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寺庙的数量居全国之冠，并不亚于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泰国曼谷等号称“寺庙之都”的城市。
《北平庙宇通检》一书记载：北京旧城内及近郊区有寺庙八百四十余处。这还算是比较保守的统计，其实在鼎盛时期，已超过了一千座，可谓“十步一寺，五步一庙”。连细细地数一遍，都够费劲的。
然而，北京却没有因为寺庙众多而出大名，或许是因为皇家建筑太多，分散了游客的注意力。又有谁来北京，是专门为了看庙呢？
尤其在君主制的时代，神的殿堂再伟大，其棄华程度也不可能超越皇宫吧？天子脚下，寺庙再多、再辉煌，依然是一种陪衬，是对盛世的装饰与点缀。毕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宗教都受制于政治，或者说都是为政治而服务的。
皇帝即使尊神，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希望神保佑自己坐稳了宝座。
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将喇嘛教奉为国教，并且下令修建了集皇权与神权的象征于一体的大圣寿万安寺（即今妙应寺）大白塔，本质上仍是为了贯彻“以佛治心”的政策。“坐镇都邑”的白塔再髙，也高不过忽必烈汗的王冠。
又替如，清顺治帝为接待达赖喇嘛五世来京朝觐，修造了东黄寺作为其驻锡之所，雍正帝又允蒙古部落之请兴建西黄寺，“东黄寺与西黄寺，同垣异构，时称双黄寺”，也是为了加强“民族大团结”（满、汉、蒙、藏诸民族和睦的象征）。雍正甚至将自己登基前的私宅捐出，作为黄教的上院（即雍和宫），够慷慨的了。到了乾隆年间，为礼待来京祝寿的班禅六世额尔德尼，在香山仿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形式创建大昭庙，供班禅郊游（俗称“班禅行宫”）；后班禅因病圆寂，乾隆帝敕建清净化城塔于其临终前居住的黄寺之西，同样是为了纪念彼此的情谊。
北京的不少寺庙，都映射着帝王的影子。要么是遵奉圣旨而修筑，要么则留有一代代皇帝的履痕或墨宝。至于与之相关的传说，就更多了，像潭柘寺的那棵辽代所植的银杏树，就因为寺内老方丈告诉乾隆：“圣祖（康熙）和皇上驾幸潭柘寺，这棵老树都生出一侧枝，以示庆祝。”乾隆一高兴，当场将之御封为“帝王树”。可见寺庙里的一草一木，都可能因为皇帝的青睐而身价百倍，更何况寺庙本身呢？
觉生寺是因悬挂有明永乐皇帝敕令铸造的巨型铜钟而改叫大钟寺的。自乾隆初年起，这里成为清朝皇帝鸣钟求雨的场所。民众仰慕这座寺庙，纯粹是为了看一眼那口皇气逼人的永乐大钟。
尽管寺庙与故宫、长城、颐和园比起来显得次要了许多，但如果有时间，很多寺庙也是很值得好好看一看的。假如你相信神是不死的，到了寺庙里，这种意念会尤其强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寺庙本应该比故宫、十三陵之类的建筑更接近氷恒。看故宫、十三陵，只要有好奇心就可以了；看庙，更需要的是虔诚。北京的内外城及郊区寺庙林立，若逐一抄录，足可以排列成长长的一卷花名册，只是不知该以何为顺序，以名气大小呢，抑或以年代远近？俗谚中的“八刹三山”，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基本上属于论资排辈吧。
先说三山，分别是位于太行山余脉宝珠峰南麓的潭柘寺，位于门头沟马鞍山麓的戒台寺，以及位于房山区石经山的云居寺（亦称西峪寺）。绝对算元老了。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多好的广告词啊，足以形容其古老了。它始建于西晋，距今已1700多年，初名嘉福寺，至清代曾改叫岫云寺。然而与之相关的还有另一句民谚：“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仿佛潭柘寺与北京城冥冥之中有某种因果关系，或神秘的呼应。甚至给皇帝当教师爷的翁同龢也如此迷信，他在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感叹，“雨复至，殊无晴。直谚云：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去年九月潭柘寺佛殿毁于火，今年恐有水患矣。”难道潭柘寺会发布气象预报？那么其寺后龙潭山上的柘树可称得上消息树了？始建于隋开皇年间的戒台寺，距今已1400余年，因有规模居全国之首的戒台而得名，素有“天下第一坛”之称。该寺在唐代称慧聚寺，明代英宗赐名万寿禅寺。所谓的戒台，是共三层的正方形汉白玉台座，底层边长约11米，四周长约50米。各层外围均雕有镶安戒神的石龛，合计113龛。顶层供奉释迦牟尼坐像，殿顶正对处有金龙藻井。至于云居寺，由隋代幽州智泉寺静琬法师创建，辽金时因石刻经板而声名远播。再说八刹，分为内八刹与外八刹。
