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永君
王钟翰先生乃当今清史、满族史学界泰斗，国学大师。与诸多同时代的大师不同，先生既无家学之渊源，又无髫龄就傅之经历，其成功主要靠自身之努力与诸师之培养。尤其是得入邓之诚、洪煨莲二位恩师门下，对先生治学取向和成长道路影响甚巨，颇值得一书也。
先生于1913年出身于湖南东安的一个耕读小康之家，为家中季子。当地文风不盛，少有向学之人。且因受双亲垂爱，10岁之前终日流连于故里之绿水青山，因而发蒙较晚。对于此事，先生从不讳言。10岁时，先生始有向学之请，从此入私塾读经，先后师从数位当地名儒。因天资聪慧，加之刻苦自励，颇受诸师激赏，被视为可造之才。后得入由美国基督教会与雅礼校友共同出资兴办的新式学校——长沙雅礼中学深造，全面接受西式教育。当时国学影响尚浓，西学风气亦炽。这种特定环境为先生日后之知识结构与治学方式打下了坚实基础。1934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从此出入邓之诚、洪煨莲先生之门，成为邓、洪二位大师之得意门生，并将师徒兼父子之真情厚义保持终生，历经磨难，老而弥笃，确令人钦羡不已。先生每每提及与二位恩师之过从，经常是双目中蕴涵着泪水，言语中荡漾着真情，似是带我神游于那遥远的过去，沐浴哲人智慧之光。
先生与我谈及，邓之诚先生（1887—1960）乃中国现代史坛令人景仰之大师，以家世显赫、天资绝伦、功力深厚、志趣古雅、气节高尚，堪称一代奇人。而其晚景之凄惨、身后之凋零，又足致良知未泯之人怆然涕下。
邓先生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清光绪十三年生于成都的一个世代簪缨之家。清道光年间曾鼎力支持林公则徐禁烟抗英的邓公廷桢是其曾祖。祖名文基，字竹芗；父名栻，字小竹。同、光之际，先生之祖、父相继游宦川、滇，皆有政声。文如师十二龄时侍母自蓉入滇，后随父游宦东川、蒙化、腾越、开化、广南、云南诸府，得以遍历滇中。后定居昆明，前后客滇者十有八载。
文如师早慧，好读书，耽文辞。既承家学之渊源，加之髫龄即就傅发蒙，于六代书史，诗词曲赋，涉猎尤多。又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因而接触西学颇早。及长，于小竹公滇中诸府任所，独承庭训，国学功力日深。旋考入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专攻文史。禀赋绝伦，品学兼优，文采飞扬，试辄冠曹。虽文弱书生，然侠肝义胆，豪迈不羁。咸有济世之心，抱凌云之志。
文如师既卒业，以弱冠之年，出任《滇报》主笔。时值戊戌维新失败，保守势力猖獗，人心混乱，地暗天昏。文如师年少气盛，对国内外时局及地方政事多有臧否，笔锋犀利，一泻千里，辄为时贤所赞许。且不顾世代所受皇恩之隆，毅然与有“乱臣贼子”之目之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密谋反清。其时革命党初兴，反动势力强大，反清义士前仆后继，不惧肝脑涂地；文如师亦心向往之，辄解囊相助，甘冒风险。辛亥之年，山雨欲来，神州板荡。文如师挺身而出，与同道挚友戮力覆清，舍生忘死，四处奔波达一年之久。武昌首义，清室覆鼎，诸君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文如师时兼职于报馆，以如椽之笔，发震耳之声。盛赞共和，讴歌光复；五色旗下，共庆新生。然好景不长，孙文辞职，袁氏窃位，倒行逆施，日甚一日。以致群雄并起，民不聊生。文如师忧心如焚，然无计可施，徒发慨叹。及袁氏称帝，举世哗然。蔡松坡秘密入滇，首举义旗，并挥师入蜀，势如破竹。文如师欢心鼓舞，热情参与其中。旋自滇回蜀，谒见蔡将军松坡，又晤孙中山、黄克强，及倒袁都督唐继尧、陆荣廷、陈二庵、汤芗铭等，为之划策出谋，运筹帷幄；少年豪气，直冲斗牛。直至袁氏归西，共和再造。其后，文如师目睹政局之风云变幻，始有倦怠之意。至1928年，蒋氏当国，文如师赴金陵往见，陈治国之策，直抒胸臆，蒋氏虽执礼颇恭，然不置可否。文如师以不见用，便决意退出政坛，专志于学术。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其时虽年方不惑，却颇显老成，终年着一袭蓝布长衫，手执黎杖，不苟言笑。学生皆呼之“邓老头”，文如师亦欣然领受。唯授课之时，从不用讲稿，或慷慨陈词，如数家珍；或奋笔疾书，字有法度。众学生心悦诚服，以听其授课、睹其风采为莫大享受。
