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兴南湖的游舫上，一个新的政党诞生了。
共产主义不复是一个理念，一种传闻，一具幽灵，而是改造中国的现实化了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用西方工人阶级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自己的队伍，把人类解放的理想第一次写上高悬着铁锤镰刀的旗帜，在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在专制主义和神秘主义交混而成的传统文化的丛林里，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开始了伟大、艰难而曲折的进军历程。
在共产党的背后，工农运动如大潮涌来……
所有这些，对目前的鲁迅来说，仿佛都不生什么影响。他继续走他的孤独的道路。
像一个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那样，他在社会的无数病态现象面前睁大眼睛，探寻民族的痼疾。每当深入国民的灵魂，他的心，都止不住愤怒而痛苦的震颤……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要在《晨报附刊》增设一个称为“开心话”的专栏，每周一次。这样，出语幽默的鲁迅便成了首选的撰稿人。事情往往取决于一种偶然的机会。经孙伏园那么一说，一个被压抑了四千年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终于在他的心中活起来了……
爱与复仇/冰谷中人间鲁迅（上）“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没有自负的本钱而偏自负，在一个层层制驭的社会里，十足是奴性的自尊。辜鸿铭说中国人脏，就是脏得好，这算什么“国粹”呢？《新青年》登过一首诗，居然说“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以丑恶骄人，其实又何止乎国粹家如此！一种世代相传的弱者的哲学。写一个弱者，弱者的集合体，写他的精神胜利。他必须穷乏到一无所有，物质的穷乏与精神的穷乏。穷乏而必欲为强者往往产生卑劣，但因为穷乏，自然也还多少保留了一点天性的质朴与善良。阿桂出现了。土谷祠。牵砻与舂米。赌与偷。《龙虎斗》。阿桂。阿Q。除了光脑袋上的一根长辫子，好个阿Q，简直什么也不剩了……
又有一些熟悉的人物相率出现在记忆里：一个，两个……都把他们的事情算到阿Q份上去，对，都是阿Q……
灯下。鲁迅开始为小人物阿Q作传。
由于笔下的这个讽刺性形象与“开心话”一栏的要求相当吻合，因此，他几乎不用怎么费心思，立刻把握到了小说的总体风格。文章写得很顺手，亦庄亦谐，第一章序在一个晚上便写完了。
《阿Q正传》从发表的头一天起，以戏剧性的悬念，引起了广大读者普遍的关注和不安。
作者巴人是谁？
阿Q是谁？
人们纷纷猜测，悄悄议论，因为“开心话”触及了自己或熟人的隐私而变得颇不“开心”了。更有趣的是，在北大校园，居然有人认为文章是《晨报》主笔蒲伯英写来讽刺胡适的。“巴”是巴蜀，“巴人”，无疑是四川人了。而胡适，他有一个笔名叫“Q。V。”，阿Q正好使用了第一个字母，天下还有这么碰巧的事吗？何况序的末尾还特地提到“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
即使有了这番考据，人们仍然极力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询问作者的真姓名，因为这是同阿Q的原型大有关系的。这个没有姓氏，没有名字，甚至没有籍贯的流浪汉实在教人放心不下，谁敢担保哪一天他不会窜到自己的家里来呢？
于是，阿Q成了人们跟踪的对象。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但他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里，加以进了几回城，自然也就更自负了。他鄙薄城里人，如把未庄叫“长凳”的叫做“条凳”，油煎大头鱼外加葱丝者，都是荒谬可笑的。然而未庄人，在他的眼中更是不见世面的乡巴佬，居然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他自以为是一个完人，可惜头皮上有几处显眼的癞疮疤，于是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连“光”“亮”“灯”“烛”都讳了。一犯讳，阿Q不是骂，就是打，不过这得看对手是否口讷或气力如何；然而结果总是他吃亏的时候居多，只好改作怒目而视，或者反讥道：“你还不配……”仿佛头上的癞疮疤成了世上稀有的高贵与光荣。倘使被打，他就会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就获得了凯旋般的快乐。
