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以来，中国的股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95年底，深沪两市的投资者人数为1300 万人，上市公司数为323 家，上市总股本为765.63亿股，上市公司市价总值为 3474.27 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6.02%。到1997年8月底，深沪两市的投资者人数已达3100万人，比1995年增加138.46%；上市公司数已达 708 家，比 1995 年增长119.20%；上市总股本已达1597亿股，比 1995年增长81.04%；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已达16 400亿元，比 1995年增长372.04%；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24%，比1995年增长298.67%。在短短20个月的时间中，股份经济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可称为奇迹。股份经济的发展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上市公司的市价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如此之高的比例，本应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并使我国的资源配置得以大大优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并没有按人们的预期发展，不但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在日益滑落，而且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差强人意。也就是说，股份经济的迅速发展、上市公司数量的迅速增加和股票市场的迅速扩大并没有相应地推动经济体制加快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1996年，全国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的亏损数比上年增加了8.85%，亏损额比上年增长了34.92%，与此同时，利润总额却比上年下降了15.30%，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与净资产利润率分别只有1.72%和4.94%，只为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23%和66%；如果把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与利润额相抵，那么企业的总资产利润率与净资产利润率就分别只有0.23%和0.66%，只为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3.08%和8.84%。
对于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这种现象，人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做出各不相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但我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投资体制、产权关系和内在机制没有进行相应改革，这种状况不但制约了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而且还影响了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1996年全国各类工业企业的效益全面滑坡就是一个突出的侧证；二是，在我国目前的9200家股份制企业和700多家上市公司中，转轨不转制的现象相当普遍，绝大多数股份制公司和上市公司只是挂着股份制的牌子，实行的是国有企业的机制，这从深沪两市老上市公司的效益全面滑坡、亏损企业日渐增多的现实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在我看来，我国股份经济这本“好经”基本上被念歪了，我国现有的股份制企业和上市公司都面临着“二次股改”的艰巨任务。面对这样的现实，我认为有必要全面反思我国现行的股份制改革政策，重新研究我国发展股份经济的方式、机制和道路，以便使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能够真正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而走向市场经济，并从总体上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一、企业发行股票，究竟意味着什么？
股份经济作为一种最具现代特色的社会经济形式，具有十分显著的融资功能。由于改革以来我国的投资体制已经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在近年来又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而由于专业银行自身正在向商业银行转变和国家对贷款额度的总体控制，这就使得专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采取越来越慎重的态度，国有企业在对资金的需求规模越来越大的同时，其资金来源渠道却越来越狭窄，取得银行贷款也越来越困难。也正因为如此，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把注意力从银行转向了股票市场。一方面，它们仍然在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千方百计地从银行取得尽可能多的贷款；另一方面，它们又利用国家在发展股份经济过程中实行的额度控制和行政选择方式，来争取尽可能多的股票发行额度，有的公司甚至采取虚报利润、拼凑资产、变相折股的办法，人为地提高前三年的利润率，以便以尽可能高的价格来发行股票并从股票市场“圈钱”，而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又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类做法采取默许甚至纵容态度，至于发行了股票以后，企业体制是否改变，经营机制是否转换，盈利预测能否完成，都成了次要的方面。这种仅仅从融资甚至“圈钱”的角度来对待股份经济的认识和做法，严重扭曲了股份经济的内在机制，也给我们的企业改革直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留下了巨大隐患。因此，研究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问题，首要的一点是要研究股份经济的功能和作用，并真正按照股份经济的内在要求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股份经济，从而使股份经济的发展真正符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趋势。
