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到近代，兰州文学进一步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名家辈出，如马世焘、吴可读、保鉴、刘元机、朱克敬、王烜、周应沣、刘尔炘、王树中、杨巨川、王炳麟、张国香等一批作家都为兰州文学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马世焘（1809—1875年），字鲁平，回族，皋兰人。少从平番（今永登）寿山先生学诗，懂晓“读书当先正本原，愿将学业溯源头”的道理，博涉群籍，著述丰富。左宗棠读马世焘著述，赞不绝口，写信想保荐他，被他委婉拒绝，左宗棠更加钦佩他的为人，撰联书赠：“钟鼎山林各天性，风流儒雅是吾师”，以表达倾慕之情。马世焘著有《四书集注解释切要》、《日新堂诗文集》各四卷，可惜均佚失。现仅存《枳香山房诗草》二卷，为家藏稿本，共收诗284首，其内容可分为吟咏乡土风物、纪游怀古、馈赠师友、品评诗文、应试感怀等五类。
马世焘最有名的是《枳花》诗：“一株仅见在吾家，窗外清香透绛纱。此地本来枳树少，经春都讶杏枝斜。橘逾淮北原无种，药采陇头也作花。留地阶前同爱护，椿萱堂下永清华。”枳花，即中医所说枳壳，其花红白色，味清香。诗中不仅透露了他的书斋枳香山房得名由来，而且提供了兰州引种枳树成功的史料。他所写的《兰州竹枝词》十首组诗，更是通过对兰州四时八节、名胜古迹、民俗特产的描绘，展现了兰州盛貌，抒发了热爱兰州的激情，全诗如下：
其一
金钱再买乐如何，路转星桥灯火多。
的是人间春不夜，满城都唱太平歌。
其二
长堤铁锁压虹腰，天下黄河第一桥。
二十四船联最稳，任他春水浪迢迢。
其三
夭桃秾李满城栽，梨苑花光入眼来。
别有动人春色好，碧桃开罢海棠开。
其四
名山最爱五泉游，炎夏登临似早秋。
烟水茫茫看不尽，一层楼外一层楼。
其五
南山惯种夏时禾，北山秋成大有歌。
东西柳沟三十里，家家门外绿杨多。
其六
凤林山下路弯弯，杂沓征人自往还。
多少东来西去者，阿谁不度玉门关。
其七
淳化原来内府藏，笔痕墨渖重琳琅。
自从石刻装成帖，谁不临池仰肃王。
其八
西瓜名种比青门，半出金城关外村。
送客长亭十里店，春来人似住桃源。
其九
瘦驴小小驾圈车，载得邻妻去母家。
最是妇人多古道，至今障面用乌纱。
其十
秋日凄凄景倍闲，重阳前日订高攀。
明朝共载黄花酒，不上南山上北山。
诗人笔下的“太平歌”、“梨苑”、“碧桃”、“西瓜”、“黄河桥”、“五泉山”、“淳化阁帖”、“重九登高”、“妇女遮面”等，这些兰州的风物、风习及人文景观，似乎都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幅生动的民俗画卷，不仅千姿百态，琳琅满目，而且让人倍感亲切。
马世焘的另一首《角黍》诗则描述了兰州传统小吃粽子：“朝来玉粽又同尝，节屈天中兴倍长。本是黍抟三角好，居然粉饵一团香。采菱人至形相拟，新艾糕成味并芳。却爱多缠菰叶好，儿童争食最清凉。”此诗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风趣自然。他还用酣畅的笔墨描写了绕城而过的《黄河》“浑浑浩浩撼金城，势抱雄关便不平。二万里余虽遍绕，三千年后为谁清？浪翻白马天瓢倒，波滚黄云地轴惊。若使乘槎能得路，好凭机石卜前程”。此诗以气吞山河之势描绘了黄河的雄伟壮丽。在其诗中最有表现力的是他的《题淳化帖碑石歌》诗，写道：
淳化之帖本肃王，儒林遗迹重琳琅。自从石刻墨拓装，声价倍增翰墨场。银钩铁画不可方，笔端若有龙蛇翔。真草行楷体势尽飞扬，历代书家可考详，下自元宋溯汉唐。兰郡黉宫百仞墙，文光炳巍明伦堂。其石乃在明伦堂下之西厢，有如秦中碑林近接泮池香。旧碣未随风雨同苍凉，若有鬼神呵护在其旁。吁嗟乎！肃王遗冢著烟荒，樵牧迹深走牛羊。何以此帖人人尚珍藏？乃知世间惟有墨宝传留长。况今盛世际文昌，挥翰犹能播名芳。晴川日暖砚田良，再浣银毫临数行。
诗人借助歌行体的形式，赞颂了肃本淳化阁帖的精美，并对肃藩传播文化的业绩进行了充分肯定。首二句写淳化阁帖的由来，次二句写淳化阁帖的价值，中间四句写淳化阁帖书法之精美无与伦比，最后几句抒发作者的感慨，充满了感情和人文关照。整首诗格调高古，笔势酣畅，浑然天成，既有写实，又富有诗歌作品的夸张与恣肆，是一首颇有史诗意味的作品。另有一首《拟凯歌》是为兰州回汉健儿西征所作，诗中说：“盛世有百年不用之兵，男儿无四方立功之日，嗟彼有志之英豪，半终老于家室。昨闻邮程速飞星，边疆闻警羽檄疾。官兵收拾整戎装，挥箭弯弓各一一。车马辚辚壮军声，勇士峥嵘皆杰出。送军我亦到长亭，对此能不思投笔。不日凯唱玉门关，万里欢腾声洋溢。君不见张骞持节自西还，仁贵箭定古天山，古来封侯不一公，立功异域乃英雄！”诗作激励健儿们奋战沙场、立功西陲，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马世焘还有一首《黄河滩上有披沙拣金者歌》，生动刻画了兰州淘金者的形象：“黄河岸上积沙深，披拣人人费苦心。不有良工精决择，焉能沙里认来金。”表现下层劳动者的艰辛，体现了他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生的体悟。马世焘诗宗陶渊明，王烜称其诗“恫幅无华”，有数十篇被选入《兰山清诸家诗钞》。
吴可读（1812—1879年），字柳堂，一作柳塘，号冶樵，皋兰人。性颖悟，工诗文。主要著作有《携雪堂集》、《携雪堂试帖》、《携雪堂时文》等。
他的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携雪堂集》四卷中。该集卷一为奏疏，共6条。卷二所收文，有论、序、启、跋、公呈等。卷三为诗，后附对联。
吴可读的文章，现实性较强，重义理辞章，如在《请令各国使臣进见不必跪拜疏》中说，“愚以为，我之尊自若也，不因彼之尊而我始尊也”，关键在于“用兵”，“别求吾自强之道”。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耿直与无畏，爱国与忠君。他的文章风格谨严，语词精炼，善用排比对称手法，层层推论，颇能服人。如《性理论》：“河图出而八卦画，洛书呈而九畴叙。孔子生而性道之旨著，孟子出而性善之说明。……世俗儒者之学，内则局限于章句文词之习，外则杂于老子释氏之言，浅陋乖离，盖已千有余年矣。”他的《足食足兵论》一文，论证国家长治久安之计，颇有政治家的见解。吴可读的文章受韩愈的影响较大。借写序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反映自己对时政的看法与感慨是韩愈赠序文的一大特色，吴可读也写了一些此类序文。如《王梅村大令六旬晋七寿序》曰：“天下之治在州县，州县之治在得民。一州县得其民则一州县治，天下之州县得民则天下治。盖州县不得其民，不但无以御外寇也，而内患即生于其民……”在这篇赠序文中作者阐明了应如何治天下的政治主张，论述精辟得当。
吴可读的诗以七言律为主，内容颇多感时伤怀之作，风格阔大雄浑，苍郁悲凉。如“一尊美酒一高歌，良夜迢迢怅几何。半壁江山余战伐，故乡岁月耐消磨”。又如：“一鞭风雪大河头，万里苍茫起暮愁。灯火西来歌舞地，云山北走帝王州。岁月怜司马，段平生泣少游。往日韶华何处觅，夕阳不照水东流。”但有一些诗好用僻典奇字，使人难以理解，如“枯阳底事穷搜索，曾歉韦郎五字诗”。
吴可读的对联也写得十分工整有趣，以挽联、春联、寿联、喜联为多，对仗工稳，于数十字中包罗万千气象，颇见艺术功底。如《甘肃创建举院联》，多达192字，但觉一气呵成，毫不费力。对联写道：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关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楩楠，画栋与雕梁，齐焜耀于铁马金戈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赴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助波澜。
对仗工整、用典适宜、气韵生动、气势磅礴，文采斐然，表现了兰州的山川地理与人文景观，是天下闻名的长联之一。
