否了。”她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的答复是：“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虽然在事实上，许广平不久以后便加入了国民党，而鲁迅仍然向她发出不要因为深入政治而流于政客一类的警告。
对于长期的封建制度所形成的权力控制，鲁迅一直保持着一种戒备心理，无论它是以个人独裁或是以“众治”、“公决”的形式出现。集体所以成为必要的实体，决不致以牺牲个人的“内部之生活”为前提，恰恰相反，它为“人类之尊严”与“个性之价值”提供了保障。鲁迅加入女师大进步师生的战斗集体，并不等于他可以因“一致性”的要求而完全放弃个人的意见；而且实际上，他对付的也主要是“软刀子”一路。在一个结构并不严密的组织里，他一直争取和坚持着独立作战的权利。
在5月30日这个流血的日子里，也就是在鲁迅等人的《宣言》发表之后的第三天，陈西滢在《现代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作《粉刷毛厕》的“闲话”。他借所谓听来的“流言”，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于是认为，这些“挑剔风潮”的人“未免偏袒一方”，“不大公允”。
“闲话”不“闲”，显然是影射鲁迅们的。
前不久，鲁迅本人还曾向朋友说过：“中国本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对于流言之类，早在衍太太的时代开始，就已经领教不少了，还有什么可顾忌的？不过，他也还没有旷达到可以笑骂由人，等闲视之的地步。在读完“闲话”的当天，他动手写下反击的文章：《并非闲话》。
一开头，他就声明说：“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他揭露陈西滢一流“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什么“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创造的”。流言的创造，其力量可以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陈西滢把学校比做“臭毛厕”而疾呼教育当局打扫之，其实，这种地方是可以打扫干净的吗？……
他准备将文章寄《京副》，只是担心会危及孙伏园的饭碗，因为戳破了体面人物的脸皮，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不过，他确实很亢奋。虽然知道此举将使自己卷入另一场纷争，而且现在才不过拉开了序幕，但是于斗争本身他没有犹豫，认真说起来还潜隐着一种渴望呢。他是好斗的。上流人物太可恶了。
他当即把写文章的事情通知了许广平。表示既经骂起，就要骂下去。他说：“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方发表，我还是放不下，或者《莽原》要独立，也未可知。独立就独立，完结就完结，都无不可。总而言之，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东滢西滢，都不相干也。”
结尾，谈起《莽原》有些穿棉花鞋的毛病，便请许广平写点泼辣文章，说：“你这一匹‘害群之马’多来发一点议论吧。”
原来许广平也写了一篇《六个学生该死》，在接到鲁迅的来信以后，随即告诉了他。由于鲁迅在信中描述自己的“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思想相消长的状况时说：“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因此引起她特别的注意。回信时，她几乎以全部的篇幅，试图解决鲁迅表白的“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黑暗思想。同样是“消磨生命”，何不废物利用，而偏纵酒不可呢？她认为，是应当以积极的反抗态度看待人生的。
这时，两把钢刀忽然又在眼前晃动起来，一刹那间，鲜血如注……
听鲁迅的同乡说：他房里有两把刀，一把就放在床褥下面。他很孝顺他的母亲，如果母亲不在，他可能会自杀的。事实上，她也曾同孙伏园等七八个人在他家里看见过匕首的。看他那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听他那看透一切黑暗惟以“希望”安慰后生的议论，总一次次诱发她想起他那同乡所说的话来。她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心里不免惶恐，于是写道：“不必过于欢迎‘阎王’吧！闭了眼睛什么好的把戏也看不见了！幔幕垂下来了！要‘捣乱’，还是设法多住些时，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杀敌是妙的，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
钢刀问题同劝戒烟酒一样，那用心，鲁迅不会不知道。“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多住些时，亦无不可的。”他写信给许广平，表示接受她的劝戒。
临末具名，第一次缩写为一个字：迅，流露了感激的深情。
见信以后，许广平进一步说：“‘劝喝’酒的人是时时刻刻都有的，下酒物亦随处皆是的；只求在我，外缘可以置之不闻不问吗？”
在信中，她还向鲁迅报告了学生游行，以及“黑幕中人”陆续星散两个方面的情况。当她把动荡的政局和学校联系起来时，深感心长力弱，应付无方。她告诉鲁迅说，如此的苦闷，暴躁，“长此以往，将成狂人矣！”
接连收到许广平的两封信后，鲁迅温婉地劝解道：性急是不好的，既难于耐久，又容易碰钉子，到头来是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中国的青年，应当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不然，就是白用了许多牺牲，也不过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而已。