从股份经济的客观机制来说，企业发行股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它至少意味着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企业发行股票，意味着它取得了双重进入市场的权利。一方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股票，筹集到了设立公司所需要的资金，就可以成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成为具有独立财产从而具有独立意志和独立利益的法人实体。同其他企业一样，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后，可以成为市场主体，开发和生产自己的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股份有限公司又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这种区别主要根源于股票自身的特点。股票是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不能还本，投资者要想收回投资，就只能通过市场把手中的股票转让给他人，这就必须有一个股票的流通场所，这种流通场所既可以是证券交易所，也可以是交易柜台，也就是说，企业发行了股票，不但取得了进入一般商品市场的权利，同时也取得了进入股票二级市场的权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双重进入市场的权利，才使得资本社会化得以实现，也才使得风险社会化得到发展，从而使股份经济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这种双重进入都是有条件的，第一重进入的条件是资本规模和股票发行方式和条件；第二重进入特别是使公司股票进入证券交易所交易，则条件更为严格。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能不能有效地发行股票，发行的股票能不能上市，这都应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市场的自我选择过程。国际通行的惯例是，在股票发行以后，一般都要经过几年的经营时间（通常至少为3年）。而在这几年中，企业每年都必须达到一定的盈利水平，同时在股本额、股东人数、资产总量、净资产额、利润分配等方面，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证券交易所都有不同的但都是比较严格的要求。这样，就把股票发行行为和公司上市行为都变成了企业内部完善机制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行为，这种竞争的过程，就是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过程，而竞争的结果，则是优者胜，劣者汰。但在我国，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却有着与世界各国完全不同的特点：一是，股票的发行和上市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公关”和行政选择的结果，什么企业能够发行股票，发行多少股票，按什么价格发行股票，都由行政部门根据行政意志决定而不是由市场决定。二是，股票的发行和上市连续操作，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发行了股票，在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内就可上市。由于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组而来，而国有企业与股份公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企业制度，从国有企业转成股份公司，是一个巨大的体制跨越，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完成，在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对股份经济的基本知识都知之甚少，甚至连什么是股票、什么是“牛市”和“熊市”这样一些最简单的常识都不懂的情况下，就贸然批准其发行股票并允许其上市，这就使我国股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也使股份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大打折扣。这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且根本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股票发行和上市制度，是我国股份经济扭曲变形的主要根源。
其次，企业发行股票，意味着它取得了进入资本市场的资格并且获得了直接融资权。一方面，股份经济创造了企业的实物形态资产与价值形态资产相分离的资本运动方式，企业的全部实物资产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人都不能以持有公司价值形态的资产——股票为借口，来要求分割公司实物形态的资产，实物形态资产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与价值形态资产的分割性和流动性，是股份经济中资本运动的最基本也是最独特的方式。另一方面，股票的发行和认购，又使得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形成了双向制约关系：对股份公司来说，从获得股份资本之日起，就把裁判权交给了资本提供者，它必须尽可能多地给资本提供者以投资回报，并接受资本提供者按市场规律对自己及其经营者的选择；对投资者来说，在他们购买了公司的股票从而获得了裁判权的同时，也就把资本从而把自己交给了市场，并且在市场上接受自己选择股票——实际是选择企业及其经营者——的能力、水平、时机把握等的全面检验，他或者取得利润，或者承担风险。机会与风险并存，收益与损失伴生，这正是股票市场的活力之所在、动力之所在、公平之所在和残酷之所在。只有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提供者，才有积极性和创造力去选择企业及其股票；也只有承担风险的企业及其经营者，才有积极性和创造力去经营企业，并且在经营中实现自身的价值。直接融资不同于间接融资的一个最主要特点，是把资金的融通变成了资金的直接买卖关系，并通过这种直接买卖关系形成了买卖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关系。