作者在京城任职时，以日记体的形式写过一些文章，记叙自己母亲由病到殡葬的情况，间录一些时事，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事。文字平易，情感炽烈，字里行间透露出国仇家难的郁闷和悲怆。“（七月）初一日至初十日，慈亲得腹泻之症”。“十四日。是日，不孝见慈亲病势有加无减，心中焦灼”。“（八月）初四日，慈亲于早间呼不孝进前，执手呜咽曰：‘我病必不能好，可给我预备，我于今日不想饮食矣。’不孝心如刀割，急呼李裁缝……”。“初七日，我军与夷兵战于齐化门”。“十二日，慈亲大泄不至，……至是夜亥时，竟弃不孝而逝矣”！“（九月）初六日，英夷来照会，……索赔银五十万两。适俄夷亦来照会，……是时，夷人所添十六条无一不从者。当事者惟求其退兵，无一敢驳回。于是夷人大笑中国太无人矣。呜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作者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便给儿子写了《遗训》，事无巨细，一一劝诫交代，读来使人落泪。还有托付“周老道”办理自己后事的《遗嘱》。朴素平淡的字句凸现出作者铮铮铁骨，大义凛然，从容赴难的英烈形象，但读来也使人悲伤不已。
作者参加乡试、会试时作过许多试帖诗，偶而也有一两首清淡平易之作，如《赋得玉关柳得关字五言八韵》：“折罢阳关柳，迢迢又玉关。一声哀怨曲，万树别离颜。……何人留绝调，呜咽不可攀。”作者参加应举考试时也作了许多时文，如《大学之道》题下自注：“庚申会试拟墨”。《有子曰信近于义》乃“辛未会试拟墨”。文章题目，都在《四书》之内，且都是代圣贤立言之作，如《孔子于乡党》，《子曰有教无类》，《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等。并无什么艺术性可言。
保鉴，字镜如，平番县（今兰州永登县）人，幼年敏悟，过目成诵，被称为“才子”，通经史、善诗文，著有《春晖草堂诗集》。保鉴在京为官时，曾与当时一些著名诗人切磋诗艺，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的艺术造诣。
他在《春晖草堂集序》中说：“世运之兴衰，时事之得失，与吾生出处离合之故，悲愉喜怒之端，有难以语言争者，无不发之于诗，转觉抑谁语中，得一放谈法，有触即吟，无事不书。”体现了他的文学观。清代同治年间，西北回民频繁发动起义，曾波及平番县。各路回军猛攻苦水堡、秦王川等地，与清军、民团大战，在战乱期间，连续三年遭受重旱，紧接着又发生瘟疫，死人无数。保鉴生当其时，他的诗大量形象地反映了当地兵燹灾荒的惨状。如《登楼眺睨》诗，云：
四顾何茫茫，暝色入细突，鸦点散寒烟，霞光明返照，树木多伐绝，青黄间缭绕，负郭无人家，近邮成古道，田间窜鼢鼯，水际鸣豺激，饥鸟啄死人，荒烟迷野烧。对此益苍凉，感余发吟啸。俯首望城中，伤心滋痛悼。纵横但街衢，峥嵘空寺庙，屋瓦耸高门，炊烟断冷灶。
诗人登上城楼眺望，进入眼帘的是郊外树木已光，荒烟漫野，兽类横行，鸟食死人，城中无人迹，屋内空当当的景象，引发了诗人的伤心和感慨。还有《万人坑》诗：
乱世人民死无主，谁人为填坟上土？北郭门外掘长坑，贵贱贤愚同一处。出自北门，偶经坑侧，血肉淋漓，尸骸枕藉。乍见惊心浑不悲，徘徊不觉双泪垂。生前你我容相识，对此茫茫知是谁？旁有少妇呜咽哭，藏刀暗里割人肉。莫道后来能居上，前者藉你任屏障。
描述了无数人在战乱中死去，被埋入万人坑中。坑里堆满尸骨，坑旁竟有少妇用刀割人肉，将扣人心弦的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掘草根》诗描写一位妇女，因家中无粮，翁姑垂死，以挖草根为食的惨状。《弃儿行》诗则叙述了一位妇人在丈夫逃亡后带着三个孩子，为了生活将长男“换军营”，将幼子“委草莽”，“指望弃二活其一”，但因“投身作佣聊度岁，人家食指嫌儿赘”，只好将仅留一个孩子也弃之“不返顾”，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流离失所的境况。《杂感》诗则揭露了晚清政府的政治腐朽，空谈武备，拉娃娃当兵充数的虚弱本质。这种对统治阶级揶揄挖苦式的抨击，更提升了诗歌的思想内容。他“自叹只身无寸柄，仰天长啸欲如何”（《杂感》之三），感慨自己不能施展抱负，感到前途渺茫，而沉重、孤寂、惆怅，也反映了封建王朝没落时期失意的知识分子的悲观心理。
他的叙事诗，古朴雄浑，敦厚有力，通俗易解，往往突兀而起，开门见山。如《独木杠》诗描述了当时死人之多，独木杠都已经抬葬不及，用绳索把尸体一串一串“鱼贯”般往万人坑里拉的惨状。这种写实手法，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而死人如麻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他的抒情诗，忧时讥事，直抒胸臆，写得深沉痛切，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豺狼接迹纷猖獗，雀鼠伤心尽掘罗”（《杂感》之三），“天寒白骨狼嗥处，日落青磷鬼哭时”（《伤乱》），这些凝炼的语言，工整的对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战酣难望鲁阳戈，困守孤城计靡他”（《杂感》之三），“游釜鲋鱼活，处堂燕雀哭，高矣天下闻，哀哉民无告”（《登楼眺晚》）等诗句用比喻说理，设喻贴切，极为自然。
刘元机，字小蟾，皋兰人，清同治时西安八仙庵主持。著有《云水前集》、《云水后集》各一卷。刘元机好读古诗，后虽出家修道，仍喜吟咏。其诗受唐代王维、韦应物及白居易的影响较深，清丽冲淡，不假雕琢，但主题狭窄，内容单薄，诗意浅显，多描写烟霞云水之乐，山林竹树之幽，或与道友交往酬唱自己的修道生活与感悟等。诗以七言绝句为主，不少作品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如《梅花十咏·其一》“五瓣香花带雪浓，黄昏月下影重重。何人东阁拈诗句，敲尽寒山半夜钟”。语言清淡，意境空灵闲静，耐人回味。再如《秋日偶成》“迅疾风雷日色昏，阴云漠漠雨倾盆。推窗忽有岚光合，雀噪残红客扣门”。用平实的词语形象地描绘出山区雨来雨收的景色。除此类作品之外，集中尚有不少与修道生活有关的诗歌，如“我有关心三件事，调神炼气养元精”；“打坐参禅入上乘，功夫到了便飞腾。名流要问收心法，寂似寒灰冷似冰”；“卷卷仙经道可稽，不知口诀令人迷。而今打得疑团破，露出灵明一点犀”等。集中还有《兰山五泉》，描写了五泉景色。又有《金城十咏》，描绘了梨苑花光、河楼远眺、白塔层峦、兰山烟雨等兰州十景。集中间有几首另类之作，如《率性吟·其六》“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困来眠。有人问我升沉事，水在长江月在天”，“我与狂童天性合，不衫不履乐优游”，让人看到他狂放不羁和追求自然的另一面。
朱克敬（1792—1887年），字香荪，号暝庵，又号餐霞翁，皋兰人。他一生喜欢交游，与人饮宴酬唱。他的文学思想大体倾向于儒家文艺观，认为“六艺皆源于圣道”。颇重视文学的功利作用，厌恶陈腐文风，其论说文质朴切理，笔记体语言流畅，文笔简洁，诗作或托物言志，或借景咏情，或感事抒怀，无不雄丽凄清，沉郁顿挫。一生著述甚丰，著有《暝庵杂识》、《暝庵二识》、《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柔远新书》等书。
朱克敬的诗格律整齐，无论是托物言志，借景咏情，或是感事抒怀，常常具有独到之处，而且颇有李商隐、姚合“雄丽凄清”的特色，同时，他也十分关心国事，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朱克敬所写的《雨窗消意录》一书中有三首榜门诗。第一首：“申椒零落菊花残，从古潇湘作客难。连日市门三尺雪，更无人记问袁安。”此诗语言诙谐，却表现了他流寓长沙时困窘的生活。当时曾国荃正好在家，听说这件事，急忙前去拜访，并赠钱给他。到了除夕他又贴了一首榜门诗：“羔酒笙歌饯岁时，篷门苔瘦得春迟。苍生莫问安危局，我且无聊尔可知。”在诗中，作者说“苍生莫问安危局”，并不是不让苍生问国事，只是“我且无聊尔可知”，即使老百姓关心，也是无济于事。后来有人把这首诗告诉了巡抚，巡抚大怒，要把朱克敬逐出长沙，有人劝解说：“名士狂态固尔，不足责”，巡抚笑到：“名士名士，能辟谷乎？”朱克敬听说后，又作了一首：“名士原无辟谷方，贵人休替达人忙。冰山我有天公在，胜似人家沈部堂。”这首诗是说人都要吃饭，名士也不例外，贵人们不用替“达人”忙碌，天是万物的主宰，我只有依赖它，不愿去找别的靠山。朱克敬的这三首榜门诗，虽是玩世不恭之作，但颇有“狂士”之态，其真实地道出了他流寓长沙的窘态以及人生的无奈。
