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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家：农家也是“九流十家”之一，他们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即人人都要参加劳动，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之后再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这一主张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剥削的良好愿望，所以也吸引了一批热情的支持者。但他们的理论和主张也存在着反对社会分工的致命缺陷，所以，受到了孟子的批判。
（2）以气制胜：孟子的精神人格决定了孟子散文的风格，孟子的散文气势磅礴、长于辩论，具有雄辩家的气概亦即“以气制胜”的特点。孟子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又说过“说大人，则藐之，无视其巍巍然”，他蔑视权势，淡薄富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傲然儒者的气派使他的文章气势充沛，感情强烈。他非常善于辩论，时而循循善诱，使对方不便于断然拒绝；时而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气势，使对方无言答辩。
1.谈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2.简论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成就。
一、《齐桓晋文之事章》导读
本篇见于《孟子·梁惠王上》，是孟子散文中的代表作品。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大师，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当时，新的封建制度在各诸侯国已普遍实行，结束诸侯国林立的局面、完善新兴的封建制度、实现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上下一日百战”，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异常激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广大劳动人民承受了惨重的战争牺牲。战争的庞大开支和剥削阶级“疱有肥肉，厩有肥马”的贪欲腐化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憔悴于虐政”（《孟子·公孙丑上》），而且出现了“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上》）的惨相，加之一大批贵族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以至覆灭，这使孟子感到非常痛心。在这种情况下，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并明确地提出了施行“仁政”的主张及方法。
《齐桓晋文之事章》就是通过他与齐宣王之间的一次长篇对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仁政”学说，它不仅是反映孟子思想的重要作品，而且也典型地体现了孟子散文的杰出成就和基本风格。
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提出推行仁政的纲领——“保民而王”，肯定齐宣王有“不忍人之心”是“仁”的表现，从而具有推行“仁政”的足够条件。
孟子把以武力兼并天下的做法叫做“霸道”，把用仁政以统一天下的做法称为“王道”，他主张王道而极力反对霸道。他所游说的齐宣王正是一个热衷于霸道的大国之君。因此，交谈开始，齐宣王就提出“齐晋桓文之事，可得闻乎？”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五霸”中的人物，均以霸业著名于世。齐宣王的这一要求就是让孟子谈霸道。显然，这是故意与孟子为难，以堵其宣扬仁政之口。孟子当然洞察其用意，但如果立即去批驳霸道，就会使谈话陷入僵局，以至于不欢而散，从而失去向齐宣王宣讲仁政的机会。可见，孟子此时处于非常为难、十分被动的局面。但他却以十分高超的游说技艺，巧妙地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作答，轻而易举地绕开这一矛盾，委婉地拒绝了齐宣王的这一要求。未及齐宣王有所反映，立即就势提出“无已，则王乎”的建议，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出色地表现了他的机警和敏捷。宣王不便相强，只好就范，提出了“德如何则可以王”的问题。于是，孟子趁机而入，以“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作答，言简意赅而又非常得体。“保民而王”提出了实行王道的纲领，“莫之能御”则突出了这一纲领的作用与威力。这对时刻都想夺取整个天下的齐宣王来说显然是颇有吸引力的。于是，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若寡人者，或以保民乎哉？”孟子答曰：“可”，十分肯定。这个一味迷恋霸道的君主，突然被孟子看做是一块可以推行王道的材料，受宠若惊之余也深感大惑不解，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何由知吾可也”的疑问。孟子为了推行仁政学说，在哲学上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他认为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仁义之心是人天生所具有的属性，一个统治者具备这些就具有了实行仁政的资本和条件。于是他就用齐宣王曾出于“不忍”之心而以羊易牛的事例肯定了齐宣王“是心足以王矣”，作为对齐宣王的回答。显而易见，这一回答也揉进了对齐宣王赞美，使他对孟子的戒备刁难之心如冰释雪融。把握住齐宣王这微妙的心理，孟子则又提出了老百姓对齐宣王以羊易牛是出于贪财的非议，齐宣王早就为此感到委屈而又无法辩解，孟子重提此事，无异于又一次刺痛了他的这一伤疤，使他倍觉痛苦。在此情况下，孟子方为之辩解，为之解围，并再次肯定“是乃仁术也”，说清了齐宣王无法说清的道理，使齐宣王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赋诗赞美。这就完全融洽了双方谈话气氛，为齐宣王接受仁政主张铺平了道路。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子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宜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第二部分，从“王说曰”至“然后快于心与”，指出齐宣王之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并启发他“推恩以保四海”。