这样，如何实现资本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如何实现资本与企业家的有效结合，如何实现市场与企业家的有效结合，就成了直接融资特别是股票市场必须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就是社会资源在不同部门和企业间流动从而走向优化配置的过程。但在我国的股份制改造中，上述三个方面的结合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股票的发行采取行政机制，行政部门利用股票市场上供求关系失衡的状况来控制股票发行额度，把一级市场上发行的股票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这样，行政选择取代了市场选择，行政扩张取代了市场扩张，投资者购买股票，主要是为了赚取股票在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上的价差，而不是公司的参与权与裁判权，上市公司的社会公众股东无一人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这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鲜和奇怪的现象，这样，股份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机制——双向选择机制和双向制约机制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扭曲了。其二，股票市场成了企业“圈钱”的场所，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年复一年地向投资者索取资金——配股，却很少给投资者回报。即是说，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所起的主要是简单的筹资功能，而不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功能。其三，股票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每个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都希望自己的投资风险最小和收益最大，因此，追求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就使得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都进行反复权衡，以便把自己的资本交给最需要又最有能力运营资本的人，并使这些人有充分的积极性去运营资本。这也就是说，因为投资者用的是自己的钱，他要对自己的投资承担风险，因此，风险程度越高，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的要求也就越高。但在我国，由于能够上市的股票都只是国家行政部门批准发行的股票，由于这些股票的发行者绝大部分都由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由于国有股、法人股（许多也是变相的国有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绝大部分，而行使国有股、法人股权力的人又不是财产的直接所有者，也不必为这部分财产的增值还是贬值承担风险，因而在上市公司中就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原有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摇身一变而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许多没有经营才能的人却通过行政机制而得到了资本的支配权。如果这种状况不及时加以改变，听任其发展下去，那么股份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就会在总体上或局部被逐渐弱化，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意义也将会大大降低。
二、公司股票上市，到底受谁制约？
资本的流动性和盈利性，是股票市场的生命力之所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对企业及其经营者能够实行强有力约束的市场，必然是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都比较健全的市场。股票市场之所以能够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在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利用，而在一个利益均衡点上达到平衡。在股票市场上，上市公司必须接受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是股东制约。股东是上市公司的投资者，股东一旦购买了公司的股票，就立即具有了两个方面的权利：一是自益权。自益权是股东以自己获取资本利得为目的而享有的权利，包括利益分配权、剩余财产请求权（在公司破产清算时）和新股认购权。二是共益权，共益权是以参与公司经营为目的的权利，包括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和提案权，董事的违法行为制止权、董事解聘请求权和代表起诉提出权，公司财务账簿阅览权以及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权等。股东的这些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的并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利，是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及其经营者形成强有力约束并迫使其不断改善经营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必要条件。但在我国，股东的上述权利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有效行使，相反，股东大会“无机能化”却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由于目前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法人股占70%左右而且不能流动，因而在股东大会上就普遍出现了国有股的股东代表“一票定乾坤”的现象，无论何种决议，只要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同意了，那么无论是在董事会、监事会还是在股东大会上，都可以畅通无阻，反之，就会寸步难行。