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党史学学会组织的学术工作组评选入选，参加1999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党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一、和平解放的概况
关于云南的解放问题，最初并未完全考虑争取和平解放。中共云南省工委在1949年2月制定的工作计划中曾拟定：“在军事上，关于云南解放问题，我们争取北平式，但也准备天津式。”
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云南省工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改变解放云南的策略，争取用“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
因为这时争取云南和平解放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是：（1）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摧毁。（2）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第二两条战线打击下，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已土崩瓦解。（3）党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已经在云南全省展开，并建立了大片农村革命根据地。云南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已处在被包围之中。（4）经中共云南地下党长期艰苦地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又迫于形势的发展，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等人感到弃暗投明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从而决心率部起义，实现云南和平解放。
云南和平解放，经历了一场曲折而复杂的斗争。其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争取国民党云南地方实力派（先是龙云，后是卢汉），是党中央和云南省工委一贯的方针。1949年，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也由于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终于迈出了导致云南和平解放的关键性的第一步——寻找共产党。
1949年2月，卢汉密令其内弟、云南保安团旅长龙泽汇（后为93军军长）设法寻找共产党，指令他除了在昆明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外，还利用旧关系派人到弥勒县西山游击根据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均简称“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此后不久，双方接上了头。为了试探卢汉的诚意，朱家璧给龙泽汇去信说：“目前我方武器弹药比较缺乏，请你们支持一部分。”
在与云南地下党和“边纵”联系的同时，卢汉还直接与党中央联系。1949年3月卢汉派曾与中共有过接触的宋一痕赴香港，与中共香港工委取得联系。经香港分局同意，由香港工委潘汉年带宋一痕至北平，谒见周恩来、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商谈起义问题。周恩来作出了解放军大军迫境方可行动的指示。北平方面还选派参加过北平起义的云南籍将领周体仁（傣族），回云南做卢汉的工作。
在此期间，卢汉还派人去向西康省主席兼24军军长刘文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和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等联系，策动他们与云南共同起义。
为了坚定卢汉起义的态度，根据党中央和云南省工委的指示，中共昆明市委于1949年5月间，向卢汉等散发了党中央的政策文件。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团结地方实力派发动反对蒋系势力26军（军长余程万）等控制云南的斗争。
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卢汉代表之间的接触有了一定基础后，经云南省工委同意，朱家璧与龙泽汇举行了第一次会商。会商地点在寻甸县羊街的磨盘寺。主要内容是讨论联合反蒋起义。龙泽汇在会商中提出：卢汉准备在6月间起义。朱家璧回答：起义的事已请示上级，庄田司令员（“边纵”司令员）说：中央有指示，恐怕起义早了，会给云南带来重大损失，最好等到广州解放后，解放大军接近云南，能够支援时起义较为有利。
1949年7月底，朱、龙又举行第二次磨盘寺会商。双方经过充分协商讨论之后，具体解决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第一，“边纵”不能再攻打县城，避免蒋介石借口再调中央军进驻云南；要控制县城，可由“边纵”提出名单，报请卢汉委派人去做县长。后来，“边纵”方面提出了十来个县长的入选名单。第二，再拨给“边纵”一个团的武器。第三，同意拨给“边纵”一万元左右的半开银币。
两次磨盘寺会商期间及以后，卢汉以“追剿”“边纵”为名，先后三次给“边纵”送去一批武器。计有轻重机枪210挺，步枪3000支，弹药200箱。这表明卢汉已进一步向党靠拢。
1949年7月底，在滇桂黔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朱家璧汇报了争取卢汉的工作情况。朱认为争取卢汉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削弱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有利于我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二是可以抵抗，稳定边疆形势。边区党委扩大会议认可了这些看法。同时，边区党委还从卢汉的发展历史、现实处境以及他与蒋介石的矛盾等诸方面，分析了争取卢汉的可能性，从而排除了“争取卢汉是幻想”、是“右倾”等“左”的干扰。之后，边区党委就争取卢汉的工作情况向华南分局作了报告，并决定由朱家璧和张子斋等继续做争取卢汉的工作，继续安排与卢汉的代表接触谈判。