孟子为齐宣王的曲意辩解使齐宣王顿有知音之感，从而也增加了他谈论王道的兴趣。于是，齐宣王进而问道：“是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对此，孟子没有直接从正面回答，而是先剖析了“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两个奇怪的现象的原因：前者是不用力焉，后者是不用明焉，这当然是齐宣王所同意的。然后就势而下指出：“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的原因是“不有恩焉，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这种类比推理、先引后发的结论显然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接着孟子又以折枝之类的易为之事为喻，说明只要用举手之劳，即可大功告成，鼓励齐宣王下定实行仁政的决心。面对接踵而至的如何去作的问题，孟子趁热打铁，指出只要能推恩于民，就能取得美妙的前景，“天下可运于掌”。这也是对齐宣王“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的间接回答。为了增强其说服力，孟子不仅引经据典，以《诗》为证，还进而指出“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行不行仁政的两种不同的后果。孟子也深知，齐宣王热衷“霸道”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还须深入攻心，摧毁他内心坚持霸道的堡垒，因此又重谈“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问题，启发他找出其中的原因。对此，齐宣王不好意思和盘托出，孟子则穷追不舍，以带有强烈的刺激性的证据提出诘问：“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迫使其不能再保持沉默，这就引起了以下的对话，使谈论又进入一个新的回合。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以口与？轻暖不足于礼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第三部分，众“王曰：‘否’”到“其若是，孰能御之”，揭示宣王的“大欲”，并论证推行霸道必然适得其反，只有“发政施仁”，才能无敌于天下的道理。
对于孟子颇富刺激性的诘问，齐宣王矢口否认，并不得不作出“将以求吾所大欲”的回答。孟子又明知故问，要他说“大欲”是什么。窘迫之中，齐宣王企图以“笑而不答”敷衍过去。但孟子深知，必须抓住其所谓“大欲”狠加抨击，晓以利害，才有可能使其心悦诚服地摒弃霸道而接受王道。但此时为使齐宣王不至于难堪，则不便于一语道破，于是又稍作迂回，提出了关于生活享受方面的五个问题，对于这些能使其从尴尬局面中得以解脱的问题，齐宣王明确作了否定性的回答，情绪也为之轻松。孟子趁机抓住这个进言之良机，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他“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进而毫不客气地指出“经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不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会招致不测之恶果。继之又以“邹与楚战”楚人必胜之事为喻，指出齐国若以有限的土地与天下诸侯武力对抗，必然也会像邹人那样自食败亡之恶果，从而动摇其对霸道的热衷，要他改弦更张，施行仁政，这样才会人心归附，无敌于天下。
王曰：“吾惽，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第四部分，从“王曰：‘吾惽’”到文末，提出行仁政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并批评了齐宣王的现行作法。
孟子详陈利害的苦心说教终于使齐宣王折服，提出了“明以教我”的要求。孟子就水到渠成地提出了实行仁政的具体步骤：首先制民之产，其次是“教民”。其中着重从各方面阐述了制民的主张及其根据。“民无恒产，因无恒心”，没有固定的产业老百姓就会干出各种危及统治秩序的事情。同时，他也批评了那种陷民于罪，“然后从而刑之”的作法，为防患于未然，就必须“制民之产”，满足老百姓最起码的生存需要，再进行礼乐仁义的教化，老百姓就会顺从国君的统治。在上述说理之后，他词锋一转，对当时“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现实政治状况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揭露，揭示了这种状况与仁政主张的尖锐对立，也暗示出它必然招来的恶果。在此基础上，他才详陈推行仁政主张的具体标准，“五亩之宅”一大段，就是对推行仁政的具体做法和美妙而诱人的前景的描述。最后，孟子强调指出，如此这般，“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从而结束了全文。
孟子的人性善论、仁政、王道的一系列思想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迂阔于事而难以实行，是其理论上的致命弱点。但贯穿其中的民本思想及对老百姓的痛苦处境的同情则有着极为突出的进步性，也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以善辩著称，本文就充分体现了孟子散文工于辩论、富于气势的特点。这首先表现在他能巧妙应对，善于把握对方心理，善于审时度势，掌握主动，甚至变被动为主动，始终使自己在辨认中处于居高临下之地，从而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其次是手法异常灵活巧妙，时而循循善诱，详陈利害；时而利用排比句式，设问反诘、炮发连珠，步步紧逼；时而委婉平和；时而语带讽刺，剑拔弩张；时而正面出击；时而迂回包抄。说理曲折尽情，文字跌宕多姿，一个雄辩家的气概贯乎全篇，使其散文具有气盛言宣的特点。其三是，善于引类譬喻，以明事理，如本篇中的“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等，不唯形象贴切，生动巧妙，而且趣味盎然，使抽象之理深入浅出，也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此外，其语言通俗流畅、生动幽默、风趣传神也是其突出特色。凡此种种，也使这篇作品不失为一篇值得仔细玩味的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