一年春天，阿Q醉醺醺地在街上走，看见王胡在墙根捉虱子，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便并排坐下捉自己的虱子。可是，他捉的不但没有王胡的多，放在嘴里咬也不及王胡的响。他先是失望，继而气愤，便骂了王胡，不料被王胡扭住辫子拉到墙上去碰了几下响头！王胡长着一部难看的络腮胡子，向来是只配被他奚落的，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像今天一般的动手了，这大约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在无所适从之中，阿Q正好碰上平日最厌恶的“假洋鬼子”，不由得轻轻地骂了一声“秃儿”。这秃儿举起手杖——即阿Q之所谓哭丧棒——狠狠地揍了他，任他怎样辩解说是骂的旁人也无用。在他的记忆中，大约这要算是生平的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挨过打以后，他反而觉得轻松了些，而且“忘却”这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回到酒店时便又感到有些高兴了。
这时，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Q便将因屈辱而生的敌忾向她发泄。“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这样想着走近她的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她新剃的头皮。在酒店里的人开怀大笑的时候，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地扭尼姑的面颊，最后用力地一拧，才放了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和假洋鬼子，似乎对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全身也更加轻松，飘飘然地似乎要飞去了……
愚蠢，狡猾，卑怯，自大。作完“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作为国民弱点的集合体——阿Q性格大体上已经描画出来了。这是一部具有哲学意味的小说。作家的理性探讨，使它带上了非凡的概括性和深刻性。在小说连续发表到第四章的时候，沈雁冰就发表评论说是“一部杰作”。他说，“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品格。
不过，写至第四章的时候，鲁迅也就再也做不到像写前三章时的那么从容了。他不能不陷入悲愤交搏的状态。阿Q的去向，触及了他平生记忆中的最深隐的痛点。
人生的第一要义是生存。无论是“食”与“色”，对阿Q来说，都没有获得做人的最起码的条件。“精神胜利法”遭到现实的威胁是必然的。
阿Q想得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思想之余，他果然在赵太爷家惟一的女仆吴妈面前跪下，央求和她困觉。既然如此，秀才的痛打和地保的勒索也就成了势不可免的事情。阿Q除了用一顶毡帽来抵押地保的酒钱以外，还得答应“五条件”，其中每条都制订得十分苛刻。随着“恋爱悲剧”的发生，突出的是生计问题。即使阿Q“真能做”，却再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接着卖了棉袄，所余的破夹袄则是确定卖不出钱的了。他只好忍受寒冷和饥饿的熬煎，在出门求食的途中，居然至于偷吃静修庵里的老萝卜……
无论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看，阿Q都是一个赤贫。只要现实环境不加改变，他的一切努力仍将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更何况这些努力只限于鸡鸣狗盗一类的动物本能，即使由于偷窃变卖而在个人历史上有过一度短暂的“中兴”，也终究要滑到末路上去。
据说人类是高级动物，那么，其与一般动物的差异性在什么地方呢？缺乏自觉意识，甚至连维持生命的能力也不可能拥有，人类还成其为人类吗？不能说，用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解释人类社会是完全荒谬的。在这里，小说以最浅显的生物学原理，于揭示“精神胜利”这一传统民族心态的归宿的同时，展现中国国民身内身外的双重悲剧，显示了作家的思想力量和道义的光辉。
当人类生活濒临绝境，革命理应成为社会的需要。可是实际上，无论对于全社会或是阿Q个人，这种需要都好像缺乏一种内在的根据。所谓革命，不过是一次不意的邂逅，一种多余的装饰，一出闹剧，一场误会而已。
当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到村里以后，引起了村人很大的不安和恐怖。阿Q本来听说过革命党这句话，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所以对于革命一向是深恶痛绝的。只因为它居然使百里闻名的举人恐惧，使未庄的鸟男女们害怕，因此也就不能不使他快意而且神往了。