王烜，字著名，号竹民，皋兰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民国时期，历任甘肃省公署秘书长，政务厅长。解放后，任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有《击柝集》传世。其诗题材广泛，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入诗的地步。有咏古，如《谢安》、《祖逖》；有写景，如《过六盘山》、《重阳微雨》；有酬唱，如《送陆阶平同学之官太原》、《和刘晓岚师慰移花原韵》；有杂感，如《七夕偶成》；有札记，如《读喀希尼条约有作》等。诗歌内容丰富，有时事、节令、游览、仕宦、百姓生活等。这使得他的作品有较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其诗语言及风格多样。或语言凝练，奇崛险峻，如《过六盘山》：“六盘山险绝，晓月照人行。云压轮都没，峰回马不鸣。祖鞭先著意，尊驭闻叱声。纵到崎岖甚，犹言未到平。……”或语言通晓，风格柔媚，如《过长安旅店短垣外桃花盛开因题壁》：“三月春风满路香，征车停处已斜阳。桃花何似东邻女，笑靥盈盈隔短墙”；或词语清奇，令人耳目一新，如《买菊》：“一肩秋色到门迟，随意分来数几枝。栽得黄花增叹息，今吾又不在东篱”；或沉郁激愤，如《即事》：“君亡空有国，家在已无亲。二百年余业，三千里外人。宫花红溅泪，跸草白成尘。叹恨予生晚，艰难此一身”；或诙谐幽默，如《岁除日送贫病》：“茂陵偃卧相如才，富贵当时付冷灰。无赖病魔遣不去，连番债主苦相催。药龙取物常烧鼎，铁券成书欲筑台。明日送穷兼送鬼，一声爆竹唤春回”；或朴实沉痛，如《饥民谣》：“北风飕飕彻骨寒，草横欹斜千百间。哀鸣嗷嗷无处诉，田庄咫尺何日还？屋虽毁兮田虽荒，还家尚有窑存粮。官家养贼不肯战，忍饥忍冻空惆怅”；或闲雅幽静，如《秋晴》：“深深门巷锁秋晴，花树澄鲜意趣横。蝴蝶自来还自去，相忘物我莫相萦。”
周应沣（1861—1942年），永登县人。精通内典、外籍，兼学西洋先进文化，能诗善文。他的诗意境优美，词意练达，其诗作，或怀古，或寄情于山水人事，或倾吐他艰难经历中的深沉思想，或抒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之情，诗中无不寄托着他忧国忧民的真实情感。如他的《感时》诗曰：“桃源鸡犬本悠然，猛虎贪狼择食鲜。竭泽以来鱼有几，覆巢之下卵宁全？清理财政须裁伍，澄肃官方在任贤。桑梓攸关难卸任，匹夫有责可回天。”表现了对桑梓的无限深情，抒发了要尽匹夫之责的决心。又如《自嘲》诗：“自嘲落魄一书痴，举世莫己知。状不如人今老矣，耄而好学执怜之。空悲宦海填无术，但愿名山买有资。从仕未优行政仁，此和辜负百年期。”此诗是对自己人生无奈的一种总结，又是一种壮志难酬的感慨。出于对家乡美景的喜爱，他还写了大量赞美之作。如以“细雨和烟滴翠台，幽花涧底向风开”描写五泉山；以“红泥小有洞天开，镇日禅关掩绿槐”描写红泥沟；以“白塔高凌十殿头，黄河遥挟五泉流。题桥本是乘槎客，斜倚栏杆望斗牛”描写白塔山和黄河铁桥。周应沣所著文章隽秀，其主要著作有《棣园文集》，其中收录各类文章62篇，内容丰富，涵盖广泛。
刘尔炘（1865—1931年），字晓岚，号果斋，又号五泉山人，皋兰人。一生好学不倦，尤喜攻读经史，著作甚丰，著有《果斋前集》、《续集》、《别集》、《劝学迩言》、《授经日记》、《春秋大旨提纲表》、《果斋一隙记》、《拙修子太平书》、《果斋日记》等书。他还擅长书法，晚年习画，以梅、兰见长，所撰白话楹联，也十分富有哲理。
刘尔炘的文学作品主要收在他的《果斋前集》、《续集》、《别集》当中。最能体现刘尔炘创作成就的是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各体兼备，包括记、说、序、书、传、墓表、碑、寿序、启、祭文等。他的散文既吸收了传统古文的精髓，又融会了近代白话文的语词和表达方法，纵横开合，跌宕有致，如行云流水般轻松自然。如《卧虹桥记》：“出袖川门里许曰‘阿干河’，跨河而势若彩虹者，曰‘卧虹桥’。桥之建，不知创自何年……”他所写的文章，多与兰州有关，如《兰州五泉太昊宫记》、《皋兰兴文社公立丙等小学堂记》、《皋兰县文庙记》、《兰州修学社记》等。他在《还我读书图序》中写道：“我者何，我圣人也。……我书者何，我圣人之书也。……读我圣人之书，行我圣人之道……”体现了他以儒道治国的思想。刘尔炘也创作了一些语录体散文，大多属格言警句，每条短的仅十数字，长的也不过一二百字，内容涉及求学、修身、做人、处事、施政等方面。如，“不用力于平日者，不得力于临时。天下事莫不然也。为学之道犹如是”等，都大有裨益。
刘尔炘的诗歌作品多以感时报国为主题，如《秋怀·其二》：“……，仰天观四围。星辰危欲坠，日月光微微。”《其三》：“盘古开天后，遗斧今何存？可能假我手，为辟好乾坤。”或抒发心中郁愤，“渔郎纵有桃源路，忍对黄花慰白头”。也有抒情闲适之作，如“小桥流水绿杨村，犹是羲皇旧子孙。锄罢晓烟贪午睡，不知人世有黄昏”（《杂感》），表现了乡村社会的闲适淳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七言《咏春》组诗二十首，前几首以“春梦”、“春色”、“春信”、“春色”、“春光”、“春怨”等为题，切题吟咏与春有关的内容；后几首以“寻春”、“探春”、“迎春”、“游春”、“送春”、“忆春”等为题，描写了春来春又去的整个过程，在体例上颇有创新。他的另一首七言诗《苦节行题江节母坊》也很有特色，诗中说：“节母年方二十六，三岁孤儿数檐屋。又廿六年节母亡，隔千里兮阻烽烟。……自昔咸同丧乱后，儿父行年廿有七。……”生动刻画了一生坎坷的“节母”形象，以诗写人物传记，是作者的一个大胆创新。
刘尔炘才思敏捷，诗词功底非凡，所以他擅长撰写楹联。所题楹联，大多体现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和对国家时局的关注。如题图书馆：“收全球东西四五千年中巨制零篇各分门径，俾大河南北七八十县内后生小子都有师承”；题高等学堂：“五大州同在地球何故人强我弱，二三子欲擎天柱当思日异月新”等。此外，他还在兰州许多名胜古迹留下了不少楹联。如题五泉山：“以阴阳消长，定世界安危”；“天与三台座，名成八阵图”；“为千秋绵绝学，留一线是微阳”；“作雨还云，随时天趣；钟灵毓秀，他日人才”；“红杏在林，是有真宰；绿杉野屋，说我会听”等；题白塔山：“睁眼看凡人，为消除怪雨盲风，拨开云雾；叩头求上帝，快吩咐恒星列宿，整顿乾坤”；“佛老识天倪，不受五行束缚；圣贤重人事，能开万世太平”等，题小西湖：“只我生六十年中，便见兹秋水一泓，沧桑几度；任他到万千劫后，总有个春风二月，花鸟重来”；“何必说杭州，能逍遥故国山河，头上有天皆乐土；既然通瀚海，莫辜负边关风月，眼前余地是欢场”；“与天时要息息相关，趁春雨春风，松梅兰竹齐下种；愿他日举欣欣来告，说山南山北，楩楠杞梓尽成材”等。这些楹联立意奇远，构思精妙，语言清丽，对仗工稳，字字珠玑、音韵铿锵、妙造自然、飘逸洒脱，发人深省，成为兰州各旅游景点的丰厚文化资源。
王树中（1868—1916年），字建侯，号百川，又号梦梅生，皋兰人。王树中在太和（今安徽阜阳）为官八年，兴利除弊，政绩显著，俸满将离任时，百姓挽留，而他自己亦难忘情于斯乡斯民，本想赠言，又觉“别绪千条”，且恐“触之反增怆恻”，因而“取近年学作五七言诗百余首刊赠”，以慰百姓之念，因此编《细阳小草》一卷。王树中以亲老告归后，与友人结伴，“遂游陇右”，历时九个多月。“春初，……往甘、凉。……秋初，复诣陇东、泾川、庆阳、宁、镇各县”。遍游陇上名山大川，兴至为诗，共得30首。此外，还有平日抒怀、纪事、赠答等诗70首，又编《梦梅轩诗草》一卷。
王树中好佛道之学，集中不少诗作“因物体情，殆无雕饰”，清淡无华。如《甘凉道中》：“寥廓甘凉道，行行二月初。山容痴若睡，云色惨将舒。雪互犹余谷，风狂欲卷庐。征袍扬土污，餐饭带沙茹。刍牧牛羊瘦，夭条草木疏。……”其登高之作，间有苍凉开阔之风。如《六盘山》：“斜云飞过半山晴，山势岩削不平。润壑幽深留豹隐，径蹊逼仄让人行。天开长雾描秋色，风掣鸣泉壮雨声。陇右雄关凭设险，登临何限古今情。”他的诗集中有大量的关心时政及民生之作，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如《叹陇民》：“我叹陇民愚，旋念陇民苦。……生计事耕牧，禾多稷黍。砂碛簸长风，干频祷雨。工业尚未兴，矿苗待探取。野伏穷陬，陶穴存淳古。男子未知书，遑论村妇女。……”组诗《辛亥春日谯陵济灾》中的几首诗不仅写了谯陵的灾情，也显示了作者的一片忧民之心，如其一“携筐认说求桑妇，齐向郊原掘草根。一缕寒烟谁举火，斜阳黯淡照荒村”。读来字字皆是泪。然而，社会黑暗腐朽，即使他有雄心壮志，满腹理政之良策，全力为民之丹心，但作为一个小小的县令，他更多的则是无奈，弄得自己也是穷愁潦倒，此情无处可抒发，只有寄予诗作中。满腹的忧愁和赤胆忠心只有在诗作中抒发。
杨巨川（1873—1954年），字楫舟，兰州榆中人。光绪中授刑部主事，曾赴日本考察法政，归国后任湖南新田、麻阳知县。后任甘肃省议会议员、敦煌县县长，晚年主持五泉图书馆，兼甘肃学院教习，授《诗》学及《三通》。杨巨川一生著作颇丰。著有《青城记》、《学诗萃言》、《五朝近体诗选》、《三通概论》、《天文汇存》、《琴学杂谈》、《窥豹录》、《游东瀛日记》、《梦游吟草》、《公余闲咏》、《鸣秋集》、《识小杂咏》等书。在他去世后，其子杨国桢将他的存诗940首按照古近体分类合编为《梦游四吟》。