此后，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根据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的部署，抓紧时机，通过各种渠道，进一步向卢汉展开工作，使争取卢汉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此基础上，经过周密布置，双方在路南石林又一次进行秘密会谈。这次会谈的中心是卢汉起义的时机与双方部队配合对付驻滇蒋军的问题。最后达成了三条协议：第一，卢汉起义的时机。根据力量对比，双方一致认为，在南下野战军靠近云南时为好，否则，驻滇的中央军动手就会造成被动局面。我方代表在会谈中表达了要对方及早动手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之意。第二，传送情报。凡有关蒋介石和中央军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企图、计划、行动，卢汉方面均应及时通知我方。第三，云南保安部队，如果配合中央军行动，应把行动计划告知我方。
这次会谈表明，双方关系已进一步默契。
但是，正当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和“边纵”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向纵深发展时，风云突变，转眼间出现了曲折与反复。
首先，是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于1949年8月14日在香港向记者发表谈话，宣布云南即将正式起义。香港各报以大字标题刊载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龙云的谈话，事先并未与卢汉通报，结果帮了倒忙，引起了本来对卢汉就有戒心的蒋介石更大的猜疑，给云南起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继而，是蒋介石加强了对云南的防范和控制。
为了挽救蒋家王朝的覆灭，蒋介石孤注一掷，做垂死挣扎。1949年8月，他在重庆召集国民党西南四省区军政首脑会议，研究对策。会议作出了退踞云南、固守西南的部署，并决定调动重兵“围剿”“边纵”，妄图以云南横断山脉地区为其反攻大陆的基地。当得知卢汉起义的消息后，蒋加紧了对云南防范和控制的措施。一是决定调第8军、89军入云南，协同26军驻守云南；二是派国民党中央军参谋次长肖毅肃到昆明统一指挥中央军和云南地方部队，“围剿”“边纵”；三是派军统局局长毛人凤、西南保防处长徐远举、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人，在昆明组织特务力量，破坏中共云南地下党和革命组织；四是一再诱逼卢汉至重庆考察与拉拢，若卢汉不去重庆而另有他图，就指令特务干掉卢汉。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卢汉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之后，采取了既应付蒋介石，又不开罪于共产党的两面政策。在重庆，他既答应了蒋介石的反共部署，又迫使蒋介石同意将云南地方保安团扩充为74军和93军，以巩固其地位。
蒋卢重庆会晤后，一时间，形势骤变。9月9日，卢汉发布“整肃”命令，由特务头子坐镇指挥，解散了有中共地下党员活动的省参议会，封闭了有反蒋倾向的报纸刊物，解散学校，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多达400余人，连中共地下党组织指定在昆明与卢汉方面联络的两位党员，也被投入监狱。同时，对“边纵”的“围剿”也开始了。敌26军、89军、93军16个团向滇东南、滇南、滇东北地区进攻；敌8军向滇东进攻；敌74军（即滇军）9个团纠集地霸、土司武装向滇西、滇西北进攻“边纵”部队及其根据地。来势之猛，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
这时，美国也来插手云南问题。美国驻昆明领事陆德瑾多次约见卢汉，企图拉拢、引诱卢汉“独立”，另立政府。但遭到卢汉拒绝。
面对反复与曲折，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和昆明市委仍坚持做卢汉的工作。他们使用中共中央联络信号，经过秘密安排，派边区党委委员郑敦和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约见卢汉代表宋一痕，严正指出这一事件是极端错误的，要卢汉保障被捕人员的安全。
经过艰苦的工作和斗争，卢汉基本上仍能遵守前诺。他通过工商界的民主人士刘淑清（女）向地下党透露了“整肃”的消息，并让93军军长龙泽汇向“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透露了敌军“进剿”部署。
根据卢汉送来的情报，边区党委和“边纵”主要负责人在师宗县石洞乡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主力一部跳出外线，挺进滇西，调动敌军，减轻滇东、滇东南根据地压力，进而粉碎敌军“围剿”的决策。后来，经“边纵”主力一部挺进滇西、迂回保山等一系列艰苦的战斗，终于粉碎了敌军的“围剿”计划，并切断了敌军向滇西逃往国外的退路。11月，卢汉经过工作，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报请当时路过昆明的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宣布无罪释放了“九九整肃”被捕人员。
至此，这场反共风潮暂告平息。实践证明，卢汉在这场风波中采取了灵活的两面政策，既应付了国民党，又未开罪于共产党，而且还采用曲折方式保护了共产党的力量。云南和平起义经受住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但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用“整肃”和“围剿”摧毁云南革命力量的阴谋虽然破产了，可是打算以横断山为其反攻大陆基地的计划并未放弃。12月初，按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亲赴昆明，部署将其中央国防部、陆军总部等军事机关转移到昆明。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云南将被国民党嫡系势力控制，不仅中共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的处境险恶，卢汉的地位也显然非常不妙，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龙云，被蒋介石收拾掉。
