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夕，一大批云南革命党人已经形成。他们在海内外奔走呼号，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其斗争汇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之中，有力地震撼着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辛亥革命前，云南革命党人究竟开展了哪些革命活动和斗争呢？
创办《云南》杂志活动之一，是创办《云南》杂志，宣传革命。
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灾难的深重，使云南爱国志士心急如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火种，众多的云南青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们追随孙中山先生，经过刻苦磨炼，终于造成了以杨振鸿、吕志伊等为代表的云南资产阶级革命派。同盟会一成立，数十名云南籍留日学生便首批入盟，并于1906年初在日本东京建立了同盟会云南支部，推举吕志伊为支部长。
为了推动云南和全国革命发展，配合和支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开展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孙中山指示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云南地方刊物。1906年1月，孙中山和黄兴在东京约见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赵伸、罗佩金等人，明确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云贵总督）、兴禄（按察使兼洋务局总办）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在征询云南同志的意见之后，孙中山又指示：若有困难：“可随在为之帮助，有事共同商量。”
云南的同盟会员十分重视革命的舆论工作，他们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经过多方努力，认真筹划，于1906年4月在日本东京创办了《云南》杂志社，编辑出版《云南》杂志。以李根源和赵伸为干事，全权负责杂志社的工作，并拟聘吴锟、周钟岳为总编辑。后来，因吴锟急于要去北京，周钟岳也决定回云南，便改任张耀曾为总编辑，聘席臣和孙志曾为副总编辑。经费来源，主要靠旅居日本、缅甸和越南的云南同乡（包括华侨在内）捐助。
《云南》杂志以宣传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广泛深入地宣传同盟会的主张。关于这一宗旨，《云南》杂志在《发刊词》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云南大好河山，“遂不幸成福兰克、萨克孙两族相争之焦点，一试其虎狼毒威，而倒云南之屏藩；再逞其鬼蜮狡计，而食云南之边疆……强索铁路，云南之腹心溃；攘夺矿权，云南之命脉绝。教语言以收人心，屯重兵以胁官吏，势力范围之图，只见法国之云南，不见中国之云南也；环球万国之心，只知法国之云南，不知中国之云南也……莽莽大地，已化红羊劫灰；哀哀同胞，行作白人奴隶”。针对云南面临的危机，《云南》杂志表示要唤醒云南同胞同心协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誓把侵略者赶出云南，将清政府推翻。
《云南》杂志自1906年10月正式出刊，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停刊，5年中一共出版发行了23期和一本纪念特刊《滇粹》它一直紧扣上述宗旨进行宣传鼓动。《云南》杂志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外史地、风土民情等诸方面，它把介绍云南与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紧密结合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加之其所刊登文章大多说理透彻，富有战斗力，文笔生动，所以一出版发行，便深受读者欢迎。在当时各省同盟会支部所办的刊物中，《云南》杂志是坚持时间最长、发行范围广泛和发行量最多的刊物。
就发行范围而言，《云南》杂志立足云南，面向全国，以及海外华人和留学游子。除总社设在东京外，在昆明、北京、贵阳和缅甸瓦城，设有分社；在四川、江苏、上海、浙江、辽宁、广东、广西、湖北、陕西等十余省，以及云南省内各主要府、州、厅、县，设有代办所；在新加坡、越南、缅甸、日本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设有代办所。由此可见，这一刊物的发行量之广，覆盖面之大，在当时的刊物中是很突出的。《云南》杂志，创办时发行量为3000份；由于它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生动的文笔驰骋在当时的出版界，迅速赢得了读者，不久发行量便超过万份。当东京各省杂志或因经济不足停办，或因办理人归国停办之时，《云南》杂志却“蓬蓬焉、勃勃焉，开留学界杂志之花”。
