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但是孙先生个人思想上、事业上的出路，也是整个中国民族的出路，伟大的孙先生，开始踏着革命的大道而前进了。但是革命不是空洞的口号，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呢？他经过详密的考虑，决定要有一种可以凭借的职业，以为藏身的地步。他曾经想学一个军人，但是满清政府下的陆军学校，是不许汉人进去的；福州的海军学校，也刚在中法战事中被法国人毁坏了。又想做一个律师，但那时还没有法律学校，最后他就决定学医学，因为医生与社会接触的机会最多，可以在医生的名义之下秘密地进行他的计划，也可以凭借医业以终身从事于革命的事业。
这是孙先生少年抱负实现的开始，他在檀香山时候，曾经和一位华侨杜南山讨论过关于良相与良医的问题。杜南山是广东顺德人，和孙先生友谊很厚。有一天孙先生看见南山的书架上，放着翻译的医书，很是奇怪，因此问南山道：“译这种书有何用处？”南山道：“从前范文正公曾经说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译这种医书。就是这个意思。”孙先生听了，起初也很佩服，后来却对南山道：“以前你说范文正公的话，我以为不十分妥当。因为凡是读书的人，不是马上可以从政的，从政的人，也不是马上可以当权的。倘使殚心竭力以求作相，等到不成功再去做医生，不但良医不容易做，就是努力去做，恐怕也太晚了。据我看起来，应该一方面努力政治，一方面努力医术，这样定了目的，向前进行，才可以有一方面的成功。”南山听了非常敬佩。现在孙先生果然依照当年的远大见解，应用到实际事实上了。
孙先生的计划决定了，他就离开翠亨村，直到广州。由喜嘉理牧师的提议和介绍，进了博济医院附设的医学校。这学校是由院长克尔博士主持的，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孙先生对于医学，也特别注意外科，因为这是比较有兴趣的一门科学，因此他在克尔博士教导之下，很用心地学习：读书是孙先生一生最大的嗜好，他对于这新奇的科学，尤其是要格外细心地研究了。
博济医院是英美传道会设立的，创立于1835年，当时远东各国还没有西医西药，这医院可说是开风气之先。1855年，克尔继任院长时才附设了这个医校，1879年又兼收女生。当孙先生肄业时，这学校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当时学费非常低廉，每年仅纳二十元。孙先生寄寓在医院内哥利支堂十号宿舍，就是现在的四十八号病房。
在这学校里，同学并不很多，但孙先生却发现了一个同志，就是纪元前十二年（1900年）在广州起义的郑士良，他是广东客家人，生长在归善县淡水墟。在学校的名字，叫做郑安，号弼臣。广东的客家人，大都是三合会会员，士良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为人豪侠尚义，孙先生一见了就很赏识，于是渐渐地和他接近，他也很敬仰孙先生，他们友谊一天天地深起来，于是在密谈中，孙先生向他说出了也要革命的心理。士良听了，就非常悦服孙先生的意见。他们兴奋极了，就滔滔地议论起来：
“你是一个纯粹的书生。要革命必须靠武力，还须要共同起事的人，这些必须要顾及的。”士良说。
“但是我所想像的革命，是不像古代英雄的崛起草莽，第一必须要秘密地宣传革命的主张。然后集合广大的同情于革命的群众起事。”
“那末，我们三合会会员就是革命的群众了，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反清复明’，不过会员因为历史太久远了，都已忘掉了他们的本旨，现在只要登高一呼，他们还是可以为革命出死力的；这个责任我一定可以担当，为你帮助的。”
孙先生听了快乐得几乎要跳起来了，他渴想了几年的革命事业，居然到现在才遇见了一个真实的同志；士良也很满意，因为孙先生竟能引他为同志，于是他们密切地联络起来，他们在同一的革命目的之下，深深地树立了友谊的基础。但是全校的同学，只有这一位郑士良是做了孙先生的同志，可以和他畅谈革命，其余的就都是话不投机了。
不久在一个很巧合的机会中，又认识了尤列。尤列，字少纨。广东顺德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的人交游，他的族人尤裕堂是博济医校的毕业生，在顺德乡间行医，他常常到省城来采购药品，每次总是到母校探访旧友。有一天晚上，他和尤列正走向博济医院去。经过十三行果摊，看见几个人正在纷呶不已，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孙先生和郑士良等两三个人，因为他们想买荔枝，但大家都没有带钱，要求果摊老板明天到博济去收钱，果摊老板不答应，就这样争论起来了。裕堂见是熟人，就拿出半元钱，代为解围。于是他们回到校里，大吃大谈。尤少纨对于孙先生的革命主义，尤其倾心悦服。从此孙先生和士良少纨三人，常常密谈革命。那时博济医校中有一位化学教师何瞭然喜谈佛倡，他常说“不有而有，有而不有”两句话，孙先生听了觉得很有趣味，于是每天无事时，也学他说几遍。当孙先生和士良、少纨三个人议论风生的时候，许多同学渐渐地注意起来，如果问他们所谈何事，孙先生就高诵：“有而不有，不有而有。”使他们不得要领。这两句神秘的话语，竟遮饰了当时孙先生的心事。
