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十里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周玉德――
红军进城后的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家里锥鞋，进来一个红军。红军见我感到意外便首先开腔说：“咱们人，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端详了一阵，记不起来是谁，我说：“恍惚了。”他说他叫黄继勇：“我认识你，你是杨虎城卫兵团骑兵营三连四班的上士班长周玉德，是不是？要不信对一对你在部队时的密答。”他顺便举起左手摸了摸鼻子，我用右手抖了抖耳朵，关系接通了。
那是1927年，我在山丹马场放马，兰州派一个名叫李长青的军人来马场接军马，场长余子庆挑选我去北京送马。军马送到北京后，我就在杨虎城师部的卫兵团当了兵。当时，特务团侦察营里有个四五十人组成的生灵队，黄继勇是队长。表面上是耍猴子，实际上以此为掩护专门搞侦察活动。他们有时在师部也耍猴子，让大伙看热闹。虽然见过面，但没有打过交道，更没有想到他对我这么熟悉。
两人谈叙旧情，我将回到家中的情景叙述了一阵后，问他：“你们原先在北京又怎么到了四川？”他说：“两个班到四川随红军西征，准备去新疆，打通国际路线。新疆有我们的一个朋友，取得军事援助后，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老战友相遇，望你振作军人的志气，协助红军动员一些穷人，尤其是给地主老财家扛长工的、做杂活的、了解熟悉情况的人，帮助我们去找粮食、‘搞窖子’，除部队需用外还可救济穷人。”
太阳快落山了，他打断话头，请我到红军驻地叙谈。我随同他到了谢家西庄，约有200来名红军正在吃饭。我随他进入南道座屋内，吃了红军端来的大肉疙瘩饭。饭后，黄继勇与我又攀谈起来，一直谈到深夜，留我同睡在道座里间的炕上。他的随从人员都称呼他部长，他分管的工作很多，一直很忙。如宣传发动群众，调查了解这里的政治、经济状况，人民受剥削压迫的情况，布置检查粮食的筹集和征运，组织群众开会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
我跟随他奔波在县城，东西乡农村，搞建政工作。这期间我回过两次家。第一次回去，老父亲讲：自从我走了以后，红军在我家门上贴了一张红帖子，到这里的红军都不随便进我家的门。我才想到我为红军办事，这是红军对我家的保护措施。
随黄部长到谢家西庄的当天晚上，黄部长给我教工作方法，布置任务，让我找些曾给地主老财家做活的长工、穷人开个会。我遵照黄部长的意思，先个别联系了当地的群众尚万选、尚万忠、阎兴福、赵三、尚万玉等七人。黄部长向这些人讲了话，大意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三座大山；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建立穷人当家做主的政权……
我们与红军一同开始访问串联，分头做群众工作。经过六天时间的工作，先后串联发动了100余名穷苦群众，集结到谢家西庄的院子里召开第一次群众大会。会议由黄部长出面讲话，进一步解释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内容大体和小会的相似，又增加了给没吃没穿的老百姓分粮分物的内容。会上提出建立村政权，选举村政权成员和怎样选举的安排。黄部长提名，经群众酝酿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选出了七名成员，组成西十里铺村苏维埃政权委员会。
委员的名单和具体分工情况：
主席：周玉德。委员：王爱国，分管军事，兼青年队长；阎兴福，分工粮秣；尚万玉，分工财经；尚万中，教师，分工文书；赵三，外号榔头，分工民运供给；尚万学，分工检查，又称公道委员。
参加会议的20多名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队。
西十里铺村政权组建后不多几天，原驻守谢家西庄的红军转移到水磨关，村政权的委员和青年队员均随部队一并迁往水磨关的曹家楼，与已经建立起来的水磨关村政权受红军的统一指挥，合署工作。