这样，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就出现了一些十分反常的现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表面上是三权分立，实际上是合而为一，在这三个权力机构后面，站着的都是国家股股东，这样，股份公司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约束机制就被大大弱化了，公司的各个层面，都不得不对国有股的代表——行政部门负责，而由于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模糊，各个行政部门都可以以国有股代表的身份来插手企业，却又都不对企业经营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这种权力与责任和风险不对称的格局反映到企业中来，就必然是上市公司的转轨不转制：上市公司主要对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对股东负责，这就使企业很难真正摆脱行政控制而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其次是市场制约。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对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价和认同。市场对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价和认同主要反映在股票的市场价格上，一般说来，企业经营业绩好、给股东的回报率高（这种回报并不仅仅表现在公司的分红派息上，而且表现在企业净资产的增加、盈利能力的提高和发展前景的广阔上），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上涨，就会有更多的投资者来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当该公司需要扩充资本而增发新股或配股时，其股票的发行价格或配售价格就会相对较高，企业就可以有效地运用资本扩张权来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这样，因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而引致的投资者对该企业的股票买还是不买、高买还是低买、即期买还是远期买，就形成了公司股票价格的起伏波动，从而对企业在运用资本扩张权时形成强有力的约束。二是“用脚投票”机制的形成和作用。投资者对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投票，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方式。所谓“用手投票”，是指股东在参加股东大会时，对大会的各种决议进行表决；所谓“用脚投票”，是指在公司经营不善时，股东在市场上抛售公司的股票。股东的抛售特别是集体抛售公司的股票，会导致公司股票的下跌甚至暴跌，这不但会使企业的市场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会使企业失去资本扩张的能力，即使其勉强能够进行资本扩张，也会在市场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从而使企业在运用资本扩张权时因价格偏低而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股票价格的过低还容易引发市场的收购与兼并行为，使有实力的公司能够以比较低廉的成本达到控制该公司的目的。但我国的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却不能充分而又有效地起到上述制约作用。由于我国的股票市场主要是一种政策性股市，股价的走势与国民经济的总体趋势和企业的经营实绩并不能够真正建立起内在的和有机的联系，而往往是齐涨齐落，这就使股票价格的变动对企业的制约作用被人为削弱了。反映到企业内部，股市高涨时有的企业的股票的市盈率可以达到几千倍，股市低迷时有的企业的股票的市盈率只有3~4倍，这样，人们在分析股票价格时，就不只看质，而更重势，甚至在庄家的操纵下，“越穷越光荣”，越亏价越高，这就使企业及其经营者对股票价格的变化处于一种近乎麻木的状态，除非出现极端情况和特殊原因，否则企业领导人就不会为自己股票价格的变化而忧虑。特别是由于上市公司中占 70%左右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动而处于呆滞状态，就使任何想通过二级市场收购和兼并上市公司的企图都难以成功，这又反过来弱化了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强化了行政权力对上市公司及其经营者的约束，使上市公司及其经营者在市场约束和行政约束面前轻前者而重后者，不是减弱或摆脱了行政依赖，而是强化了行政层次和行政依赖，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三是法律制约。股票市场不仅需要有千千万万的投资者参与，而且更需要有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股份经济立法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告诉人们不应该干什么，而不是侧重于让人们必须干什么；股份经济立法的出发点应该是保护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不能把股票市场视为异己的力量而把本该参与市场运作的机构和组织排斥在外。股份经济立法和监督的核心，在于保证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使市场成为完全市场化的市场，成为资金流畅的市场，成为投资者信任的市场，成为价格公平的市场，成为信息高度透明的市场。为了形成这样的市场，有两个方面的制约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实行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必须坚持三个基本的原则：一是完整的原则，企业必须完整地向社会和投资者提供各种重要的和正确的信息；二是迅速的原则，企业内容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必须通过新闻媒介迅速地公诸于社会；三是公平的原则，企业提供的信息不但必须为所有投资者所利用，而且要为所有投资者所理解，既不能把企业的信息特别是重大信息只提供给少数人或一部分人，也不能在提供信息时使用容易引起歧义的语言或一般社会公众不容易理解的术语。实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和坚持信息披露的完整、迅速、公平原则，既是为了给投资者提供必要的信息，使其在市场上进行选择时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和合理抉择，也是为了提高企业经营的透明度，把企业置于整个社会的监督之下，并且确保投资者能够根据这些必要的信息来行使自己的权力，确保各个上市公司公平竞争，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在竞买和竞卖时能够站在一个平等的起点上。其二是严格禁止内幕交易、关联交易和人为操纵股价。