鉴于形势十分紧迫，加之这时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已到达贵阳、重庆、广西已大部分解放，卢汉与中共昆明市委统战工作组密商后，决定于12月9日起义。卢汉为慎重起见，再次派周体仁（原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傣族。北平解放后党派他到云南做卢汉的工作）去广州谒见叶剑英，告知其将率部起义的部署，并请求指示。
起义前，卢汉调滇军93军进驻昆明，担任守备；将74军由大理移驻楚雄、禄丰、安宁一带，监视蒋军；密令昆明警备司令部控制巫家坝机场，不准飞机加油起飞。接卢汉起义部署后，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为了配合起义，也急令远在滇西的“边纵”主力朱家璧部迅速驰援昆明，其他“边纵”部队也相应配合行动。
一切起义的准备工作，暗中部署就绪后，12月9日晚，卢汉以张群的名义邀国民党在昆的中央军政要员至卢公馆聚会。当这些被派到云南监视、取代，甚至企图杀害卢汉的反动角色，一个个与会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时间竟都成了阶下囚。西南行政长官张群、第8军军长李弥、26军军长余程万、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人，全部被扣留。
卢汉扫清了起义的最后一道障碍后，便于当晚10时发表通电宣布起义，并致书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邓首长，宣告云南起义成功。接着，西康也宣布起义。
五星红旗在云南省府所在地——昆明五华山上空升起，云南宣告和平解放。
二、云南和平解放的历史启示
上述情况，可能会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云南和平解放的进程主要是1949年内的事。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云南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绝非偶然。纵观云南革命发展的全过程，便可知云南和平解放的历史条件和留给人们的历史启示，应是下述因素。
（一）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
云南和平解放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首先在于它有着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这里所说的群众基础，是就党组织的发展和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而言的。
显而易见，没有党长期艰苦的工作和斗争，云南的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从1926年开始建党，到1949年底云南和平解放，先后进行过四次组建和改组。1926年建党，成立了王德三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省工委。但1930年被破坏，王德三等人被杀害。1935年至1937年，又重建云南地下党，先后成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委和中共昆明支部。1938年，将这两个平行的组织合并为中共云南特委。1939年，南方局又决定将云南特委改组为云南省工委。皖南事变后，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省工委将党员和干部大批疏散，改为单线联系。1942年，南方局决定成立新的省工委。后来，又改组为滇桂黔边区党委。
几届云南地下党委都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始终不渝地抓党的组织发展；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建立革命武装，发动武装斗争；广交朋友，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等工作。这就为党的发展壮大和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提供了保证。
从云南地下党组织自身的发展来看，1941年皖南事变前，大约共有党员300人，其中西南联大学生党员有60余人，其他大中学校师生党员约60人，职工党员60余人，昆明市妇女党员10余人，滇军中党员10余人，其余的分散于云南各专县。但是，这300名党员中，按以上关系，恢复联系的却仅有200多人。这时，党员人数虽不多，但党的组织却很坚强。比如1940年至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期间，整个云南地下党组织除三人被捕投敌外，其他的党员均经受住了考验，云南地下党组织也未遭到破坏。以后，在党中央“荫蔽精干，积蓄力量”方针指导下，云南省工委继续积极、稳妥地发展党的组织。至1946年，全省党员发展到2000人；1948年底，又发展到5000人；1949年7月，更迅速发展到近10000人。先后建立了昆明市委和滇东北、滇东南、滇南、滇中、滇西、滇北、滇西北、保山等地委。
在发展党组织自身的同时，云南省工委还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如1944年冬至1945年春，就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分别在进步学生中，建立了“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在进步工人中，建立了“民主工人同盟”（工盟）；在进步公务员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联盟”（新联）等。
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成为云南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争取和实现云南和平解放的中坚力量和根本保证。正是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积极地、灵活机动地贯彻党中央一贯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等一系列正确方针，才会有云南和平解放的实现。离开了党的领导来谈云南的和平解放，那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树，是根本不可能的。诚然，和平解放是通过卢汉将军的起义而实现的。但若没有党组织的推动、帮助和教育，卢汉将军是不可能本能地起义的。