村政权搬到曹家楼的第三天，黄部长吩咐我找一个识字的青年学生做通讯员工作。我通过村政权委员、私塾教师尚万忠找来了他的16岁学生陈生太，配备了一头青草驴，专为红军往返传递投送信件。
这时，黄部长也配给我一匹马，让我跟随他一道在城乡布置检查建政工作。武威西四十里铺战斗后，马家军调整战术，在集结优势兵力向防守在八坝一线的红三十军猛攻的同时，企图切断永昌、山丹红军之间的联系。永昌境内红军驻地也展开了一堡一寨的激烈争夺战。在节骨眼上，黄部长的工作十分忙碌。他与祁科长、保卫人员，有时多则六七人，少则二三人，奔忙辗转于红军前沿阵地、城乡之间，了解部队的粮食供应情况，布置指导乡村政权组建工作。
这些日子，我陪黄部长、祁科长一行人去八坝，在街道的王家店里召开了一次会议，组建了八坝的村政权和推选了政权委员。又到二坝的蒋家双庄，召集了已经组建起来的村政权成员开会，了解开展工作的情况。又连续到已经建立起村政权的水泉子壕北地主的庄内，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布置工作。还先后走过已经建立起村政权的新城子一带的梅家寺等地方，了解建政工作情况，部署“搞窖子”，征运粮食物资，号召青年参军，动员社会多方力量支援红军。直到红军作出西进决定之前，我与黄部长等人才回到水磨关。
红军撤离永昌西进的前一天，黄部长做我和父亲的工作，要让我也参加红军，跟他一起走。但因老父年事已高，家中无人照管，黄部长未能勉强。临走的那天下午，在去水磨关的路上，他对我说：“今天我们就要走了，以后还会回来的。”他鼓励我要坚持斗争，坚持革命。到水磨关后，我将骑过的那匹马交还给了黄部长。当天晚上，黄部长随同县城突围撤离出来的红军部队向西进发了。红军走后，我们西十里铺的几个委员还在曹家楼。大伙先看到县城北五当山的庙宇起了火，火光冲天，又看到西十里铺一带有几处庄内也出现了火光，水磨关河上的公路木桥也被点燃，割断了敌军紧跟红军的通道，减少了敌人队伍坚守的据点。
随着火光四起，大伙情绪也十分紧张。经过商量，决定离开水磨关各自回家。我沿着北河湾绕道回到家中，天已大明。从县城出来的邻居说，县城里参加红军的人员被马家军抓获的已经杀了三四个，现在还正在搜查抓人。我遂将老父亲和妹妹临时转移安置到张家老庄躲避，带领妻子孩子们逃到黄家泉岳父家中，昼出夜归，一直躲避到第二年的正月十六日仍不敢回家。
我虽躲避，免遭皮肉之苦，但地方上的恶霸豪绅并没有放过对我家人的挖苦和家产的洗劫。云川镇镇长谢青云、副镇长宗敬斋，五龙区区长马百川等人，将我家中粮食、家具抄劫一空。父亲生活无着，这才逼迫我回到家中。父子俩找谢青云讨要粮食，不仅不理睬，反被谢轰出家门，便去找狄万川想个办法。我到狄的家中，才知道他也在红军走后遭到敌人的搜捕，打伤致残，释放不久，躺在炕上，还不能起身。他听了我的叙述，愤愤不平地说，必须想方设法跟他们斗争。说起谢青云抄家时抄去红军曾给我配备的一支冲锋枪，被他私藏一事，要我诉禀政府。晚上回到家中，我向父亲叙述时，不料被谢派去盯梢的人听去。谢青云连夜赶到县城设好了圈套。第二天我们父子进城时，被哄骗挟持到他家的油坊。县衙门派去的衙役早已做好抓我的准备，用铁绳锁脖子拉到监狱关押了58天时间，期间又遭到审讯拷打。直到后来甘肃省来了一个白科长到监狱检查在押人犯案情时，察看了谢青云、宗敬斋、马百川等人的诬陷状，才责令监所限两天之内释放。这一伙狗党怕我不服上告，唆使差役们逼迫我父亲请保释人，结具作保，保证不再上诉，这场冤狱官司方才罢休。
西南隅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生荣――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五日（农历），红军先头部队进占了永昌县城，立足未稳，就派出男女干部战士分赴各街道和城外附近农村搞宣传，稳定群众情绪，消除老百姓对红军的恐惧心理，调查了解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着手建立政权。
红西路军总部抵达永昌县城后，指挥部设在南街驴市街的天主教堂内。这条街的各街门都有一二挺机枪警卫。
第四天下午，分布在各街道做群众工作的红军干部，召集了县城内外工、商、农、学各界人士和几名地主豪绅代表近百人，在红军总部所在地的天主教堂召开了会议。