在这两个方面，我国的股份经济也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1）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已有1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 1990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始算起，正规的股票交易也已经有了6个年头，但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部调整股票交易的根本大法——《证券法》，已经出台并实施的《公司法》也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行政色彩，给行政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留下了过大的空间。由于没有《证券法》，就只能用行政规制来代替，这就很难避免行政调节的随意性和不科学性，也很难避免对股份经济扭曲的现象发生。特别是，目前我国证券管理的最高行政机构是由16个部委的官员组成的国家证券委员会，由于这些部委都有自己的自身利益，因而每一项法规或规制的出台，都要经过反复“磨合”的过程，直到达到各个部门的利益“均衡点”时，才能形成可以出台的法规或规制，因而这种法规或规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形或扭曲的现象，并且很难在市场中及时而又有效地发挥作用。在1996年5月，国务院证券委就决定要尽快公布《投资基金管理条例》和《中外合作基金管理条例》，但至今已过去了一年半时间，这两个《条例》还迟迟不见出台。对于一个千变万化、时效性极强的股票市场来说，管理节奏如此缓慢，管理方式如此落后，其管理绩效也就可想而知了。股票市场监管的要义是“预防胜于治疗”，而预防的最有效手段则是加快立法和严格执法。世界各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都已充分表明，成熟的市场可以本能地产生对不合理的行政命令的抗逆机制，而依赖家长式保护加上随机性惩罚的市场，其发展的进程和成熟的进度都会相当缓慢也相当艰难。如何在保证市场监管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同时提高市场监管的时效性和科学性，是摆在我国证券监管部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2）股份公司实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制度，其中，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常设权力机构，监事会是日常监督机构，在这三个方面中，如何通过立法和有效的监管，对董事会进行严格的约束并提高其效率，是当前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环节。作为董事，他对公司负有忠实的义务、谨慎的义务和竞业禁止的义务，董事的行为必须以公司利益为第一准则。但在我国，公司董事任意泄露公司机密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公司的董事会刚刚结束，会议的决议就已在市场上广泛传播，这不但从根本上违背董事所应对公司承担的义务，而且还人为地造成了市场投资者在获得投资信息方面的严重不平等，违背股份经济必须坚持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3）防止内幕交易和关联交易，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保障市场投资者权益的中心环节，但在我国，内幕交易和关联交易的现象却屡屡发生，特别是内幕交易已成为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许多上市公司都与市场庄家串通，采取沽空搏傻或拉高搏傻的办法，欺骗中小投资者而从中渔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股份公司没有丝毫的信息披露，其股票却已出现异动，而当公司正式公布信息时，庄家却已开始反向操作了，这样，在市场中受到损害的就必然是中小投资者。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给股票市场从而股份经济造成严重的内伤，这不但会大大降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转轨进程，使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努力遭受挫折甚至走弯路。
三、社会资源配置，怎样才能提高效率？
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股份经济中，这个问题也格外突出。根据上市公司 1997 年的中期报告，截止到 1997 年 6 月 30日，深沪两市的685家上市公司的总资产为8010.05亿元，净资产为3931.39亿元，利润总额为251.48亿元，净利润为204.26亿元，总资产利润率为2.55%，净资产利润率为5.20%，前者大大低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后者略高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从表面上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似乎并不低，但是如果把这些上市公司当初采取大大高于股票面值发行股票和连续高比价配股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就会大打折扣，其总资产利润率与净资产利润率实际上都比较低。同时，上市公司1997年的中期报告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值得忧虑的前景：上市时间越长，盈利能力就越低。1997 年上市的公司，每股收益为0.198元，总资产收益率为4.77%，净资产收益率为6.6%，主营利润率为13.8%，主营利润比重为88.11%；1996年上市的公司，每股收益为0.161元，总资产收益率为4.10%，净资产收益率为6.77%，主营利润率为9.94%，主营利润比重为81.73%；1995 年上市的公司，每股收益为0.098元，总资产收益率为2.36%，净资产收益率为4.15%，主营利 润率 为 7.09%，主营 利润 比重 为69.29%。这种现象突出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总体而言，我国的股票市场不是在优化资源配置，而是在劣化资源配置，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局面，那么我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的“国有企业综合症”——资产一天天增加，效益一天天下滑——就会蔓延到股份经济中来，股票市场为上市公司筹集的大量资金就会被“打水漂”，社会的资源就将被白白浪费。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在客观现实面前，每一个致力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人都应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局出发，放弃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真正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和股票市场建设。
