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鹿博弈启示我们，双赢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而且人们可以通过采取各种举措达成这一局面。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的关键是，合作的双方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双方的利益。如果有一方的合作所得还不如非合作的所得，那么这一方将不会选择合作。
猎鹿博弈是博弈论中的一个博弈模型，它的理论源泉最初来源于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论述。他所描述的个体背叛对集体合作起阻碍作用这个过程，被学者们称之为猎鹿博弈。
猎鹿博弈讲述的是：在原始社会，人们靠狩猎为生。为了使问题简化，设想村庄里只有两个猎人，主要猎物只有两种：鹿和兔子。如果两个猎人齐心合力，忠实地守着自己的岗位，他们就可以共同捕得一头鹿。要是两个猎人各自行动，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捕到鹿的，但却可以抓住4只兔子。从能够填饱肚子的角度来看，4只兔子可以供一个人吃4天；1只鹿如果被抓住将被两个猎人平分，可供每人吃10天。也就是说，对于两位猎人，他们的行为决策就成为这样的博弈形式：要么分别打兔子，每人得4；要么合作，每人得10（平分鹿之后的所得）。如果一个去抓兔子，另一个去打鹿，则前者收益为4，而后者只能是一无所获，收益为0.在这个博弈中，要么两人分别打兔子，每人吃饱4天；要么大家合作，每人吃饱10天，这就是猎鹿博弈两个可能的结局。
通过比较猎鹿博弈明显的事实是，两人一起去猎鹿的好处比各自打兔的好处要大得多。用一个经济学术语来说，两人一起去猎鹿比各自去打兔更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帕累托是一位意大利的经济学家，他最伟大的成就是提出了“帕累托最优”这个理念。所谓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一旦达到了这种理想状态，如果想要使某个人的处境变好，就必定要使另外某个人的境况变坏。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得到是以他人的失去为代价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帕累托最优是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相反，如果还可以在不损害其他人的情况下改善某个人的处境，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源尚未被充分利用，这时就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在猎鹿博弈中，两人合作猎鹿的收益对于分别猎兔具有帕累托优势，但是这种情况是假设双方平均分配猎物，也就是说，两个猎人的能力和贡献差不多，所以双方均分猎物。但是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如果一个猎人的能力强、贡献大，他就会要求得到较大的一份，这样分配的结果就可能是（14，6）或（15，5）。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能力较差的猎人的所得，至少要多于他独自打猎的所获，否则他就没有合作的动机。假设猎人甲在猎鹿过程中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工作，他据此要求最后的分配结果是（17，3）。这时相对于分别猎兔的收益（4，4），合作猎鹿就不具有帕累托优势。虽然这样17比4多，改善了很多，17 3也比4 4大得多，猎人总体收益也改善了很多，但是由于3比4小，猎人乙的境遇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也就是说他的收益受到了损害。所以站在乙的立场，（17，3）没有（4，4）好。如果合作结果是这样，那么，乙一定不愿合作。所以，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充分照顾到合作者的利益，使他的收益大于不合作时的收益，他才会愿意选择合作，从而实现双赢的最佳结局。
猎鹿博弈启示我们，双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人们可以通过采取各种举措达成这一局面。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为了让大家都赢，各方首先要作好有所失的准备。在一艘将沉的船上，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将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抛下船去，减轻船的重量，而是大家齐心协力地将漏洞堵上。因为谁都知道，前一种结果是最终大家都将葬身海底。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共生共赢才是企业的重要生存策略。为了生存，博弈双方必须学会与对手共赢，把社会竞争变成一场双方都得益的“正和博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双赢才是最佳的合作效果，合作是利益最大化的武器。许多时候，对手不仅仅只是对手，正如矛盾双方可以转化一样，对手也可以变为助手和盟友，微软公司对苹果公司慷慨解囊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如同国际关系一样，商场中也不存在永远的敌人。作为竞争的参与者，企业要分清自己所参与的是哪种博弈，并据此选择最合适自己的策略。有对手才会有竞争，有竞争才会有发展，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对方的行动有可能使自己受到损失，应在保证基本得益的前提下尽量降低风险，与对方合作。
在温家宝总理访欧之际，前英国财政部政策顾问汤姆·奥尔利克发表文章，寻求中国的支持以熬过经济寒冬，欧盟应采取猎鹿博弈，通力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以保证从中国这儿猎到“鹿”，而不应满足于弄几只“兔子”。
在猎鹿博弈中，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的关键是，合作的双方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双方的利益。如果有一方的合作所得还不如非合作的所得，那么这一方将不会选择合作。
博弈论小贴士
合作是为了双赢，如果没有双赢局面的出现，帕累托最优将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