先生对文如师之才学人品心悦诚服，故而望门投之。文如师亦激赏先生之勤奋好学，师生情义与日俱增。文如师著述素以行文酣畅、文采飞扬著称于世，时人有“文曲星”之目。且工诗赋，喜收藏，通金石，擅篆刻，有古名士风。先生则刻意模仿文如师行文风格，每有习作，必呈请批阅。文如师亦逐字润色，多予指点。后先生对我云：“文如师时常训诫：‘做人之道首要在诚实，任何情况下皆应讲实话，做学问亦复如此。’我讨教做学问之门径，文如师嘱我：‘有两部书须反复研读，一曰《日知录》，一曰《资治通鉴》。’我当时尚不明此言之道理，久之方悟出个中奥妙。两书共同之处有二：一是经世致用，一是治学严谨。于是我便将其作为日后治学之圭臬。文如师嘱我要‘惜墨如金’，方谓自重。我铭记于心。进而仿文如师风格，以文言写作论文。先生稍加润色，虽不敢自夸洗练，但总求字斟句酌，不坠空谈，颇得读者谬爱。饮水思源，皆文如师教诲之功也。”程门立雪之敬、桃李报春之真情溢于言表。
洪煨莲先生（1893—1980）则属于另一派学者。据先生回忆：煨莲师谱名正继，又名业，字鹿岑，煨莲（William）乃留美时自取之名。其祖籍福建闽侯，为当地望族，其父乃举人出身，长期宦游在外，曾任知县。煨莲师幼承庭训，熟读经史；继而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历时五载，获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教务长兼历史系主任，唯以中国史学之发扬光大并走向世界为平生所愿。其具体作法是：首先要建立历史学科的学科规范并推进科学研究方法之形成；其二是用现代方法编纂引得（Index）即索引，形成大型系列工具书，以便将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重新分类排列，以资利用；其三是要发现和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史学方法的新型史学家。众所周知，历史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研究方式，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统的中国史学在理论框架、学科规范、研究法则等诸多方面显得模糊不清，随意性、主观性有余，严肃性、客观性不足。虽然像“乾嘉学派”之考据方法带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但也只是于微观角度于不自觉之中与现代科学研究方式有类似之处而已。从广义上讲，中国传统史学带有明显的“史料学”色彩。洪先生于此状况深引为痛，决心予以更张。煨莲师在攻读研究生时，即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式学术训练。他推崇西方史学研究法，并将其归纳为五“w”方法。简要言之，史学研究无非是搞清历史的人物、时间、地点、原因和过程等五大要素，即Who、When、Where、Why、How，即可称为五“w”研究法。研究任何历史问题，皆须沿上述五条线索去追查，从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寥寥数语便揭开了传统史学的神秘面纱，变歧途亡羊为曲径通幽。