促成云南和平解放的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还体现在不断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上。如果说党的领导是促成云南和平解放的根本保证，那不断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则是推动卢汉起义的强大冲击波。
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来，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已在云南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以昆明为中心的城市革命运动中，以“一二·一”运动和“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为基础，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昆明市委广泛发动工人、学生、市民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9年以来，已在工人、学生组织的各种晚会中，公开歌颂共产党和解放军，公开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致使香港报纸惊呼：“昆明解放了！”至1949年11月下旬，昆明市委还发动群众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约法八章》和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将军关于解放西南的四项号召，投送给本单位科长以上的官员，向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敌特警皆处在诚惶诚恐之中。此外，还将大批工人和革命师生输送到农村，开展革命工作。1945年至1949年，先后从昆明输送到农村和“边纵”的师生达20000人以上。1949年9月12日，昆明工交系统秘密到农村和“边纵”的工人约计300人。
在云南农村，大规模的反“三征”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要求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怒潮，“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的吼声，在云南三迤大地风起云涌。蒋家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这一切都在冲击着身为国民党云南省主席的卢汉，何去何从，必须作出抉择。在云南人民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卢汉终于选择了弃暗投明的光荣之路。关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推动与支持，是卢汉起义、云南和平解放的浓厚的社会基础这一点，连当时反动营垒中的某些人士也是有所认识的。他们后来曾撰文说：“云南起义经过一段曲折复杂的过程和一场惊险的生死搏斗，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全力支援下，才取得成功。”
（二）坚强的武装后盾
由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是抓枪杆子起家的，蒋介石更是靠军事政变上台，并用枪杆子保其家天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必然是武装斗争，其他的一切方式都是从武装斗争这个主旋律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革命战争中某些省的和平解放，也自然是以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发展、壮大，为其前提条件的。纵观解放战争中和平解放的五省区，无非是在两种情况下敌军中的开明之士才起义的。一种是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兵临城下而起义的；一种是省内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蓬勃发展，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反动势力已处在被包围之中，加之省外有强大的解放军的威慑力量等因素的影响下而起义的。
云南属于后者。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云南和平解放的坚强后盾。
省外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对云南和平解放所起的作用，笔者将在本文的另一个专题中论述。这里仅就党领导的云南武装斗争情况略加介绍。
关于党领导的云南武装斗争，可以说源远流长，早在1926年在云南建党之时起，就发动了陆良暴动、马关八寨暴动，等等。以后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云南一直此伏彼起，从未间断。但是，云南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则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才形成的。
1947年初，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继续领导城市民主运动的同时，开始抽调、派遣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全面地加强发动农村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11月，当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到上海向上海局汇报工作时，钱瑛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进一步明确指示说：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新的高潮，为配合解放区的胜利反攻，牵制在云南的蒋系部队，云南由于这几年对武装斗争有所准备，在全省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央要求在云南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根据这一精神，1947年12月，云南省工委在滇南建水召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决定在全省开展武装斗争。
