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学术史与秦的政治史一样，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有鲜明的特点，而且对秦以后的学术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秦的政治史打开了中国历史长剧中君主政治的序幕。秦的学术史便也开始了君主政治下的学术，并且影响着秦以后的中国学术史。
说起秦的历史，有一个观点我想复述一下。这便是孙德谦教授在为王遽常教授所著《秦史》写的《孙序》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王遽常先生的父亲说的：“秦结三代之局，其史乃自古无专著。汝能为之，明二千年建制所由，补十七史断代之阙，亦盛业也”。
（一）秦学术史的地位
“秦结三代之局”。这句话说得相当准确和深刻。中国古代社会结束了氏族社会以后，进入了贵族政治时期，这便是夏商周三代。孔子叹息的君不君臣不臣的春秋至战国是贵族政治的没落和君主政治的孕育时期。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中记录了公子吕的话：“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春秋公羊传》于隐公元年述“王正月”时也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君权不能与他人并列，也就是不能有第二个君。以后则演变为“国无二主，天无二日”。后来齐桓公也说过“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君权被充分重视起来。君权重要，于是君的命令也便成了铁律，即“君命无二”。以后的学者们则将君权绝对化。这是从慎到、申不害到商鞅、韩非讲法势术时的基本论点。其他学者也充分强调了君权。为了使之更有说服力和威慑力，君权神授的说法也形成了。谁能否定神呢？谁又敢否定神呢？这便是君主政治的学术表达。到了秦始皇帝统一后，贵族政治结束，君主政治进入了实施阶段。这便是秦结三代之局在政治上的表现。接着，秦统一法律，统一货币，统一军事领导，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全面地了结了三代的做法，甚至包括整饬风俗在内。所以，现在看来，秦结三代之局，不仅是“二千年建制”，而且是全面地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社会风俗习惯上，都结了三代之局。
学术属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范畴之中，也在结的范畴之内。这是学术整合的过程。最早做这项工作的是吕不韦先生。他要为新王朝即呼之欲出的统一后的王朝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及人们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制定一个框架，编了《吕氏春秋》。他的做法是宽松的。他虽然以道德为标的，以儒学为旨归，但是包容了百家学说。这也就是说，秦学术从秦国到吕不韦时期，是继承了前代（包括三代，主要是诸子）学术的传统而形成的。这个做法也是秦人发展过程中的传统。儒墨道法在秦国都曾得到栖息、流传和发展。穆公以前的儒，孝公以后的法，惠文时期的墨，以及道家，均是如此。即使孝公用法家，排斥儒家，但是也并未斩断儒家西来的路径。荀子到过咸阳，始皇帝时的七十博士多数还是儒者。所以说，秦的学术正如它的历史一样，是对先秦学术的继承。而以《吕氏春秋》为集大成之作。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三十五年所发生的焚书与坑儒事件，是秦学术史上的一次非常事件，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这次事件的特点是将政治斗争与学术思想混淆起来，以政治斗争的残酷、暴烈、野蛮、愚昧的办法来对付学术论争和学者个人。它创了以言论罪、思想罪罪人的恶劣先例。当然，较他早的还有周厉王胡（公元前9世纪中期）的监谤和秦孝公时商鞅的燔诗书，但似乎不及始皇帝的影响大。厉王监谤不久便下台了，商鞅时期秦仍是六国之一，势力尚未过黄河，影响都不大。始皇帝的焚坑事业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李斯以学术问题借始皇帝之威而进行的一次政治清洗，是政治对学术的粗暴干预。这一点，秦始皇帝原先也不想做的。这是从他三十五年坑儒前的抱怨口吻中流露出的信息。
侯行、卢生逃走后，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志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终去不报，徐県等费以钜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谋夭言以乱黔首。
