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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外传》：即《国语》，它和《左传》的记事涉及同一时代，全书共21卷，分为《周语》、《鲁语》、《齐语》等八个部分，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其记叙范围涉及更边远的地区，体现出作者更广阔的视野。内容上也更细致、更具体地记载了列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可补《左传》之阙，对于阅读记事简略的《春秋》也能提供极大的参考和帮助，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唐人刘知几称其为“《六经》之流，《三传》之亚”。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大事记，儒家经典之一。它具有突出的特点，对我国的史学、文学乃至政治、文化、伦理观念等方面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一、《春秋》的基本情况
《春秋》原本是西周末期至东周时期史书的通称，当时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如史籍所载《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鲁春秋》等等。但随着岁月流逝，各国的记事史书都已散佚不存，而唯有经孔子修订的《鲁春秋》保留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一书。
为何古人用“春秋”命名史书？自从汉代以来学者们对《春秋》一书的得名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大体上有这么几种：其一，认为《春秋》的得名来自于“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即为刑赏之意；其二，认为“一褒一贬，若春若秋”，即认为“春秋”暗含褒贬时政之意；其三，认为“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即是用《春秋》的由写作到成书的时段来命名。最有影响的是西晋时期的史学家杜预的观点：“《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异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措）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春秋经传集解序》），也将《春秋》看做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历史的一种方式，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春秋》即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共242年间的史事，大约有一万六千余字，是继《尚书》之后以记事为主的一部史书。其体制、内容、语言、叙事均自成一家，不仅是后世编年体史书之祖，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春秋》的形成与周代史官文化的成熟有关。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宗法礼仪体系，成为周代社会主要的政治管理制度。从西周开始，古人的信仰崇拜的对象已由殷商时期的人格神“上帝”转化到现实的人间中来，祖先崇拜成为宗教信仰与礼法活动的重要内容，周人“敬德保民”的基本思想使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为主流。而早期主要从事祭祀神灵活动的神职人员、巫者到了西周时期渐渐成为官府中的一个重要官职——史官，专门负责记载天子的言与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载的对象从祭祀神灵、上帝的活动记录渐渐转变为对人事活动特别是天子活动的记录。同时，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各种神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殷商时期浓厚的巫术色彩减少了，周人关注的目光更多地从天上转移到了现实的人间。这种史官文化的趋于成熟对周代的散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比殷商时代的散文，周代散文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对历史的关注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当神灵不再作为人们行为的动力，不再给人们指示方向的时候，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就显现出来了。更重要的是，在周人眼里，史官记事的功能还可以为后代统治者提供借鉴性的意义，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期，人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寻找行为的根据和经验教训。因此，西周和东周时期，不仅周朝有自己的《春秋》，同样，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春秋》，记载每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国君的重要言行，不仅可以为后世提供当时真实活动的记录，也可以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后世的统治提供借鉴。
孔子71岁“绝笔于获麟”，停止了《春秋》的编写，《春秋·经》载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捕获一只麟，叔孙氏以为是不祥之物，便赐给“虞人”。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在太平盛世才会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涕泪沾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终止了他的记述。