凭经验，他发现孙伏园的态度有所改变，似乎大有联络陈西滢的样子。譬如在《京副》上，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怎么可以这般并论呢？难道伏园真的连各自的色彩也看不清楚吗？他甚至怀疑，以前登载的几篇反对杨荫榆的文稿，都是出于不得已的缘故。人是多么的容易变化呵！出卖《语丝》而拉拢《现代》，他料想不久又将失去一位相随多年的青年朋友了，心里不免暗暗感到悲哀。
当他把关于伏园的情况告诉“小鬼”的时候，却把这种悲哀而又试图解脱的心情称作“无聊”。人到无聊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无药可救，大约与“小鬼”之称“苦闷”相去不远的吧？不过他觉得自己尚有一点可取之处，就是不甘“无聊”，还有挣扎的勇气和力量。
他这样写道：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现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而已。我的时常无聊，就是为此，但我还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命运未必会胜于过去。几十年来，在通信中，他好像很少这般剖析过自己。
1925年以后，《现代评论》明显地向右转，这群受过英美文化熏陶的“特殊知识阶级”，曾经是“纯艺术”或“纯学术”的殿堂里的看守者，但是，当地位、荣誉、津贴的诱饵一旦抛落，便纷纷从中走出，先后投入到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怀抱里去了。
个人的人格行为是离不开所在社会的文化模式的，作为西方文化特征之一的个人主义，在以权力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很难找到生存的土壤。那些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标榜的知识者，在权力面前，往往不是趋附，便是逃避，少有真正的独立和反抗。难得的是，能够秉承一种叛逆的性格而坚持到底，即使面临着失败和死亡。
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文化代表如《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鲁迅充分表现了一个战斗者的勇猛和坚韧。作为思想者，除了直接而紧张的论战之外，他的目光又不能不越过具体的障碍物，而落到如何改造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这个更重大更普泛的问题上面。
“五卅”以后，叭儿自不必说，进步的舆论界也多是一派谴责帝国主义，为自己一方辩诬的声音。鲁迅一方面肯定罢工游行、演讲宣传的进步意义，但是又反对不以实力为本的“民气”论，反对极小部分的自杀和极暂时中的死亡；他一方面表明了作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立场，但是又反对隐匿自己的黑暗面，所以起而揭发对同类太操切，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的“同胞”，本国的有权势者，袖手旁观者，灰冷的民众，并宣告中国的精神文明“一无所有”。他一方面抨击帝国主义，但是又主张“将华夏传统的所有的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只有这样，“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此外，对于“到民间去”这个时髦的口号，他也表示了质疑的态度。他认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民间怎样？青年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又是怎样？如果离开“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的实际考察，且又缺乏相应的组织措施，这样的口号结果只能流于“撒诳”。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等，很早以前也都有过类似的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到农村去”的号召。鲁迅的批评是尖锐的，深刻的，富有远见的。对于在斗争中受难的上海同胞，他曾先后有过几回捐款，但是比起他在精神方面的奉献，应该说，所有这些物质援助都微不足道。“五卅”时期，在中国的整个思想文化界，他的思想仍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在这个时期，他特别重视杂文创作，既不同于《热风》中的冷隽风味，也不同于《坟》中议论的汪洋，这个时期的杂文，以新闻性和论战性见长，风格是前所未有的明快，虽然有时也不免弯弯曲曲。他的小说，大抵是回忆的产物，通过系列完整的生活画面，透视中国社会的深层的心理结构；他以散文诗表现个人的情怀，如果说他的灵魂深处还有阴暗的部分，也都在这里显示无遗了。至于杂文，则集中地表达了他的富于创造性的思想，突出地呈现出他的复仇性格的锋棱，那抑郁和疑虑之外的“金刚怒目”的成分。
只要拿起杂文就再也放不下了。通过战斗的实践，他自己比谁都更清楚它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因而比谁都更为珍视它。即使被讥评为“杂感家”，仿佛一无所长，即使有论敌说这些杂感“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即使在他的杂感中，这一时期的结集《华盖集》及其续编销路独少，他始终不恼不悔。别人以为无聊算得了什么？只要自己以为“有聊”即可，反正也不想戴“作家”的头衔在文场中鬼混。
做“作家”才真的没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