始皇帝坑儒的原因有二：一是长生不老药久未弄到，受了方士的骗；二是养活了诸生，但他们反说自己的不是，给他提意见。从焚书的原因也说明了坑儒的必然性；不给他歌功颂德，书要烧，人要坑。在这种形势下，可以看到和听到的便是颂声一片。颂词之中，岂能有学术的创见和卓识。于是，先秦学术随着秦而结束。学术史的新阶段亦即开始。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一段中说：
佛说一切流传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先秦学术浪潮在秦如遇到了一堵厚墙而遏制住了。下来的学术本应是学术在逐步趋同时期后有更民主自由的新的学术境地和学术环境。但是，它却变异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缺乏学理性的秦学术。
（二）秦学术史的趋向
秦的学术从总的趋向尤其是孝公以后看，缺乏理论性，基本是应用性的。也就是说，缺乏形而上的学理性的学术思考而更多的是形而下的应用操作。这是秦学术总的趋向和特点。也是它的不足。我曾认为，“秦的统治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即没有自己的统治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出现思想混乱，出现离心力，缺乏内聚力，向心力”。理论思想的薄弱在秦来说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人为原因。
非子立国以前，秦人传承的是商周的文化，到了甘肃东部与戎人杂处，在其文化因子中既有商周，也有羌戎文化，进入陕西西部后，主要的是接受周的文化及楚文化。这是在秦襄公前后。秦穆公似乎重视文化建设，重视人才，发表了《秦誓》，引进了百里奚等人才。从他与由余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秦人重视的是周文化，并以之自豪。其后，在秦地出现了《石鼓文》、《诗经·秦风》等作品。《石鼓文》的风格与《诗经》有相通之处，文字也颇类中原的大篆。这是早期的秦学术中的闪光点。即使在这个时期，也未见秦人在学术上的成名之作。秦人在由西向东的迈进中，忙碌的是东进，操心的是富国强兵，在学术上用心不多，既有文化底蕴的不足，也有客观环境迫使它无暇从理论上作缜密的学理性思考。他们要摆脱被东方诸侯以夷翟遇之的窘境，致力于寻找速成的强国之道。这一点，在秦孝公表现得很突出。他出了求贤诏，引得卫鞅西来。机心甚重的卫鞅多了一个心眼。他以纵横家的方法，先用王道、帝道来试探孝公的想法。孝公认为费时间而且收效慢，不能很快收到强国之效而兴趣索然。卫鞅最后亮出了霸道的杀手锏，才使孝公如获至宝，立即变法，重用卫鞅。商鞅的所说所做是应用哲学。他不谈学理，少讲理论，而关注于农战，确实很快使秦国富强了起来，雄视六国。以后的秦王，便照这条路走了下去。
秦王政受其祖影响，也关心的是形而下的应用哲学，或可称之为实用哲学。吕不韦所编《吕氏春秋》集理论与实用为一炉，但是，随着不韦的遭遇，这部书也被束之高阁。秦王政做了始皇帝以后的所作所为，概括起来有四：一是漫游全国，巩固新生的王朝的统治局面；二是追求仙药，心系个人的长生不老；三是大兴土木，建筑宫殿，精修陵园；四是实行君主政治的一系列措施。至于他说的悉召文学方士，欲以兴太平，可能是一句托辞，也可以说是有口无心。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秦的学术在理论创新方面发扬并不突出，而在实际应用上，颇有可采撷处，比如天水的秦地图，宝鸡出土的秦公钟、癈、《石鼓文》、金柄铁剑，凤翔秦公大墓出土的石磬铭，咸阳秦宫殿的壁画，秦始皇帝陵出土的兵马俑、铜车马、石甲胄、青铜天鹅及各式陶俑，睡虎地出土的法律文书、《日书》甲乙，天水出土的《日书》甲乙，里耶出土的公文等。
秦学术的这种状况，自然也可以归之于秦祚太短，但是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也不算短的了。即以统一后算，也有15年时间，也可以作些文治方面的事，但仅有《吕览》而已。
秦隋的短祚。秦统一15年，隋由文帝至炀帝37年。文帝在位23年，灭陈是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真正统一全国后在位14年。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开始收集天下图书。
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己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收，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癮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书之阁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部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
这是一项极为重大的学术建设工程。文帝即位三年，尚未统一全国，便开始收集抄写图书。这项工程直到灭陈以后，前后十来年。炀帝即位，踵其事而为之，将书扩大到了佛、道经典及字画。看来，短祚不是主要原因，主观上想不到兴文兴学术才是主要原因。后来，秦之焚毁图书、坑杀儒生，这与隋初收集抄写图书，重金搜求图书，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秦始皇帝与隋文帝、秦二世与隋炀帝，在学术建设上又是多么的不同！