接下来便是成立引得编纂处，筹措专项经费，延聘专门人才，针对中国传统检字法繁琐、互歧之现状，于1930年创立“中国字庋撷法”，并先后编辑、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巨册。在此过程中，编纂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编纂程序，即选书、选本、钩标、抄片、校片、标号、稿本、格式、校印、撰序。因程序严密，故而使得如此繁杂的工作忙而不乱，井井有条。其三是发现并培养一批新型史学人才，并结合他们的特长和兴趣为之确定研究方向。如安排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升研究辽代，聂崇歧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田农（继宗）研究明代，房兆楹、王钟翰研究清代。其强大的弟子阵容覆盖了中国古史之所有领域，大有将百代汗青尽收囊中之气势，一支现代史学编队就此崛起。同时，煨莲师认为，欲治中国史学，必当以西学为参照，只有眼界开阔，中西对比，方能获得真知。否则，作茧自缚，闭门造车，终究难成大事。故而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使推荐众弟子先后赴哈佛大学深造成为制度，让他们有机会开阔思路，获取新知。众弟子亦不负师恩，皆刻苦自励，学成归国后，在各自的领域里多有建树，成为当代史家阵营中璀璨的群星。就此可以想见，煨莲师虽年方而立，却胸怀宽阔，抱负非凡，立志高远，大有“学术战略家”之气度。
先生又回忆道：“煨莲师乃当时新派人物，身材颀长，风度潇洒；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口衔烟斗，不怒而威。每当初次与某学生谈话，必先英语，语速极快；继而国语，引经据典。辄致闻者满头大汗，不知如何应对。其实，待熟悉之后便可体会到煨莲师极其平易近人。我因选煨莲师以英文所授诸课程，被其才学所折服。继而出入其门，得教诲尤多。煨莲师亦视我为可造之才，因而垂爱有加。我史学之根柢虽承之于文如师，而真正走上清史研究之路，却是受煨莲师指导。本人之处女作《辩纪晓岚手书简明目录》，即是由煨莲师提供史料，启发思路，甚至题目亦是煨莲师所出。待完成后，又推荐至《大公报》，终使拙文得以发表。这对我建立起研究清史之信心与兴趣，影响极大。”
邓、洪二师虽风格迥异，志趣不同，然却相互欣赏对方人品才学，遂成为莫逆之交。而先生同时被二位大师所激赏，亦成为燕园之佳话；并以勤奋刻苦、品学兼优，成为首位“司徒雷登奖学金”获得者。先生性豪爽，喜交游。因当时无家眷拖累，故而颇显洒脱。每逢周末，必邀二三知己，或登峭壁于西山，或泛扁舟于北海。登高远眺，曲水流觞，尽享林泉之美、自然之趣。先生颇擅豪饮，大有太白“斗酒赋诗”之雅，一二斤白酒乃寻常之事，不足挂齿。1937年，日寇进占北平，燕园成为孤岛。先生以一介书生之弱，不能投笔从戎而救国难于万一，心中郁郁，常借酒浇愁。尝与两位同学对酌，三人竟饮白酒至九斤之多，终致酩酊大醉，倒卧街衢。适逢燕大某Oldmaid（老处女）路过此地，见状颇为愤慨，立即告知司徒雷登校长，提出应予严厉处分，以正校风。司徒颇不以为然，不想小题大做；又素知先生乃煨莲教务长之得意门生，便嘱其处理此事。煨莲先生深知自己学生心中之痛楚，不忍再雪上加霜，故而将此事委托文如先生处理。先生此时酒力已过，心中惴惴，趋入邓府，恭立俯首，以待发落。未料得文如师早已备酒等待多时矣。“钟翰，先饮此杯！”而后，文如师莞尔笑曰：“欲饮酒尽可来我处，何必醉卧街衢，以被人笑？今后注意。若无他事，尔可回矣。”至是先生善饮之名大震。不久，有日本宪兵队借故来燕园造访，实则宣威施压于燕大也。按外交礼仪，校方设宴款待，与之周旋。而有宪兵队长姓华田者颇为好饮，提出邀燕大一人对酌，以较酒量。座中司徒、煨莲等诸学者平日皆不饮酒，便以“不胜酒力”辞。而华田气焰益炽，不肯甘休。司徒急中生智，即与煨莲曰：“燕园皆知钟翰善饮，何不招来救驾？”