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购置的八道湾住宅，在鲁迅个人是相当满意的。这里房间多，而且空地大，用许寿裳的话来说，“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适宜于孩子们的游玩，却也正是鲁迅的本意，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孩子。
眷属随迁，不见得就能改变他恒常的生活状态。宅院分为三进，他在外客房南屋辟一处独居，让夫人朱安同母亲分别住在中间北屋相邻的房间里。平日，他们夫妇俩很少说话，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相互间怎么称呼。鲁迅常常到北屋来看望他母亲，只是不进朱安的卧室，显然执意抗拒着她的存在。后院倒也常去，因为作人和建人住在那儿。
对于朱安，他曾经说过：“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起来。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从鲁迅结婚的头一天起，鲁瑞就已经感应到了儿子的痛苦，但总希望他能够慢慢地有所适应。想不到过了十几年，他们不但不相谐合，反而越来越疏远。她问过鲁迅，朱安有什么不好？他只是摇头，随后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我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自然谈不下去了。谈话没有趣味，不如不谈……”到了北京以后，这种局面丝毫不见好转，鲁瑞深知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人生最痛苦的折磨。人总要过人的生活，如果折磨仅仅来自外部社会，还可以通过家庭内部获得一种弥补，一种柔情的濡润；倘使没有了润滑剂，在社会的摩擦和撞击之下，只好成倍成倍地毁损自己，那结果是更为悲惨的。
古人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鲁迅恰恰把对人的感情移到草木上来了。在自己住宅的窗前，他亲手栽植了一棵青杨，两株丁香。杨树萧萧多悲声，丁香花白而忧郁，幽幽地，就像为他自己开放似的。
他喜爱丁香。
由于他失去了那份最重要的人伦之乐，在宅院里，多几分热闹便多几分寂寞也说不定的。好在他已经习惯了孤独的生活，即使苦闷不时地如潮涌来，他也仍然能够抵抗，能够继续着他的精神事业。
入秋，在译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文之后，他简直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以罕见的速度，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虽然，留日时接触过《共产党宣言》，近期的《晨报》和《新青年》也都有着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方面的宣传，但他都不大以为意。6月间，接到陈望道寄赠的《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翻阅一过，觉得在大家都在空喊“过激主义来了”的时候，能够切实地做点“主义”的介绍工作是可称道的。不过，他仍然以为中国自有特殊的国情，对在东方的僵尸政治和蒙昧社会里移植这样的主义，究竟缺乏确信。所以，他更加倾向于少数先觉者的破坏抗战。从战略的方面看，他重视群体；从策略的方面看，他重视个人。群体意识与个人意识的矛盾，构成了他的长时期精神困扰的症结之一。对于从奉旨清理的德文书中挑拣出来的这部小说，虽然不满于主人公后来的思想，而其中向社会复仇的暴风雨般的语言，此刻，却引起了他的深深的共鸣。
绥惠略夫是一个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的革命者。他在被押解的途中乘机逃脱，在彼得堡藏匿起来。死亡包围和追蹑着他，这种痛苦，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即便与所谓“不幸者们”也不相通。他们反过来帮助警察来追捕他，而且欣幸于他的死亡。绥惠略夫逃向一家大剧院，在无路可走的境地里，终于像对幸福者一样对不幸者们施行报复，向剧场中的观众开枪！
在绥惠略夫的头盖里，发出这样的声音：你是尽了你天职的全力爱着人类，你不能忍受那恶，不正，苦痛的大众，于是你的明亮的感情，对于最后的胜利，对于你所供献的各个可怕的牺牲的真理，都有确信的感情，昏暗而且生病了……你憎，就因为你心里有太多的爱！而且你的憎恶，便只是你的最高的牺牲！……因为再没有更高的爱，可以比得有一个人将他自己的灵魂……并非生命，却将灵魂给他的切近的人了！这不正是作者，同时也是译者的对于改革者的挽歌和对于病态社会的咒语吗？
《工人绥惠略夫》是“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但同时是“一部‘愤派’的书”。它通篇指示着改革者的命运，又确乎显出尼采式的色彩。鲁迅认为，在中国，像绥惠略夫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当然也并不希望其有，但那向不可救药的社会宣战的精神是令人神往的。他觉得，在民国以前和以后，都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绥惠略夫相仿佛；甚至现在，乃至几十年后的将来，也都同样有许多改革者要遭遇到绥惠略夫的命运。
反抗社会并不等于仇视人类。在《工人绥惠略夫》里，由于亚拉藉夫的泛爱主义思想被彻底否定，绥惠略夫的报复手段也就得到了相应的认同。这是鲁迅所以为可怕者。对于作者的代表作《赛宁》，他虽然为沙赛作为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及其认识价值作了辩护，但对沙赛的“无治的个人主义”却是持明显的批判态度的。在鲁迅本人，既没有一个单纯的人道主义者的悲天悯人的说教，也不可能有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暴戾乖张的行状。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同时为他所具有，像正负电荷一样不可或缺地结合在一块，只是彼此起伏消长，时时不同。如《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便是个性主义对人道主义在鲁迅身上的局部战胜。