内八刹位于内城，包括：柏林寺，创建于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嘉兴寺，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广济寺，创建于金代；法源寺，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李世民敕建；龙泉寺，创建年代无法考证，明代重建；贤良寺，创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广化寺，创建于元代；拈花寺，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外八刹位于外城或近郊区，包括：觉生寺，始建于清雍正二一年（1733年）；广通寺，始建于元至元年间；万寿寺，创建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善果寺，创建于梁乾化元年《911年）；南观音寺，创建于金代；海会寺，创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3年）；天宁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圆广寺，始建于明隆庆五年（1517年）开列了这么一份时间表，便可以发现：还有一些同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的庙，并未列席内、外八刹之中。
譬如宣武区白广路西侧崇效胡同内的崇效寺，创建于唐贞观元年化27年）；香山北麓寿安山脚下的十方普觉寺（即卧佛寺），创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复兴门内的鹫峰寺，创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始建于金代；香山的碧云寺，创建于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还有西城的护国寺、西直门内的永泰寺，皆创建于元代。
究其原因，恐怕与规模之大小、香火之兴衰也不无关系。像宣武区南横西街路南的白马寺，创建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辽金时极其繁荣，可至元代因都城北移而沦为郊野，门可罗雀；明代虽重振旗鼓，至清初又再度颓废，惟余残碑断壁。康熙年间的文化名人朱彝尊目睹后长叹：“仁寿千年寺，今存半亩宫。落钟横道北，瓦塔限墙东。客至愁嗥犬，僧寒似蛰虫。夕阳留未去，双树鸟呼风。”他咏叹的又岂止是一座白马寺，这难道不是代表了诸多古刹由盛而衰、直至湮灭的命运？若评比热门的旅游景点，白马寺之类的自然要落选了。白马寺最终被夷为平地，连一砖一瓦皆未留下一除了一个空洞的地名。
邻近东西牌楼的隆福寺，有东庙之称：而距西四牌楼不远的护国寺，也相应地被叫作西庙。这东、西二庙的境遇，并不比白马寺好到哪里去。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的护国寺，被清末的一场大火烧得仅剩下金刚殿和寺西北角的廊房，以及垂花门后一层殿三处。而隆福寺，如今已无影无踪。
即使是内、外八刹榜上有名的寺庙，也不见得全能避难免灾。郁寿江先生专门考察过北京古今寺庙的变迁——
西直门外高梁桥西北的广通寺：今为北下关小学使用。
广安门内的善果寺：今已荡然无存，其址已被工厂、学校招待所占用。
永定门外大红门路的海会寺：现已无存，旧地址为橡胶厂占用。广安门外滨河路的天宁寺：只剩下中路院落，且已荒废不堪，并沦为工厂和民居。阜成门外南营房的圆广寺：今剩大殿五间，为该地居委会使用。厂桥的嘉兴寺：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全部拆除，于旧址兴建了北海宾馆。陶然亭西侧龙爪槐胡同内的龙泉寺：已改成居民大院。金鱼胡同的贤良寺：自1987年始，寺内建筑多被拆除。
大石桥胡同西口的拈花寺：今尚存，由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占用，因缺乏维修，显得破旧不堪。
这些砖石或木质结构的古刹，阴晴圆缺的古刹，毁于风，毁于雨，毁于火，毁于雷电，毁于兵戈，也毁于建设（街道的拓展、城市的发展等），说到底，是毁于时间。时间才是真正的敌人。这些失去了神的佑护的古刹，最终只能停留在纸上，发出被手指掀动的沙沙声。这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很多的情况下，它们以传说的形式存在。幻影取代了实体。
那一代代的僧侣，一代代的香客，一代代的建设者与毁灭者。
偶像。碑刻。烛台。经卷。钟鼓。禅房。桥梁。园圃。阶梯。池塘。牌匾……还有像镇纸一样沉重的宝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