秦学术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说它先天不足，是指早期秦处西部，学术底蕴不够厚实，整个环境学术空气不够浓烈，学者未形成群体，缺乏河东那样的学术底蕴、学术氛围及学者群体。说它后天失调，是指孝公以后，学者西来，但秦国尚法势术的法家学说，商鞅将其他学派目之为异端，韩非又有五蠹之论。各代国王缺乏包容精神，荀子去了咸阳未能留住而复东返，便是一例。秦始皇帝幼年在赵国缺乏必要的教育，回到秦国亦笃好法家，特别是韩非。这样考察下来，秦从孝公以后学术思想单一，缺乏东方各国学者互相辩诘、交流的全面熏陶、传播和营养，势成跛足之势。吕不韦在中州，商业交流中见多识广，多接触东方各派学术学说，所以能以包容之心，集战国学术之大成，但却不被始皇帝重视。厌其人而忌其书，更见心胸之窄狭。这一点，他连其祖上惠文王也不如。
（三）秦学术史的影响
秦究竟是承上启下的王朝。它的学术成果对以后仍然是有影响的。
其一，秦学术著作以《吕氏春秋》为最。毕沅说这部书保存了“秦火以前”诸种文献资料，“沈博绝丽，眎儒墨之眏，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后人所以探索而靡尽与”。这些珍贵资料对研究秦及秦前的学术便成了惟一（除《汲冢书》及今出土之简牍和金石文字）。所以，有些学者便从该书中辑佚古书。“以书中所引，辑而存之。不特吉光片羽，古书得保持于一线。而参互比较，亦可证一般伪品之臆？”。清人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于《吕氏春秋》取材颇多。1931年李峻之专门从《吕氏春秋》中辑出战国儒家6种，道家6种，阴阳家2种，法家2种，名家3种，墨家，纵横家，农家等。这些资料对学术研究极为有利，一是增加了新材料，二是可见到当时人们对学术的评价，为今人之研究提供了参考意见。
其二，秦始皇帝强制地将政治介入学术研究，为后代的统治者开了恶例。学术本身是学者的独立思考。学术同政治是有关系的，也是为政治提供理论学说的。但是，它是学者、个人独立地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人生的思考和研究。学者因人而异，看法和观点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这种相异，只能在学术争论中去解决，而不能以政治强势或权威来强求统一。学者的争论是智力的冲突，学术功底的较量。有许多问题不是一时便可以统一结论的。《石鼓文》的内容和时代，从唐代开始争论迄今，虽然由周代文物而趋于秦代文物，大体是统一了，但也存在秦襄、秦惠文、秦景等之不同。秦始皇帝的焚坑事业，认识也有不同，包括所坑人数及评价，从汉代讨论至今，亦未定于一尊。学术为政治服务，在于提供认识能力、历史鉴戒、道德修养、审美情操、知识水平、智慧开拓。不可能提供具体的治世良策和方法。自从秦将政治与学术混同以后，秦以后因思想罪、言论罪而罹难者，代不乏人。
其三，就《吕氏春秋》本身来说，秦不重视它，因为吕不韦获罪，且其内容不合始皇本意。自秦而后，该书便被冷落。汉高诱作过注，以后对其问津者不多。宋代黄震在其《黄氏日钞》中引韩彦直的话：
士之传于天下后世者，非徒以其书。夫子之圣则书宜传，孟子之亚圣则书宜传。过是而以书传者，老聃以虚无传，庄周以假寓传，屈原以骚传，荀卿以刑名传，（毕沅校注：此句似有讹脱。或是：荀卿以性恶传，韩非以刑名传）司马迁以史传；扬雄以《法言》传，班孟坚以续史迁传。然概之，孔孟宜无传，而得眐传者，其人足与也。《吕氏春秋》言天地万物之故，其书最为近古，今独无传焉。岂不以吕不韦而因废其书邪？愈久无传，恐天下无有识此书者。
黄氏引韩的话，是感慨书以人传，也感于历代学者之因人废言。秦后迄今，因为种种原因而使学者的学术作品遭禁，或废言，也是从秦以后的一种传统做法。
其四，秦秋时期，私学开始流行，儒家孔子收门徒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秦自焚书后，禁止私学，如有学习法律，还得以吏为师。这很明确的便是培养官吏，而非培养学者。这种将学校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中，学有专科、专地，大大缩小了学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汉以后设经学，直到唐代将北朝的国子、太学、四门学增为六学：“一曰国学，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但是，私学还是受限制的。唐制，“不得辄使许百姓任立私学”。但是，学生可以在家自学，以乡贡资格考试。宋代书院兴盛，其中便有了私人创办的书院。这对学术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因为私人讲学总比官学的环境要宽松一些，且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内容宽泛，可以钻研，相互问答、辩难、集从讲解。所学虽以儒学为主，但也可以议论时政。这时距春秋已一千余年了，虽然晚了些，也说明学术发展的规律是在迭宕中发展的，这个潮流是必然出现的。