五年中，《云南》杂志为宣传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有专家认为，《云南》杂志的功绩在于：第一，揭露了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罪行，号召云南人民起来斗争，捍卫民族权益。第二，猛烈地抨击了清政府腐败、残暴、媚外卖国的方针，号召人们推翻清政府。第三，大力宣传了国家、人民、主权、民主等方面的主张，以民主主义的理论武装了人们的头脑。第四，它还以一定数量的版面介绍云南，宣传家乡的名山大川，人物古迹，资源物产，把爱国与爱乡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第五，它宣传了革命，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种子，为辛亥云南起义，乃至后来的护国讨袁运动，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总之，其历史功勋，正如其创办人之一李根源所言：
“实行革命有同盟，莽荡风云萃众英；
《民报》挺生（身）谁拱卫？
《云南》杂志是尖兵。
斗争不懈历有年，此中艰苦只自怜；
那得卿云重九现，留将文彩照南滇。”
河口起义
辛亥革命前夕，云南革命党人的活动与斗争之二，是发动武装起义——河口起义和永昌起义。
1908年4月，爆发了同盟会发动的河口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立即着手武装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为此，孙中山在越南河内建立了领导起义的秘密指挥机关，统筹两广和云南起义。原计划是先取广东，次取广西和云南，继而占领南部七省，然后北出长江。当潮、惠、钦、廉四州和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将起义的中心转移到了云南的河口，策划河口起义。
河口是滇越铁路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起义的最佳发动点。
1908年4月，孙中山委派黄明堂、王和顺和关仁甫策划河口起义。黄、王、关均系同盟会员，此次起义由黄明堂总负责，王、关协助。
黄明堂等人首先将在广西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撤入越南的200余名同盟会员，集中在河口附近待命。继而，将他们化装成工人，散布于滇越铁路沿线，对敌军进行策反工作。
策反的对象是清军巡防军官兵和警察。河口驻有4个巡防营，装备全是德制毛瑟枪，由河口知县王镇邦指挥。在山上筑有四个炮台，控制县城，清军巡防营腐败不堪，士兵的薪饷大部分为军官贪污，所领饷银，不足敷用。不少士兵为了生活，不得不为法国人修路，充当雇工，或以打柴维生。生活如此贫苦的士兵，对清政府自然不满，极易发动。
1908年4月14日，关仁甫这位长期在云南边境活动的同盟会员，奉命潜入河口，运动巡防军。经关仁甫等人的发动联络，各哨官兵，都纷纷表示反正，但需发给银两补助。这时，正值关仁甫等在河口半鹅村俘获清军管带络某及银子3000两。便将此款用以发动清军，相互约定：凡反正携带武器投诚者，发给银元。
策反工作成熟后，黄明堂等人于4月30日凌晨2时许，正式发动起义。黄明堂率革命军200余人，分兵三路从越南老街进攻河口。战斗一打响，便有数百名清军防营官兵响应，河口警察也杀其局长反正。革命军势力大增，迅速发展到500余人。经两小时激战，至凌晨4点，革命军占领了河口城。知县王镇邦率残部逃入半山炮台死守。上午9时，革命军猛攻半山炮台，清军管带黄元贞，倒向革命军。极端顽固而反动的知县王镇邦见大势已去，便玩弄假投降诡计，企图以此来杀害革命党领导人，挽回败局。下午4时许，当革命军派黄华廷与一位法国商人上山谈判时，王镇邦竟命令士兵将黄华廷杀害。
敌人的罪行，激起革命军的愤慨，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它。革命军集中火力，再次猛攻半山炮台。此时，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系并表示投诚的巡防军军官熊通先，当机立断，击毙王镇邦，率部起义。至此，河口起义全胜。此役共缴获枪支千余支，子弹万余发，投降官兵约2000余人。河口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云南省都督府”，行使权力。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对内发布安民告示，严申军纪；对外向各国发布宣言，表明其主张。
河口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到国内外。孙中山在新加坡获悉后，致电革命军驻河内机关部主任胡汉民，指示他予以嘉奖。
原起义计划拟定：河口起义获胜后，立即扩大战果，要向蒙自、昆明推进。
为实现此计划，革命军于5月初分兵两路北上，会攻蒙自。黄明堂派王和顺率主力沿滇越铁路北上，关仁甫率偏师沿红河前进，辅助主力攻蒙自。开始，一路进军十分顺利。关仁甫接连攻占南溪、新街等地，连克巴沙、田防、安定、万河等地，两军都直逼蒙自。此时，革命军发展至3000人，威震中外。
革命党人的胜利，引起清政府的恐惧和仇恨，调重兵围剿河口起义的革命军。云贵总督锡良一面命令蒙自关道增厚，开广总兵白金柱率清军南下阻击，他自己也亲赴通海督战，一面急电清政府求援。清政府闻讯后，马上从军事与外交两方面进行部署，镇压河口起义。在军事上，派要员刘春霖帮办云南边防事务，日夜兼程前往云南，策划镇压。同时，又命令广西提督龙济光挑选精兵，亲自统率，前往云南帮助镇压革命军。又命令两广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陈燕龙、两江总督端方等迅速设法筹集军需物资，输入滇省，支援云南各军之军需。在外交上，清政府请求法国帮助扑灭河口起义。5月6日，清政府驻法公使刘式训奉命向法国外务部交涉。法国外务部当即表示：“自当竭力相助”。不久，法国殖民当局便与清政府紧密勾结，封锁滇越边境，阻止革命党人和一切物资军火由越南援助河口起义。