先生于是奉师命入座。真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也。请日人择酒，华田答以啤酒。先生闻之窃喜，暗思“啤酒与水何异？”便以瓶做杯，与华田对饮。待饮至第十瓶时，只见华田“太君”面如猪肝，双目一闭，“扑通”一声，倒卧于桌下！而先生面不改色，谈笑风生。古人以“折冲樽俎”来表示不战而祛敌之境界，而此时竟成现实矣。诚然，真正意义上之较量还应是在战场，但以文弱书生胜倭国武士于挑衅之时，亦可聊慰平生。自此，燕园由是有“钟翰斗酒退倭奴”之典，善饮之名更是尽人皆知矣。先生亦向引此事为自豪，每每提及，仍眉飞色舞。
先生豪饮之雅，一直保持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我已列为弟子，聚餐时，先生不仅劝诸生尽兴，且身体力行，每次皆饮白酒半斤以上，啤酒则饮3～4瓶，而面不改色。受先生感染，王门弟子亦多善饮，席间少有扭捏扫兴之辈。外界盛传，先生选择弟子标准之一乃是否善饮，虽属笑谈，然亦非空穴来风者也。
先生与文如、煨莲二师之情义，经历过多次严峻考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之翌日，日寇即占领燕大，旋文如、煨莲二师竟成阶下之囚。二师皆有家眷，而其薪水乃唯一生活来源。尤其是文如师子女众多，且皆不置生业。对此飞来横祸，全家乱作一团，茫然而不知所措。先生时为独身，立即自动肩负起赡养救助诸师家眷之责任，将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之外的所有收入皆用于此；并与燕大同学组织营救、募捐，以共赴国难。恰有燕大早期校友、天津大企业家宋棐卿先生被燕大诸师之气节与先生高义所感动，慷慨解囊，设立救助基金，按月为落难诸师家属发放救济金；并高薪聘用先生入宋氏所属公司为职员。自此，先生每周乘火车奔走于京津之间近三年之久，并兼做手工艺品生意，所得全部资助邓、洪二师眷属，并遵宋棐卿先生之委托，负责将救助基金按月发放至所有落难诸师家属手中，直至诸师获释。从此，先生与二位恩师情谊益深，几情同于父子。后先生与师母涂荫松女士结婚，曾应文如师之邀，于邓府居住达一年之久，充分显示出这种因共赴国难而益加巩固起来的真挚师生情谊。
时至20世纪50年代，地覆天翻。面对纷至沓来的场场政治运动，文如师此时已是惯看秋月春风的白发渔樵。他对当时接应不暇的种种变故反映消极，做冷眼观，这引起了某著名马列史学大师（姑隐其姓名）的强烈不满。一次，先生陪文如师参加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该“大师”慷慨陈辞：“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人自恃有些旧学功底，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其实，过去的所谓‘国学’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在座者皆知其所指，而文如师此时双目紧闭，一言不发。散会后，先生送文如师回寓所，一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师生二人比肩而行，皆默然无语。但先生看到了文如师脸上的无奈、目中的茫然。不久，院系调整开始，先生被调往中央民院，殆其与“顽固落后”的文如师渊源之深、过从之密不无干系。但此事断不能使先生疏远文如师。1957年，先生第一部论文结集《清史杂考》出版，特恭请文如师题写书名，文如师亦欣然命笔，聊可慰其孤独寂寞也。文如师晚年处境十分不妙，虽被留在北大，但被束之高阁。名曰研究生导师，而又无研究生可“导”，事实上是剥夺其授课之权。数年后，教授重新核定工资，又以其无授课记录为理由，将工资下调三级。文如师蒙此屈辱，心中之郁闷可想而知。一次，先生前往探望，文如师长太息曰：“钟翰，我欲辞去北大教职。