二、《春秋》的成就及特点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在中国古代史书的写作模式中，开创了编年的体制。它按鲁国国君“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顺序分年记事，共记载了242年的历史，以时间为线索，严格而系统地展现出史实发展的时间脉络。它以鲁国为主体，兼及他国，其记事不仅清晰地显现了时代背景，而且揭示了同一时代此一史实与彼一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体例的产生，堪称伟大创举。由于《春秋》是鲁国史官所记载的当时发生的大事，其史实基本上是可信的，有很多事情可以互相印证。如它所记载的鲁国十二公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又如《春秋》共记载日食36次，除了两次的记载可能有误之外，其他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同时，庄公七年记载的“星陨如雨”，这是人类第一次对流星雨有文字的记载，而文公十四年的“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也是世界上最早对哈雷彗星的记录，从后世记载的哈雷彗星出现的时间来看，与哈雷彗星的出现频率也是吻合的，这足以证明《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认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讹脱增窜之类的问题。如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晏和晚唐时期的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多字，看来三国以后的《春秋》原文，确实脱落了不少。
与《尚书》比较，《春秋》在内容、叙事、语言等方面都有了新特点。
《春秋》的主要内容是记录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发生在鲁国和以及周王朝及其他诸侯国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国家重要的祭奠、盟会，国君的嗣立、丧葬，各诸侯间的交往和互访，以及大量有关军事行动的记录，也有关于自然现象如日食、星陨、水旱等灾异现象的记录等等。关于《春秋》的主旨，《孟子·离娄下》曾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思就是说，孔子作《春秋》采用了齐国与晋国记事的方法，语言的组织也与史官记事一样，但在内容的选择方面，与其他各国《春秋》只用一般修史之笔法不同，而是采取了修订《诗经》的方法——褒善贬恶。显然，《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其能“惩恶而劝善”，特别是对于天子、诸侯、士大夫等统治阶层进行监督与抨击，更是《春秋》记述的主要内容。司马迁曾在说明《春秋》对君臣、父子关系重要性的时候曾说过：“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后来之所以能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并成为历代帝王的必读书目，与孔子的这一明确的修史目的及《春秋》的这种主旨不无关系。
《春秋》在语言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极为简洁精练。《春秋》的历史叙述极其简略，往往是一事一句的“大事记”式的记录。例如，庄公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宋杀其大夫”，仅短短五个字的记载，对事件的原因、经过、人物等问题，都没有详尽的说明。《春秋》是编年体史书，它对于一年之内发生的大事的记载，往往也就是按春夏秋冬的季节顺序，甚至是一季一条，可谓是简洁到了极点，如对庄公十七年全年活动的记载：“春，齐人执郑詹。夏，齐人歼于遂。秋，郑詹子齐逃来。冬，多麋。”似乎一年发生的活动就只有齐国抓到了郑詹一件事。又如庄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郑厉公。”全年就记载了几个重要人物的去世，别无他事。除此之外，在极少的对具体事件描绘的例子中，其过程也是非常简单，如《春秋》对于一次陨石活动的记载，“（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
因为《春秋》的文字过于简略，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春秋》经孔子编订而被儒家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可以对照参考的重要著作。现存旧注本以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为最早，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本30卷。新注本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春秋左传集解》。
通过《春秋》与《春秋左氏传》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的比较，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春秋》在语言方面的特征。如《春秋》对隐公十一年冬天的记载是“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即是说明鲁隐公于此年十一月死去，对于死去的前因后果却没有任何交代。而《左传》却将此事详细地记载下来，“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隐公代桓公摄政，但却无意留恋君位。但其手下的一个大臣羽父却野心十足，请求隐公允许他把桓公杀死，并以此求做太宰之职。隐公觉得桓公太过年轻，而自己也只是代行君职，不久就会把君位还给桓公，隐公也已经计划好了派人在菟裘营建房屋，准备在那里养老了。羽父因此害怕事情败露，就在桓公面前诋毁隐公，导致隐公被杀。这样，隐公之死的缘由就一目了然了。
《春秋》在叙事上主要的特点是“春秋笔法”。由于孔子和《春秋》的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春秋》褒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表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以及伦理道德观念，即反对诸侯兼并，反对篡位夺权、犯上作乱。孔子在周游列国、游说天下失败之后，一方面开办“私学”，一方面从事著述，其共同的目的就是寄希望于将来。他认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要通过修订《春秋》这一具体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是指孔子不是单纯记载史事，而要通过精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笔法，这就是所谓的“寓褒贬于一字”。这也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或称之为“春秋笔法”。该笔法在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对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褒贬爱憎的评价和看法，以此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春秋笔法”的特征有两个：第一，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什么该记载，什么不该记载上，《春秋》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标准的。赵匡将其归纳为三个：其一，凡即位、崩薨、座葬、朝聘、会盟等事为“常典”，所以记载要非常周全，而且能根据事情的邪正定褒贬；其二，凡祭祀、婚姻、赋税、军事、搜狩等国家大事，也是一定要录，但褒贬要根据礼制的标准看其是否合“法”；其三，凡庆瑞、灾异以及君王被弑、被执、奔放、逃叛等非常之事，也应当记录，并对其加以褒贬。因此，《春秋》主要选择那些与周代礼法规范有关的事件记载，主要还是出于维护周代礼法社会的需要，这与孔子强调的“克己复礼”、恢复王制的要求是一致的。