会议开始时，由在座的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总政治部的一位主任等，一一向与会者做了自我介绍并先后讲了话。其中那位右鬓有一紫斑的政治部主任讲话内容多、时间长，他讲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抗日的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红军渡过黄河，进军河西走廊，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取得军事援助，联合起来打日本。”他最后又讲到红西路军要在永昌一带开辟抗日后方，创建根据地，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和推举临时政府主席的问题。
经红军干部提议，成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再经众人酝酿协商，一致推举了城南狄家庄的狄万川担任临时主席，负责政府工作。
这次会议后的当天和次日，县城以各隅为单位，召开群众会议，相继成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委员会，同时，民主选举出了各隅乡政府的委员、主席。
我所在的西南隅政府，起初推选了姚继海（姚三麻子，保长）任主席。李生荣、黄应孔、杨栋、陈世诚为委员。姚当了主席，抽大烟陋习未改，对工作不负责任，随即撤换，我继任主席职务。
在县城四隅建立乡苏维埃政府的同时，还组织了青年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团体。
在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等女红军干部的组织发动下，动员了二三十名青壮年妇女，开过几次会议，但因后来军事形势的变化，再没有集中起来活动。战事紧张，天气严寒，红军衣着单薄。城内家庭妇女都参与了为红军缝补翻修冬衣，把毛毡裁成条，缝毡鞋、缝皮帽、炒面烙饼，为红军备办行军干粮等工作。
12月5日，在县城召开了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民主选举了政府成员。木匠张仲科被选为政府主席，狄万川被选为副主席，还选出了政府委员10多人。
县城建立政权期间，为了配合建政工作，在红军的召集下，在马家油坊召开了一次群众会议，审判了已拘捕起来的国民党永昌县政府的科长张天佑、李斋庭，区长杜富堂，地痞徐寿山和一个挑拨军民关系、煽动红军开小差的锥鞋匠。
各级政府成立后，中心任务是围绕支援红军而开展工作。
一次，黄部长打发在西南隅工作的那位姓冯的安徽籍干部，把我叫到东街商人尚全兴的“景盛喜”字号内，向我详细询问了西南隅范围内的“天育昌”、“协泰昌”、“兴顺元”和“元泰永”等七八家大中商号的经营和转移资产等情况，经过动员自动缴纳和强行征用，为红军筹集了部分粮食物资。在红军需要蔬菜时，我们动员群众，向红军提供了一部分洋芋、萝卜等，还将筹集起来的小麦、豆禾，在城内油坊的炒锅上炒熟，再运到北海子水磨上磨成炒面，供给了作战和行军的部队。
各隅政府也承担了养护伤员的工作。在西南隅王海龙家的13间屋内，仅重伤员就达100多名。西南隅乡政府向群众做工作，凑集了煤、柴火为红军伤员取暖。为了使伤员能吃到粮食，我还和另外几名红军人员，到旧政府衙门人耿巨德家中搞出他藏的四五石小麦和一石多面粉，解决了伤员的急用和政府公用。西南隅住的伤员，由于群众的关照，除个别伤势恶化死亡外，其余大部分在红军撤离时随队转移。
农历十一月十五，红军撤离县城西进。马家军进了城，各级政权的成员被抓的抓、杀的杀，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自己当了红军的主席，在地方反动势力反攻倒算时，赔偿过他们的债，又在威逼胁迫下当了县城内的保长达十多年，直至1949年永昌解放。
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粮秣委员刘万祥――
红军到永昌时，我是经营小杂货铺的小商。