王炳麟，字星樵，皋兰人，清光绪时贡生。善诗。他认为诗不但能用以“言志”，并且治学修艺，人生得失，生活百味，都可借助于诗歌“吟咏”完成。其诗风格朴实平淡，语言通晓，但真挚感人，多是自身经历及人生感悟之作。如《霜降日早行》“长途忘却已秋残，怪底今朝觉袖单。指点小桥流水外，马蹄轻带晓霜寒”。《丁丑冬月回家父病服侍未久仍赴固原》：“廿载离亲为养亲，栖栖几欲老风尘。竟将客里为闾里，难怪家人视路人。父病聊痊忧喜半，儿心太忍去来频。事情迫我何凄楚，别泪涔然懒拭巾。”《偶然之作》：“人憎世态最炎凉，不有炎凉怎见长。积媿才能生厥奋，兴悲亦可发为狂。玉将名器须雕琢，布欲成衣费丈量。自古英雄多受辱，骄矜子弟尽膏粱。”某些诗作活泼风趣，如《戏句》：“齿豁多年几个存，摇摇常痛此牙根。不如脱尽去牵挂，有枣还能囫囵吞。”此外，还有不少关心百姓民生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甲辰六月朔日大雨不息至初四五日河涨漫滩流灌入东郊一带闻而志之》：“南北相望烟火村，黄流绕带雨倾盆。风将揭地声狂暴，水欲襄陵势放奔。小大河滩几不辨，高低庐舍概无存。哀鸿遍野嗷嗷急，安辑全凭大府恩。”又如《奉步何方伯小西湖元韵》：“今年稼比旧年丰，山果亦多缀树红。不断炊烟南北岸，时来樵子杂渔翁。”颇有田园诗的味道。
张国香，字兰亭，皋兰人。清同治二十年（1894年）举人，官中卫教谕。著有《雪窗载笔》，为笔记类著作。主要记录地方故事，兼录诗歌。如集中有文《同治甲寅兵变记》，诗《白骨冢古歌》等，具有较高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其《白骨冢古歌》云：“黄土垒垒成丘垄，狐狸为窟獾穿孔。石碣对立屹山高，大书三字白骨冢。白骨枕藉满蓬蒿，昔日村庄今荒郊。饿殍相食皮肉尽，乌鸢不啄野狗嗥。骷髅欲动昼攫人，雨淋日炙风飕飕。何处一长官，下令重为山。骨一斤，钱一千，筐畚锄钯纷来前。皑皑白骨冢之边，尔时征夫旅客嫠妇孤儿填在一冢内。……吁嗟乎！血满长崖咽不流，九边白骨无人收。”全诗用直白浅近的语言，形象地勾勒出同治丙寅、丁卯（1866—1867年）间，兰州发生兵变后的惨不忍睹的生活景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西北地区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作家的数量，还是作品的质量，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谓异军突起。兰州文学作为西北文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引起了当代文学界的关注。就创作体裁来说，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也涌现出不少在中国文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
当代兰州文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65年，这是兰州当代文学的新生时期。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兰州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新时代的来临为兰州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兰州解放不久，兰州青年文协宣告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兰州文协（筹），到1950年6月，甘肃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成立，1954年12月，甘肃省文联正式成立，1958年7月30日至8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成立。这些文学机构和文学队伍的相继组建为兰州当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新中国建立以后举国上下一片欢欣鼓舞，人们以高昂的热情礼赞着新中国的诞生。兰州作家也满怀激情地肩负起重大使命，运用戏剧、小说、诗歌和散文等多种文学样式奏响了兰州文学的新乐章，其中戏剧和诗歌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在中国西部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显现出强盛的生命力。
戏剧方面，1955年7月甘肃省文化局在兰州举办了甘肃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戏剧事业发展状况的一次大检阅。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歌剧《红花渠畔》、新编历史剧《李秀成》等戏剧脱颖而出。1964年8月2日至9月2日甘肃省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和1965年7月16日至8月16日西北地方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兰州举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戏剧作品。例如话剧《远方青年》、歌剧《向阳川》（《今朝风流》）、秦剧《山乡花红》、豫剧《泉水奔流》、越剧《油城曲》、陇剧《草原初春》等。总之，这一时期，戏剧艺术在兰州文坛上成绩最为显著，硕果累累，这些颇具实力的戏剧创作和演出，走出兰州，引起了全国的极大关注。下面介绍几部代表作品：
《在康布尔草原上》是由甘肃省话剧团演出，汪钺、姚运焕、武玉笑、白敬中、易炎创作的话剧。该剧以其对独特的题材领域的深入开掘，对兄弟民族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及其浓郁的生活气息，深深吸引了观众。剧本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剿匪建政的民主改革运动和建设民族关系新秩序的历史进程。这既是一部歌颂民族团结和共和国统一的赞歌，又是一部忠实揭示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变革客观规律的力作。1956年春，此剧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以其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震动了首都观众和剧坛，在演出评奖中一举获得14个奖项。1956年该剧剧本在《剧本》月刊发表后，作家出版社随即出版了单行本。1959年人民出版社和群众出版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作品，各自出版了精装本。197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作为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优秀作品，又出版了单行本。此剧是我省话剧的奠基之作。其开创性意义在于高扬时代主旋律，突出地域民族特色，立足于坚实的生活，重视思想意蕴与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红花渠畔》是由甘肃省歌舞剧团演出，刘万仁、康尚义、谢宠创作的甘肃省第一部歌剧新作。剧作家们通过红花渠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春耕生产中的一段故事，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程，对于各阶层农民复杂的心态作了生动的描绘。