建水会议后，云南省工委通知疏散到缅甸的党的军事干部朱家璧、张子斋等人回国，着手组织武装起义。朱家璧等接到通知后，化装成马帮，到达滇南石屏，与省工委从昆明民主运动中抽调出来的党员干部联合，组成了武装基干队伍，分批秘密地越过滇越铁路，转移至滇东的弥勒、路南县之间的西山、圭山地区，准备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
1948年二三月间，朱家璧等发动了圭山、西山起义，正式建立了名为“一支人民的军队”的游击队，并建立了根据地，在盘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云南地下党领导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以后，云南武装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先后建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等党领导的武装。后来，又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边纵”越战越强，特别是1949年9～10月间，当国民党中央军第8军、26军等联合对“边纵”进行的“围剿”被粉碎后，“边纵”不仅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且更加发展壮大了。至1949年11月时，“边纵”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45000多人的主力、20000多人的区县武装、90000多人的民兵队伍的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89个县级政府。在云南境内，建立了弥泸、罗盘、开广、滇东北、滇西、滇西北、滇北、思普、滇南、滇中等十个根据地，控制或进入了90多个县境，解放了41座县城，对云南省会昆明形成了包围态势。游击战争的火焰，烧到了昆明郊区的安宁、富民等地。
正是有着这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存在及大批根据地的建立，使卢汉感到其内部有蒋系势力牵制，外有人民武装力量包围，为云南三迤人民和自身计，倒向人民一边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从而选择了率部起义的光明前途。
对于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云南和平解放中所起的作用，邓小平在1950年4月所作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的报告中，就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因为云南有广大的解放区，有久经锻炼的人民军队，有有组织有觉悟的解放区人民，在他们有力地协同和支援之下，才能迅速地扑灭李（弥）、余（程万）两匪的叛乱。”邓小平在这里说的虽是云南和平解放后昆明保卫战获胜的原因，然而这也同样间接地说明了“边纵”在云南和平解放中的作用。
（三）广泛的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云南和平解放的实现，统战工作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与“边纵”的武装斗争和党领导的民主运动紧密配合，互为补充，促成了卢汉的起义。
党组织在云南的统战工作，是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共同多层次多渠道地进行的，也是在上层人士、民主人士、民族土司头人和滇军等诸方面全方位地展开的。
首先，谈谈党在滇军中的统战工作。
云南地下党早在1935年就派省工委委员费炳等人到滇军中工作。1937年，龙云组建60军后党又派了一批干部到60军任职，其中地下党员张永和曾任60军184师政治部主任。从此，党在滇军中扎下了根。
党中央也直接做滇军的统战工作。1938年，当60军开赴抗日前线，途经武汉时，党中央驻国统区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等亲自做60军军长卢汉和师长张冲的工作。后来应张冲的要求，党派了薛子正、周时英、杨华、张天放、张子斋、方文彬等进入60军，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他们在60军中秘密发展党组织，至1940年初，60军内的地下党员共达30余人。1941年初，周恩来、陈云又以党中央名义从延安派朱家璧回云南到滇军中潜伏工作，与上级单线联系。朱家璧通过关系，设法赢得了先是滇军旅长、卢汉的幺叔卢浚泉，后是卢汉本人的信任，不仅打入滇军，还先后被任命为18师三团副团长和特务团团长。朱家璧在滇军中按八路军的方法训练、管理部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朱在争取广大滇军官兵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对卢汉、卢浚泉等人的工作，提醒他们严防蒋介石吞并滇军，卢汉等深以为然。这些活动，获得了滇军上层人士的好感。所以当蒋介石以“朱家璧同越共勾结，着即查办”的电报送到在河内授降的卢汉手中时，卢对朱采取了抓而放之的保护措施。更为重要的是党在滇军中的活动也帮助卢汉认清蒋介石兼并异己的面目，为日后卢汉靠拢党，发动投向人民的起义打下了基础。后来，当滇军被蒋介石调到东北打内战，军心浮动，蒋介石让卢汉去安抚时，卢就曾对滇军将领说过：“全心全意在这里做事要机动点，不要做什么都要受人家支配，也不要什么事都到云南来找我。”明显地暗示滇军将领，必要时可以起义。
朱家璧等地下党员被迫撤离滇军后，党仍留下六个未暴露的党员随滇军一起到了东北。这六名党员虽未掌握军队实权，但他们通过艰苦的工作，仍团结了一批进步官兵，为日后做好滇军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46年四五月间，为了加强党在滇军中的工作，特别是对滇军上层人士的策反工作，党中央又从延安派刘浩赴东北做滇军工作。刘浩临行时，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都分别向刘指示了做滇军工作的重要性。刘浩到东北后，在东北局的领导和帮助下，除了与滇军中的六名党员联系，统一领导他们积极在滇军中发展党员外，还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先后会见了敌93军军长卢浚泉、60军军长曾泽生和暂21师师长陇耀等人，给他们讲形势，讲滇军处境和党的政策，对他们进行策反工作。结果，使在东北打内战的滇军184师（潘朔端部）在海城起义，60军在长春起义，大大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执迷不悟的93军军长卢浚泉，在锦州战役歼灭其部后，也给予宽大处理。经教育后，遣返一大批滇军将领回云南。