农历十月初五，红军先头骑兵部队占领永昌城，次日大部队进城。总部机关很快派出干部战士深入到街道、家庭，宣讲红军纪律、宗旨、任务，张贴布告，刷写标语，安定民心，发动群众，号召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为抗日作贡献，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支援红军。
经过宣传发动、调查了解，召集了群众大会，分别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我所居住的西北隅范围内的群众被召集在马家油坊院，由红军姜科长等两三名干部负责主持召开了会议，成立了西北隅苏维埃乡政府。经姜科长提名和众人举手表决，民主选举了政府委员、主席。会后，给每人发了一枚用红绸做成的、用毛笔黑墨书写着职务姓名的代表证件，各自佩戴在胸前，作为标志，便于在军民之间出入、工作。
我们四人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红军主持下在县衙门召开的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除县城四隅的代表外，还有农村政权的代表，县城内外的群众也参加了大会。会议正式选举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政府成员。木匠张仲科当选为主席；农民狄万川被选为副主席；无职业的青年王思福选为委员，兼任青年大队长；修鞋匠张德文为委员，负责财政经济；农民冯怀义为委员，分工民政；旧政府粮草班差役曹有德、杜有才为委员，均分工民运；旧政府粮草班差役许教琪为委员，具体分工政府内务；小商刘万祥为委员，具体分工粮秣。这次当选的政府成员和职务分工，书写在一张红纸上，张贴在钟鼓楼南洞的西侧墙壁上，做了公告。
苏维埃永昌区政府办事机构设置在旧政府内。当选的政府成员各负其责，在红军人员的具体指导下进行工作。我是粮秣委员，具体负责红军所需粮食工作。红军用粮问题是当务之急，每个委员的工作虽有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就谁也离不开粮食工作。
起初，县城粮仓还存有一批粮食，因部分散发救济了穷人，粮仓粮食少了。红军人员多、用量大，购买也无法满足需要。乡下的地主老财把囤积的粮食转移埋藏了，红军不得不用强行征用的措施，保证红军的吃粮和群众的救济用粮。我先后多次带县城和沿途农村群众去乡下驮运粮食。第一次是带着群众和组织起来的七八十头毛驴到新城子南湾大地主王大老（即王中文、王朝文）家驮运粮食。第二次是带群众和毛驴队去南泉河滩的田家庄（即地主田有珍、田有泽家），打开了粮仓和夹屋两个，还搞出了一批布匹、皮毛、毛毡、衣物、大烟、白银等，除部分就地分发群众外，其余均运往县城交给总供给部。第三次是在水磨关梅家寺区，在村苏维埃政权成员和青年队的配合下到王中伦家搞开了粮仓、油坊，发动了县城和水磨关一带的群众将粮油运往县城。这些日子里所组织的人力、畜力、运输队，每天车水马龙，把征集到的粮食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县城，保证了部队用粮。
红军总部作出撤离县城继续西进的决定，黄部长、姜科长把我们县政府的正副主席、委员召集在一块，做了动员安排。黄部长讲，红军部队准备西进，你们愿意随部队走的欢迎，留下来的也要坚持斗争、坚持工作，反复叮咛保守军队秘密。当天夜里，红军全部撤出了县城。
红军撤离时，我没有出城，回到家中天还未亮。城外的敌军陆续拥进城来，军警密布，城门戒严，挨门逐户搜查红军人员、枪械及物品，搜捕各级政权的成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我经邻居杨永和通风，准备外逃，但已无法脱身，只得隐蔽在家中的一间套间内。10时左右，马家军执法队驱赶着人群到西街马府门前，将已捕获的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残杀在一棵杨树下。不一会儿又从人群中拉出了群众徐教杀害。据人说，凶狠的敌人错将徐教当做政府的委员许教琪杀害。
这次搜捕屠杀后，我到乡下躲避了一年之久才免于不幸。几次抓我没有找到，家被抄了，兄弟们都受到了株连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