剧作以充满泥土气息的朴素清新的唱白和抒情的有特色的音乐，揭示了长期在私有制经济体系中生活的农民面对合作化的彷徨、焦虑、憧憬和希望。虽然题材的开掘尚嫌深度不足，但作品所表露的对当代人民生活的真诚关注，在我省民族歌剧创作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该剧在首届全省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中获剧本创作二等奖、演出二等奖、舞台美术奖、音乐奖、导演奖等多个奖项。《李秀成》是由甘肃省秦剧团演出，陈文鼐、石兴亚两位剧作家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剧本截取李秀成生平最为突出的业绩——六解天京之围构成故事，对李秀成的政治胆识、军事谋略和机智沉着、勇敢坚强的性格特征以及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无限忠诚和不计个人利害顾全大局的高贵品格进行了生动刻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第一部新编历史剧，它不仅展现了宏大的历史画面、波澜壮阔的戏剧冲突和复杂多样的艺术形象，而且在唱腔音乐上进行革新创造，取得了较大突破。这部剧作在首届戏剧观摩大会演出中获创作和演出二等奖、舞台美术奖、音乐奖、导演奖等多个奖项。剧本后来被京剧、淮剧移植，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获得广泛好评。《远方青年》是甘肃省话剧团剧作家武玉笑创作的五幕话剧。该剧以清新隽永、朝气蓬勃的艺术个性进入中国剧坛。它具有强大的现实主义力量，舞台上展现了边疆草原多姿多彩、欣欣向荣、充满诗情画意的新风貌。生活在那里的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以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建设边疆，支援国防。剧中人对事业、友谊、爱情与人生道路的不同态度，深深地拨动着观众的心弦，产生了强烈共鸣，因而受到普遍欢迎。剧本充分运用民族口语、谚语和特有的生动比喻，使人物性格更为鲜明生动，更具民族特色。作者善于运用诗一般的充满人生哲理的语言，大大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演员的语言表现力，使演出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向阳川》（原名《今朝风流》）是由甘肃省歌剧团演出，刘万仁、高平、康尚义、黎群创作的现代题材大型歌剧。该剧讲述了处于陇河上游的向阳川大队是如何通过水上运输为下游遭受洪水围困的古牛湾灾民运送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的故事。此剧主题鲜明，寓意深刻，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塑造了一批令人难忘的新人形象，充分揭示了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的壮丽风貌，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这部歌剧1964年参加了全省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次年又参加了在兰州举办的西北地区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接着被推荐进京汇报演出。周恩来总理和彭真、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给予了极大好评。《甘肃文艺》1965年第11期发表了该剧剧本，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附有全部曲谱的单行本。
小说方面，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短篇小说成绩较为显著，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主要有刘让言的《张银花离婚》、《瘸老根的故事》，李秀峰的《三怪》、《玉凤子翻身》，清波的《张娃子回来了》、《李宝林》、《根深叶茂》，黄权舆的《结婚》、《得贵与香香》、《清水长流》，崔八娃的《一把酒壶》、《崖生》、《放牛》，郑重的《初访祁连》、《老沙枣》，赵燕翼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新传奇》和《驼铃与鹰笛》，王家达的《果园里》、《井台上》、《小胜哥》，路野的《短剑的故事》、《消息》等等。这些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因代表作品数量众多，不再一一介绍。这一时期的中篇小说以刘毓煊和崔蓝波合写的《本固枝荣》、杨尚武的《戈壁滩上的风云》、杜河《风雨里的步伐》等为代表。《本固枝荣》是由刘毓煊和崔蓝波合作完成的。它是甘肃中篇小说创作的一座奠基之碑。它发表在1951年出版的《甘肃文学》上，是甘肃解放后公开发表的最早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解放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对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改造和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成长的过程。《戈壁滩上的风云》是杨尚武在1956年创作的。叙述的是人民解放军平定新疆残匪叛乱，围剿金冶中的故事。小说着力展示了人民解放军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塑造了骑兵班长钟永胜的英雄形象。作品结构连绵起伏，张弛有序，语言形象生动，流畅自然，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描写的景物如临其境，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风雨里的步伐》是杜河在1962年创作的。描写了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党员干部邢灵子和林军的谦虚谨慎、深入实际、努力学习、全心全意地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优秀品格。小说在结构上采用全知式封闭结构，以解放区热火朝天的支前工作为背景，以邢灵子在实践中经历的工作磨练为线索组织情节，展示了解放区群众工作的复杂多变和任务的艰巨重大。作者用平实质朴的语言，以白描的手法进行叙述与勾勒，展现出解放区群众运动的全景图画。透过小说，我们重新认识和了解了解放区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加深了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具有史鉴的作用。该小说是这一时期甘肃中篇小说创作中一篇难得的佳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兰州儿童小说显现出朝气蓬勃的发展趋势，产生了金吉泰的《长城南边的草地上》、王家达的《田田》、龙正贤的《小马的故事》、赵燕翼的《浪哇牧歌》、《银色的海螺》、路野的《敲门》等作品。1956年发表于《甘肃文艺》儿童文学号上的金吉泰《长城南边的草地上》是最先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儿童小说。而王家达在1962年创作的《田田》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儿童小说创作的实绩。主人公田田是个活泼可爱、好动淘气、极富好奇心和尝试欲望的孩子。小说运用轻松明快的笔调，将小田田这一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孩子水晶般的心灵给读者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田田”是这一时期少年儿童的典型，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祖国充满希望的明天。这一时期的儿童小说创作大都具有纯朴本色，透露出对新中国由衷的赞美，表达了人民新生活走向欣欣向荣的喜悦之情。