党这时所做的滇军工作，地点虽在东北，但东北、云南一线牵，对云南影响很大。后来，卢浚泉本人和返回云南的滇军将领都曾主动地劝卢汉及早反蒋，弃暗投明。由此可见，党在滇军中的统战工作是相当成功的。
此外，一批在延安工作的云南籍同志，也遵照党中央争取滇军的精神，采取各种方式做滇军工作。如艾思奇就曾以内弟身份给其姐夫、滇军重要将领龙泽汇写信问候，促进这位卢汉的亲信转变立场。
总之，党对滇军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统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军队之所以能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先后发动了海城起义、长春起义和昆明起义，对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大陆基本胜利的到来起了重大作用，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光辉成果。
至于对以卢汉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云南地下党还通过在国民党云南省参议会内任副议长的杨青田和参议员唐用九、马曜等地下党员组织秘密统战小组，在参议会内外，加强争取地方上层人士和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北平解放后，党中央领导人朱德、叶剑英等还派原北平警备司令周体仁（傣族）回云南来做卢汉的工作。党一直在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积极争取云南上层人士。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如何做好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这是云南统战工作的一个特点。离开这个特点来谈统战工作，在云南省（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和城镇）要想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达到预期的目的，将是十分困难的。在争取云南和平解放的斗争中，云南地下党很重视这一工作，排除重重障碍，积极开展做民族上层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工作。党除了通过各种渠道对卢汉等彝族首领进行统战工作外，在各地州县也尽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民族上层人士。仅在1947年初至1949年底的两年间，被争取了靠拢党参加武装起义的各族上层人士就有：西双版纳的进步人士刘昆府、宜良县参议会副会长杨体元、新平专署督导员余卫民、罗平县板桥镇镇长张天禄、滇南哈尼族的“咪哩王”李和才、祥云县自卫队中队长李鉴州、洱源县县长甘、马关县县参议长刘弼卿、广南县城防大队长侬天祥、普洱磨墨进步人士张孟希、师宗县长许颖贤、丽江代理专员习自成等。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后来还成了党和“边纵”的领导干部。
这些各族上层人士都掌握着一定的实权和武装力量，他们的势力几乎遍及云南三迤各地。由于他们在各少数民族中有着重大影响，争取了他们，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对革命的支持；争取了他们，实际上就等于挖了国民党在云南的统治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基层政权，这就严重地动摇了国民党在云南的统治。这样的态势形成后，不能不影响卢汉等云南上层人士，促进他们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鞭策他们弃暗投明。
凡此种种，说明云南和平解放的实现，也是党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重大胜利。
（四）良好的客观环境
促成云南和平解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有着良好的客观环境。这里所说的良好的客观环境，指的是全国的大形势和云南的小特点。
就全国大形势来看，1949年初以后，解放战争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着蒋家王朝。1949年初，三大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军队。1949年4月，渡江战役的胜利，彻底敲响了蒋家王朝覆灭的丧钟。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广西、贵州、四川全部或大部，云南已形成大军压境之势。这一形势对敌对营垒的人来说，是相当逼人的，何去何从，必须迅速作出选择。在这样的形势下，卢汉这样的地方实力派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把自己的命运拴在蒋家王朝的战车上，死心塌地效忠国民党反动派，让其战车把自己拉入灭亡的深渊；二是逃往香港或海外当“白华”，做“寓公”；三是彻底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弃暗投明，投入人民怀抱。
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卢汉该走哪一条路呢？作为反动营垒中重要一员的卢汉，虽与国民党蒋系人物有别，但仍有过其残害人民、镇压革命的一面。远的不说，近期的“九九整肃”、随意处决所谓“抢劫”昆明中央银行“嫌疑犯”等事件，卢汉就脱不了干系，已激起极大的民愤。中共中央公布的战犯名单中，也有卢汉其人。卢汉的这种身份和立场，要发生巨变，没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加以促进，也是不可能的。