其五，秦学术史在始皇帝晚期的以吏为师，重在培养服从的官吏和政客，学术面窄，知识单一，对于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会带来偏废的一面。虽然后代学者究天人关系及其他社会学科的学习和探究，代有人才，但是其影响必然带来某些负面效应，具有不良的导向作用。
（四）缘由探索
秦学术的思维定势，实际上奠定了以后君主政治下的思维方式。它具有封闭性，将人们的思维局限于某些固定的框架之中，缺乏同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和接受新信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对传统继承中追求安全感与平稳感；它还具有单向性，考虑问题只从一个视角去认识对象，去找唯一正确的答案，缺乏多元的多视角多层面考量的思维方式；追求和谐和完美的同一，与他人一致，尤其是与尊者、贤者、权威的一致，这便是趋同性。这种思维方式，缺乏创造性和学术应有的活力，形成消极与保守的社会观念。中国古代人认定完美的中庸之道，便与之有极大的联系，古代许多学者将毕生精力用来解经、注经，也是这种观念。虽然有的人在解经及注经中也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渗入于字里行间，但是，一方面并未脱离经的框架，另一个方面他的思想和观念在浩如烟海的疏解中，占的分量太小，也被湮没而无闻了。即使如此，还担心着被卫道的同行学者指摘为离经叛道，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学术史上出现得还少吗？
历史研究是在事后才开始的，这是马克思的名言。学术史的研究也是这样。秦学术研究同样也是在秦以后才开始的。在这方面，汉代的贾谊、司马谈、班固等学者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我们探索秦学术史提供了必要的理性思考的方法和资料准备。但是，他们大多从政治方面说得多一些，而且对秦王朝以前的秦学术探索不够，更重要的是对秦在学术上出现的问题或负面的东西，重点归于秦始皇帝，这些便是他们的不足了。秦的学术发展造成的极大的负面影响，秦始皇帝是有重要的责任的，但是，也不能由他来全部负责。即使秦始皇帝有过错也应该找出他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这才是学理性的思维方法。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给我们提出了理论的基础。这便是他的著名的“合力”的理论。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事实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想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想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会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我之所以将此文引出，且文字较长，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历史发展中的“合力”的理论重视不够，习惯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概括。按照这段话，历史的发展最终是经济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条件、传统思想、个人意志、甚至个人欲望，在经济条件基础上，起着产生最终结果的作用。而个人意志又不是一个人的意志，还有其他许多的单个人的意志所产生的合力。秦学术史所产生的结果，也应该从这个理论出发去考虑。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零星地说过了，这里作几点概括。从经济条件看，秦经商鞅变法后，已经有了统一六国的基础；从传统来看，秦的学术原本便不是很繁荣的，既缺乏文化底蕴，又缺乏学术氛围，也少有真正的学者；从政治思想来看，当时六国的政治走向也是君主政治，而君权独重的政治思想已经出现，并被传播。这是秦学术走向经济、政治条件及传统思想。从个人意志来看，秦始皇帝个人的意志，是由他的性格（由文化素养、经历、生理、环境等）决定的。其他人的意志则是由他所任用的大臣及朝廷外的六国人员及本国人员决定的。他朝中有以李斯为代表的继承的商、韩的排斥其他学派的大臣，也有人民的反抗、六国贵族的伺机反叛，还有扶苏的不同政见，赵高的拍马人物等。李斯、赵高为了个人而尊君，排斥异端，与始皇帝的独尊与专权意志不谋而合；人民的反抗与六国贵族的反叛，让始皇帝认为只有进一步的从政治、思想上的专制才可以抑制和镇压他们的反心；朝内的其他思想，包括扶苏的善意进言，也都被他利用君权压制了。最后，“合力”向专制倾斜，包括政治、思想、言论的专制。种种因素的结合，于是，秦学术便成了单一的一家之言，即始皇帝的君权专制，其他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