我自知已来日无多，门人小子如尔等者不下百十人，若每人每月送我5元钱，即可衣食无虞矣。”先生理解恩师之痛楚，然而却无力相助。只能婉转相劝曰：“当今不比从前，我等每月拿出5元不成问题，然衣食虽可无虞，北大断不会再为您提供住房，届时先生将无家可归矣。”此事遂寝。想邓之诚先生历经辛亥风云，声播民国学界；日伪时期身陷囹圄而坚贞不屈，出狱后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故事，坚拒北平多所伪高校之聘，靠变卖古董维持生计，直至光复。其浩然塞乎于天地之间的民族气节多为社会各界称道，被公认为士林之楷模；而此时却只能是苍凉气短，无可奈何。但即使在如此情形之下，文如师仍能够保持平和之心性，达观之胸怀，终日以诗文古玩自遣。1960年1月6日（农历己亥年腊月初八），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孤寂中黯然辞世。时先生已被定为右派，下放沈阳，竟未能相送，成终身之憾事。先生尝与我云：“我与文如师情同父子，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人生之残酷何以至此！惟文如师弥留之际，内子涂荫松昼夜侍奉于左右者有日，可略补歉疚。每每思之，恨与愧并！”后先生应文如师后人之邀，含泪题写文如师碑文并书丹，文中行行寄憾，字字凝情，表现出先生对恩师之真挚情感。
就我观察，先生对邓、洪二师之膺服崇拜似已达到言听计从之境界。1948年，先生奉煨莲师之命回燕大主持引得编纂处工作。辞行时，煨莲师问曰：“钟翰是否吸烟？”先生以“不吸”作答。煨莲师曰：“吸烟为至美之事，既可提神，复可助思，其乐无穷，胜饮酒者多矣。”并以烟斗一支加上等烟丝一筒相赠。以煨莲师本意，是想以吸烟取代先生嗜酒之积习。而先生不但豪饮如故，却从此又终日烟斗在手，吞云吐雾，颇有乃师之风。涂师母责之“戕害身体”，先生每以“谨遵师命”对。直至30年后，先生已年近古稀，仍终日吞烟把酒，持之以恒。涂师母以先生健康计，强令二者必去其一，由先生自择。先生反复权衡，饮酒乃其乐无穷之事，而吸烟虽是谨遵洪师之命，数十年间却并未体味到多少快乐，于是立戒之。
煨莲师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便滞留美国，漂泊异乡，晚景凄凉，直至1980年去世。其间一直关注着国内事态之发展，冷眼旁观诸弟子之表现。对门人中少数出卖灵魂者之行径，曾表示过极大愤慨；同时对先生之品行曾予以高度评价。临终时，煨莲师特委托先生全权处理其留存于国内的两万余册古籍，先生将之全部无偿捐赠中央民大图书馆；煨莲师辞世后，先生与同门诸学长翁独健、周一良等诸先生一同将出版《洪业论学集》之稿费捐出，作为“洪业奖学金”基金，奖励北大、民大等两校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同时作为对煨莲师之纪念。1982年，先生应邀访美，时煨莲师已谢世逾二载。先生趋至恩师墓前，行跪拜礼，并洒扫祭奠。先生凝望着煨莲师遗像，不禁老泪纵横，徘徊良久。至今，先生仍与煨莲师后人书来鸿往，多有交游，以延旧谊也。
出入先生之门十余年来，感受最深且每每自惭形秽者，首推先生对师恩之感念与对师训之遵循。于文风方面，先生传文如师遗训，强调“惜墨如金，方为自重”；“不可有一字虚置”；“字斟句酌，不坠空谈”，尊桐城古文派风格而有所变通，于当今史学界独树一帜，颇得推崇。先生原本兴趣宽博，视野开阔。曾撰写并发表《〈游仙窟〉作者考》便是明证。而自煨莲师将先生研究领域定位于清史之后，先生谨记于心，发奋努力，力求于清史满族史领域与日人折冲，于今六十余载，未曾少懈。其间点校史籍，裒辑资料，发微辩难，著成五《考》，研究之深广、考证之精详，今世学者断无其匹，却不曾有一文跨越清史及相关领域。足可证明先生谨遵师训之虔诚。二位先师如若有知，可含笑于九泉之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