一年以后，香港新设了一所规模较大的医校。这医校的起源，是一位何启博士为要纪念他的英籍妻子雅丽氏，就创立一个雅丽氏纪念医院，这医校就附设在医院里，叫做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以便实习。孙先生因为在香港鼓吹革命比较自由些，并且雅丽氏医校的功课，都比较完善，因此在这医校成立时，就从博济医校转学过来，这时孙先生已二十二岁了。
雅丽氏医校教师有康德黎、孟森、谭生和何启等，他们对于孙先生的革命，都曾有过帮助的。孙先生在这学校里，还是继续研究外科。他那时是很刻苦的，在广州博济医校时，由家中每月寄六元为膏火之资，还可以勉强够用，但在香港却不行了，他只有一面要求朋友帮助，一面自己刻苦地节省。但是他在广州时，只是和郑士良密谈，现在他放言无忌了，他尽量泄露他革命的怀抱。在课余放学的时候，他最欢喜邀集几个比较亲热的同学，到酒店去高谈豪饮，直到他认为痛快了为止。钱用尽了，他就很勤奋地读书，不出校门一步，好像一个与世无关的人，因此同学都有些奇异他。他有时独自关着房门，专心研究中国地理，他的卧榻旁边，挂了一张大地图，常常对着注视，筹思何处宜攻，何处宜守。有人进去了，就指着地图很感慨地说：“如此江山，付之异族，安能忍与终古！”这严肃而沉重的话，果然能够令人动容，但是还没有促起大家的猛省。那时郑士良还在广州博济医校。他常常从广州到香港来，和孙先生等叙谈。
德彰公知道孙先生很努力求学，他很悔恨从前把他财产分让，就常常寄钱回到家里，要达成公转寄孙先生，以助成他的学业，但不幸，达成公在孙先生到雅丽氏医校后不到一年，就因患了沉重的病症，看不到他儿子伟大功业的成就，就与世长辞了！享寿七十有六岁。他遗留给孙先生的，就是仁慈朴质的性格和公平正直的美德，他虽没有亲见孙先生的成功，他的精神是永远不朽的。孙先生自达成公卧病以后，就请假回家，德彰公也从檀香山赶回来，他们兄弟二人，都亲侍汤药，一直到丧葬事情完了，才各自分散。他们经过这一次会面，过去的事情，都不提了，他们相互地敬爱，永远不变。孙先生从此得到德彰公更进一步的助力，对于革命事业的奋斗，因此更一往直前地迈进。
孙先生在雅丽氏医校读了两年，在香港认识的朋友，渐渐多起来，鼓吹革命的热情，也一天高涨一天。他对于同情革命的人，格外亲热而且竭诚地罗致。有一位早年的同志叫做陈少白，就是由他设法进到雅丽氏医校的。在事前，连少白本人都没有知道。他在革命的意识之下，只有一棵真挚的心，他需要真正的同志，所以凡是同情于他的人，都要想尽方法结合起来，于是竟把陈少白拉进雅丽氏校了。自少白到了雅丽氏校后，他就像在博济医校时得到郑士良一样可以谈心的人了。不久，由少白介绍孙先生认识杨鹤龄。杨原是与尤列同学，那时尤列并且也到香港来做事情，因此常常在一块儿的。杨鹤龄也是中山县翠亨村人，但因为生长在澳门，孙先生从来没有和他见面。他家世富豪，在香港歌赋街，有一所先代遗业的商店叫做杨耀记，他在这店内独辟一楼，专为朋友们众集谈话的地方，于是，孙先生和少白等常到他的家里去。四个人在一起总是畅谈革命，他们都以洪秀全比拟为理想的革命人物，因为孙先生曾经这样地说过：
“洪秀全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因为他是失败者，所以满清政府把他加上一个寇字，人们也就说他是寇了！”
他们议论到这，大家相对欷嘘，于是孙先生就用诙谐的辞令，笑着说：
“成败是不能预期的，现在我们也许就是满清政府心目中的四大寇了！”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他们的议论也格外地紧张！孙先生在那时因为同情他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他鼓吹革命的精神，也愈见兴奋，简直是随时随地都要说革命，不是这样，就觉得不舒服了，这是少年真挚的热情表现，也是孙先生对于革命认识的真切，而急切希望革命实现的表现。然而，在当时风气闭塞的时代，许多不了解他的亲戚朋友，却都说他是一个怪异的疯狂少年，他们知道孙先生和陈、杨、尤三人是相依为命地大谈革命，他们就真的叫起“四大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