正是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良好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中滇军93军被歼、60军起义，对卢汉的震动很大，促成了卢汉的转变，导致云南和平解放。客观地讲，卢汉的觉醒还是比较早的。这可从1948年12月，卢汉与其至亲龙泽汇的几次谈话中得到反映。当卢汉听完由北平返昆的龙泽汇向他介绍了辽沈战况和平津动向之后，卢汉认为“中国情况复杂，云南环境特殊，我们要在困难中找出路，在安定中求进步”，“使三迤父老免受刀兵，保全桑梓”。卢汉所说的“出路”和“进步”是什么呢？不久，他就与龙泽汇明确表态：“共产党是肯定地成功了。如今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我们不能再做蒋介石的殉葬品，不能做民族罪人，要采取措施，逐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前途是光明的。”
云南和平解放，除了由当时的全国大形势所决定外，与云南的特殊环境也是不无关系的。所谓云南的特殊环境，主要是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众所周知，尽管蒋家王朝统治中国达二十多年，蒋介石却始终未能直接控制云南，云南地方实力派仍以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着。蒋介石也一直把云南实力派当做一颗肉中刺，千方百计地要拔除这颗肉中刺。为此，蒋曾于1945年8～9月间，以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为名，将滇军60军、93军调往越南，对龙云来个釜底抽薪。接着，将其嫡系部队打入云南，并于1945年10月发动兵变，赶走了龙云。以后，名义上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实际上是制造龙卢矛盾和企图架空卢汉。因为60军、93军随即就被调往东北打内战；同时，一大批蒋系将领和要员诸如何绍周、李宗黄、关麟征、霍揆彰等纷纷调入云南担任要职。此时的卢汉，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蒋介石对云南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用心是十分清楚的，目的在于剪除异己，瓦解滇军，胁迫卢汉俯首听命。实在不行，就派特务暗杀卢汉。总之，要不择手段地搞掉云南地方实力派。
然而，事与愿违。蒋介石在云南的所作所为，并未能巩固、发展其在云南的统治，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与卢汉的矛盾，加大了云南地方实力派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离心力，加速了卢汉靠拢共产党、投入人民怀抱的决心和步伐，最终导致人民革命事业在云南不战而胜，和平解放。
政策与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初探此文系经全国党史学会学术专家组审定，参加1987年在广东汕头大学举行的全国党史学会年会论文。未公开发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农村经济一直在探索中发展着。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在发展的道路上，既有经过艰苦奋斗而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也有因工作失误而陷入极端困难的时期；还有经历徘徊之后重新选择方向而破浪前进的时期。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说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十分曲折而坎坷的。
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强国而奋斗的新时期，对我国三十多年来农村经济工作的成功与失误，进行一番研究，总结出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对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说是一件相当有益的事。抱着这样的动机和目的，笔者想从一个时期一个侧面，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的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关系。作一番探讨。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笔者打算将从1949年至1956年这七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村经济发展史。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互助合作的初步发展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到来等阶段来叙述。
一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一时期围绕着恢复国民经济这个总目标，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完成土地改革。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而第一个条件就是“土地改革的完成”，其次才是“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为了创造上述三个条件，必须做好八项工作。而八项工作中的第一条仍是“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七届三中全会上，刘少奇还专门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这些材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把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工作，不仅当做农村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也当做全国一切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来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