小说这样描写他对革命的畅想；“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一样的占有，专制和虐待，完全是“彼可取而代之”式的革命。阿Q不能不革命，但是又决不能成为革命者，这两者都根于同样的现实。以阿Q的卑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造反的举动，然而莫名其妙地终于做了革命的牺牲。
这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呢？在未庄，两家绅士的少爷赵秀才和假洋鬼子先前本不和睦的，在听到革命党进城的当天，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相约到静修庵里去革命。他们砸烂了那儿的刻有“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将老尼姑当作清政府，很给吃了一番苦头。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是没有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称呼有所改变，举人老爷也做了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惟一可怕的革命行动是剪辫子，影响所及，未庄里将辫子盘在顶上的也日渐增多了。城乡的阔势力勾结在一起。革命成了一种时尚。赵秀才托假洋鬼子介绍去进自由党，买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
革命反倒带来了反革命的进一步猖獗。作为革命的成就之一，就是处死阿Q！
事情发生在赵家遭抢之后。是一个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乘昏暗包围了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他们如临大敌，却毕竟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抓了出来。于是，“大团圆”的结局接踵而至。
鲁迅开始并没有料想到阿Q的“大团圆”，可是，生活的逻辑推动着他，使他无法在预定的地方停下来。他愈写到后来，心里愈加沉重，到了阿Q画押的时候简直有点写不下去了。然而，待变成文字发表出来，这个场景竟是那般的轻松，让读者如睹喜剧般的发笑：“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时至生死关头，仍旧是精神胜利。不过，留给阿Q这般自得或自惭的机会着实不多了。这个被指控为强盗的孱头，在没有任何辩白机会的情况下，被押往法场枪毙示众。当他坐着囚车穿过喝彩的人们，穿过随他而走的可怕的眼睛，穿过又凶又怯的闪闪的鬼火群，我们又重会了鲁迅许多小说中的看客。直到死前的一刻，阿Q，方才意识到了自身生命的危险，感觉到灵魂被连成一气的眼睛所咬啮的痛楚，一个原始的欲望陡然升起——
“救命！”
然而阿Q终于来不及说出这句最简单的遗嘱。他并不清醒，并不如呼喊“救救孩子”的狂人；从肉到灵，他都无法最后拯救自己。他死得这样惨，死在有声的喝彩和无声的叫喊之中……
小说的结尾尤其沉痛：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由于作家悲愤的深广，读者无论取何种角度，都不可能对《阿Q正传》作全景式的鸟瞰。天才的作品是没有公式的。任何单一的创作原则，都不可能描画出如许众多的或显或隐的线索和场景；任何单一的美学风格，都不可能囊括它那无比丰富的语调、色彩和内涵。我们只知道他在一个二万多字的篇幅里写下了那么多：民族和阶级，历史时代和未来，乡村和都市，官僚绅士和百姓顺民，阿Q和阿Q似的革命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真实的和荒诞的一切……在这个文字世界里，每个中国读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经验过的东西，似曾相识的东西，无法回避的东西，却又绝对无法一一道出其中的底蕴。在我们可以测知的作者的一面，只知道他真诚，沉重，焦苦，试图为自己的同胞，也即为自己，从绝望的包围中极力找出一条生路来……
作者巴人是谁？
阿Q是谁？
许多人栗然危惧，特别是那些小政客和小官僚们，总以为是在讽刺他。鲁迅在教育部里上班时，就亲自听到类似的议论。几年以后，人们仍在疑神疑鬼，致使高一涵出面解释嫌疑，这使鲁迅感到悲哀。
小说发表以后，改编、插图、翻译，都逐渐地多了起来。阿Q的画像，大抵蒙着流氓的凶相，有点古里古怪，那条拖在脑后的改装的辫子，就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要知道，那是一条从几百年血泪历史中拖过来的辫子。至于改编移植，也都很有不够准确的地方。这使鲁迅感到悲哀。
此外，他还收到不少批评家的善意的褒扬和恶意的谴责，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致使自己也要疑心心里真的藏着可怕的冰块。这不能不使鲁迅感到悲哀。
人们尽可能地设法从阿Q那儿逃开，以不认识阿Q为幸，那么阿Q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