新中国建立以后，面对新天地新人间，兰州诗人满怀激情地在长歌短篇中咏唱着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弹奏着激荡在人民心头的乐章，在中国西部诗坛上大放光彩，在中国当代诗坛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古体诗词体裁多样，诗有古体、律、绝，词有小令、长调，曲有小令、散曲、自度曲，各臻其妙。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有赞美新中国，歌颂共产党的；有遣怀言情，抒写壮志的；有行旅纪游，写景咏物的；有文史盛事，题画论诗的；有怀古咏史，寄托情思的……它们或格调高古，或平易畅晓，或凝重淳厚，或直率慷慨，展示了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特色。新诗主要有抒情诗与叙事诗两种。首先在兰州诗歌大花园中盛开的是抒情诗。如马子笕的《前进，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以“光明灿烂的太阳”来比喻新中国的诞生；安十坡的《拥护人民政府》，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由衷地唱出对人民政府的无比热爱与拥护之情；吴坪的《今天是人民快乐的日子》，以欢快的笔调表达出新社会里压抑不住的欢喜之情；安十坡的《兰园看秧歌》，抒发了人民热火朝天、力争上游建设新生活的激情；杨文林的组诗《战士的心》则从另一角度赞颂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们的无私和伟大；顿河的《歌颂共产党》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所走的艰辛历程，歌颂了党一心为人民的优良作风……这一时期的叙事诗更是佳作叠出，以安十坡的《兰州战斗》，丹真贡布的《拉伊勒和隆木错》、《奇怪的法律》，伊丹才让的《婚礼歌》，汪玉良的《压马》，赵之洵的《老售票员》等为代表。其中《兰州战斗》成就很高。此诗是安十坡在1951年创作的，全诗由九部分组成，主体按纵向的时间顺序展开，其间穿插横向对比，全方位立体化地再现了宏大的战争场面。诗的结构完整，首尾相谐，句式变化多端，节奏紧张急促，语言简洁明快，体现了诗人较高的艺术追求。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诗人的叙事诗创作异彩纷呈，成为叙事诗诗坛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丹真贡布（藏族）、伊丹才让（藏族）、汪玉良（东乡族）、赵之洵（回族）等诗人都在这个诗歌繁荣的时期崭露头角，用或柔婉或壮美的诗句来开掘本民族文学的丰富宝藏。1955年创作的叙事长诗《拉伊勒和隆木措》不仅是丹真贡布叙事诗创作的最早实践，也标志着甘肃藏族诗歌创作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开启了甘肃藏民族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新时代。这篇叙事长诗根据民间故事创作，讲述了一个美丽凄婉的爱情悲剧，传达了一个民族对生死相依、忠贞不渝爱情的赞颂，对自由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拉伊勒和隆木措这对藏族青年心心相印，真心相爱，却被拆散。二人死后双双化作美丽的星辰，紧紧相依。这个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心口相传的故事，在诗人笔下获得了更为持久的艺术生命。全诗共五个部分，结构严谨，意象的选用和语言的组织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
散文方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李秀峰的《兰州春晓》、铁军的《最深情的歌》和常书鸿的《敦煌新姿》、《夏天的敦煌》等。《兰州春晓》热情描绘了兰州市的美丽图景和蓬勃气象。黄河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种类齐全、供应充足的热闹集市，众多的工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的高校和令人神清气爽的花草树木标志着兰州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文化中心。文章简洁明快，内容丰富，层次分明，或高谈阔论，或喃喃自语，或豪情万丈，或温柔细腻，真切地表达了作者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常书鸿的《敦煌新姿》通过解放前后文物工作者在保护敦煌文物方面遭遇到的不同情形的对比，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慰问，给文物工作者以巨大的信心和力量，激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去，使敦煌文物重新获得生机，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文章表现了文物工作者为祖国的文物工作呕心沥血、不辞劳苦、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常书鸿用朴实无华的笔记述了敦煌的历史变迁，让人们更加了解敦煌，更加了解文物保护工作的艰辛和责任的重大。
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1976年，这是兰州当代文学的沉寂时期。“文革”十年，兰州当代文学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由繁荣走向凋零，由勃兴走向荒芜。进入70年代后文坛的沉寂状况有所变化。《甘肃日报》自1971年3月起开辟《春风》文艺副刊，一部分作家以参加创作学习班的形式被默许获得写作的资格。1973年《甘肃文艺》复刊，与此同时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包括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诗歌、戏剧等各种门类的作品集。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得到了有条件的恢复，但被限制在某种范围之内，扼杀了创作生机，文坛仍处于沉寂之中。
第三阶段：1977年至今，这是兰州当代文学的快速发展时期。“文革”结束后，兰州文学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文学样式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当代文坛上显示出勃勃生机。
戏剧方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兰州戏剧在很短的时间内焕发出强大而令人惊喜的生命力。1979年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中，兰州戏剧先声夺人，一举获得话剧《西安事变》、京剧《南天柱》、舞剧《丝路花雨》三个创作一等奖，引起全国剧坛的震动。由此开始，兰州戏剧事业进入了一个全面复苏、活跃、繁荣的新时期。1979年3月5日甘肃省话剧团在兰州人民剧院首演话剧《西安事变》。此剧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艺术地再现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这一民族命运转折的重大事件。当时全国戏剧界还未从重创中恢复元气，《西安事变》的出现不啻是一声春雷，震动八方。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是艺术家们和整个甘肃戏剧界始料未及的。此剧于1979年底应文化部之邀赴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获剧本创作一等奖，演出二等奖，舞美设计一等奖。