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学教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匠”型（即教书匠），一类是“学者”型。
就这一问题，我请教过长辈、同辈乃至小辈，其含义是什么？聆听诸家之言后，我领悟出其内涵大致是：这两类中学教师，在教学上都上得去、下得来，有的还可以把书教得很好，深受学生、家长和社会欢迎。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二者又存在着一些差异。前者，靠老祖宗的法宝“时间加汗水”（即古代的“头悬梁，锥刺股”）来取胜；后者，则是靠教研科研来提高教学质量。前者，学生苦，教师更苦，师生苦成一团，苦不堪言；后者，则是以教师的苦来换取学生的乐，使学生学得轻松愉快，师生都有苦有乐，在苦中乐着，或在乐中苦着。前者，授人以“鱼”；后者，则授人以“渔”。前者，重在知识的再认再现；后者，重在能力的培养与智力的开发。前者，重在口授，忽略笔耕；后者，二者并重。这种归纳，不一定准确、全面，但亦可作些参考。
自1960年从教以来，对上述界定，我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决心努力争取做后者。大概就是这一动力驱使，才会有这本拙作的产生。到1996年退休，我的教书生涯基本结束了。说“基本结束”，是指离开了我所任教的云南师大附中的讲台，但仍还在自己创办的云南西点文化学校中打拼着，也还在昆明市历史教学教研的舞台上时不时地“闪现”。但总的说来，是退下来了。回首往事，学者型的中学教师，我还不够格。但总算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着。为达此目的，我在主教中学历史之余，还不自量力地应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云南民族大学夜大、电大、云南教育学院、北京自修大学云南分校等高校之邀，讲授过大学本科，夜大、函大专科的中国通史和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时，还帮助云南省教育厅教研室、昆明市教委教研室（现均改为“教科院”）、玉溪市教科所、红河州教研室、楚雄州教研室、德宏州教研室、西双版纳州教研室，以及文山州、丽江市、迪庆州的一些县、保山市等做了一些培训教师或高考复习指导的工作。这些教学、教研活动，又大大提高了我的教学水平和能力。我非常感谢这些单位的领导，是他们给予了我机会，提供了舞台，去实践自己的目标。
在教学中开展教研科研，以教研科研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还使我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活、新、深、松。活，即讲课生动活泼，教法灵活多样。新，即在保持传统教学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观点新颖，争取每节课都要讲得有新意。深，发掘教材内涵有深度，对重点、难点能深入浅出，讲深讲透。松，课堂气氛活跃，在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中授业传道。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的整个教学生涯中，形成了一个怪现象：平常不做作业，除了学校规定的期中考、期末考外，也不考试，但教学效果仍可以。即使在高考中，成绩也还不错。学生负担不重，未淹没在题海中；我也比较“解放”，不为每天批改作业所困，能有时间“充电”，写东西，也才有《秋获集》问世。这得感谢20世纪60年代初的“九年一贯制”教育改革。它规定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不准布置课外作业，只教不考。从此，迫使我不断研究如何改进教学，走教研科研提高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道路。最终形成了教学要45分钟解决问题，向45分钟要质量，以及“中听中考”是好教师标准等理念。正是这些理念，形成了我的教学“怪”模式。
出版《秋获集》，算是将我教学生涯中的教研、科研活动做个总结。只是此事距我退休后，又是十年了！
专家预测：21世纪的中学教师，将转型为学者型的教师。可惜我已经被时光踢出局了，无力再拼搏，只能袖手旁观，看年轻人的了。
李永顺
2007年4月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