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镇压，给革命军北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起义的顺利进展，某些潜伏在革命军中的隐患，也越来越暴露出来了。这些隐患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军中的政治素质，二是军队的粮饷问题。河口起义中被革命党人策反而倒戈起义的清军，“未受革命主义之陶熔”，其之所以反正，仅只是因为薪饷被贪污而已，其军官向来腐败，更难立即改变其素质。对这样一支队伍，革命党人虽争取过来了，可却未能加以改造，他们根本不知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更难谈得上为革命应艰苦奋斗。所以当粮饷缺乏时，便又动摇了。当起义顺利发展，队伍达到3000余人时，每日所耗仅粮食一项就达几千元，可是，革命党人却无法筹备所需粮饷。面对这些困难，胡汉民、黄明堂等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便电告孙中山，请速派黄兴来指挥。
5月3日，孙中山在新加坡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7日，黄兴到达河口就职。然而，没有基本队伍的黄兴根本无法指挥军队。他命令黄明堂率军沿铁路北上攻昆明，而黄明堂恐缺乏粮饷而犹豫不决。黄兴只好亲率黄明堂拨给他的士兵百余人北上，行军不到一里士兵们便呼喊累死了，向天开一排枪后，躺下不走了。经再三鼓动抚慰，又走了半里路程便各自作鸟兽散，不攻自败了。无奈，黄兴只好返回河口，与王和顺商议，想亲率军队攻打蒙自。但是，将士们都不听他的。黄兴决定重返河内，召集钦州起义失败后撤至越南的基本队伍赴滇战斗。可是，当黄兴至越南老街时，即被与清政府勾结的法国殖民当局逮捕。
黄兴所定计划失败后，河口起义部队更是军心离散，十余天后便大多各自散走。5月26日，清军攻陷河口。黄明堂等率600余士兵撤往越南，被法国殖民当局缴械，全部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至此，河口起义彻底失败。但是，云南革命党人救国之志，并未因河口起义受挫而低落。不久，他们又发动了永昌起义。
永昌起义
当留学比利时的云南籍学生得知清政府与法国勾结镇压河口起义的消息后，便迅速电告东京《云南》杂志社，予以揭露。留日云南籍学生闻讯后人人义愤填膺。吕志伊、杨振鸿、赵伸、黄毓英等举行会议，商议对策，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东京召开云南独立大会；二是组织革命党人回国，支援河口起义。5月23日，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宣布云南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发表檄文，反对清政府借外兵镇压河口起义。有万余人参加了此次大会。会后，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队伍，由日本返滇支援河口起义。
当杨振鸿一行到达香港时，得知河口起义已告失败，便另商对策。经商定，一部分人返回日本创办速成时事讲习会，培养武装起义人员；杨振鸿等人则改道入滇西进行革命活动。
1908年6月上旬，杨振鸿一行由香港抵新加坡，拜会孙中山。杨振鸿向孙中山报告了打算前往滇西举行起义的计划，孙中山表示赞同。在为杨振鸿一行饯行的宴会上，孙中山表示将尽力筹款资助滇西起义，并送给杨振鸿等人《革命方略》一册，指导革命。
8月中旬，黄毓英、何畏等人秘密进入滇西腾越、永昌，发动各方，策划起义。杨振鸿与居正则进入缅甸，在仰光创办《光华日报》鼓吹革命。11月间，杨振鸿接到何畏来信称：“此间接洽已有3000或4000名之强健农民可以听用。请速来永昌，以便指挥调遣。”杨振鸿随即由仰光进入滇西干崖，策划起义。不幸的是杨振鸿的行踪被清政府侦获，云贵总督锡良悬赏五万金缉拿他。面对敌人的缉拿和面临恶劣的瘴疠之区，杨振鸿都无所畏惧，仍奔走于滇西各地，策动傣族土司和清军将领起义。就在这一过程中，清军驻蛮允防营管带杨发生出卖了杨振鸿。杨发生表面上赞成“反正”，暗中却派人在交通要道上设伏，准备捉拿杨振鸿。杨振鸿得讯后，只好夜行昼伏，偷渡怒江。由于气候恶劣，加之疲劳过度，身体抵抗力差而染上了疟疾。历尽艰险，才到达永昌附近的蒲缥与何畏相见。
当杨振鸿、何畏二人相见时，形势已经发生骤变。因秘密泄露，清政府增兵，原准备好的起义队伍便大多散去。何畏认为时机已过，此时起义也无胜利把握。杨振鸿则坚持立即起义，认为只需少数队伍便可破永昌城。他让何畏回永昌城找革命党人商议。自己离蒲缥前往距永昌约35里的满林寨等候何畏的信息。
何畏与永昌城革命党人商议后，决定召集300余人，于旧历腊月初四（12月25日）夜间起义，并约定起义人员携带武器至五里亭附近豆田内汇集，待杨振鸿到达后即分头进攻永昌城。
布置就绪后，25日晚，何畏前往满林寨欲将起义计划告诉杨振鸿。但是，此时的杨振鸿心急如焚，未等何畏前来相会，便带少数人进入永昌城太宝山内，在森林旋绕一周后，不见动静。这时天快亮了，为避免暴露，又返回满林寨。何畏至满林寨不见杨振鸿，便立即返回永昌，在南门、东门外寻找杨振鸿。阴差阳错，二人始终未遇。此时，天色将晓，起义人员只“速急解散”。
筹划多时的永昌起义，就这样由于准备不周，联络不善而“流产”了。被誉为“云南民主革命第一人”的杨振鸿也因此役积劳成疾，于1909年1月2日病逝于永昌蒲缥何家寨，年仅35岁。
河口、永昌起义虽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锻炼了队伍，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后来云南辛亥“重九”起义的成功作了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