《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国内多家报刊发表评论文章给予高度评价。同年，又获得甘肃省庆祝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剧本创作一等奖。《南天柱》是兰州市青年京剧团于1979年3月推出的现代京剧。此剧在兰州剧院首次与观众见面即引起强烈反响。它以三年游击战争为背景，塑造了陈毅将军的光辉形象。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陈毅将军率一支红军队伍坚持了整整三年的游击战争，在艰苦的岁月中，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鱼水相亲，以亲身经历写下了不朽诗篇《梅岭三章》。此剧以京剧艺术形式表现革命历史题材，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创新。它于1979年5月参加甘肃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获剧本创作一等奖。同年赴京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获剧本创作一等奖、演出二等奖。《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对该剧进行了报道与评论。《丝路花雨》由甘肃省歌舞团1979年5月23日首演于兰州黄河剧场。这是甘肃艺术家们为中华民族舞蹈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剧不仅复活了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壁画中的敦煌乐舞艺术，而且显示了我们民族艺术和文化传统的巨大魅力。它立足于唐代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历史事实，讲述了敦煌画工神笔张及其爱女英娘与波斯商人伊努思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民间艺术家非凡的智慧才能和他们创造敦煌艺术的不朽历史功绩，同时艺术地再现了各国人民、各族人民文化大交汇、大融合的历史画面。此剧以大量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资料为素材，创作出了新的有别于一般常见的古典舞蹈而又不失中国民族舞蹈传统风格的崭新舞蹈语言，使静止的壁画艺术获得了流动的生命，给舞蹈开辟了一条新路，将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珍品敦煌壁画那典雅、蕴藉、浑厚、流畅的神韵展现于舞台。1979年10月1日，《丝路花雨》在人民大会堂开始进京的首场演出，一举轰动。文化部授予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同年底，此剧作为甘肃省历史上第一个到境外演出的创作剧目，开始长时间的巡演，在世界各地播撒和收获着友谊。1994年，获得“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奖”。此外，这一时期的代表戏剧作品还有《天麻沟传奇》、《冤家亲》、《爱情从这里开始》、《海瑞驯“虎”》、《认亲记》、《万家春》、《白雨》、《咫尺天涯》、《热血》、《渔夫与金鱼》、《极光》、《夏王悲歌》、《莫高圣土》、《三老与两小》、《风流保姆》、《魂系太阳河》、《兰州老街》、《兰州人家》、《老柿子树》、《兰花花》、《西出阳关》、《大梦敦煌》、《山月》等，从各个层面反映着新时期兰州戏剧的繁荣景象。
小说方面，这一时期的创作日趋成熟，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呈现出新时期的新面貌。并在全国的小说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短篇小说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主要作品有益西卓玛的《美与丑》，清波的《寒夜》、《婚礼》，吴季康的《有那样一排白杨》，柏原的《喊会》、《苦水》、《可喜》，邵振国的《麦客》、《清明图》、《天方地圆》，马自祥的《山情》、《冬花》，王家达的《小城奇遇》、《远方的路》、《磨坊家的女儿》，扎西顿珠的《月夜》、《鲜血和良心》，叶舟的《老柯旧事》，雪漠的《长烟落日处》、《月晕》、《黄昏》等。其中，益西卓玛的《美与丑》、邵振国的《麦客》、柏原的《喊会》等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美与丑》曾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对藏族人民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生活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与描绘，真实地再现了草原牧民美好的心灵，富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本民族人民的热爱。小说人物个性鲜明，主观抒情和诗化的效果明显。无论在语言风格上，还是在节奏色彩、韵味上都令人耳目一新。创作于1984年带有浓郁西部风情的短篇小说《麦客》誉满文坛，也为新时期兰州小说走向全国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小说的作者邵振国以自己对西部人的深切关怀，对西部土地的深切眷恋，在兰州文坛留下了一串坚实的脚印，他的目光更多地投射到社会下层普通人身上，叙述平凡中不平凡的东西，通过对人物心灵悸动的捕捉，去把握时代的脉动，品尝生活的五味。《麦客》以两代麦客为两条线索展开情节。作者巧妙地通过不同的雇主将父子俩分开，父亲去了南川，让他去迎接金钱的考验；儿子去了临游，跟着一个漂亮的媳妇，去经历情感的诱惑。这两条线索交叠的外在结构独具匠心。内在结构的安排和事件片断的剪接，都有着一种微妙的节制。作者从心里层面切入，从道德角度淡出，完成了理性与情感、精微与粗犷的巧妙融合。柏原的《喊会》也是一部展示西部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特性的优秀作品。作者用敏锐的目光穿透那黄土遮蔽的生活表层，展现出真实的西部乡村生活。作品的叙述冷静客观，却能引起读者更为凝重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中篇小说，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较大提高，并且向多元化发展。有控诉十年“文革”，表现精神创伤的“伤痕小说”，以徐绍武的《孀居》、景风的《路》等为代表；有以当代的文化视角对原始文化意象、历史文化生活和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观念进行现代阐释和审美关照的“文化小说”，以许维的《宝窟魂》、柏原的《红水河畔的土庄》等为代表；有力图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中探寻生命的活动形式和存在价值的“人生探索小说”，以阎强国的《红鸽子》、李本深的《紫色泥泞》等为代表；有表现改革给人们生活和心理带来巨大影响和变化的“改革小说”，以雷建政的《壮丽光阴》、李民发的《“铁公鸡”的官运》等为代表；有高扬理想和道德旗帜，塑造新英雄，描绘新图景的“新英雄主义小说”，以朱光亚《戈壁深处的旋律》、姜安的《远去的骑士》等为代表。