第二，从外在表现上，《春秋》更喜欢用一种委婉平易的方式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孔子编纂《春秋》时，对于许多政治问题采用了曲笔，很多东西不直接写，而用一些象征、暗示等手法并非客观地记录历史、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同是记叙杀人，便有区别，杀无罪者称“杀”，杀有罪者称“诛”，下杀上则称为“弑”。再如，吴、楚之君擅自称“王”，《春秋》乃贬之为“子”。这种行文方法往往要求用词准确，选词谨慎，事件的性质、情形和结果的描述往往会流露出作者的态度。貌似客观的纪录，却是有褒有贬的，可以看出作者的倾向。如《春秋·文公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朋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会洛戎盟于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此段记载周襄王死后鲁文公的使臣公子遂能去与晋大夫、洛戎会盟，公孙敖到周京师吊丧，却半途而返并带着丧礼奔莒的事件，其记叙方法看似客观纯正，不加任何价值评判，但其中却包含着对鲁文公的不满，因为鲁文公对这种不合礼制的行为不加批判，实际上对周天子也是不敬的。
孔子利用“春秋笔法”表达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他的社会理想。后人称为“以绳当世”，“立天下仪法”，“为后王制法”。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其地位沦落到常常要看诸侯的脸色过日子的地步。面对周王室的尴尬地位，有些事件的记述的确让孔子为难，孔子就确定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态度和做法。如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的“践土之会”，是周王应晋文公之命赴会。孔子反对这种以臣召君的做法，主张维护天下共主的地位，因而采取隐讳的书法，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这种寓含褒贬的手法寄托了孔子希望恢复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理想。
“春秋笔法”的表达方式是把价值判断寓于看似平淡的语句之中，而平淡的背后，是三思后的定论。例如，《春秋》中的“郑伯克段于鄢”，虽然只有六个字，却记录了这样一件大事：鲁隐公元年，郑国国君之弟共叔段谋划夺取哥哥郑庄公的君位，庄公发现后，不动声色，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诱使共叔段得寸进尺，愈加骄横，等到共叔段发动叛乱、阴谋彻底暴露之后，他就在鄢这个地方一举打败了共叔段，使他“出奔”于鄢。《左传》对《春秋》这句经文隐含的褒贬用意解释道：“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春秋》中这句话，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纯客观的记录，不流露作者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是有深刻的褒贬之意的。
孔子本人视其寓褒贬、别善恶的做法为著述的宗旨和灵魂，深沉地感慨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则认为，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并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就高度评价了孔子“春秋笔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震撼力量。
杜预是这样解说“春秋笔法”的。“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是也。”即不直说含意，但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意思自明。“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志，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日及之类是也。”即文字并不复杂，但表达的意思却很隐晦，人们通过用词的不同，努力去获取更多的附加信息。“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借许田之类是也。”即是指避讳。从《春秋》始，避讳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个中玄妙，绝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明白。“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即照事实录，不加掩饰。作者给读者提供足够多的客观事实，引导读者作出作者预期的结论。由于作者没有鲜明地表明观点，又由于事实是客观的，再加上结论是读者自己作出的，因而攻击力极强，使受攻击者处境极为尴尬，想辩解都不知从何下手。“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仁，欲盖而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好人就应该让他名垂青史，恶人就一定要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春秋》始，中国文人就有一种极强的责任感和是非观，即使因此受尽磨难，虽九死而犹未悔，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然而《春秋》也有明显的局限。其记事过于简略，往往一事一句，甚或有的条文仅用一字，对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的因果过程都无从知道。所以，它还远远不是成熟的历史散文。特别是它刻意“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修史态度和做法，也有悖于“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对后世史传文学也有一定的不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