对于颇受尼采影响的阿尔志跋绥夫，鲁迅简直怀有一种偏爱，紧接着，又译了这位俄国流亡作家的一个短篇《幸福》，并作附记，再次为他作了辩护。
在苏联，阿尔志跋绥夫被看做是一个反动的、颓废的作家。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如高尔基、沃罗夫斯基等，都有关于批判他的非常严厉的文字。鲁迅则认为，阿尔志跋绥夫虽然没有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伟大，然而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是写真实的，他的作品“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他曾把被批判的《赛宁》比做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鲁迅以为是不错的，于是反批评道：“攻难者这一流人，满口是玄想和神秘。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现实尚且茫然，还说什么玄想和神秘呢？”
对于生活，要求作家如实写出不是容易做到的，所以鲁迅特别指出：“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
人们往往把人从社会中分割出去，而对个人有更多的责难。理解人不容易，要理解一个敏感的、病态的天才人物就更困难了。关于这一点，鲁迅是有着深切而痛苦的感受的。
一连几年内，绥惠略夫的形象影子一样笼罩着鲁迅的创作。最突出的，要算差不多同时写作的《头发的故事》，无论是主题或格调，都酷似阿尔志跋绥夫。其中的N先生，冷若严霜，忧心如煮，简直就是中国的绥惠略夫，只差没有提上一杆枪而已。
说来平淡得很，这篇小说是由一个女学生的一绺头发引发出来的。
许羡苏是周建人在绍兴女师任教时的学生，秋季到北京投考，因为高师附近的公寓不收未入学的女生，在八道湾里寄住。不久，周建人去上海任职，鲁迅便无形中成了她的监护人。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后来鲁迅离京南下，她仍借住鲁迅的寓所，常常替鲁瑞管理家务和代笔写信。他们之间的通信，维持了许久一段时期。
当她刚刚考取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时候，校方下令短发的学生必须立即把头发养长；恰好她是剪了头发的，然而同另外的三个短发的同学一律拒不从命。为此，学校当局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剪发。校长自己的头顶几乎秃到精光，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实在滑稽得可以。没法子，接连疏通了几回都不奏效，保证人周作人一气之下把聘书退了，鲁迅激愤之余，也便有了关于头发的故事的产生。
一个月前，曾经做过一篇《风波》，其实说的还是头发。一根辫子搅起一场风波，那结果，竟平静得如同死水。九斤老太说“一代不如一代”，而六斤的双丫角还是照样长成了大辫子，装上小脚，在土场上一瘸一拐地往来……
历史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多少故人，为了改革中国社会，或者饮弹而死，或者监禁受刑，甚至身首异地，踪影全无！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连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一场革命，轰轰烈烈，难道只是为了换得一块被叫做国旗的斑驳陆离的洋布？……
又是头发。又是头发。如今，剪发不但为军政官商所反对，连身为校长教员的太太小姐们也反对起来了。头发，已不复是改朝换代的标志，却也成了维系旧礼教的东西。又是头发。又是头发。这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使古今多少人吃毫无价值的苦呵！……
恰好再过几天就是双十节了，然而，人们也都还记得起来吗？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揭去一张日历，N先生的牢骚立刻爆发出来了——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活，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除去细枝末节，N先生和配角“我”都可以看做是作者的两面；他们通过互补，合起来强化议论和抒情效果，从中造出些矛盾和隔膜来。冷嘲热骂，欲纵还敛，使读者在宣泄的畅快中又不能不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双十节增刊同时刊载了四篇作品，依次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鲁迅的《头发的故事》，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沈雁冰译的爱尔兰的独幕剧。
也许，因为《头发的故事》没有情节，通篇都是人物的独白，这种诗一样的直抒式语言，赢得了郭沫若的好感。对于自以为好的创作反而屈居在译文后面的编排次序，他颇为不平，于是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里，径给《学灯》的编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
这封信很快在《民铎》杂志发表了。
不料，郭沫若关于创作与翻译的这种态度，使鲁迅非常反感。他历来看重翻译，以为无异于偷运军火，其作用并不下于创作的。既然他认定了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当然不会对此保持缄默。从此出发，未久，人们也就果然看到了他们之间的相向的锋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