这一时期，不仅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有了长足发展，各类题材的长篇小说也开始脱颖而出，成就卓著。历史题材如郭灿东的《黄巢》、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等；农村题材如蒋玉明的《原上草》、邵振国的《月牙泉》等；城市工业题材如李文华的《重婚》、贾继红的《断崖火鸟》、何岳的《老巷》等；其他题材如表现军旅生活的李斌魁的《啊，昆仑山》，侦探推理小说徐绍武的《三个失踪的女人》等等。特别是张弛的《汗血马》和雪漠的《大漠祭》值得关注。张弛的《汗血马》是一部具有西部色彩的“现代寓言”。作者围绕主人公臧甲山和马的关系，讲述了他奇特而曲折的人生经历。臧甲山是一个痛苦的思索者，一个刚刚走出自我束缚的觉醒者。他始终在探求生命的奥秘，苦苦思索生命的来源、状况和前途，在困惑、痛苦、迷茫、抗争中，高扬着“天行健”的主旋律。同时，作者还以精细的笔触刻画了白章马、黑公马、海骝马、黑风雕以及红狐狸、青狼等一系列亦真亦幻的动物形象，将它们人性化，成为作品形象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小说以凝重沉郁的色块，堆叠出西部雄奇秀丽、丰饶荒寒的山川，展现出西部大地上驳杂错综的生活方式，勾勒出西部人沉重洒脱的人生。小说荣获了“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敦煌文艺奖一等奖”、“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等奖项。长篇小说《大漠祭》是一幅描写腾格里沙漠地区民众生活的风俗长卷。作者采用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刻画了一群老实，愚蠢，狡猾，憨厚，可爱又可怜并且艰辛生活着的农民，是一部飘荡着现实主义魂魄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力作。小说荣获了“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敦煌文艺奖一等奖”、“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优秀图书奖”、“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第十四届华东六省一市文艺图书一等奖”，并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诗歌方面，新时期更是异彩纷呈。古体诗词创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它们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或抚今追昔，赞咏改革之风；或托物言志，表现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或继承传统，重振边塞诗风……叙事诗在新时期诗歌创作中充当了诗歌复兴的先行军。主要作品有高平的《古堡》、《川藏公路之歌》，汪玉良的《白鸽姑娘》、《米拉尕黑》，杨文林的《班长》，李云鹏的《血写的证书》，李老乡的《秋归》、《心石》、《昨天的梦》等。但自1985年之后，在朦胧诗潮的冲击下产生的“第三代诗”进一步个人化，叙事诗的阵地几乎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新时期的抒情诗涌现出一批创造力勃发的作家和作品，而且许多作品在后来都形成了作家的结集。主要诗集有李老乡的《野诗》，汪玉良的《马五歌与尕豆妹》、《大地情思》、《水磨坊》，王久辛的《狂雪》、伊丹才让的《雪山集》、《雪狮集》、《雪域集》、《雪韵集》，丹真贡布的《羚之街》，高凯的《心灵的乡村》，娜夜的《冰唇》、《回味爱情》等。其中许多诗歌获得了各级奖项，得到一致好评。例如李老乡的组诗《沙海里打捞的绿荫》获甘肃省第二次文学评奖优秀作品；《闪电中的花园》获《人民文学》1994年“长沙杯”奖；《杂诗十七首》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篝火的动感》获甘肃省委、省政府第三届敦煌文艺一等奖。汪玉良的长篇抒情诗《献给十月的歌》获得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一等奖，并多次获省级优秀文学作品奖。马自祥的《在春天的梦乡里》获得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王久辛的《狂雪》一诗获《人民文学》诗歌奖，后又获“全国新作品奖”二等奖。而《狂雪》诗集获得我国首届鲁迅文学奖。高凯的诗集《心灵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提名；诗作《村小：生字课》2002年获第五届中国作家协会优秀儿童文学奖单篇佳作奖，2004年获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敦煌文艺奖荣誉奖；诗集《英雄诗篇》（甘肃少儿出版社）先后获第三届甘肃“五个一工程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李老乡所作《野诗全集》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娜夜的诗歌作品也多次获得文学创作奖项，并有诗作被选入各种精选诗歌版本或合集，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转载到国外。
散文方面，新时期兰州的散文创作日益活跃，主要的散文集有杨闻宇的《灞桥烟柳》、海飞的《黑戈壁》、安可君的《走出柴达木》、朱光亚的《军旅生涯》、马步升的《一个人的世界》等。单篇散文主要有高平的《兰州，我祝福你》，王家达的《劭力子吼秦腔》，杨文林的《天鼓大音》、《陇头水泊》等。《兰州，我祝福你》发表于1983年，作者通过对兰州建国几十年内巨大变化的描述，表达了对兰州的满腔热爱。《劭力子吼秦腔》发表于1993年，记述了劭力子先生与老百姓一起看戏的故事。作品简洁明快，极富生活气息。《天鼓大音》是一篇文化意味浓厚的力作。作品以“鼓”为文眼，文思浮游千万里，从古至今，雄浑苍远，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和民族忧患意识。
此外，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也适应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而同步兴盛，产生了不少挖掘社会现实问题和重大历史题材的鸿篇巨制，以王家达的《敦煌之恋》为代表。这部报告文学被授予鲁迅文学奖。作品以强劲有力的笔触，热情讴歌了敦煌艺术的永恒魅力，深情谱写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为保护、挽救、研究、光大敦煌艺术所作的贡献。作品采取了以人带史、以事写人的创作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变迁，把敦煌的历史沉积和艺术神韵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仅如此，敦煌艺术的精神实际上是敦煌人的精神，张大千的万里追寻，于右任的慷慨仗义，常书鸿的九死不悔，以及众多敦煌人的忘我奋斗，他们的殉道情怀和人格操守本身就体现了敦煌艺术的真谛。正如著名评论家雷达所说：“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感人的部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献给祖国和整个人类的最圣洁的礼品。”另外，姬广武的反映中国西部农村扶贫攻坚壮举的长篇报告文学《世纪决战》，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全景式的笔触，受到人们的关注，2004年该作品获得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报告文学类金奖。
综上所述，兰州的当代文学正在兰州当代作家的不懈奋斗和突破创新中，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它以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为基础，以浓郁的西部地域风情和艳丽的民族色彩为特色，以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为旋律，凝结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在西部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中散发出神奇瑰丽的光芒。从中我们也可以预见到兰州文学在未来发展中的美好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