第一，必须改变用计划经济手段来发展股份经济的作法，真正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来发展和完善股份经济。在这方面，核心的一点是放弃计划核定股票发行额度和行政选择股票发行和上市的做法，全面引进股票市场的竞争机制。股票的发行与上市本来应是市场行为，必须把它还原给市场。在这方面，有两个方面的做法必须改变：一是，国家核定并切块下达股票发行额度的做法必须废止。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都可以发行股票，它们什么时候发行股票、按什么价格发行股票，都应根据市场情况由自身确定。企业发行的股票，都具有同等的身份，而不应根据投资者的出身来“唯成分论”，把股票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社会公众股。二是，股票发行和上市联动的做法必须废止。所有发行股票的企业，都应从发行股票之日起，有连续三年的盈利记录。在这三年中，每股税后利润和净资产利润率应分别不低于10%、15%和 20%，什么时候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什么时候就可以上市。股票一旦上市，就全部上市，而不是部分上市，从而满足股票投资者资本获利和资金变现的双重要求。这样做，就把竞争机制真正引入到股份经济中来了，就把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变成了投资者和企业的双向选择过程，变成了企业经营的市场评价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变成了挤缩行政功能、放大市场功能的过程，从而避免目前普遍存在并且越来越盛行的“包装上市”和“转轨不转制”问题。
第二，必须给所有的股票都创造一个流通和变现的场所，使股票市场既能调节资产增量，又能调节资产存量。必须看到，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只有通过运动，资本才能实现合理配置和结构优化；股票的特点是流动，不能流动的就不是真正的股票。还必须看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种资合公司而不是人合公司，不管投资者具有何种身份，也不管资金从何而来，在进入股份有限公司后，都要脱去原来的所有者的外衣，而变成公司的独立财产，投资者身份的不同只在公司外部才有意义，在公司内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根据投资者的“出身”，把公司的股票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社会公众股，进而按不同类别的股票来确定它们的交易条件和交易规则，是很不科学的。在这方面，我国的股份经济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突出弊端：一是，以投资者的出身来确定股票的性质，进而把股票分为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二是，只有国家行政部门选择的企业才能公开向市场发行股票，而且只有根据国家配给的额度发行的股票才能上市，这一方面造成了其他企业发行股票困难，使得其他的股份有限公司难以设立，从而把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完全纳入了行政轨道；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已有的大量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占上市公司74%左右的国有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国有股、法人股的转配股不能上市，从而形成了大量的资金沉淀。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的方法不对头，都会严重阻碍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阻碍我国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可行的思路是：（1）建立股票的柜台交易市场，实行股票的分层次交易，给所有的股票都提供一个流通和变现的场所，以恢复股票的本性；（2）改变按投资者身份划分股票类别的做法，分阶段地逐步解决现存的国有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的上市流通问题。这样做，既可以解决现有的国有资产大量沉淀问题，使国有资产的实物形态、证券形态和货币形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使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和手段来调整产业结构和资金投向；也可以解决上市公司的市场统一评价机制问题、资本扩张权的有效运用问题（目前由于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动而又无资金参与配股，因而使上市公司在运用资本扩张权时大打折扣）以及上市公司的收购与兼并问题，建立起股票市场的合理而有效的压力机制与激励机制。
第三，必须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代理环节过长，“内部人”和代理人都不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是我国上市公司乃至整个国有企业在组织制度和制约制度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产权关系入手，一方面，要把产权明晰化作为企业改革的主线，变模糊的产权为明晰的产权，变集中的产权为分散的产权，变呆滞的产权为流动的产权；另一方面，要创造一种机制，把能够承担资产经营风险的最有能力的人选择到企业的经营者岗位上去，并且要使企业的收益与经营者的收益和财产建立起内在的和有机的联系。只有这样，企业的管理者才会真正珍视自己的地位，并且像经营自己的财产那样经营好企业的财产；也只有这样，企业的竞争机制和经营者的竞争机制才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才能在这种竞争中逐步得到提高。
（本文发表在《经济导刊》1997年第6期上，
《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全文转载）
